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分感谢
一 希腊背景
我同意品卡教授的如下观点：马克思与黑格尔都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然而，品卡其实是将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影响定位在主体性与实践哲学方面，这一思路也是正确的。不过在本文中，我要集中探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与伦理学方面。
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他区分了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与家庭动物(zoon oikonikon)，或者说作为政治参与者的人与作为经济行为者的人。在雅典城邦时代，拥有公民权的人数被限制在约25000人左右，而这些人享有一切民主权利。对一个公民来说，他很有可能同时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积极参与。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男性)公民享有双重权利的这一事实形成了心理与社会一体化的基础。这个(男性)公民不会遭受到政治与经济存在的排斥，并因此享有统一的有机的个(体)性。黑格尔极力推崇雅典人作为政治动物与家庭动物的这种统一，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将雅典式政府视作“艺术的政治作品”，并将雅典政制誉为希腊对西方文明所作的最大贡献之一。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试图重新复活这一雅典的创造，而且他的《法哲学》的目的之一就是让这一心理—社会—政治三个方面的和谐再次重生。18世纪的重要启蒙思想家卢梭也重新点燃了这一雅典理想，他在其《社会契约论》中再次写到了人(homme，家庭动物)与公民(citoyen，政治动物)的统一。卢梭生活在人口数量远大于古希腊的法国，他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认为一个和谐社会的存在只能从一个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都活跃的个体演进而来。就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卢梭的政治理论也寄托于道德预设之上：对卢梭来说，人类的自我实现只能从人格的完整性，即政治与经济介入的统一中产生出来。受亚里士多德与卢梭两人的影响，黑格尔也将政治学视为伦理学的分支。只有在人与公民的一体性(oneness)基础上，伦理行为才是可能的。故而，政治学是伦理学的分支。
马克思保持了这一亚里士多德—卢梭—黑格尔传统。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个体分裂为政治动物与家庭动物的碎片，它并没有带来统一，而是将个体分割为政治动物与家庭动物这两个断裂的部分。为了克服这种割裂，马克思回到了亚里士多德—卢梭—黑格尔传统，并且也认可了共产主义是一种建立人际协作、互相依存的手段。
虽然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希腊政治哲学方面看法一致，但这不意味着二者的观点总是一致的。众多领域里的争论将两位天才区分开来，本文随后会勾勒出两者在关于国家性质问题上的不同观点。现在，我们需要注意到马克思对于黑格尔主体性概念存在着误解，这一点十分重要。马克思将黑格尔认作“逻辑—泛神论者”，因为马克思确信，黑格尔将宇宙精神(Universal Spirit)视为历史的驱动力。这一对黑格尔的分析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黑格尔将主体意识看作历史前进的推动力。他的《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将主体描述为从个体自我意识到绝对知识(《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上升过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十分详尽地研究了人类的主体性以及它如何把其自身从欲望和需要的原初感觉提升到最高级的哲学和普遍意识。对黑格尔来说，正是因为主体性是基本的能力(energy)，它推动自我意识把握到自身是精神的起源，或精神是主体性行为的最终结果。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展望是基于伦理原则来断言的。随着资本主义的毁灭，随着私有财产的根除，马克思希望缔造出一个建立在互相承认原则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私有财产促使人们相互隔绝和断绝关系，马克思则预言到，财产的社会所有制会带来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与合作。他认为，一旦人们从私有财产造成的分裂状况中解放出来，生产手段的社会化将会促进相互性，或意识到个体的需要只能通过生产性的相互依赖才能实现。互相合作将会产生主体的相互承认，或社会的和谐。
二 超越列宁：第一部分
