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1995年曾经在商务印书馆主办的《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7辑上发表过一篇论文《论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哲学功能观的根本转变》(简称《转变》)，其主要内容就是论述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为什么把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所有哲学家的哲学功能都概括为“解释世界”，而马克思把自己所创立的新哲学的功能定位于“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文章还阐述了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功能观的丰富内容。笔者发表在《哲学研究》2004年第12期的《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简称《真精神》)一文中，把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功能观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真精神或三大精髓之一。近日在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以及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现状时，又翻阅了《转变》和《真精神》等文，深感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功能观具有极其巨大的现实意义，而且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功能观思想不是局限在哲学领域，还包括所有的理论领域。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以前包括哲学家在内的所有的思想家、理论家的理论功能都是“解释世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包括今天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功能都是“改变世界”。但是，反思我们目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现状，不能不正视的是，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忘记或背离了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理论功能观，自觉不自觉地重新回到了马克思所否定和批判的旧理论家的“解释世界”的功能观，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无法深入研究，而且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民众中的威望下降。《转变》一文中还有许多内容需要深化，其中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对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功能观的现实意义没有阐发。本文就是在《转变》的基础上，在深化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功能观的内容的同时，更着重阐发马克思“改变世界”思想的当代启示。
一
《转变》一文认为，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理论功能观思想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深邃的思想。第一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终使命和根本目的不是维护现存的事物，而是改变现存的事物，是不断推动事物前进变化的哲学。”这一思想实际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为人们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服务，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以往所有理论家的实践性、现实性的最显著的特征。其原因就是马克思揭示了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是实践关系。人的全部认识活动、理论活动都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它必然也要受实践活动的制约并服务于实践活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最显著特征阐述得非常清楚。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① 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作中还说，要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够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那你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所讲的“一个中心和三个着眼于”的研究原则(即：以改革开放，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性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也是这一显著特征的具体体现。这一特征表现在进入21世纪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身上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极其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最紧密地结合起来，回答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以及国际交往中出现和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世人瞩目的成绩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存在的问题也是相当多的。经济发展、教育、医疗、反腐败、环境问题等许许多多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做出独到而有深刻见解的分析，设计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应该说，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这样做了，但是不能不正视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背离“改变世界”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研究风气仍然相当严重。
理论与实际割裂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书本理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只停留在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有些文章对领导人的讲话、中央文件不是实事求是地给予科学评价，而是无限拔高、溢美有加。再有就是把理论研究同社会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割裂开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讲到党内教条主义的学风时说，有些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之“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今天许多人的理论研究态度也是如此。他们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好箭！好箭！”，但就是不愿意也不会运用这些思想和理论之“矢”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的”，不会分析本部门、本领域、本单位的具体问题。我们教育界近些年来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专著和论文，却极少看到分析和揭示教育战线今天这个时代具体表现出来的“先进”与“落后”、“科学”与“非科学”的教育思想和行为以及怎样战胜“落后”和“非科学”的思想和行为的研究成果。有些人的所谓联系实际，实际上就是停留在对领导人讲话和中央政策的注释上，而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结合现实提出自身的独到的有一定理论深度的见解来。