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生活哲学的架构内来加以审视，清晰地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双向互动逻辑。这一逻辑保持着理论与实践、学术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关系。若背离此互动逻辑，理论上必然是教条主义和丧失实践性的非马克思主义，实践中必然是陷人乌托邦或盲动主义。
马克思主义具有“现实化”的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可以“化”中国的首要前提。其“化’，从理论上来讲，蕴涵着两层基本的含义。首先，它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传统哲学解释世界、为现存世界辩护的纯粹理论形态，显现出强烈的现实性品质。它以揭示生活的本质、改造现实生活、构造新的生活世界，为其理论的价值指向与目标。这是马克思主义理沦与以往理论之间的质的差别。其次，马克思主义自身是开放的、待完成的。它不仅能够“中国化”，而且也曾“苏联化”、“东欧化”，由此指示出马克思主义必然是在“化”的系列中存在并发展着自身。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不是区域性、地缘性的改造现实的理论，而是具有“世界主义”的指向。在这一过程中生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生形态”与“衍生形态”之间的“一”与“多”、“源”与“流”的关系，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家族的理论谱系。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路径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解析其生活之前提、内容，进而指向“无产阶级”全面异化的生活世界，通过“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结束人“类”的“史前史”，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决定了它必然要“化”为现实，“化”为生活。
从学理上讲，马克思主义“化”中国，蕴涵着鲜明的排他性、唯一正当性等属性规定。循此规定的理路，我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认知深度，构成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之可能的必要前提，二者缺一不可。这是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实现理论现实化与现实理论化双向互动的根本要求。在实践中，离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研究，其结果只能是以“经验主义”来替代马克思主义;同理，离开了对中国现实需要的客观、准确的把握，则必然会导致以“教条主义”化的马克思主
义来裁剪“现实”。
但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其间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从片面、肤浅、错误走向全面、深刻、正确的逻辑，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状况和认识水平规定了国人对置身于其中的国情的认知深度与完整程度，同时也决定着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水平。事实上，我们根据不同时期的现实需要，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革命的”学说、“斗争的”理论、“发展的”指南、“生存的”导向等。这种理论选择的侧重点之别，映现出理论解读中的现实境遇，其间是否存在着因“为我所用”而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批判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等诸多理论的有机整体割裂开来和简单化之
嫌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预设的。如前所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决定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成败及其程度，其间存在着(不断)“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的空间。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与精神纽带，马克思主义必然不断地同多民族文化进行沟通、重组与整合，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现实化道路上不断需要进行的文化竞争与批判性渗透。由此，也就生成了“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东欧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承载着不同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究竟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精神的一致性呢?是其理论本身的多元文化呈现，还是其方法论的民族特色?抑或是通过二者有机统一而形成的新文化中所体现出的“原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此而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研究本身就是改变现实的实践之内在环节，而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引发的问题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譬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间如何契合:是通过两种相异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对话和沟通达成“视界融合”，还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体系简单取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之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命运如何?20世纪之初，作为众多影响中国的西方思潮之一，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是俄国革命之召唤，还是马克思主义改变民族命运的价值理念、行动模式与本民族心理、价值诉求(方式)之间的深度共通性，使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都需要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而这样一些“问题”到底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抑或这种“化”本身就体现出“文化间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仅仅是文辞的转换，其本身就直接关联着不同的文化意向、文化心理、文化思维方式、文化命运、民族性格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
检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文化融合过程，我们发现，无论是采取“洋为中用”的“体一用”整合模式，还是贯彻“拿来主义”的原则，都未能很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果要么是“食洋不化”，要么是引发民族文化的自卑，难以达及马克思主义与本民族文化精良成分的有效融合，从而难以实现观念的革命和情感的认同，进而造成文化生命力的弱化。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抽象论之，必须切入中国现实生活，根据生活的变迁做出选择。这是超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立性思维方式的有效路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待完成的事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保持着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为我们探索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合法的理论话语空间。我们认为，与其忙于传播别人的“真理”，不如坐下来深人研究自己的问题。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还是现实的实践摸索，都必须直面全球化视野下中国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做出符合时代的回答。因为只有这样，现代性尚未完成的中国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良性互动。
原文载《哲学研究》2004年11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