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国内对价值哲学的系统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历了三十余载的蓬勃发展，价值哲学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蔚为可观。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理论框架已基本形成：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域已经明晰；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已经确立；研究方式和方法已经相对成熟；面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逐渐增强，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能力逐步提高。在这样的一个理论阶段，思想史的考察被推到了理论研究的前沿。“萌生治史的想法往往标志着人们对一段历史或一门学科基本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认识，因为某段思想史的成型，必然是关于该学科或者该时段研究已经达到总括高度时水到渠成的结果”①。实际上，价值思想史的研究一直伴随着价值论的发展过程，并取得了富有成效的系列成果。但是过往的研究基本上是针对西方价值思想史的考察，是作为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一种理论背景和批判性理论资源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尤其是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等的价值思想史还没有完整开启。
一、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的合法性问题
考察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其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因为，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文本里，甚至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里，很少出现直接的哲学价值论的内容。在传统的解释框架中，也并没有价值论的一席之地。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价值论甚至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学说而遭到强烈的批判。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我们能够对马克思的价值思想进行史学梳理？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确立，为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的考察提供了基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是指在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学者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所开启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的哲学价值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的发展。“从1985到1990年，围绕价值本质和价值真理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提出了‘价值是一种主体性现象’、‘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价值与真理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原则’等重要命题，基本确立了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哲学价值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等重要观点，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合法性问题。”②价值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获得了其应有的合法性地位。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并不是马克思文本中所原有的或者直接呈现的理论内容和形态，而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根本方法，针对当代中国出现的新的现实问题，所构建起来的新的理论形态。这种合法性的获得只能说明，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和方法研究价值问题的可能性以及价值论融入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体系的可能性，这并不能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那里本来就存在着哲学价值论，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的考察就具有了天然的合法性。因此，论证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的内在和外在发展历程的可能性和合法性就成了首要任务。
对研究对象的认知不同，对其进行的研究方法就会不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得以考察的前提，也是考察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方法论选择的基础。当代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构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性问题相互碰撞的结果。“国内学界研究的变迁动力、方向和机制虽然与国际学界的研究的语境截然迥异，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再梳理这个基本方式却是共同的。因此，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始终处于‘马克思与当代性’问题的中心，并构成其基础。”③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首先，这里讨论的价值是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提出并发展的，与近代西方的价值内涵截然不同。其次，当代社会的“价值范畴”直面当代性问题本身。人的价值多元化乃至价值的虚无、迷失；现代社会世俗化与去世俗化的交织；社会制度的冲撞与边界模糊化；阶级问题的淡化、阶层问题的突出；当代人与自然生态的新问题等等，这些现代性的问题在社会主义中国，更具有典型性和迫切性。