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然，我们只有科学地、正确地认识它、理解它、把握它，才能提高高举这面旗子的自觉性，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坚持和发展这面旗子。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建设实践及当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新模式、新形态、新探索。因此，我们只有用唯物史观，即用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才能科学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它。
首先，我们必须把它放到人类社会的近现代发展史、资本主义的发展史、社会主义的发展史的世界历史背景中来考察。
在人类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商品交换中所形成的市场调节机制首先显示了它的威力，它使资本主义战胜了封建主义，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时代。
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坛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对此，马克思恩格斯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它打破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制造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和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即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它创造了同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哥德式教堂根本不同的艺术奇迹；它举行了同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完全异趣的远征。资产阶级奔走全球各地，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创立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依赖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它使原先的不同地区结合成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制、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统一的关税的民族。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往返，大陆一洲一洲的垦殖，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试问在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竟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面呢?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称作“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
但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自由竞争式的发展也日益暴露出了所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其造成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随着这三大矛盾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以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为内容的社会秩序就被周期性地爆发的经济危机所破坏。于是就兴起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工人阶级开始了罢工、游行、请愿甚至起义，相继发生了英国宪章运动，法国巴黎工人起义、里昂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在总结工人运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1871年又发生了巴黎工人起义并成立了巴黎公社。虽然巴黎公社在反动派的镇压下失败了，但工人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指导下，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为下一步的斗争进行着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资产阶级也总结了原始资本积累和自由竞争发展模式所存在的问题，许多企业走上了兼并和垄断，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某些问题，资本主义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经历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但是，垄断并没有消灭竞争，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世界范围内争夺资源和殖民地的竞争越演越烈，最后终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再度兴起，世界进入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1917年，在列宁领导下，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工农兵政权，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的探索。列宁时期，先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改为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时期，停止了新经济政策，开展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和工业化运动，逐渐形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发展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模式既有它形成的历史合理性，也在当时显示了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自由竞争模式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主要表现在：1、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实现了人们在生产资料关系上的平等；2、按劳分配的实行实现了人们在劳动面前的平等；3、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执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了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平等；4、计划经济消除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消除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5、劳动、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福利和保障制度及相关政策的实行，使广大人民群众消除了失业、失学、无钱看病等后顾之忧。归结起来就是，它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发展模式相比，显得更为公平和公正，大概就是这个平等激发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所以，使苏联在不长的时间内打下了一个工业化的基础，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生了经济大危机，为了应对这种危机局面，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了新政改革，同时经济学家凯恩斯针对市场调节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后来逐渐形成了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的调节机制。这种新的调节机制不仅使西方发达国家走出了那次经济大危机，而且使资本主义缓和了社会的基本矛盾，获得了继续发展的新活力。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实际发展过程来看，资本主义确实还存在着通过自我调节而获得发展的潜力和空间。今天就世界范围而言，不仅时代主题已从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战争和革命改变为和平与发展，而且就时代的本质而言仍然是资本在发挥巨大历史作用的时代。国外有文章说得好，资本同人类一起进入了21世纪。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在改革中吸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做法，普遍地建立了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体系，加上经济实力使他们实行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水平往往要高出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水平。这样，第一个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显示的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优越性，就变得不突出了。而相比之下，实现平等和公正过程中，所发生的对个性的压抑和个人自由的限制；计划脱离实际、价格机制被扭曲，供不应求，计划经济成了短缺经济；中央高度集权体制所造成的人身行政依附关系、党和国家权力的异化及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破坏，等等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了。这种模式逐渐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无力应对改革后的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挑战，失去了吸引力。其具体表现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开始出现改革的思潮，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这种模式，并开始向往改革以后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