此外我们一些研究西方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把西方的概念、名词、理论也简单照搬过来，直接推论和构造出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不能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科学地评价和借鉴西方学者的思想。一些人的研究文章新名词新概念太多，许多专业人士都看不懂，其他专业人士和普通百姓则更看不懂。这种文章相当多地充塞在我们的许多刊物中。李铁映同志在2004年中国哲学大会的发言中强调反对的东、西两种教条主义，这也是当前理论研究工作中危害性极大的一种错误倾向。理论不能应用于现实，不仅理论本身不能发展和创新，理论本身的价值，特别是“改变世界”的价值也就无法体现出来，也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功能观还要求理论工作者任何时候都要把变革现实和现存事物摆在第一位。目前在理论研究工作中，一些单位、部门制定了各种具体目标和奖励制度。应该说，这都是必要的，理论工作者考虑这些现实问题和个人的切身利益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离开了“改变世界”这一理论研究的根本目标，把由此派生出来的具体目标和具体要求夸大，并作为终极目标，就会导致理论研究工作中的“异化”现象。现实生活中不是有许多学者把申报项目、完成科研工作量、发表成果、评奖评职称等当作追求的主要目标吗？由此导致理论研究工作中大量跟风跑、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腐败现象。这也是背离马克思“改变世界”功能观的又一重要表现。
二
《转变》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并不绝对地排斥“解释世界”的功能，而是建立在科学地说明和解释世界的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的“改变世界”的实践观是主体性和物质性的统一，物质性的重要含义之一就是要在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下去改变世界，也要遵循一定的事物的发展规律去改变世界。同时“改变世界”也不是绝对地否定一切和改变一切，而是否定和改变错误的、落后的、腐朽的、丑恶的，用黑格尔的话讲，就是丧失了必然性的事物。而对于那些积极的、向上的、进步的、发展的符合必然性的事物、现象，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仅不去改变，而是要支持、扶植，促使其更快地发展。这也是“改变世界”的具体内容。所谓主体性的重要含义就是要在科学的理论和观念支配下去“改变世界”，而不是盲目地去否定一切和肯定一切。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理论家的所谓“解释世界”，不是在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的指导下，也缺乏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法。他们在“解释世界”时，要么是全盘肯定一切，反对一切社会变革；要么是全盘否定一切，变革现存的一切。19世纪初，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对待资本主义的“解释”就是这两个极端的表现。一个把资本主义说得好上加好，至善至美；另一个把资本主义说得坏上加坏，毫无是处。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改变，必须建立在科学地说明、解释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它一方面说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的灭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发展趋势，同时指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是无产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说明是唯物的、辩证的、科学的。没有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科学的说明、解释，也就没有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就不可能真正指导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说明为我们树立了科学地说明、解释世界的典范。
我们今天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要进行极其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需要像马克思那样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唯物辩证法等理论科学地说明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特别是说明、解释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谓科学的说明，第一，必须正视和承认中国的实际和国情，去研究这种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性；第二，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国情和实际，既要看到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的因素，也要看到不利的因素；第三，揭示现实生活中正确与错误的对立、先进与落后的对立、文明与愚昧的对立，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对立，以及存在各种落后、错误、愚昧、假恶丑等现象的根源和克服途径。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也得到了思想解放。许多理论工作者冲破各种教条主义的束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说明中国现实问题的风气开始形成。但是，不能自觉和科学地回答、说明、解释中国现实的理论研究现象仍然非常严重。例如，哲学界天天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但现实生活中究竟有哪些思维方式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其具体表现是什么？原因和根源是什么，应该怎样克服？理论研究文章却极力回避这些问题。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唯书唯上的唯心主义思维方式仍然非常严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能视而不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批判英雄史观思想的基础上阐发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群众史观思想。但是不能不正视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英雄史观思想在今天中国的现实生活中表现得非常突出。理论工作者不能不去批评这种思想反而批判起群众史观思想来。
此外，在一些理论工作者的文章、专著和部分教科书中，看不到科学的分析方法，一谈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就是成绩，就是好上加好；谈到改革开放以前，就是问题，就是一团漆黑。列宁在“辩证法十六要素”一文中谈到要真正客观地认识自在之物本身，就必须把分析和综合结合起来。恩格斯说过，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领导者的讲话中，却只讲成绩，不讲问题，只是根据抽象的理论推论出应该做的事情，而不会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细致的分析，从中阐发出路线、方针、政策来。即使有时谈到问题，也是轻描淡写。这种离开对现实的科学的分析解释，怎么能够去真正地“改变世界”呢？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改变世界”的哲学功能观，但“改变世界”的主体是谁？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功能观同样也回答了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转变》一文中指出，“改变世界”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今天“改变中国”，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就是绝大多数的中国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理论研究必须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实践结合起来的论述相当多。尤其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几段精彩的论述，即“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②，“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③，“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④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结束语中说：“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⑤。