这就要求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当代性紧密结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在真正意义上转变了价值范畴的内涵。事实上，在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价值并未作为一般哲学范畴而存在，价值仅仅指向伦理道德领域。冯平在《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经典》的序言中，把现代西方价值哲学大概分类为先验主义、经验主义、心灵主义和语言分析四个研究路向，但是不论哪一个路向，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价值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仅仅是伦理学意义上或者心理学意义上的概念，所不同的只是对价值的伦理本质的认知以及获得这种认知的方式而已。传统西方价值哲学始终没有走出形而上学的领域。如果按照现代西方价值哲学所认为的，价值哲学是一场哲学运动，是一场哲学史的转向的话，那么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这里，这场运动和转向才得到了真正的实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在真正意义上突破了伦理学范畴，把价值的内涵扩展到人与世界交往的关系当中。
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最为根本的就是把实践引入价值概念之中，把价值视为人们在现实实践过程中所凝结的一种意义关系，价值的发源地在于现实的实践过程当中。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以社会实践为基本坐标，以人们的现实生活为依据，价值范畴摆脱了纯粹形而上的性质，走出了单一的伦理学视野，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使得价值从神坛降落到了人间。同时，由于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根本上追求人的现实的解放，因此，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还保留了价值概念的最高层次，即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从而实现了价值概念的全面性。
价值概念的全面性并不是指价值的泛化，这里并不是在构建一种凡言说必有价值，凡活动必有价值的“泛化价值论”，而是通过价值理论所特有的视角，来尽可能地透视各种社会价值现象，用价值理论所呈现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来澄清各种社会问题的本来面貌，用价值理论所提供的思维方式和思路，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能的道路和途径。更为关键的是，通过价值理论所特有的，或者说价值在人们生活中所独有的作用，来构建或者描绘一个社会未来的价值蓝图，引导人们自觉地为之不懈努力。价值论所提供的这种视角和方法并不妨碍或者排斥其他的理解和实践的方式和方法。这种方法论的特质决定了价值论宽阔的理论视野和重要的理论意义，彰显了价值论本身的价值。价值概念的这种全面性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现实的全面批判、与人的最终的全面发展是内在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为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提供了合法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思想，是伴随着其全面的社会批判理论和人的自由解放理论的不断推进而向前发展的，是伴随着其整体理论的逻辑开展而获得自身的理论建构的。
在价值概念所涉及的现实问题和理论困境面前，马克思所创立的解释框架依然是最有效的、最有说服力的。因此，重读马克思的文本，尝试从其原始文本中寻找与当代“价值”范畴相关的思想脉络和理论启示，一是梳理其关于当代价值理论思想的历史，二是构建当代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的言说背景和基础。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论说当代价值范畴的，是在何种背景下言说的，言说的内容是什么，于当今的价值论构建有何裨益，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构建有何裨益，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的根本目的。
二、研究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的文本学方法论选择
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作为一种哲学思想的史学梳理，决定了文本学的方法是其根本方法。对于文本学研究以及文本学的研究方法，追捧与批判之声混杂，如何理解和定义，也莫衷一是。到底何谓文本学的研究方法？聂锦芳给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方法论范式：“完整的文本研究应当包含前后相续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个步骤或环节，即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④。对于文献学研究，大部分的学者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并不全部具备文献考据的资源和能力，但是对于文献学研究的理论成果，要有足够的了解和重视，并将其作为文本阅读的基本前提。这里强调的文本阅读主要是指对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或者是整体文本的阅读，而较少地指对教科书等文本的阅读。这本是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的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过度地依赖教科书及其所确立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的考察，首要的和根本的研究方法便是文本学的研究方法。“真正把马克思的文本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来进行解读和探究，包括对诸如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流、文体结构、内容与思想、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以及现实价值与意义等多个方面一一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永恒性基础”⑤。当然，如前文所述，这里提到的文本研究方法，更多的是指充分利用和借鉴最新的文献学成果，全面阅读经典文本，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理论反思的方法。