其次，我们必须将它放到我国自1840年以来的近代史、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奋斗史、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过程中来考察。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集中暴露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也暴露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弊端和问题，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也为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对旧体制进行改革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契机。因此，毛泽东逝世、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党领导人民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是从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着手和切入的。但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却遭到了“左”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阻扰，于是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领导和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进行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冲破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地纠正了毛泽东晚年提出并贯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在确定工作重心转移的同时，党还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由于党中央的这些决策顺应了党心、民心，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立即形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潮流，席卷了神州大地。
但是，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并进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的右的错误思潮。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及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所绝对不能容忍和接受的。因为他们亲自目睹和经历了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如何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宰割、中华大地各族人民受到了怎样的欺凌和侮辱；他们直接感受到了前辈寻找救亡图存、振兴中华道路之艰辛，“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4卷，1469-1470）正是了解了这种艰辛，所以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及在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震撼。经过俄国人的介绍，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全世界的也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4卷，1471）他们还直接参与并经历了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深知作为这种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得来之不易，深知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又或者作为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或者在这个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参与和经历了将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理想变成现实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见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和发展，他们也参与和经历了我们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及经历的挫折。正是这种经历使得他们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并倡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允许右的错误思潮的泛滥。针对这种错误思潮，邓小平明确地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还明确指出，党所倡导的改革开放是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的，它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也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建立一种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党要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但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要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要实行改革开放，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思想基本原则，又要在改革开放中丰富和发展四项基本原则。这就形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的存在可以防止我们在处理问题时走极端，使我们避免“左”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这种张力也是一种动力，它推动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毛泽东倡导和培育下所形成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并在这种结合中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道路。这既是接续了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开始的探索，又是在纠正了当年的错误和曲折之后所开始的新的探索，这就要求党对这种新的探索作出新的理论概括。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12大开幕词中对此作出了历史性的回答，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党的12大还确定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1987年党的13大，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进一步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1992年党的14大，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14年的经验，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概括和总结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为指引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在新时期新世纪前进的一面旗子。
由此可见，我们只有了解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在20世纪大起大落的过程，了解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的发展过程，才能真正理解我们党将改革开放新时期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新探索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的、现实的根据和合理性，才能理解为什么只能是这种而不是其他的概括。
苏联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开始摸索改革，但到90年代初，苏共几代领导人始终没有找到正确的改革和发展的道路，结果是社会失控、动荡、混乱，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苏共和东欧各国党纷纷下台。俄国接着又实行了西方谋士提出的休克疗法，试图一夜之间就实现私有化和市场化，结果造成社会、经济、金融秩序的大混乱，卢布贬值，少数人暴富，大多数人的生活顷刻之间一落千丈，俄国也失去了当年苏联所居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的地位。剧变后的东欧诸国走上了西方国家的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的发展道路，大量外资进入并主导了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经济是增长了，但国家财政却入不敷出、债台高筑、大量失业、民怨沸腾。世界银行在一份评估中认为，如果这种形势继续下去的话，东欧问题的彻底暴发“并非遥不可及的事情”。这又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我们党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二
自从我们党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子之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围绕它的争论从来没有间断过，说法和议论也是各种各样的，中心议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或者说究竟该怎样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记得若干年以前，我受命接待来哲学所访问的波兰科学院的一位学者。这位学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我就国外那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观点，谈谈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当时我说，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可以说三句话：第一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第二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美国的资本主义。第三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近两年，由于课题研究的需要，我系统地阅读和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理论，在把握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再次思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并对第三句话作出了解释：即其意思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国内外种种复杂的历史的、现实的条件、因素、力量作用下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这样，原来的三句话就变成了四句话。现在，我则想利用这个机会，对上述观点进一步作点论证和说明。
