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产生的“世界哲学”,其历史文化基础包括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中国传统哲学中有丰富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而且二者在荀子、张载、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中达到了统一,形成了中国哲学中的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这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便利的思想桥梁或理论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唯物主义,它实现了哲学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而中国传统哲学具有某些现代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具有某种程度的契合,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致性。
中国哲学、希腊哲学和印度哲学是世界文明圈中的三大哲学传统。这三大哲学传统就其最初的发生而言,的确是在相对隔离的环境中独立形成的。然而,它们一旦产生之后,随着人类文明和交往的发展,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着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新的哲学形态。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产生的,恰恰相反,它科学地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重大问题,是人类文明和哲学成果的结晶。其中,中国传统哲学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的历史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我们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一步认识和把握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文化基础及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
哲学体系往往以哲学家个人的名字命名,但并非专属他个人。黑格尔说过,哲学是“思想所集中表现的时代”。马克思把这一观点进一步发挥为“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由哲学家们创造的哲学体系,不管其形式如何抽象,也不管它们具有什么样的“个性”,都和哲学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法国启蒙哲学明快泼辣的个性,德国古典哲学艰涩隐晦的特征,离开它们各自的时代都是无法理解的。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哲学体系的出现都和它所处的时代相联系,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19世纪中叶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后果、法国政8治革命及其后果、世界历史的形成及其意义,这三者是资产阶级进行历史性创造活动的主要成果,这些成果及其引起的具有现代形式的社会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国际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推动马克思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因,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
肇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到了19世纪40年代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生产已经机器化、社会化。1789年开始的法国政治革命,到1830年推翻复辟王朝时也取得了历史性胜利,资本主义制度得到了确立和巩固。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人类历史从封建时代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从自然经济时代转向商品经济时代,从“自然联系占优势”的时代转向“社会因素占优势”的时代,同时也就从民族历史的时代转向世界历史的时代。
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即整个人类历史,而是特指各民族、各国家进入全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使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世界历史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可经验到的事实了,但它却形成于19世纪。马克思以其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这一历史趋势,他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命题表征了这一历史趋势,并明确指出:
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①。具体地说,生产的繁荣和社会化以及需求的扩大,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欲望,驱使着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力图建立世界市场;大工业的建立、美洲的发现以及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的发现,使得世界市场得以形成;世界市场的存在“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②,而世界历史的形成就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基础的。从根本上说,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世界历史的形成使以往那种各自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如此。在世界历史中,各民族之间不仅存在着物质交往,而且进行着精神交往。例如,中国哲学传到西方后,西方近代哲学家纷纷与中国古代哲学家“对话”。《苏格拉底与孔子的对话》、《一个基督教哲学家与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之类的著作一度盛行。正是在这种种“对话”中,一种世界文化开始形成。歌德认为,主静的东方文化和主动的西方文化共同组成了世界文化的两个方面。莱布尼茨指出,中国哲学与欧洲哲学相互补充,组成了一个世界文化。这就是说,在世界历史中,不但存在着世界市场,而且还“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即世界性的精神产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种世界性的精神产品,它是在世界历史这个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产生的世界哲学。