首先，这是由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思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显在的理论线索，是隐藏在其他理论当中的隐性表达。所以不能通过简单的教科书式的整理，必须进入文本，进行整体阅读，详尽考察马克思主义文本，才能从中梳理出价值思想的发展线索。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价值论在中国的兴起，有学者尝试着在新的教科书中加入价值理论的内容，但是这种增加大多是生硬的，并没有真正从逻辑上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和框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由于对传统教科书的理论框架和体系的批判还在进行当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解释范式还没有出现，价值论无法获得准确的定位。二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本身的研究在经过三十余载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后，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近十几年来，价值理论尤其是所谓的元理论问题，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三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价值思想的发掘还非常不够，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的缺失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文本阅读成为了考察价值思想史的内在性要求，也是当下价值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其次，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研究不断地取得新的突破，为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的文本学研究提供了基础。“计划出版114卷的MEGA[2]现在出版了57卷，正好完成了一半，加上最近将要出版的第一部分第30卷，MEGA[2]的出版已经过半。”⑥不断更新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理论成果，鼓舞着我们在新的时期进行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的信心。更为重要的是，日益丰富的文献学资料，为我们进行可能的文本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平台。虽然MEGA[2]的出版还没有完成，这个版本也并不代表着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绝对还原，但是至少在现阶段，这样一个平台为我们进行文本阅读搭建了一个统一的或者说同一的平台，使得我们言说在文本视域上，获得了统一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构成部分，其发展进程和线索的考察，自然应该以文本阅读为基本前提和根本方法。
但是，文本学的研究方式，仅仅是一个方向，如何具体地进行文本学解读，是当代解释学的一个重要内容。“理解的过程就是这两种视域的交融过程(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既有历时性的特征，也有共时性的性质，过去与现在、主体与客体、理解者与理解文本就在视域融合中，也就是在理解经验中获得了最终的统一。”⑦解释学认为，文本的阅读就是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
何谓视域？它的本原意义是指人的视力所能及的范围，胡塞尔和尼采赋予了这个词汇浓烈的哲学意味。在解释学那里，“视域其实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起活动的东西”⑧。简单地说视域所指向的是个体在理解时所具有的总体性的知识结构背景和视野。解释学认为文本的形成本身也是在一定的视域中完成的，文本的完成一定是对某种历史资源的吸收和扬弃，也一定是对当下所在的环境和问题的某种程度的回应，不存在一个无历史的纯粹视域。视域的存在是由于“前见”决定的，也即是说我们的认知和判断是在一定的在前的知识框架结构和社会生活背景之下的。由此看来，对文本的解读，并不是形而上的绝对还原，更不是纯粹虚构的主观构建，而是解读者与文本本身形成一种视域融合的互动过程。考察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从经典文本的阅读入手，必然要遵循此种解释学规律，注重文本视域与理论视域的融合，注重文本视域与现实视域的融合。
何以融合？如何实现不同视域之间的融合，实现何种程度的融合，这种融合在何种意义上避免了“六经注我”式的纯粹主观建构，又在何种程度上能够避免走向“我注六经”式的绝对还原？这构成了文本学解读方法最直接的也是最现实的问题。对于此，解释学的先哲们并没有给出过多的分析和建议。当然这与伽达默尔的理论旨趣有关，他并不是在构建一套完整而详尽的方法论体系，而是从生存论的角度来确立视域融合的解释原则。然而在现实的文本解读过程中，这些问题是无法逃避的，阅读的理论可以是抽象的，但是阅读的实践一定是具体的。由于马克思价值思想的隐在性，考察其价值思想史所赖以进行的文本阅读，视域融合以及如何实现融合的问题更加突出。
(一)文本视域与理论视域的融合
文本的阅读是在既定的理论框架下，在一定的理论视野范围内进行的，否则文本阅读就很容易沦落为一项漫无边际的阅读活动。“如果没有理论作为武装，我们将不会在文本中看到任何东西。正是从这个命题出发，文本学必须提出自身反思的极限：任何一种解释的唯一性不仅不是那个可能或必须达及的‘真理’的唯一性，而且正是必须借由理论来达及对作为证据的文本的理解这种唯一性的一个例证”⑨。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的考察，一定要注重文本视域与理论视域的融合。
1.融合的内容
与理论视域的融合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二是近代以来的哲学价值论。首先，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是当代价值论的最有效和最科学的表现形式，是价值论的有效内容。“史料的整理、文本的解读在没有理论准备的情况下开展，势必难以深入”⑩。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的理论视域一定是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视域与哲学价值论视域的双重融合。
首先，融合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理论旨趣。对历史人物思想的文本阅读，是一种后发性的阅读，也即是在理论家已经完成了理论创作之后才进行的对历史文献的阅读。因此，对历史人物思想史的考察，就有必要从其理论的整体性逻辑出发。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思想是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的隐性表达，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的梳理，是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线索而展开的，在一定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价值思想的呈现。因此，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的根本旨趣要与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保持一致，这样才能保证文本解读的一个基本取向，而不至于走向非马克思主义。
