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社会，“以人为本”和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等问题，不仅是哲学和各类科学的中心问题，而且是我们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的目标和中心任务。在深入研究中发现，对人的认识的发展和人的解放，是社会解放的最终目的和根本前提。同时，对人的认识的水平和人的解放程度，是社会文明进步和发展程度的条件与界限。然而，任何人文精神的现实缺席，正是由于人的理念和人文精神在哲学理论中的缺席。反之，人的理念的思想缺席和现实缺席，正是因为关于人的思想观念认识探索活动和人文精神在思想领域和现实生活领域中的全面缺席。
一、“以人为本”和人之文化本体的意义
人的问题是一切理论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的中心和根本。实践发展提出了人的发展等问题，迫切要求人的理论的创建，真正实现中国人的素质发展、能力发展、思想发展和道德发展；更需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可以说，人的发展成了现代化发展的核心任务、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及其规则与伦理的建构，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并把它作为我们思想、法律和实践的根本原则。“以人为本”作为人之本体地位的命题，已经被当今社会人们所认同。“以人为本”，不仅强调人是整个世界和人类一切事务的目的与根本，强调人的认识、实践活动和人作为人适合实践活动主体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关注人的生存的状况、终极意义和自由与全面发展问题。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以人为出发点，一切以人作为最终目的。人不仅是目的，而且是主体。人的自由权利优先，人的个性自由发展和人的价值至上。以人为本在实际中是以促进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提倡以人为本，体现了社会文明和文化创造的不断进取。
什么是人？这是十分重要又常新的问题。我们今天可以概括为：人的完整性和整体性与人的文化综合性。人是包括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综合统一体。然而，能将各种属性综合起来的是人的文化属性或称人的文化本体。没有人的文化本体，以往的关于人的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的认识只是带有局部性和分散性。只有人的文化本体，才在整体之上对人的各种规定性加以整合，从而对人的认识有了提升和飞跃。所谓人的文化本体，是指人得以生成、存在和发展的文化创造及其成果构成的前提条件、途径和基础。人只有获得了文化的本体，才能够使人取得进入人类社会的密码——人之成为人的语言、知识、精神、道德、生活习惯和技能等，才具备了作为人的资格和内涵。
人的文化本体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人的文化本体的获得和终极指向是“人的文化性”，包括了精神的价值和意义的特性、自由特性和创造特性等。在人的文化性的生成和发展中，以往认识到的人的各种本质属性都得到了更好的展示；而在人的文化本体中，有着人的自由的存在和自由优先权，以及符号创造和人的创造性发展的独特性。因此，人是文化的存在，人与文化是相互创造和互为生成的关系。这正构成了人的文化本体存在的意义，即对人的整体性或总体性的存在的把握的同时，我们也了解了人的存在的多元化和多层次的构成。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1] 一书中，论述了人作为制造符号和使用符号的存在，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来自于对符号的文化世界的认识和实践。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冯·贝塔朗菲在其《人的系统观》一书中，对人的符号系统性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提出“人的符号宇宙”的概念：“人所特有的、能将任何别的事物截然区分开的独特行为就是在思想和语言中创造符号宇宙的能力。除了直接满足生物需要以外，人不是生活在事物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而“符号是自由创造的、代表某种内容的并通过口头传授来传递的记号。所谓‘自由创造”，意指在记号和它代表的事物之间有一种联系，但绝不是生物学上所强调的那种联系。”因此，“人类价值，本质上是一个符号宇宙，它是在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这样一种抽象化了的概念是使用与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诸如科学、技术、艺术、道德、宗教等等。”[2] 早在1955年，贝塔朗菲就指出：“人所创造的符号宇宙部分地取决于普遍适应于人类的那些范畴，部分地取决于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结构中历史地形成的那些范畴。”[2] 然而，当符号系统崩溃时，人就会出现精神的病症。这就需要把系统论应用于符号宇宙的创造和心理学的实践中。
对于中国人得以真实地存在与发展的文化本体，显然是中华文化创造发展的兴盛与辉煌。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华文化对中国人的作用和影响是逐渐下降甚至是微乎其微的。事实上，要使中国人获得真实的存在，就必须注重中华文化的经典阐述中的成就，就必须恢复中华文化的伟大作用和不可替代的地位。中华文化经典强调了人之为人的文化本体意义：仁、义、礼、智、信。孔子主张“仁者，爱人”。“仁者，人也”，“仁”是身心的统一，是人之所以为人和人之如何成人的统一。《中庸》指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和仁义礼智一样，“以诚为本”正是人之为人的内在的规定性，是以人为本的人之文化本体的表征之一。《中庸第二十章》中论述：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由此可见，中华人文精神特别是儒家人文精神，强调人文建构达到一种人的文化本体和人文精神的境界。“仁道”，即以“仁”为价值核心的人道主义，主要包括人本与人权思想和民主与科学精神。它有人本与人权思想、重视人格尊严、非常强调人格的独立性、实现人格智慧等重大表现。中华文化兴盛和创新之日，将是中国人真正成为人的时刻。