哲学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来把握世界。作为世界观的理论形态,哲学既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又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从哲学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来说,哲学具有民族性,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哲学;就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言,哲学又有超越民族性的一面,具有时代性或世界性,所以不同的民族哲学之间能够进行“对话”。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民族性是哲学的主要特征。即使孔子、老子、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对其他民族发生过影响,也仍然属于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范围,并未改变哲学的民族性。老庄哲学是中国哲学,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哲学,如此等等。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性的学说。马克思曾经预言: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③。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这样一种世界哲学。它正确地揭示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深刻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趋势,从而成为“世界的一般哲学”。
作为一种世界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人类哲学智慧的结晶,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尽管德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故乡,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专属德国,它的历史文化基础也并非仅仅限于德国和欧洲。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朴素辩证唯物主义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大的历史文化基础。
中国传统哲学早在12世纪就已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欧洲,从18世纪中叶起开始在欧洲产生影响。这是因为,18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社会正处于剧烈动荡和变革之中,大凡处于变革时代的民族或国家总是需要借助外来文化的刺激,此时文化之间的互补现象格外突出。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哲学得到了长达两千年的持续发展,而不是像西方传统哲学那样“中断”在欧洲中世纪。中国传统哲学探讨的问题之宏广邃微,理论内容之博大精深,思潮迭起之波澜壮阔,学派形成之层出不穷,概念范畴之洗练繁多,实为欧洲中世纪哲学所无法比拟,必然为西方近代哲学家所关注。西方近代哲学,尤其是法国启蒙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参照中国传统哲学。
事实也是如此。1761年,英国哲学家哥尔斯密出版了《世界公民》一书,其副标题就是“中国哲学家从伦敦写给他的东方朋友的信札”。在这部著作中,哥尔斯密用中国哲学家的口吻,发表了对英国和欧洲社会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并高度评价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中庸之道”,认为应“恪守中庸之道”。从哥尔斯密著作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此时已经进入西方一般思想家的书房,成为他们随时要用的工具和材料。
法国启蒙运动的大师们几乎无人不在关注和评论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伏尔泰声称,他在中国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伏尔泰站在反基督教神学的立场上力图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并认为中国儒学是“理性宗教”的楷模,而中国人“是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撰写了“中国哲学”的条文,把自《易经》至明末清初的中国哲学史梳理了一遍,划分了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三个阶段,分析了《易经》与莱布尼茨二进制的关系,并认为中国具有悠久的抽象思维传统,中国哲学是借助符号、象数、形象来探讨宇宙的本原以及人与宇宙关系的。狄德罗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为西方思想家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开辟了新的空间。
在研究中国哲学方面,法国启蒙哲学是如此,德国古典哲学也毫不逊色。莱布尼茨说中国哲学给他“一大觉醒”,他始终关注并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哲学,殚精竭虑将中国哲学的概念和西方哲学的概念相弥合。莱布尼茨比较了中国哲学和欧洲哲学关于“一”与“多”关系的思想,比较了中国哲学的“理”和欧洲哲学的“实体”的关系,比较了《易经》中的思想和欧洲思想史上关于算术进位理论的关系,进而认为,中国在实践哲学方面占优势,欧洲在思辨哲学方面领先,二者迫切需要理解对方,并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从而“集合在一起”;中国哲学和欧洲哲学相互学习,“集合在一起”具有内在的可能性,因为中国人的思维和欧洲人的思维之间存在着共通性。
例如,中国古代易学八卦图的数学配列顺序与欧洲近代二元算术在思维建构的方式上完全相同。
黑格尔“借助巨量的参考材料”来研究中国哲学,尽管他站在“欧洲文化中心论”的立场上来看待并贬损中国哲学,但也不得不承认历史开始于中国人,世界精神的太阳也是“从东方升起来”;“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论原则的书)是这类思想的基础。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④尽管他否定孔子哲学,但也对老子哲学中的对立统一、从“无”——否定的规定开始生成发展的观念表现出较大的兴趣,并认为老子哲10学“以思辨作为它的特性”,其“道”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似乎如毕达哥拉斯派一样,从相同的基本观念出发”。换言之,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具有相同之处。
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传入欧洲后对西方近代哲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被西方近代哲学家融入到自己的哲学思想中。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批判继承西方近代哲学,尤其是法国启蒙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过程中形成的,法国启蒙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同时,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曾专门研究过中国历史,并写下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波斯和中国》、《中国和英国的条约》等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文章。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也直接或间接地研究过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并明确指出:
“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就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⑤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文化基础。