其次，融合近代以来价值哲学的反思对象和理论视野。考察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所进行的文本阅读和解读，更要注重与当代价值论的视域融合。在这里，价值论的视域应该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当代西方价值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以及所呈现的问题域。这是我们考察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的基本理论依据。只有在这种理论框架下，才能合法地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发掘其内在的价值关切与价值意蕴。当代西方价值哲学是指由洛采、文德尔班等哲学家构建的一般价值哲学。“价值哲学运动所进行的是一场哲学革命，这场革命是在新的立场上重新审视哲学，审视哲学的使命、研究对象和既往的研究内容，并以新立场重建哲学——重建形而上学，重建认识论，也重建伦理学。这一新立场的基本点，就是以人类生活的价值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11)现代西方价值哲学首次把价值问题作为哲学的核心问题来研究，确立了价值哲学的基本形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构建虽然是直面改革开放初期的现实问题而展开的，但是在理论形态和讨论内容上，却无法避开当代西方价值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建立就是在批判西方价值论的基础之上完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那样，并没有直接讨论价值哲学的问题，但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解读充满了价值意蕴，具有丰富的价值哲学思想，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切入点和方法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它可以理解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实践‘新道路’探索。由于这种新道路是以直接告别无产阶级革命为前提的，所以，它以社会批判、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等形式表现出来，而作为理论批判，它的对象涵盖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甚至心理等各个方面”(12)。作为一种全面的批判理论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的价值意蕴，并构成了当代社会价值批判的有效理论资源。
2.融合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的考察方法强调文本视域与理论视域的融合，主要是指对既有价值理论和思想在理论视野上和内在逻辑上的融合，而并非是指具体的理论内容和结论的融合。在现实的阅读过程中，如何在保证文本阅读直观性的前提下实现与理论视域的融合，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如洛克所说那样的带着一块‘白板’式的心灵去解读文本，而是必然会有自己的主体认知模式、自己预设的观念系统，‘嵌入’和参与到具体的解读过程当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不应当成为我们无限膨胀自己的先验观念的理由。换句话说，这种主体性究竟强化到什么程度，而不致影响对文本的理解，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13)。理论视域的融合也是如此，既有理论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对文本的阅读和理解，是一个需要注意和把握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的考察，在根本上是一种思想史的考察，这就决定了其根本的方法是直面文本本身，只有真实的、客观的对文本进行直观的阅读和理解，才能够保证梳理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的合法性。这是考察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所必须坚守的方法论基础和前提，也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阅读的最终的方向。但是我们无法避免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的本质特征和理论旨趣对于其价值思想的影响。这里所谈到的文本视域与理论视域的融合，只是在阅读过程中提供一种背景式的逻辑思路和一种阅读者自身的理论知识框架。我们无法避免自身的认知能力和知识结构对于解读文本的影响，因此，在阅读文本过程中，与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的视域融合，是指坚持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形成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自觉；而与近代以来价值哲学的视域融合，是指自觉地把近代价值哲学的发展作为一个基本的理论背景和前提，批判性地借鉴和吸收近代以来价值哲学思想史中的理论成果。这种批判性借鉴和吸收并不是直接地展现在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当中的，而是作为阅读者本身的一种必要的知识储备和理论视野而存在的，这种知识储备和理论视野作为一种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存在于阅读者的阅读过程之中，而不是直接地糅进理论探索的结果之中，这二者有着质的区别。良好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是保证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研究的严肃性和严谨性的基本前提。
(二)文本视域与现实视域的融合
“根据历史语境提出问题，而不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的理论取向”(14)。对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的考察，更应该注重历史语境，价值关系是随着社会交往关系的变动而变动的，不同的历史语境自然形成不同的价值反映，而一定的价值观念则必然是相应的历史语境的思想表达。考察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在方法论上必然要注重文本视域与现实视域的融合。
1.融合的对象