德国哲学家兰德曼在其《哲学人类学》[3] 中提出人的存在的文化意义的命题：人是文化的存在；人是历史的存在；人是环境的存在；人是社会的存在；人是人自己创造的结果。夏甄陶在《人是什么？》[4] 中，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揭示人的由来和人的存在的基础，并对人的存在和本质作出了全面的哲学概括。它包括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物；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是从事活动的存在物。在正在崛起的当代中国人学创建性的研究中，不仅包括了人的本性、人的本质、人的地位、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需要等主题，而且关注人的自由、人的个性、人的能力、人的素质、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等问题。
人的文化本体性的揭示，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思想原则，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观的核心。建构和谐社会需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也就是说，既要关注当代人的发展，又要照顾到后代人的发展条件。可见，经济建设与环境建设双赢的发展是硬道理，也是软道理。人的文化本体和人文精神的建造，更加关注人类自身的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将日益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强大趋势和永恒主题。
二、人的文化本体价值与人的自由：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前提、目标与条件
人的文化本体以人的自由特性为重要前提和指向，使人的自由有了一种本体的和重要的地位。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对自由的理念还“心有余悸”，从而使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大打折扣，甚至望而却步，或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有些人认为，人的自由就是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或者固守自己的动物本性和不够文明的特性，结果造成“放松成了放纵”和“宽容成了纵容”等不良的局面。这不仅扰乱了社会秩序，而且破坏了文化创造和发展，影响到社会进步和人的存在的合理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作为人的文化本体性重要表征的人的自由，是人的活动动力和超越性发展的目标，人的自由是人的文明程度的表现，也是人的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发展的标志。简言之，人的自由有两个层次：一是积极的自由，二是消极的自由。然而，人的真正的发展是积极的自由所导致的。“积极的自由”来自于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我们以人的文化创造性为基点提出一种崭新的积极的自由观念，揭示出“积极的自由”与人的发展的内在关系，我们深化了对人的发展的解析和认识，建构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理念，更加有利于探索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消除人的异化的发展方略。
从人的发展过程看，积极的自由不同的阶段和与之相应的主体形态：(1)意志自由是由执掌(抽象)理想精神的主体创造和实现的自由，具有理想性特征。(2)价值自由是由执掌了实践精神的主体追求创造和实现的自由，具有现实性特征。价值自由，即站在人文精神的立场上，评判和断定人对客体的创造以及人在控制客体的作用(包括人本身客体)以及客体对主体的属性的满足主体需要的特征，价值自由表明了人作为主体改造与建造的程度和状态，人格智慧就在于推进这一状态及其扩展，价值自由的获得反过来加强和提升了人格智慧。(3)意义自由是由执掌了文化精神的主体创造和实现的自由，具有超然性特征。意义自由作为拥有文化精神的主体的活动、创造的状态和水平的标志，是一种全新的境界，也应该是当今人类所获得的对自由的认识和理解的最高境界。意义自由是在价值自由基础上的提升，是“诗意地生存”之境界；这种境界是由文化精神武装了的主体所能够达到的境界。意义的自由是非功利性的精神意境，在超越了某些为了生存需要而进行的创造，不受任何的外在因素的支配，能够尽力挥洒创造潜能的活动状态。意义的自由是理解性的自由、释义性的自由，达到了对意义的掌握控制的游刃有余和出神入化的程度；然而，意义自由不仅是积极的自由的一个类型和一个发展阶段的表征，同时也是人类精神追求的永恒性的指向和持存，是人类精神世界建构的基本理念及其崇高境界。[5]
人的自由是人的发展的前提、基础和动力。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的目的和手段》[6] 一书，主题就是发展与自由：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发展”的概念，长期以来只是被定在个人收入和外在的提高上。这是不科学的，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作为中心概念“自由”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构成性的，自由是人们价值标准中固有的组成部分，它自身就是价值；二是手段性的，它促进其他价值目标(经济富足、政治民主、社会平等)的实现。阿马蒂亚·森强调自由不限于自由权利，而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生活的“能力”。第一，自由作为发展的首要目标。他这本书的直译是“发展即自由”，或“作为自由的发展”。