无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是,仅仅从直接理论来源来理解某种哲学的发生,只是一种狭义的发生学理解,因为直接理论来源是指对某种哲学的产生起到直接作用的那些思想和学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世界性的哲学来说,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来理解它尤为重要。同时,作为在宏大的世界历史背景中和宽广的历史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世界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要超越欧洲境界,“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文明世界的一切语言中都找到了代表”⑥,在不同的民族那里都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为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性及其理论途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指出每一个民族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道路。列宁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⑦列宁的这一观点无疑具有普遍意义。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取得具体的民族形式。
恩格斯早就指出:“毫无疑问,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负有在运动中起极重要作用的使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它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⑧这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同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转化为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发挥自己改造世界的功能。
就中国而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取得民族形式”,“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⑨。这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同时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所以毛泽东指出:“从孔夫子到11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0,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重要的理论特征,即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因此,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需要指出的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加上“历史唯物主义”,以此来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两个主义,而是意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一重要特征,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自然观上,而且在历史观上都是唯物主义的。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把它转为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无论在自然观,还是在历史观,“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11。可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主义,而是一个主义,即包括社会历史领域在内的辩证唯物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列汉诺夫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术语。列宁则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中国哲学中存在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传统,更重要的是,这种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达到了统一,形成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就认为,墨子的哲学思想是“古代辩证唯物论”12。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某种一致性。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回答哲学基本问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也是在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尽管中国传统哲学有其思考的特殊问题,但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的中国传统哲学也必然要探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当然,每个民族的思维类型又各不相同,不仅思维的载体——语言形式不同,而且思维方式也不尽相同。例如,中国的墨辨逻辑、印度的因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就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思维特点。中国传统哲学在探讨哲学基本问题时,无论其表达方式还是表现形态,都与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所不同,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传统和理论创造。
实际上,哲学基本问题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为问题的永恒性和形式更替性的对立统一。
从西方哲学史来看,哲学基本问题有五种历史形式:(1)远古的萌芽形式,即梦与肉体、感觉与“身体的活动”以及“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2)古代的朴素形式,即世界的基质是“原初物质”还是理念的问题;(3)中世纪经院哲学形式,即神与世界的关系问题;(4)近代的完全形式,即世界的本原“是精神,还是自然界”,以及思维“对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问题;(5)现代形式,即人及其活动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就中国传统哲学而言,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讨论的是不同的问题,按其历史进程来说,主要问题是:先秦至两汉的天人之辩和名实之辩;魏晋至隋唐的有无之辩和形神之辩;宋元至明清的理气之辩和心物之辩。这六个主要问题实际上就是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特殊表现形式。正是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也产生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基本派别,形成了独特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