毛泽东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理解得非常深刻。他在20世纪60年代针对现实生活中一些哲学工作者把哲学研究纯粹局限在哲学工作者的圈子的现象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使之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在他的思想影响下，哲学工作者走入到工农群众中，曾经出现过相当长时间的群众学哲学的运动。2005年出版的《学哲学用哲学》和2007刚出版的《辩证法随谈》两本书的作者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的哲学思想功底就是在当时群众学哲学运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的群众学哲学的方向和主流是正确的，对于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当然，认真回顾和总结当时这一现象，存在的问题也是相当多的，特别是把丰富完整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简单化、庸俗化，特别是受“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出现了歪曲和肢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象。但是，绝不能因为群众学哲学中出现的上述问题而否定其方向和主流。可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理论界在取得理论研究许多重大成果的同时，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这一思想抛弃了。一些哲学学者包括有些知名度较高的学者、教授看不起工人、农民，看不起小人物。他们认为，哲学只能在哲学家的圈子打转转，普通群众只关心他们的个人利益，根本学习和研究不了哲学。他们所写的文章晦涩难懂，不是给普通人看的，而是给少数人看的，甚至许多专业学者也看不明白。哲学重新回到哲学家的小圈子中。马克思1842年发表的《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一文指出了当时德国哲学界脱离现实和群众的严重现象。他说：“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那种与它格格不入的报纸的一般性质——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对立起来。从哲学的整个发展来看，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作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⑥ 我们今天的哲学研究不也是出现了马克思这里所揭示和批判的现象吗？
哲学与群众的结合不仅表现在要使广大普通群众自觉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也要求哲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哲学的功能无论多么巨大，纯粹的哲学工作者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它在与普通群众结合的同时，也必须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者结成联盟，不仅与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也要与其他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结成联盟。这也是发挥哲学理论功能的极其重要的一个条件。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目前哲学工作者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越来越弱化，老死不相往来的各自为战的封闭研究状况比较严重。这种状况不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可能真正发挥其作用。现实生活中许多学科领域包括经济学界、政治学界、历史学界等学科领域甚至哲学界自身已经出现的简单照搬西方理论，自觉不自觉地背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性不正是这种隔裂学科联系的必然后果吗？
哲学与群众的结合还表现在哲学工作者也要向群众学习，向小人物学习，把自己的立足点真正转移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方面来。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认识来源于实践，而这种实践就是群众的实践。理论的源泉和动力永远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理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投身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私有制的斗争实践中。他们在群众的实践斗争中发现了无产阶级身上最闪光、最积极、最本质的东西，并从中汲取了极其丰富的营养，完成了人生价值观的根本转变，才创立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必须植根于今天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如果不向工人农民学习，不关心他们的疾苦，不回答他们在自身实践中遇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关心和回答他们在社会大变革中怎样维护自身的正当权利和社会公正，怎样行使自身做社会主人的权利，怎样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丑恶和腐败现象作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和发展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必须承认目前哲学及整个理论界中存在着一种不良的倾向，一些学者越来越脱离群众，他们瞧不起群众和小人物，他们把自己打扮成群众的救世主，面对着改革开放中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的抗争不闻不问，甚至加以指责，把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根源归结于普通群众。他们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就是让群众学会忍受，顺从和接受他们的所谓“思想教育”。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社会生活中的腐败现象也极其严重。这是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国人都不能回避的一个客观事实。如何根治和改变这种现象，许多理论家们出了很多主意，应该说，除极个别的理论家论证腐败现象的合理性的荒谬观点之外，绝大多数的对策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在笔者看来，却没有抓住根本。人民群众是腐败的最大受害者，他们最痛恨腐败。反腐败的力量源泉在广大群众之中。加强法制建设和制度建设是完全对的。但是这种建设一定不能压制和挫伤广大群众反腐败的积极性，而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把每一个普通人的极微小的力量组织起来，凝聚为对腐败势力的强大的合力和震慑力量。这种合力和震慑力量既包括对已经出现的腐败现象的打击力量，也包括防止腐败现象发生、扩大、蔓延的预防力量。而人民群众反对腐败也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为人民群众行使做社会主人的权利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和策略上的方法。理论工作者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马克思所说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一至理名言。忘记了这一点，就是背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