把发展和自由相提并论，表明他对自由的重视，同时显示出“自由”在此有特定内涵。阿马蒂亚·森的自由意味着实质自由，实质自由则定义为“个人拥有的按其价值标准去生活的机会或能力”。罗尔斯称作“自由权优先”的一项要求，包括存在一组自由权利，不管任何其他考虑，必须保证这一组自由权利的实现。当代著名自由主义理论家诺奇克曾提出更强的“自由权优先”的要求，具有优先性的自由权利的目录更长，优先性的程度更绝对。第二，自由作为发展的重要手段。自由的意义，还在于它的手段性作用。阿马蒂亚·森具体分析了五种手段性自由，它们分别为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过有价值的生活做出贡献，它们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做贡献。这五种手段性自由是：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保护性保障。阿马蒂亚·森的眼界超越了民族和国界。人的基本权利和实质自由是它的基点。
关于人的自由的理解，对于我们的研究者说来，往往带有谨小慎微的态度，或者往往忽略自由的问题。当代人学关注人的价值生成和人的个性发展，人的意义和人的素质提高，强调以人的方式高扬人文精神的旗帜。与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论相一致。关于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的理论是每个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所了解的，但人们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理念：关于个人的发展的理念之“丰富的个体”的思想观念。关于“丰富的个体”的思想观念，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创立时所关注的且带有革命变革的重大问题。在这一问题的论述中，显示了历史辩证法及其内蕴着的精神力量，从事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是我们理论的出发点。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建过程中，马克思强调指出，我们的理论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理论的目的是使每个个人都获得自由解放，使之成为全面发展的未来美好社会的真正主体。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我们不是从人们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述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马克思把个体、特殊性看作更具有实在性的存在，从而批判了思辨哲学把一般概念实体化的做法。马克思指出，新世界观的主体是人，是双脚坚实地踏在大地上、呼吸着空气的现实的人，是自由自觉活动的主体。客体则是人在感性的实践活动中对象化的客观世界。换言之，这种现实活动的主体是现实的“丰富的个体”。由此在本体论上超越了近代哲学的时代，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全新的世界观本体论；“丰富的个体”具有了本体论革命的意义，而这种本体论的革命，是与方法论革命相一致的。
丰富的个体不仅是一般的社会成员，而且是具有个性、积极性与创造性的社会成员，他们具有与其他个体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丰富的个体是具有丰富的个性的和积极创造力与饱满的生命力的个人；对于社会存在来说，个别的活动主体又必须占有自己丰富的本质结构，即具有丰富的需求、丰富的社会关系、丰富的知识与技能、丰富的享受和丰富的价值。丰富的个体具有丰富的社会关系；丰富的个体具有丰富的需要；丰富的个体具有丰富的个性；丰富的个体具有丰富的知识、素质、能力和技术；丰富的个体具有丰富的意义和多元的价值。丰富的个体的理念有两种指向：一是指社会成员的个体的丰富，由此构成了个人“完整的世界”，拥有多方面的品格和能力；二是指组成集体或组织机构的个体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具有不同的且丰富个性的个人，有着不同专业特长、多种气质性格的个人，形成了人才济济、互相合作和管理有序的情形，增强了集体和组织的凝聚力和功能效益。这两方面的优势相辅相成，并共同受制约于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的发展状况。“丰富的个体”：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和现实表征，把人的发展问题与社会发展相联系，指出个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个人的发展又需要社会发展和文化创新；同时强调，人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实践过程，由其发展的规律和特定的阶段，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必须经过丰富个体的理念的认同和实现的过程。丰富的个体既是现实的个人发展的必经阶段，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理想的现实途径，是人类整体文明创造的最重要的成就的表征。