首先要说明的就是第一句，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是建立在道德谴责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固有的矛盾及其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的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因此，他们主张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应该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占有方式，即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生活资料；他们还多次明确地指出：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将退出历史舞台。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应该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是每个生产者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就是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他们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子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他们认为，到那时，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生产劳动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是成为解放人的手段；他们还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是说，阶级、国家都已经消亡了。他们认为，到那时人类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实现了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就宣布包括土地在内的俄国全部生产资料归苏维埃国家所有，在其后的国内战争期间，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了商品和市场交换。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就改而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恢复市场和商品交换。
列宁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内围绕是否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问题发生了两次大的争论。斯大林先后取得了反对托洛斯基和布哈林斗争的胜利后，就用行政强制的手段在农村推行集体化方针，普遍建立了集体农庄。这标志着苏联建立了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所组成的社会主义基本的经济制度。在商品和货币问题上，他倒是比较谨慎的，在30年代否定了取消货币的观点，到了50年代初才明确系统地论述了这个问题，指出苏联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程度，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因此，还需要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由于国际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所以苏联还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形式的国家机器和政治制度，并且实际上建立了一种中央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1956年，我国经过工业、农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具有我国的特点，但在大的结构和框架上仍然属于苏联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即斯大林模式。
如果我们将社会主义实践的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作一比较的话就可以看出：就所有制来说，苏联模式中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的；就分配制度来说，苏联模式实行了按劳分配的制度，这也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就交换制度来说，苏联模式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而是同时实行了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并且为了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划清界限，还明确规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不能进入市场，价值规律只在消费领域中起作用，在生产中起作用的主要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也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过渡时期结束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应该消亡，但由于内外斗争的需要，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得到了加强。这本来是事出有因的，可以理解的。但是后来发生了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破坏民主和法制、肃反扩大化等严重问题，这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精神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苏联模式中并没有真正实现，甚至还形成了一种新的人身依附关系。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就所有制来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不是唯一的所有制了，它在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结构中只占主体的地位，除了公有制经济外，还存在着其他各种所有制经济，所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就分配制度来说，按劳分配已经不是唯一的分配原则了，它在社会的分配制度的结构中也只占主体的地位，除了按劳分配外，还存在其他各种分配方式，其实，就全社会整体来说，实行的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和制度，劳动只是作为其中的一个要素参与分配的；就交换制度来说，就完全突破了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认为在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还是一个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就政治制度来说，建立的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根本政治制度；就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来说，目标是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和精神文明。事情变得非常清楚，我们到现在所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确实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也与社会主义实践的苏联模式根本不同，我们今天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突破了斯大林当年设定的界限。
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是同他们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的分析联系在一起的，斯大林建立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时候也是同他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分析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不仅从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来，就是从列宁逝世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所发生的新变化，斯大林没有觉察到。他在1952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还在说“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毛泽东也没有认识清楚，在57年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他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后来更认为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将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崩溃。当然，我们今天对斯大林、毛泽东当年对资本主义新变化认识上的局限性也要历史看待和理解。请大家想一想吧：二次大战中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二战后许多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及胜利后很顺利地恢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等等。这就使他们基本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建立了一种排斥资本和市场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并且反对试图把资本和市场引进来的任何改革尝试。邓小平经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面历史经验的总结、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正确分析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现实、态势和矛盾，才真正洞察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洞察到了资本还在发挥历史作用的现实。对此，邓小平虽然没有明说，但从他有关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在继续发展的谈论；从他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谈论；从他关于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的论述；从他关于时代主题的论述中，都可以体会到邓小平的上述洞察。邓小平关于资本还在发挥历史作用的洞察，或者说关于我们的时代实际上是资本还在发挥历史作用的时代的洞察，其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与马克思当年宣布资本的丧钟敲响了、列宁宣布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相提并论。从马克思的论断，到列宁的论断，再到邓小平的洞察，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反映了自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来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资本主义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正是由于有了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对时代本质的这种洞察，邓小平才不断要求我们不要陷入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才提出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就是在邓小平的这些新思想、新理论、新洞察的指导下，我们改革开放就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突破了社会主义实践的苏联模式。