马克思不是一个经济平均主义者。将共产主义与经济平均主义联系起来肇始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在此书的第五章，即“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中，列宁将共产主义与占有式的、生产的平均主义(possessive and productive egalitarianism)联系起来。而鉴于列宁的革命英雄形象，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默认了列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忠诚预言者。就政治经济学哲学而言，列宁由于所处时代的限制以及缺乏了解马克思完整文献的机会，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引向了歧途。马克思并不是一个生产的—占有的平均主义者，现在正是让马克思与这种错误解释相脱离的时候了。
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真正原则包含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在此文中，马克思用这样的话来描述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此分配公式的提出受惠于圣西门。
为了恰当地理解这句话，有必要将其分为两个方面来看：(1)能力；(2)需要。而将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的中介是不平等这一概念。
(1)能力。马克思承认在生产能力与产出之间存在不平等。人们的技能与天赋水平是有差别的。一个人可能是才华横溢的数学家，而另一个人则可能在医学方面天赋异秉。才华横溢的数学家的产出高于水平一般的数学家，天赋异秉的医学专家的产出也高于才能中庸的医学专家。天资的不平等导致产出的不平等。才华横溢的数学家比水平一般的数学家更高产，正如天赋异禀的医学专家也比才华平平的医学专家要高产一样。而日益提高的生产力是马克思思想的准则。即使不同天赋的人们在产出上是有差距的，马克思还是相信增加产出是需要实现的目的。更大的产出是生产力的目的，它既摒弃了又弥补了能力的不平等。
(2)共产主义的实现意味着能力与需要能够相互关联。允许人将其最高潜能发挥出来意味着会生产出足以满足穷人需要的生产成果。共产主义意味着在能力与需要之间创造出一种对等关系。或者说共产主义意味着创造出足够满足需要的能力；也就是说生产出必要的能力去战胜需要。
我上面所列的范例就其性质来说不是平均主义的。它们并不主张能力应该均等。这些范例并没有提出所有权的问题。它们没有断言个体应该拥有同样的财产。它们毋宁更强调能力与需要的相互性问题。它们谈的是主体间的合作。它们谈的是需求与能力的互补性。
三 超越列宁：第二部分
(一)黑格尔意义上的国家、治理和市民社会
(1)国家：黑格尔是从哲学的视角来审视国家的。在其《历史哲学》一书中，他将19世纪的欧洲国家表述为西方文明之精神演进的顶点。黑格尔将历史视作一个不断教化的过程，而完成全部教程的顶点就在于实现自由与国家的完满结合。对他来说，19世纪早期的国家是一种伦理总体，其中现代定义的自由已经得到实现。
(2)治理：黑格尔区分了国家与政府(governance)。国家涉及的是道德，而政府涉及的是法律的管理，或社会习俗。政府并非自在地就是国家，而是一个执行国家与社会法律的机制。即使国家不存在，政府依然是必要的，因为调节社会功能的需要是不可或缺的。
(3)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不同于国家，在他对市民社会的讨论中，黑格尔受到了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即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詹姆士·斯图亚特之类的哲学家的影响。市民社会是先于国家的一个条件，它是国家构建的基地。黑格尔《法哲学》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有专门一章讨论。历史中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市民社会，其中也包括18世纪的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而每一个形态都反映了一个独特的经济体系。而18世纪的市民社会是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反过来，国家作为一种对市民社会的反思，为这一历史时期提供了伦理本质。
黑格尔从未要求过消灭国家。消灭国家就是根除特定历史时期的伦理结构。在其《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中，他指责苏格拉底削弱了雅典式国家，因为苏格拉底使得城邦的伦理本质受到损耗。所以，黑格尔视雅典人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为正当的。他声称希腊黄金时代的落幕是由于雅典城邦逐渐衰退的结果，而苏格拉底则使得这种衰退愈演愈烈。
(二)马克思眼中的国家、治理与市民社会