任何文本的形成本身，必然离不开其所在的时代背景。同样，对历史文本的阅读和理解，也离不开阅读者所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现实环境。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进行历史文本解读时必须要注重的现实视域融合的两个基本层面：一是经典文本形成的时代背景，二是解读者所处的现实语境。
首先，19世纪德国以及整个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实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诞生的基本历史背景。“所谓‘文本’，并非仅指特定论著中文字的总和，同时，文本的建构也背负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语境。任何文本的生成，都必然与作者历史的文化背景和写作背景密切相关。”(15)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主要指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生存状态的异化以及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如何实现人的最终解放和全面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的考察，必须注重马克思价值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背景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思想状况的变化，才能为思想史的梳理提供一种宏观的历史视野和完整的现实视域，从而使得对文本的解读更具现实感和真实感，使得对理论的建构更加符合思想家本人的思想发展轨迹。
18世纪的欧洲整体上仍处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经历了长时期大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工业化不可遏制地在欧洲兴起。同一时期的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相对滞后，但是新的生产方式迅速强化了社会分工和资本集中，新的社会矛盾即刻显现，资本主义固有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之间的矛盾得以激化，劳动者的生活窘境已然显现并不断恶化。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的形成，正是在这样的人道主义关怀下触发并随着社会运动的不断发展而得以完善的。关于人的劳动异化问题、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以及人真正自由的获得等一系列理论问题都是在这样的一种现实视域里被激发出来的。19世纪欧洲风云际会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跌宕起伏的共产主义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提供了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现实基础。
其次，处于历史变革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现状和价值关系构成了阅读者进行理论研究的现实语境。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性的学问，其最终的理论旨趣在于改变社会现实，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也必然地最终指向由复杂多变的价值关系交织而成的社会现实。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的考察，必须要直面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直面当下中国纷繁复杂的现实价值观念和价值关系。“唯有将其理性文本变成‘时代性的文本’，才能够积极参与对当代现实的理论塑造；唯有将文本视域与问题视域、文本逻辑与现实逻辑内在统一起来，以是否及如何自觉融入到实践为诠释限度，才能深入到生活的本质处运思”(16)。当然，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的研究作为一种史学考察，并不是直接的现实理论建构，不能够完全把它当作一个现实问题来研究。价值思想史的梳理，在更多的意义上更加注重作者原本的思想内涵以及发展历程。但是作为一个当代的解读者，不可能回避，也不应该回避当下的社会现实以及由当代性引发的种种价值问题与价值困境。当下中国的种种价值现象和隐匿其后的价值关系，以及由此透视出的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变迁，成为了我们考察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的基本现实语境。这种现实语境，决定了我们对价值内涵的重新认识，决定了我们讨论价值问题的现实指向。而这恰恰构成了探索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的一个现实前提。卢卡奇认为，对于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应该“通过对马克思理论研究逻辑的充分把握，厘清马克思留给我们的光辉思想当中实质性的东西，真正以之作为适用的指南，激活解决现实问题的灵感和思路。”(17)文本解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在阅读文本之初，就应该注重现实视域的融合。
2.融合的途径
所谓的与现实视域的融合，是指向文本产生的宏观的时代背景，以及在这种背景下所激发的社会活动所折射出的时代特征，指向文本解释者所处的现实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及由此激发的对历史理论资源的深切呼唤。“现实问题并非是指社会上存在的形形色色的现象和事件，而是指重大的社会变革所引发的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以及在精神领域由于对这些社会矛盾的回应而形成的思想潮流和理论趋向，尤其是指社会变革所主导的实践指向、理论回应实践所主导的精神指向以及由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所诱发的一系列时代课题”(18)。在这里强调文本视域与现实视域的融合，并不是指以现实的理论需求来规定或者预设文本解读和理论研究的目的，以至于让文本解读沦落为一种单纯主观建构的工具。现实视域的融合是指在现实的文本阅读和理解过程中，首先要把文本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作为一个基本的理解语境，从宏观上把握文本形成的历史进程，确立文本的历史感；其次要把文本阅读者所在的当下的社会现状作为一个基本的问题指向，从现实意义上把握文本所呈现的理论对现实问题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确立文本的现实意义。