同古希腊唯物主义一样,中国先秦至两汉的唯物主义也是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初的物质”。《管子》以水为“万物之本原”。《荀子》认为,“气”是一切“有生”、“有知”、“有义”的事物赖以存在的基础或本原,等等。但是,魏晋之后,中国哲学的发展同西方哲学的发12展就有很大的不同了。在欧洲中世纪,神学占据统治地位,西方哲学由繁荣走向衰落,而中国哲学却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走在当时世界哲学的前列。就中国的唯物主义哲学而言,此时,它对世界本原的探讨,已从以前的具体实物形态深入到事物之所以存在的自身原因和根据,即本体。裴危页主张“崇有”论,认为万物都是“自生”,“自生而必体有”。这就是说,“自生”的万物必然以“有”即客观存在为本体。王安石以自然元气为“本”“体”,以形器之冲气为“末”“用”,认为“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道德真经集义》卷九第九)张载提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正蒙·太和》),即“太虚”“无形”的“气”是“有形”之“气”的“本体”。换言之,客观存在是世界的本体。王夫之则概括出“实有”这个哲学最高、最普遍、最基本的范畴,认为“实有”即客观实在是宇宙万物共同具有的本质、本体。“实有者,天下之公有”。(《尚书引义》)可以看出,从魏晋到明清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已由认识具体实物的直观阶段发展到深人探讨事物本体的理性阶段,其理论思维水平远远超过同时期的西方唯物主义哲学。
不仅如此,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物主义还同辩证法密切相关。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整体联系、变化日新等问题,都有相当精彩的论述,形成了较为发达的辩证思维。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这种朴素辩证法和朴素唯物主义在荀子、张载和王夫之那里达到了统一,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中朴素辩证唯物主义传统。
中国传统哲学一向重视“和而不同”。西周末年史伯就提出“和”的观点,并区别了“和”与“同”,认为“和生实物,同则不继”。这种“和”的观念,后被儒家发展为“中和”的思想。这里,“中”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和”则是使不同、差别、对立相结合,使之合乎节度。这无疑包含着辩证法的智慧,它同时表明,同西方辩证法相比,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更为关注中庸和谐、有机整体,充分肯定宇宙是一个和谐有序相关的整体。“在希腊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的宇宙的哲学。”1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还关注生生不已、变化日新,认为变化的本质就是创新,宇宙是一个不断创新进化、生生不已的过程。德国古典哲学家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中国古代哲学家却认为,太阳底下总会出现新东西,“变化日新”。“天地之大德曰生。”一个“生”字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哲学及其辩证法的特有风格。如果说古希腊哲学家是从“有”(存在)开始他们辩证思维的,那么,中国古代哲学家则是从“生”(形成)开始自己辩证思维的。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与西方辩证法又有相通或相似之处,即它也极为重视对立统一规律。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指出:“辩证法乃在于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在中国哲学史上,《易传》就已经精湛地接触到对立面的统一是事物变化发展根本规律的思想,认为“生生之谓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阴一阳之谓道”。具体地说,天、地、人的生生之道,其根据都在阴阳两种势力之间发生相互激荡、交感、结合和彼此推移的变易之中。
荀子对先秦哲学作了总结,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较为辩证地阐明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按照荀子的观点,“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然而,“天能生物,不以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荀子·礼论》)这就是说,万物的生成和变化是天地合气、阴阳交接矛盾运动的结果,而“辨物”与“治人”这类意识活动和社会13活动则只为人类所特有。因此,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事在人为;同时,只有通过人的作为,才能“知天”、“能参”、“理天地”,从而“制天命而用之”。可见,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在荀子这里达到了统一,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中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
之后,张载则以气一元论阐发对立统一规律,认为气是一种连续的物质,内部包含着阴阳两个对立面,具有浮沉、升降、动静相感即相互作用的本性。正是由于这种本性,气具有不断产生出天地万物的必然性,并形成了万物运动的规律性。“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纟因、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正蒙·太和》)这表明,张载的气一元论是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
与此相应,张载还提出一种辩证的思维方法,认为“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同上书)这就是说,凡观物要察其一中之两,以及两体之一;于一观其两,于两观其一。这种思维方法的本体论根据,就是认为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中,同一性更为重要,差异和对立乃是包含在统一与和谐之中的,或者说,“两”(对立)是“一”的固有内容,“一”是“两”的本来根据。把差异和矛盾当作统一体的固有内容来把握,同时把统一与和谐当作差异与矛盾的本来根据来把握:这种思维方法无疑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法。而形而上学思维方法一个致命的弊病,就是把本来包含在统一体内部的差异和矛盾变成了外在的不相容的对立和不可克服的矛盾。
由此可见,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在张载哲学思想中融为一体。张载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王夫之总结并综合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不仅辩证地分析了理与气,道与器,无与有,动与静,“合二为一”与“分一为二”,知与行,“名”(概念)、“辞”(判断)与“推”(推理),言、象、意与道、“微言”与“明道”(分析与综合)等等的关系,而且探讨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按照王夫之的观点,阴阳的对立统一是事物中普遍存在的规律,不论自然还是社会,都“屈伸往来顺其故而不变”,即一切运动变化都遵循必然的因果律;同时,事物又“各依其类”,“各成品汇,乃其品汇之成各有其理”(《正蒙注·太和篇》),即各类事物各有自己特殊的规律,人们只有认识了这些特殊规律,才能知道如何处理各类事物,这是“当然之则”;“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不离器,道随着不同的器又有不同的表现,即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是丰富而深邃的,他完成了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气一元论体系,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发展到了顶峰。王夫之因此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中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