(1)马克思要求废除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正好与黑格尔互唱反调。两人的分歧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定义不同。对黑格尔来说，国家是一种伦理的整体，但对于马克思来说，国家则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工具。他们之所以在国家问题上分道扬镳是因为黑格尔视国家为实现自由的必要条件，而马克思视国家为阶级压迫的工具，也就是说只有取消国家才可能实现自由。
(2)马克思要求废除国家但不主张无政府状态。共产主义只能够通过埋葬国家才能实现，但这不意味着政府的消亡。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市民社会将成为治理的框架。
(3)共产主义革命将会使得市民社会从两种罪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共产主义将使市民社会从国家与资本主义中得到解放。它将会摧毁国家，或者说阶级统治，而且一同摧毁资本主义，并代之以社会所有制。如果市民社会从国家与阶级剥削中解放出来，那么将意味着它成为了政府的根据。或者说，国家与阶级压迫的消灭并不会导致政府的终结，而毋宁说市民社会将被赋予政府的职能。市民社会是一种经济的形态，社会交往需要调节，政府正是这一调节得以实施的执行机构。将市民社会从国家与私有制中剥离出来意味着市民社会自身成为社会立法的机构。
四 超越列宁：第三部分
深受恩格斯《反杜林论》影响的《国家与革命》一书是20世纪马克思政治理论败坏的根源。虽然列宁政治哲学的其他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颇具价值的贡献，但是对马克思的曲解让20世纪共产主义思想在政治原则上误入了歧途。
列宁对马克思的误读是由于他对于马克思早期著作缺乏足够的了解。《国家与革命》发表于1917年，列宁逝于1924年。而梁赞诺夫的MEGA直到1932年才开始出版。马克思写于1843年、1844年初的几篇论文已经讨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冲突。这些论文不仅列宁无从得知，就连梁氏的MEGA中也没有出现过。此外，列宁也不知晓直到梁氏的MEGA才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对于这些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的一无所知，严重损害了他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解，因为他不知道马克思的国家、政府、市民社会的完整意义。列宁在1914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卡尔·马克思》的文章，在此文中透露出了他所知道的马克思的著作以及他所不知道的马克思的著作。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号召消灭自在的国家，并带着这个愿望与马克思站在了一起。但是列宁从未考察过市民社会如何取代国家，以及如何成为社会管理的根据，在这些问题上他都误读了马克思的政治思考。这些遗漏让斯大林以苏维埃共产党的集权主义来取代俄国的沙皇专制主义。
很不幸的是，马克思也没有给出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政治结构的详细蓝图。他最完整的描绘是在《法兰西内战》中。在这篇关于巴黎公社的著名论文中，马克思就如何让市民社会取代国家提出了建议，他的最重要的提议总共有四条：(1)选举权；(2)分权；(3)联合；(4)管理。马克思成熟的政治学思想就包含在如下四条原则中：
(1)马克思主张普选制。
(2)马克思赞成非集中的政府结构。他拥护的是一种公社制度，其中地方政府被赋予立法权力。
(3)这些公社结构既不是孤立隔绝的也不是自给自足的，它们会形成更扩大的联合体以便调节公社间的贸易与经济事务。大多数立法上与管理上的决断将依赖于公社或联合体层面，但是公共联邦有一个国家政府。国家政府将会由公社或联合体中普选出来的代表组成。
(4)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马克思心目中的实体政治(the body politic)维持管理，管理的大部分事务由公社或联合体执行。马克思的政治理想建立在市民社会的赋权基础上。政府归属于由公社组成的市民社会。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并不鼓吹个体性，或“否定的自由”。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马克思将人类存在看作本质上是社会的或类的存在。马克思反对一切形式的激进个人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是致力于对麦克斯·施蒂纳的个人主义的反驳。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的拒绝也可以在他对尼古拉斯·巴枯宁的驳斥中看到。社会的人之所以优先于“否定性的自由”是因为马克思推崇与个体占有性和贪婪截然对立的社会关联。
社会的人在市民社会中找到其自我实现的形式，或者说市民社会提供了一种社会结构，它使得相互承认得以可能。对公社的存在来说合作是必需的，而合作是教化人们相互协作的前提。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包含着一种伦理的成分。
（原载《哲学动态》2013年9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