关于人的素质发展与提升的研究和实践，研究者达成的共识是，人的思想观念决定社会和人的行动，而人的素质决定了社会发展和人的命运。从中国国情出发，把握人的素质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发展人的素质研究和提高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出发点和突破口。第一，人的发展不仅包括了人的素质的提升，而且应该从如何提升人的素质这一重大课题开始；人的素质表现为多样化与系统整体性的统一；人的素质生成、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第二，人的基本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和创造，特别是人的文化和科学知识水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职业素质和创造力的作用和意义更加重要。人的现代素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杠杆和依托，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内核就是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在协调和处理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发展的关系中，必须把提高人的现代素质当作一项战略性的关键问题来对待。人的素质升华，从本质上讲标志着对现实人的超越，显示着人的发展。第三，人的社会文化素质各项指标之间的关联和互动是重要而复杂的。第四，人的素质培养和素质教育是人的素质提升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第五，人的现代化发展和完整人格建构是人的素质的整合展示。第六，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是一项综合工程，提高人的素质需要从制度建设、客观环境、创造大文化环境外部条件和人的主观自觉的努力、增强人的主体意识等方面着手；人才培养要求不断学习和不断进步，思想道德品格和能力不断提高，科学文化创造力丰富与自觉，与时俱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透视人的全面发展过程：深入理解与实现超越
从人的文化本体论的视角透视人的全面发展过程，既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已有的论述有更深入的理解，更可以从现实的文化创建活动中实现一种历史性的超越。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就总的方向来说，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个一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就具体的历史阶段来说，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也是辩证的统一。“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人的丰富性和全面性是在社会关系和创造性的活动的丰富性和全面性中实现的，而在片面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中，是不可能有任何的人的发展的全面性而言的。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三种形态阐述了人的发展及其全面性，是在创造性的活动中达到自身的全面性的过程。马克思说，整个社会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
马克思强调个人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一致性，在人的本质观的基础上，马克思站在整个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高度，从人类自身的进步与解放即整个社会(包括人)的全面进步来阐述人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被马克思称为“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因而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即人的发展过程的“第一种形态”是“人的依赖关系”。“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原始关系相矛盾的”。与社会化大生产和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相连的人的发展过程的第二种形态可概括为“以物为基础的片面发展”或称“人的独立性”，只是由于人借以发展的社会关系的异化和压抑，导致了人的异化状态，人的片面发展和非人的产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实现是不可能的。然而，它“在产生出的个人同自己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人的发展的第三种形态即“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社会关系不再是异己的和支配个人的，相反它们置于个人的活动支配之下，人在自觉的全面的丰富的社会关系中，成为具有自觉自由个性的任何全面发展的人。社会为个人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条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人的全面发展又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石、原则和有效形式，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取得和谐一致。
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是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在文化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过程中，也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文化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实现的前提和条件。更进一步说，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就是把人从旧的枷锁和羁绊、陈旧的时代烙印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是唤醒并形成人的文化创新意识、注重人的有个性的人格建树和心智能力的发展，是人的素质培养和文化创造力提高的过程，是促使人从“丰富的个体”到人全面自由发展的超越性过程。社会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发展不仅是人的现代化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本保障，而且又是人的现代化实现的必由之路和必然结果；文化现代化和文化创新的最重要的和终极的目标是实现人的现代化。