只有充分重视历史背景的阅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接近文本本身的阅读，因为任何文本的形成本身一定是对历史的、对时代问题的回应；只有充分重视现实的阅读，才是真正意义上彰显文本价值的阅读，因为任何理论的考察和思想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回应。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对历史感的强调，并不是把历史作为既定的框架来约束和规定文本，而是强调对文本的阅读需要建立历史向度和视野；对现实感的强调，更不是一种“目的论预设”来反注文本，而是强调对文本的阅读要具备现实的问题意识，作为阅读者的现实向度，对现实问题的呼唤作出自觉的回应。对价值思想史的考察，只有通过对价值思想文本的历史背景进行自觉研究，才能准确地把握价值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也只有自觉地回应当代的价值困惑，才能彰显价值思想史的意义。把现实的价值关系和价值问题作为一个基本的言说语境，在文本的阅读尤其是解读过程中，自觉地融入一种现实的视角和向度，从而为价值思想史的梳理融入现实的因素，并为之提供一种可考量的现实线索，这是文本视域与现实视域融合的基本途径。
小结
最后，需要再次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的研究和梳理，在根本上是一种史学研究，这就决定了研究的最核心的方法和最根本的方向：必须直面历史文本本身，必须尽可能客观、完整地再现思想家的本原思想。哲学史的梳理不是哲学问题的研究，并不以理论构建为目的，在原则上要避免研究者对于思想史的主观渗透，以最大程度的还原思想史的真实面貌为最终追求。但是，阅读者与文本之间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即阅读者只有具备与文本所具备的理论深度相应的理论解读能力和理论视野，才能够充分地发掘文本的深刻内涵；同时，文本本身具有一定的理论界限，对文本的解读不能进行主观的、任意的拔高和过度解读。二者之间只有达到一种相对平衡态，对于文本的解读，对于思想史的梳理才能够做到客观与真实。
对于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的研究，本文所论述的文本视域与理论、现实视域的融合，并不是直接的对文本进行一种主观渗透或者“目的论预设”，而是强调这种理论视域与现实视域作为研究者的理论背景和知识结构而存在的重要性，这种理论背景和知识结构是研究者进行价值思想史梳理的研究能力和科研素养的重要内容。这种研究能力和科研素养是阅读者与文本之间同构性的重要保障。本文所强调的三者的视域融合，即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视域的融合并不是对原初文本的过度解读，也并不是对思想史的主观臆断和践踏，而是在梳理思想史的过程中，自觉地形成一种理论关怀和面向现实的情怀。
以深入的文本解读为基础和核心，以清晰完整的理论逻辑为内在线索，以宏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诉求为基本前提，展开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的文本学考察，这是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研究的根本方法。首先，要以深入、详尽的文本解读为根本基础，重新深入到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之中，充分发掘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之中的潜在的、原本的价值思想及其发展历程，形成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的文本视域；其次，要以明确、清晰的理论逻辑为基本线索，充分理解并利用当代价值论的丰富资源，把握价值理论的历史呈现与当代发展，形成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研究的理论视域；再次，要以宏观的历史背景为基本前提，充分注重马克思主义文本形成时期的时代特征，同时要深切把握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理解当下中国价值观念变迁的基本内容和背景，形成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文本解读的现实视域。最终，在总体上，实现文本视域与现实视域、理论视域的有效融合，从而开辟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研究的有效途径。
【注释】
①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序论第2页。
②马俊峰、李德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觉醒——国内价值哲学研究三十年述评》，《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3期。
③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导论第1页。
④聂锦芳：《文本学方法及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的运用》，《河北学刊》，2012年第4期。
⑤聂锦芳：《目前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问题省思》，《哲学动态》，2002年第9期。
⑥［德］马丁·洪特：《MEGA[2]的进展和关于马克思著作的若干热点讨论》，金建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5期。
⑦叶秀山、王树人主编：《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七卷(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98－699页。
⑧［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14页。
⑨胡大平：《从文本到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的若干基础问题》，《学术月刊》，2009年第2期。
⑩何萍：《文化哲学：认识与评价》(自序)，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11)冯平主编：《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经典——先验主义路向》(序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12)张一兵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上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
(13)聂锦芳：《目前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问题省思》，《哲学动态》，2002年第9期。
(14)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导论第25页。
(15)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16)(18)朱荣英：《论文本视域与问题视域的实践整合》，《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17)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导论第9页。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6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