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其理论思维水平的高度,是封建时代世界哲学史上所仅见的,更是欧洲中世纪哲学所不可比拟的。正因为中国哲学中存在着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很容易被先进的思想家接受。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注意发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以消除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陌生感,从而增加亲切感。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同中国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传统密切相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的历史文化基础,又成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便利的思想桥梁。
当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是两种不同形14态的学说。但是,这并不妨碍二者的结合。精神生产不同于物种遗传。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物种延续是同种相生,而哲学思维却可以通过对不同种类哲学以至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形成新的哲学形态。这是因为,观念系统具有可解析性和可重构性,观念要素之间具有可离性和可相容性,一种哲学所包含的观念要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别的哲学系统中。正因为如此,不同的民族哲学既各有其独立性,又可以相互吸收、相互融合。
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统一是科学形态的,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统一则是朴素形态的。前者体现的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时代精神,后者体现的则是古代农业社会的时代精神。因此,我们既要看到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统一的一面,又要看到二者有对立的一面,要有自觉的批判意识。哲学发展史表明,唯物辩证地看待世界和思考问题是人类哲学思维所固有的,它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一条正确道路,代表着人类哲学思考的主流。但是,人类对这条道路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标志着人类达到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自觉。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批判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然后,再用经过分析、批判过的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去理解、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具有“民族形式”,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致性
中国哲学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有悠久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传统。但是,中国哲学并非固步自封,拒斥外来文化或哲学。相反,中国哲学有覃思精察、析入毫芒的“头脑”,也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善于学习、借鉴、吸收、融会外来哲学的理论成果,取他山之玉攻自家之石。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四次比较大的中外文化或哲学交流,它们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次是东汉初年印度佛教的传入,过了若干年后形成了禅宗这样一种具有中国风格的佛教宗派,佛教由此完成了中国化的历程,并汇入中国哲学的主流。
第二次是明末基督教和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促使中国哲学发生变化,王夫之等人对中国古代哲学作了出色的总结,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达到发展顶峰。
第三次是清末西方进化论、实证论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学说的传入,引起中国哲学的近代变革,出现了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学贯中西的哲学家。中西哲学在近代开始合流,并构成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文化背景。
第四次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引起中国哲学的现代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实践以及传统哲学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近代以来中西哲学合流的继续和必然。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哲学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现代化的根本内容就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轨,范围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是一个“包含了人类思想和活动各个领域变革的多方面进程”。从时间上看,现15代化运动始于18世纪西欧的工业革命,并在19世纪中叶的西欧达到第一个高峰,然后又逐渐扩及全世界,形成一条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都卷入其中的世界历史变革之链。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19世纪中叶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无论从其产生的时间和地点上看,还是就其理论内容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属于现代哲学范畴,是现代唯物主义。
从总体上看,西方传统哲学关注的是“实体”或“实体的本性”。由研究感性实体到寻求“永恒的不动实体”,并用不同的形式断定有一个“永恒的不动实体”存在,这样一种实体化的思维方式是西方传统哲学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根本特征。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注目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在世界革命化,“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14。为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而全面地阐述了关于人及其实践与世界关系的理论,也正是通过对人及其实践与世界关系问题的科学解答,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了一种“新世界观”,并实现了哲学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哲学关注的就是人类的生活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即使分析学所实现的“语言学转向”,从本质上看,体现的仍是对人与世界联结点的寻求,显示出现代西方哲学对人的语言、活动与世界关系的总体理解。所谓后现代主义也并不是只讲解构、否定、摧毁,实际上它非常关注人与世界关系的重建,力主消除“现代性”所设置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正因为如此,后现代主义十分推崇“生态主义”和“绿色运动”,并力图“为生态运动所倡导的持久的见解提供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据”。