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展这一课题研究，主要是为了驳斥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断了中国的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封建主义化”等谬论[1]。在研究方式上，采取了哲学史的叙述方式，历史地梳理从辛亥革命前后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到毛泽东思想创立的过程，在人物研究上，主要关注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杨匏安、恽代英、瞿秋白、艾思奇等代表。这是中国学术界第一次在一个大的时段上叙述众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使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突破了只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单一模式，从而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但是，由于这种历史叙述的基础并不充分，尤其是缺乏个案研究，所以，整个历史叙述都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展开的。这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中国没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过程。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种种质疑都是针对这种假象的[2]。我认为，要克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上述不足，就必须开展两项基础性研究：一是辨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澄清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种种误读；二是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哲学史书写。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辨析
概念辨析，从来都有两条路径：一是词句辨析二是意义辨析。前者是分析的，后者是历史的。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词句的问题，而是一个包含丰富历史意义的过程。对于这一过程，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或把它当作一个实践问题加以研究或仅仅从特殊性、本土化的视角来理解，或把它纳入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研究范式之中作抽象概念和个别原理的分析。这些研究和理解虽然可以解决一些细节问题，却不能从历史的总体上、在思想史的进程中呈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意义。由于缺乏历史总体性的研究和思想史的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以孤立的、碎片化的形象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为了改变这一研究状况，我力图通过意义的辨析，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内涵和理论品格。
辨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问题，是要弄清楚这究竟是一个理论命题，还是一个经验命题。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把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一个经验命题，认为他在这里所说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的应用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实践的问题，而非理论问题。不可否认，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确是强调应用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义。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上，他引用了列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思想，号召全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仅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3]毛泽东在这里强调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是“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指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结论，而是存在于它们背后的哲学思想。在毛泽东看来，正是这些哲学思想，构成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学习和掌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掌握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把它的理论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条主义者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这一精髓，而是把它当作一些书本知识、一些现存的结论，然后把这些书本上的知识和现在的结论简单地、机械地搬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来。
毛泽东正是在阐发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哲学实质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只是讲的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而且讲的是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准确地说，讲的是中国革命的哲学问题；毛泽东在提出这一问题时，虽然是为了解决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问题，但他绝不把这个问题归于具体的有关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仅仅在实际的、经验的层面上来解答这一问题，而是把这个问题看作有关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力图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来解答这一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理论命题，而不是一个经验命题。
辨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问题，是要进一步确定它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所具有的历史内涵和意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定义为一个理论的命题，这本身就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性质，肯定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意义十分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是建立在对工业文明的概括和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基础上的，而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又是世界性的，是以消灭民族工业、民族文化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概括工业文明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时，不是要从世界性返回到民族性上，而是要打破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反对西欧资产阶级独占世界性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主张世界各民族共同享有世界性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强调在世界历史基础上的全人类的解放。所以，当恩格斯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的时候，不是要东方民族退回到前资本主义状态，而是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改造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使其达到当代世界文明的水平。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普遍性，才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始终坚持以这一普遍性来改造中国的旧经济、旧政治和旧文化，创造中国的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使其走出传统，走进现代化、走向世界。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儒学在对待中国文化发展时存在着本质区别：新儒学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只是在内容上吸收西方文明的思想，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主张以西方先进的文明思想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而挽救其中合理的内容，从而把中国文化提高到世界文明发展的水平，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些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普遍性品格及其意义。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抽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而是通过解答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重大课题来确立其普遍性，从而创造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理论品格。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研究面临着两个重大课题：一个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问题；一个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相对于19世纪末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定义而言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唯物史观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由于这一定义，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受到了20世纪初的许多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派别的挑战。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以马克思主义没有本体论而否认马克思主义有哲学，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社会思潮。为了回应这种挑战，奥地利和俄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企图用新康德主义、马赫哲学等现代西方哲学来修补马克思主义。这就向东西方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哲学？如果有，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什么？为了解答这一问题，以列宁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和以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研究。他们之间虽然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强调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即本体论；这一本体论不同于西方其他思潮的特点在于，它是以辩证法和实践为核心展开的。这样一来，从哲学本体论上阐发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就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瞿秋白在向中国人介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也介绍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这一特点，强调了建立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之意义》一文中，他针对中国人早期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指出：“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研究，至今还是异常贫乏，对于唯物史观的介绍往往不大确切和明了。通常对于唯物史观及马克思主义的译名，即如‘唯物史观’一词都嫌疏陋，马克思的哲学学说决不能以唯物史观概括得了。所以，必须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真切的意义。”[4]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真切的意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人只有从这样的高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从而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认识和分析中国社会。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本体论意义的这一阐发，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和创造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历程。毛泽东的《矛盾论》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都是阐发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和李达并没有简单地搬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本体论，而是根据自己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了以实践为核心，融宇宙论和认识论为一体的本体论。这一本体论集中体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解答[5]。
第二个问题是在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中提出来的。20世纪20-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反思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清晰地看到，苏联模式不适合西方的实践，西方无产阶级革命需要适合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从这一认识出发，他们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的总体性，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哲学理论都是特殊，是依据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实践而建立的具体理论，反对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在这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普遍性，而是反对超越民族特性、时代特性的抽象的理论普遍性，强调任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都有其相应的实践基础。这样一来，如何结合本国的革命实践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无产阶级的意识和行动，就成为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任务。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把理论和实践关系作为重大的哲学课题，而且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提升为哲学范畴，以此来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能动性和批判性特征，从而创造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风貌。然而，由于东西方社会发展水平不一、面对的问题不同，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实践的理论意义和能动性的说明也各不相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层面上阐发实践的理论意义和能动性，从而创造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而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主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阐发实践的理论意义，发现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实践的现实途径，创造了具有科学理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毛泽东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6]，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关系的探讨，而他的《实践论》