第二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美国的资本主义，我想这是不难理解的，因而没有必要再费笔墨了。
第三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面上看来，好象是在同语反复。但现在看来，十分重要。它强调和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和特点出发，当然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参考、学习和借鉴别国的经验、国外流行的某种主义或模式，但如果想要照抄照搬国外的某个主义或模式，或者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身上贴上国外某个主义或模式的标签，那就完全是错误的了。对于这些错误的观点和做法，最有力的回答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与当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社会主义的设想、突破了社会主义实践的苏联模式，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的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是有私有制、资本和市场的社会主义，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利用资本主义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是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的社会主义。如果一定要用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标准来衡量，那末，它是一种还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三
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模式解决了什么问题，还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近30年，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挥指导作用的过程。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国民经济长时期地实现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成效，建设了一大批基础设施工程，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财政收入不断增长；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壮大，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市场体系建设全面展开，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政府职能转变步伐加快。财税、金融等改革继续深化。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推进了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等事业取得了全面进步；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城乡市场繁荣，商品供应充裕，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成效明显，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飞跃；国防和军队建设、祖国统一大业、对外工作、党的建设都有了新进展、新局面，我国社会出现了长期的安定团结局面，国际影响扩大、民族凝聚力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一句话，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历史进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课题组（课题负责人陈佳贵，执笔黄群慧）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1995年，中国工业化还处于工业化初期，但已进入初期的后半阶段。1995—2000年的整个“九五”期间，中国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十五”期间，中国工业化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到2005年，从全国看，中国刚刚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该报告指出，再经过10-13年的加速工业化进程，到2015-2018年，中国工业化将基本实现，这与我们到2020年长期的现代化战略目标要求是相符合的（《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院报》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我们的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了许多问题和挑战。我们既要看到现在是我国发展面临的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也要看到我国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风险。确实可以说，我们在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的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对这些挑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六大以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思想，强调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发展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经济增长、人民富裕、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它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现在，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这就进一步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自十六大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战略指导思想有机地整合起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完全相信，党的十七大所提出的奋斗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本世纪中叶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一定能够实现。
现在我们想换一个角度来讨论问题，这就是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或者说我们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之后，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如何实现马克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我们之所以要这样提出问题，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们党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把今天所从事的事业看作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想的一个阶段。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4月曾说，“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1987年8月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又有一个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从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虽然当时讲话的重点是强调指出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我们当前的一切工作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要纠正以前超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左的错误，但还是把它视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既然这样，我们当然就要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标实现之后，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乃至共产主义的问题；二是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从突破经典社会主义模式到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过程，是一个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吸收、借鉴、乃至引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验、技术、资本、人才的过程。原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现在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建立起来了；原来没有生产资料意义上私人资本、私有制，现在都有了。不仅有小资本，还有大资本；不仅有民族资本，还有外国资本；过去，资产阶级是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现在资本和资本所有者则是我们现代化建设所不可缺少的，而且是越多越好、越大越好，我们将他们称为社会主义建设者，他们中贡献大、符合条件的、自己有要求的，还可以入党；原来大家的收入、贫富差别不大，现在一部分人确实富了起来，贫富差别不仅出现，而且拉大的速度很快，社会不公正问题越来越突出。有资料表明，我国现在的贫富差别比美国还要严重；原来是对抗消灭了，矛盾还存在，现在则不仅有矛盾，而且还出现对抗。所以，国内外舆论中经常有人把我们这个社会称作资本主义的。