现代西方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关注的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探究人及其活动与世界的关系,以此启迪、教导人们用更高的智慧更好地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是现代哲学的基本功能和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研究重心的转换,即由“实体”转向人及其活动与世界的关系,是同现代科学的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科学成果表明,任何一个“实体”都必然是处于关系中的“实体”,“生态学第一规律告诉我们,每个事物都和其它事物联系着,所以,对自然某组成部分的破坏将涉及包括人类在内的其它自然组成部分”15。正因为如此,现代著名科学家普里戈金指出:“今天,我们的兴趣正从‘实体’转移到‘关系’。”16普里戈金的这一观点具有普遍意义,它启示哲学应注重人及其活动与世界的总体关系。
实践活动犹如一把双刃剑,往往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面性。当今人类实践活动一方面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肯定性的积极效应,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否定性的消极效应,即带来了生态失衡、能源短缺、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全球问题。这就是当今人类面临的“发展困境”或“全球危机”。从表面上看,“全球危机”是自然系统内部平衡关系的严重破缺,实际上它是人的实践与世界关系的严重失衡,因为这种危机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进入自然系统而导致的,实际上是人的实践方式的危机。形象地说,“全球危机”是以“天灾”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祸”。这种“天灾人祸”迫使人们对实践本身进行深刻的反思和理性的批判,并力图把人类文化和自然“重新融合”,用“自然中的人”取代“对抗自然的人”。在现代,人及其实践活动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已是“洛阳纸贵”,成为现代科学家、思想家以至政治家们之间的一个重要话题。在重新探讨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过程中,众多的科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西方思想史上,最早提出并探讨“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合理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问题的,当推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并不主张“对自然的崇拜”,而是主张征服自然。
但马克思同时认为,人们并不是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去征服自然的,这种征服意味着16使自然成为“人的无机身体”,意味着在更高的阶段上回归人与自然的统一,所以应在最适合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恩格斯则警告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之中,因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17应该说,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超前性,更何况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解决这一历史问题指出了必由之路,即按照自然规律和人的内在需要这两种尺度去改造世界,同时“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8。
现代西方哲学的走向和现代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现代的。用萨特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文化的主流和一切思想体系的“骨干”,是现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现代不可超越,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它提出和探讨的问题契合着现代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人与自然关系的实际状况是一个变数。它的理论形态也是如此。西方和东方、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对人与世界以及人与自然的看法,具有明显的时代和民族特色。对于陷入“现代化痛苦”和“发展性困境”的现代西方人来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神秘的“天人合一”观念重新放射出迷人的光辉。越来越多的西方思想家在转向马克思的同时,又开始关注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仿佛近在咫尺,面对我们侃侃而谈”。现代西方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指出:“东方精神的确在拍打着我们的大门。在我们这里,实现这种思想,寻求天道,已成为一种集体现象。这种现象来势之猛,超过了人们一般的想象。”19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似,中国传统哲学具有重关系的特色。美国著名科学家尤利坦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和科学千年探索的目标,就是世界的和谐性和相关性。20现代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则认为,这种重关系的思维方式是“接近弄清始源的一种方法”,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21。的确,中国传统哲学主张在关系中把握事物。《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也。”张载对此加以发挥,认为“物无孤立之理,非同异、屈伸、始终以发明之,则虽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异、有无相感,则不见其成”。(《正蒙·动物》)因此,把握事物的方法就是要辨析其本末、先后等等,亦即把握事物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
这种重关系的思维方式的确是辩证的,而且与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相吻合。普里戈金认为,耗散结构理论不同于西方重“实体”的传统现念,而更符合中国重整体、重关系的传统思维方式。许多现代科学家发现,现代科学发展所显露出来的某些重要特征同中国传统哲学有关,并认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可以找到现代科学的历史雏形和萌芽形式,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发展现代科学具有哲学启示。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传统哲学同自然科学密切相关。同西方古代,特别是欧洲中世纪相比,古代中国恰恰不是不重视自然科学,对自然科学没有贡献,而是做出了辉煌的贡献。对此,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的无可辩驳的史实给予充分的论证,并明确指出:“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同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结成了一种特殊的内在关系,从而形成一种重整体、重关系和重生生不已的特殊的辩证思维方式。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相比较,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无疑处于自发阶段,而未达到自觉的程度,但它的基本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相通的。