就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论阐发。由此可见，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时代课题的解答，具有时代性；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创造，具有民族性。
通过以上两个问题的辨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理论命题，作为一个理论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哲学，准确地说，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2）作为一种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普遍性的品格，它的普遍性的品格，在理论形式上，就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和政治哲学，这些都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而在实践上，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和中国近代哲学传统的继承，就是创造实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3）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解答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面临的两大课题中确立自身的理论普遍性，并由共来显示其特殊性和民族风格。这一事实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普遍性具有时代的和世界的内容，它的特殊性和民族性不过是时代的和世界的普遍性的民族形式，因此，它也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变化不断地改变自身的形式。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哲学史书写问题
既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理论命题，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那么，对它的叙述就不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应用为主线，而应该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造为主线。这就提出了重新书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的问题。要更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哲学史写书方式，应该开展三个方面的研究。
首先，要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再创造的关系。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必然有一个传播的过程。但是，中国人一开始就不是以知识论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当作新知识介绍到中国来，而是以实践的态度对待它，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当作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了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其在中国传播开始，就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现象，解答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创造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是这一理论创造的结晶。这一历史过程表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再创造是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再创造的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创造又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鲜活的中国民族形式和中国实践的内容。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来说，创造是更重要的方面。因为，哲学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哲学中的那些富有原创性的内容和形式，同样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也应该着重抽象出蕴藏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那些富有独创性的理论。可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造为主线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是哲学史书写方式的内在要求。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需要在长时段、大空间中展开。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哲学理论，却不是一种已经过去了的哲学，也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哲学，它是具有总体性和历史性特征的哲学。总体性指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几代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创造的思想财富。在这些创造者中，不仅有第一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有第二代、第三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有作为领袖人物的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邓小平等哲学家，而且还有其他职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艾思奇等是第一代代表，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大学校园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组成了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创造对于推动中改革开放、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这样一个广大的、不同的群体中创造出来的。历史性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发生在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也发生在邓小平所处的时代，新世纪更是这一过程的继续。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到新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在传播和创造的交融中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人介绍和传播的是以列宁哲学为标志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的哲学，列宁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帝国主义和国家的理论，有关政治、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都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无论是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还是对中国大学校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然而，无论是列宁哲学，还是列宁之后的苏联哲学，都是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向工业国家过渡的理论，它揭示了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必然性，揭示了后起的工业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却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些国家如何解决由历史原因所造成的物质短缺问题，没有探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问题。直到20世纪70年代，苏联和中国一样，都还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并没有经历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如何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如何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和文化的意识形态？这是当时处在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提出和研究这一问题，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却有着丰富的建构民主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内容。正是这样，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学术界在反思中国的现实、创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开始转而在中国介绍和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创造的新阶段。事实上，介绍和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学术界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译介和研究集中在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等核心人物，而其后则更重视那些与现代性批判、民主政治建立和消费文化批判相关的思潮，于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也进入了中国学术界的研究视野。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资源的更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主要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也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来阐发；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主要是实践本体论的；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集中于政治哲学、文化批判理论的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发展大大突破了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的时间和空间限度。这就要求研究突破毛泽东时代的界限，在长时段和大空间中开。所谓长时段，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一个世纪的中国思想发展之中，分析它的阶段性变化、哲学传统的形成，尤其要重视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发展，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作的哲学反思和理论创造纳入研究之中；所谓大空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之中，通过比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同，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格和发展的内在机制。
最后，需要在多层次上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作为一个思想变革的过程，有内史和外史之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史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展开的。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史学的关系就是如此。20世纪20-30年代开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方法，以革命为中心，对中国历史展开了新的研究，导致了中国史学的革命。促使这场史学革命的，除了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等人从哲学、社会学层面上对中国历史的说明外，还有一些史学家，比如，陶希圣、侯外庐、郭沫若等人对中国古代史的重新思考。史学革命，一方面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分析中国问题，说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提供了历史根据，另一方面又赋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中国的内容和中国的形式，从而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在与经济学、社会学、史学等领域的相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这些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外史是在与其他思潮之间展开的，比如，与人文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新儒学的关系等。在这些关系中，马克思主义既受这些思潮的影响，也影响了这些思潮。由此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一些抽象的哲学原理的分析，而必须扩大到其他领域，一方面，要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开展研究，联系这些领域的思想变革，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思想史基础，另一方面，要联系中国思想界的论争和变革，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中国思想变革的意义。总之，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内容。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才能摆脱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研究范式，走进中国的思想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出是对一个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反思，但是，其又不是悬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之上的抽象的理论活动，而是后者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一个历史环节。
作为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一个历史环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意义在于，提升了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意识，更新了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开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绝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终结、过去，而是它的现在和未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新开端。葛兰西在论述哲学和哲学史、文化和文化史的关系时曾经指出：“人们如果没有意识到世界观的历史性，没有意识到这种世界观所代表的发展阶段以及它同其他世界观或其他世界观的要素相矛盾这一事实，那么，在最直接和最本质的意义上，就不能够成为哲学家，就不能够具有批判的、融贯一致的世界观。”[“7]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也是如此。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自己的历史基础，不去揭示后者之中的哲学与其他哲学世界观之间的矛盾关系，就不可能成为具有创造性、批判性的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也就只能停留在经验层面上，更不能成为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不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升，它本身所包括的历史性意义和特征也不可能清晰地呈现出来。可见，建立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到理论的水平、呈现其中的历史性意义和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真正意义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走进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的重要一环。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