在人的全面发展和文化共同体的一致性中，虚假的主体已经死去，“真实的集体”仍然需要尽快建立。(1)它是由有个性的和全面发展的个体参加的，是遵照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教诲建立的。每个人都充分发展，相互间协同合力，他们是有创造力和攻无不克的团队。(2)在这种文化共同体的组织形式中，整合精锐，向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创新。(3)这种文化共同体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由此形成多元的、间接的控制性与功能自主性的统一。(4)在这种文化共同体的集体中，个人的组织化和自治化只有一步之遥，个人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也就有了充分的必要的条件。(5)这种文化共同体是有高能、高速、高效的创造者协同作用的最有活力和竞争力的集体。
后现代主义者福柯等在宣布“人死了”之后，建构了旨在使真实的人和有利于人发展的主体解释学和新的启蒙哲学。个人主体性的出现、个人价值的开发、人的主体精神和人的文化的复兴，是个人主体性的呼唤呐喊自觉有效的实践训练，是自我主体得以成长的条件和过程。同时，文化创新活动是文化创新主体真正生成的场所，是主体性精神和人文精神得以确立的时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清除了阻止文化创新和人的发展的各类障碍，奠定了文化创新必需的文化知识基础和人文性条件，而且建构成人的本质力量和人文精神凝聚的文化环境和氛围，使得人的存在与文化的相关性获得了现实的、和谐的展现。
文化创新要求人的素质、创造力迅速和不断地提升，文化创新也为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提供了现实的途径。与此同时，文化创新旨在消除人的片面发展和异化状态，改变人的精神心智遭受压抑的被动局面，使人通过“丰富的个体”的路径达到完整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现代化使得我们能够真正实现代表人类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并通过实现先进文化创建，使中国人真正成为大写的人。文化现代化是促使人的现代化发展和社会现代化发展真正实现的途径，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所在。
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经由文化批判走出困境
人的自由与全面地发展是人类社会文化进步的文明最高的尺度。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人的发展状况来看，目前还处于社会和人的发展的第二种形态，处于人的异化、人的片面发展和非人状态。尤其是工业化及其后果，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出现了单面人和技术理性的非理性扩张，导致了对人的发展的压抑和扭曲的不良状况，人类被自己的创造成果陷于困境之中，思想家们进行了文化层面的批判。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理性在启蒙中就是技术理性，技术理性意味着对人的统治，而从技术理性的计算本质看，它又必然使精神贫乏化，精神的贫乏化又有助于统治者的统治。如此看来，要想恢复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重建新的理性就成为当务之急。马尔库塞考察了逻各斯演变为统治理性的逻辑，分析了理性演变为技术理性的过程，对单面社会、单面人、单面思维充满了忧虑，同时也对新理性发出了深深的呼唤。在人道主义社会中，人是中心，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一切经济活动、政治活动都为人服务，新社会以个性的充分发展为人生最高目标，它致力于培养人的批判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对于人类依赖于技术的倾向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他指出，技术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但是技术不等于文化，单一技术化导致的结果只能是人的异化！走出异化的道路是人类通向语言之路。
显而易见，资本主义文化改变了人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造成了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压抑，从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的立场看来，现代意识形态不仅是具有欺骗功能的虚假意识，而且是一种霸权性的统治力量和操纵力量，一种扼杀人的自由和自主性的异化力量。一方面，它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各种大众文化手段来操纵人们的生活，从而消解人对现存世界的超越维度；另一方面，对世界各国继续后殖民主义和后帝国主义的文化统治。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科技理性支持货币逻辑把人置于一个平面，使人变成“单面人”。现代社会事实上是僵化的和严厉的科技意识形态扼杀人的个性、自由和创造性，并且已经完全蔓延到生产过程和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形形色色的和花里胡哨的大众传播和交通工具、奢侈的生活用品、魔幻的娱乐和网络体系，使各种强制性的训诫不只是作为某种宣传，而是直接变成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比马克思揭露的劳动异化更加深入和持久的社会异化！归根到底是一种反文化的和践踏人文精神的倒退！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只能是负面的。