四
马克思强调哲学的功能是“改变世界”，但这种“改变世界”不是单纯的改变客观世界，促进外部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还包括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主体自身，也就是改造人自身，促进人本身的全面发展。《转变》对这一思想也作了深入的阐发。
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理论，这种世界包括人本身。世界的发展既包括外部世界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发展、观念的发展，也包括人本身的发展、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发展。实践的本质是对“世界”的改造，而不单纯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多年来，一般教科书把实践定义为人们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这种认识并不全对。实践应是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必然包括改造人本身和促进人的发展。然而，多年来，由于把实践只是理解为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导致我们在理解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和江泽民同志“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时，往往把“发展”单纯理解为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单纯归结为GDP的增长。在这种发展观的支配下，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许多问题。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视实践主体即人自身的改造和发展。
毛泽东早在《实践论》一文中就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⑦ 应该说，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常向全党提出要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多次讲过这种思想特别是人的自我改造问题。因此，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发展的进程中，客观世界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但是到了“文革”时期，由于受“左”的影响，对主观世界的改造，变成了完全否认和抹杀个人正当利益的所谓“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同时给广大知识分子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帽子，天天叫嚷知识分子要改造“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样，“人的自我改造”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完全被扭曲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就是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人们考虑和维护个人的正当利益是正确的，不应属于“斗争改造”之列。同时，广大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不能把他们当作“改造”对象。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却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就是完全忽视了人的自我改造和发展。从各级领导者来说，把精力完全放在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发展、GDP的发展、个人政绩的发展，人的发展完全被抛到九霄云外了。作为个人来讲，追求的主要是地位的发展、金钱的发展、文凭的发展、学历的发展、职称职务的发展、享受的发展，而人自身的真正意义的素质、能力的发展却看不见了，主观世界的改造看不见了。“自我改造”在一些领导者和相当多的人眼中，完全成为一个贬义词。谁强调和进行“自我改造”谁就是“左”，就是“傻冒”。也正是在这种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又一种扭曲了的错误观念支配下，近些年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在各行各业中，在各个角落中大肆泛滥。正是针对这种状况，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阐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特别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为核心思想的科学发展观再次把人的发展提到极其重要的地位上来。
我们今天重新强调人的“自我改造”和人的发展，不仅是因为马克思讲过这种观点，更重要的现实依据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客观地讲，近30年来，我们经济战线和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绩。但是在这个进程中，由于几千年封建文化中的糟粕思想的影响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渗入，中国人在发展进程中暴露出许多缺陷和弱点。如拜倒在权力和金钱、名利面前的奴性意识；嘴上一套，思想和行动上又是一套的虚伪性。此外还有封闭性、缺乏平等观念和合作意识等。
这几种特征在国人的各个阶层中都有突出的表现，包括干部队伍和知识分子。而正是这种人的落后状况已经成为制约、影响和阻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发展的瓶颈和桎梏。目前各级领导者和理论界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人的发展现状中的问题的严重性缺乏清醒的认识。这种人的发展的客观现状是我们今天重视强调人的自我改造和人的发展的最重要的现实依据。这里顺便谈一下知识分子问题。邓小平把中国的知识分子看作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组成部分，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知识分子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中国社会生活中各种糟粕腐朽的思想内容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知识分子，国人的主要缺陷在知识分子中同样也很严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为突出，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的一些人，把做学问特别是做马克思主义的学问当作获取个人名利地位的“敲门砖”。今天一些有高学历、高职称的知识分子在文化素质方面确实比一般的工人农民强，但人品素质未必比普通的工人农民强。当前有一种论调即高学历=高素质，低学历=低素质。这完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看法。此外，理论队伍中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态度、不合时宜的观念、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也同样存在。从中解放出来，本身就是人的自我改造和发展。
正是基于上述客观事实，依据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功能观，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各级领导、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把自身的“自我改造”、“世界观改造”、自身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素质能力的全面发展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重要的地位上来。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