17如果说现代科学凸现出中国传统哲学中辩证思维的现代价值,那么,现代实践及其后果则映现出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观的现代价值。
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哲学在“究天人之际”时,更为关注人与自然的统一,认为“天道”与“人道”不是两个道,而是一个道,认识世界与认识人本身具有一致性。因此,“天人合一”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共识和主导原则。当然,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不同的流派对“天人合一”这一命题内涵的理解各不相同,有的表现出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有的体现出辩证的思维方法;有的表现出唯心主义观点,有的体现出唯物主义倾向。例如,孟子的“天人相通”说把天道与人道直接等同起来,使得“天人合一”抽象化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表现出明显的神学唯心主义色彩,而张载、王夫之的“天人一气”说则体现出唯物主义的倾向和辩证法的色彩。而后者是值得关注的。这种天人合一观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但它又的确包含着合理因素,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注重价值理性的特点,对于纠正那种把人与自然截然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征服自然的观点,对于遏制现代科技理性的过度膨胀,无疑具有启示作用。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指出:西方“旧观念的崩溃,最明显地表现在我们改变了对自然形象的认识”,而新观念的产生则在于“强调人与自然和睦共处,可以改变以往对抗的状况”。
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观把认识世界与认识人本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思维方式同现代西方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具有相通之处。现代西方哲学已经认识到西方传统哲学重大的局限性之一就是“主客二分法”。这种思维方式以主体和客体相分裂为基本特征,即哲学家把自己当作主体,把世界当作客体,以静观的、抽象的眼光看待世界,脱离了人与世界的总体联系。海德格尔在清理西方传统哲学时,注意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长处,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非概念性语言和思维”表示“钦佩”。海德格尔没有看错,中国传统哲学确实没有像西方传统哲学那样把认识世界同认识人本身割裂开来。海德格尔的“此在和世界”关系的学说以至后现代主义强调的人与自然交融的观点,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观的确具有某种相通之处。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他们的哲学尽管各不相同,但都有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交融的思想。这是现代西方哲学向中国传统哲学靠拢的一种表现,不管这种靠拢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的。
中国传统哲学中把认识世界同认识人本身统一起来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也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主体与客体是辩证的统一关系,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是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逐步加深的;反过来说,人类对自身认识的加深又促使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由此可见,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并使之上升到现代哲学的高度是有可能的。
当然,作为农业文明的产物,中国传统哲学并不能自动地转换为现代哲学。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哲学重关系,但又忽视了对实体的研究,甚至长期忽视实体概念和非实体概念的区别,因而在物质结构方面无所发明,这对中国近代科学的产生是一个重要的障碍;中国传统哲学重整体,但又缺乏分析方法的补充,所以往往具有笼统性的严重缺陷;中国传统哲学重“天人合一”,但又不具备现代科学基础,而且往往与中国古代宗法人伦密切相关,赋予宗法人伦的“人道”以“天道”的神圣的光环。
实际上,人与自然的平衡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原生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即自然生态系统没有受到外力的破坏,它凭借自我调节而保持自身原有的平衡。在这种平衡中,人处于依赖和服从自然的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比较协调,温情脉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所陶醉的就是这种境界。另一种是人工生态系统的平衡,即通过人对自然的积极干预和改18造,不断改变原生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创造出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平衡系统。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属于前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客体相统一的理论则属于后者。 因此,中国传统哲学要转换为现代哲学,必须以现代实践和现代科学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普照的光”,进行创造性转换。
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唯物主义,中国传统哲学具有某些现代价值。现代实践和现代科学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具有某种程度的契合。这种在现代实践和现代科学基础上的契合,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具有一致性。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要掌握和发展这种理论思维能力,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这一点,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人来说尤为重要。如果说20世纪是“批判和启蒙”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创造与振兴”的世纪,而世纪之交正是我们民族生命“贞下起元”的转折点。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我们必然面对重建民族精神的巨大课题,哲学将要重新担负起民族精神创造的重任。
因此,我们必须“学习以往的哲学”,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的并存,表明任何民族哲学的发展必须同时考虑时代性或世界性和民族性,并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而中国传统哲学是人类“早熟”的自我意识,是一种富有东方神韵的深沉的哲学智慧,能够代表中国哲学未来发展方向的,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