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社会化、市场化的角度来看，资本、资本家、私有制确实不可缺少，不仅不可缺少，还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虽然，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说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接着还讲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但是，当时讲话的重点还是在强调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要抽象地讲姓“社”姓“资”，强调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从那时到今天已过去15年了，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目标实现了，但两极分化也出现了。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举措，都旨在消除社会不公、消除两极分化，但真正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似乎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坦率地说，就是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都还没有回答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提出的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问题。这样，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就成了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和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如何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同类性质的问题。
人们也许会说，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不是早已被马克思恩格斯解决了吗，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不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吗？是的，这个问题在当年是被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科学地解决了。但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来，世界发生的变化实在太大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能不能实现、如何实现，重新成了问题。1、马恩当年认为无产阶级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力量，但是当年的无产阶级在今天作为蓝领工人，其数量在迅速减少。从受雇佣、领工资的角度来看，人数在社会成员中比例上还是占了大多数，但形成了不同阶层，彼此在思想和行为上存在着很大差别，很难说是一个阶级；2、无产阶级革命如何搞？当年马恩虽然设想过和平的方式，但主要还是认为要通过暴力革命，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但在今天反对恐怖主义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呼声和普遍舆论的情况下，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好象已经行不通了，那么和平革命怎么搞呢，不清楚；而且，目前、甚至在经验上可预见的时期内，似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还没有出现革命形势的迹象或端倪。现实的情况是，在这些发达国家中，在某个时期反对某届政府或某个领导人，是有的，甚至在经常发生，但反对整个制度的，还真是没有；3、当年马恩谈论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时，没有涉及所说的社会究竟有多大，现在，全世界有60多亿人口，在这样一个范围内，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即全世界所有，究竟怎么实行，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4、当年马恩设想生产力高度发展、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环境资源约束的问题，现在环境资源的约束问题表现的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马恩在这方面的目标如何实现；5、资本、市场如何退出历史舞台？马恩当年的设想是无产阶级在革命成功后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废除掉。社会主义实践的第一个模式就是这么干的，但搞了几十年，又回过来重新恢复资本和市场。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说，资本、市场不可能也不应该万岁，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是历史的终结，可是怎样进入新的社会形态，又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形态，或者说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要不要有新的理解和新的论证，这也是一个问题；6、马恩当年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究竟该怎样理解，又该怎样实现？必须看到，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和我国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曾多次发生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破坏民主法制的情况，这表明这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还很不成熟、很不完善，它同样存在着理论与实践、普遍与特殊、形式与实质的矛盾。民主集中制既是党内生活的组织原则，也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组织原则，叫做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从理论上看是很好的、很辩证的，但实践起来就不完全象理论上说的那样了，前半句往往是虚的、软的、不确定的；后半句则是实的、硬的、确定的，其结果是使我们的政治制度在实际上变成了一种高度集中的制度，党和国家的权力结构呈金字塔型，金字塔顶端的权力最大，各级党政干部的任免在名义上、形式上似乎也在征求民意、甚至经过民选，但实际上还是自上而下任命的，我们经常要求干部将对党对上级负责与对人民对下负责统一起来，但各级干部实际上往往只对党和上级负责，结果是下级对上级、特别是处于金字塔底层的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政各级干部权力的监督、特别是对塔顶权力的监督缺乏制度性的机制。所以，马恩当年这方面的设想如何实现，也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表明当代社会的变化已经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预想。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新规律，人类在21世纪及以后如何发展，成了一个需要重新研究的问题。
人们也许会这样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标实现以后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今天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走向新的社会形态，人类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问题，那是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问题，是个极其遥远的问题。我们只要过好今天、过好眼前就可以了，至于明天、未来，既然现在说不清楚，那就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吧！但是，我要说，这不是面对现实、面对问题、面对未来的态度。要知道，人是实践性的存在物，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是要通过实践和认识不断改造世界和不断改造自己的存在物，既是未完成的存在物又是要追求完美追求真善美的存在物，人在追求过好当下生活的同时还在思考着谋划着如何过好明天的未来的生活，人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还在追求着社会生活、精神生活，追求着终极关怀。这就是人和动物相区别的地方。如果你对一个人说，你只要过好眼前生活就可以了，或者说你既然现在吃饱了、喝足了，那就该满足了，就不要再去想其他了，就该去睡觉了。那不是要人丢掉思想、追求、理想、信念，退回到动物那样的生存状态吗？不去讨论人类的未来发展问题、不去讨论人的明天生活问题、人的终极关怀问题，那还要理论、哲学干什么？所以，从人的存在的类特性角度出发，上述问题是必须讨论的。何况我们还是共产党人、自称马克思主义者，那就更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我们党过去要人们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现在要人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人们自然要问这两种理想信念之间是个什么关系，我们党叫做共产党，就是因为它奋斗的最终目的、要实现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这就更没有理由、也更不应该有意无意地回避或取消这个问题，也不应该不正视150多年世界历史所发生的变化，无视这种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理想和哲学所提出的挑战，盲目地认为这个问题已被马恩解决而不存在了。我们应该正视现实、正视问题，发扬马克思恩格斯那种终生都在批判现实，捕捉问题，进行学术积累，不断自我超越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探索、研究和回答今天我们面临的时代性课题。既然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破解历史之谜的过程中创建了唯物史观、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今天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我们，就有理由有责任破解当代社会发展之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子指引下，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通过实践和理论研究，探索出一条在未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理想的新道路，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丰富、发展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化形态，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重新焕发出它的吸引力、号召力、凝聚力，成为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乃至全人类求解放的精神武器。
（部分内容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录入编辑 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