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几次学术交流中，我使用了“汉传马哲”的术语，用以表示“通过汉语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在汉语世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意思。有学界同行比较关心，我就再解释一下。

“汉传马哲”的构词法与“汉传佛教”相同，可以理解为对后者的借鉴和模仿。“汉传佛教”在英语里通常写作“Han Buddhism”或“Chinese Buddhism”。相应地，“汉传马哲”在英语里可以写作“Han Marxist philosophy” 或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译语，比较常见。“Han Marxist philosophy”则比较罕见，至少目前我还没有见过。

“汉传马哲”实际上只是“汉传马理”的一部分。“汉传马理”指的是通过汉语传播的或在汉语世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总称，英文可写作“Han Marxism”或“Chinese Marxism”。由于专业的原因，我更多使用的是“汉传马哲”术语。

既然已经有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呼，为什么还要创制一个“汉传马哲”的称呼呢？是原来的称呼不好用或不够用吗？

是的，也可以这样认为。

首先，“汉传马哲”在内涵外延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完全吻合。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可以释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可以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前一个称呼暗含着此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欧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内部还可以细分）的差异，相当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体上就是我所谓的“汉传马哲”。但是，两者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中国”是个地域概念，而“汉”是语言概念，两者侧重点不同。即便我们说到“中国”的时候，也侧重于它的语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汉传马哲”的外延要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小一些。毕竟，中国除了汉语，还有别的语言。

一个有趣的问题，有“藏传马哲”吗？当然也是可以有的。“通过藏语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在藏语世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可以称作“藏传马哲”。至于它是不是实有所指，或现实中是否存在这样的理论体系，那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明。在语用和逻辑的层面，这个表达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汉传马哲”的所指明显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所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还只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到了中国而已。言外之意，它本身是个不变的“实体”，是个“唯一”。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何种语言里面，它都是自身统一的。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构词法暗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与在世界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不同。

其次，“汉传马哲”这个术语能够特别形象和直观地揭示出因为语言的差异而导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差异。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而马克思用以写作的主要语言，德语、英语、法语等，属于印欧语系。不同的语系之间，无论是就语音语汇语法而言，还是就语义语体语用而言，均区别巨大。这是翻译或解释的形而上学条件，它规定了翻译或解释所能达到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汉语世界的时候，无论译者怎样努力追求信达雅，它都会在形式、内容、修辞方面“自然地”改变 。如果再考虑人为地制造出来的那些差异，原文与译文的区别就更大了。我以前创制过一个“引号悖论”术语，专用来描述译文引号的形式与所引内容的自相矛盾。

无论怎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汉语世界形成了有别于经典马哲的新传统。这种传统一方面体现于汉语使用者对经典马哲做出了基于汉语的翻译、理解、解释、表述，另一方面体现于，这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生发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举例来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为围绕实践观点建构起来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汉传马哲的一大创新。它已经不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相去甚远），而成为一种高度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的是“理论的实践导向”或“理论的实践性特征”，而不是“实践本体”以及“实践观点的首要性”。有些学者一听这话可能要蹦起来。别忙！我这样说其实是一种赞美。想想汉传佛教的例子。印度佛教已经湮灭了。汉传佛教不仅延续了印度佛教的香火，而且发扬光大，这不是令人自豪的事情么。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显于唯物史观；西方马克思主义，显于人道主义；苏联（俄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显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汉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显于实践唯物主义。如果我来写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极简史，我就以上面这种线索来写。四马分肥，多好！

（原载“哲学家的客厅”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