弗洛姆在同样的意义上指出，现代人生活于充斥着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世界中，所有这些意识形态通过父母、学校、教会、电影、电视、报纸，从人的童年时就强加给人们，它们控制着人们的头脑，似乎这是人们自己思考或观察的结果。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的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高质量的物质生活条件。在现代技术世界中，人由于受制于自己的造物和丧失了超越的维度而陷于深刻的异化之中。对科学技术和技术理性的文化批判思潮开始兴起。韦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分析和对实证主义的批判、齐美尔对现代技术世界的物化和异化的批判等，都是这一思潮的重要表现。马尔库塞关于单面人的理论表述了深刻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扩展，以此来揭示科学技术进步和技术理性发展的两重性。他认为，这种技术统治取代了传统的政治统治，使社会统治具有了技术的性质。由于技术统治采取的形式主要不是强权和暴力，而是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消遣，所以它具有更大的合法性外观。人由此被消解到给定的秩序中，丧失了批判和超越的维度，成为与现状认同的单面人或单向度的人。
法国后现代主义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非人》一书，提出人文精神的缺失造成了非人的情景。“从人文主义意义上说，一方面，人是不是正在被迫成为非人？另一方面，人的本意是不是心中萦回着非人的人？”这样可能产生两种非人：一种是以发展的名义正在巩固其体系的非人，不应该把它和另一种非人相混淆；另一种非人是极为秘密的、其灵魂被当作抵押的非人。利奥塔描述了人的状态：“成人被赋予了认知和使人认知，行动和使人行动，以及将文化关怀和价值内在化的手段；成年人也能够追求完全的人文化，有效地实现思想如意识、认识和意志。它只能在不断地履行其诺言的同时，摆脱童年的野蛮。”由于人文的缺失而更呼唤人文化，人们看不到两种人文主义的差别或调和两种人文主义。由于社会物欲横流而出现的非人文性的非人，有深刻的制度性质的问题，而内心世界的人文缺失造成的另一类非人，是无任何目的的，其发展不像理性的解放和人类自由那样有某种理念磁化而成，发展仅仅根据其内在原动力的加速和延缓而产生。人学与人类学有很大的不同，人学更加注重人与社会的相关性，注重人的发展及其实现的过程和条件的创建。由此以来，人学研究者已经明了，人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一方面，当代文化身份的认同与超越工业社会和“文化工业”带来的困境的文化批判，还提出了带给人类灾难的环境·资源和人口问题，指出它对人的发展产生了阻碍和困境，使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都出现了危机，使人类生存在困境重重的状态。自然环境危机、核战争威胁、恐怖袭击、人的异化和自我认同危机……所有这些困境都是全球性的，任何国家和个人从根本上说都不可能置身于外而独善其身——在人类的全球性困境中人人奋起。全球一块行动起来，才有可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罗马俱乐部”的关于经济增长极限、自然环境保护的报告，成为全人类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追求。
在新世纪，我国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人的发展问题也成为我们关注和整个工作的中心任务。面对现实中的这些问题，形成了诸多的理论新热点。一是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原则。对于中国社会说来，无论在思想上或在实践中，这是一个进步，人的哲学本体和社会本体的地位成为毫无疑问的，关注人的存在和发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二是注意到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一致性。三是强调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和过程性，从人的素质的发展到人的能力的发展，从人的发展的矛盾及其解决，到人的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性的认识和掌握。四是重视先进文化的创建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推动作用和重大意义。五是强调了对人的健康生存和全面发展的社会教育和道德进步的基础和保障作用。
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近年来出现了只注重提高经济GDP指标，忽略了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的齐头并进，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人的发展上的只注意分数和数量的问题。只注重人的才能，忽视人的德行，这是致命且有害的偏颇。这种单面人和畸形发展，无疑是人的异化的状态，而这无疑给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带来了极为不良的困境。可以说，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素质的提高，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落脚点和归宿。有一种观点认为，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经济—社会—人的共同发展，并且以“人的发展”作为起点，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而“人的发展”决定其信奉何种发展观，采用何种发展形态，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的素质的缺陷往往会使人陷于不可能持续发展的状态中不能自拔，甚至陷于人类悲剧的境地和人为的陷阱之中。这一种观点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内核就是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提出了人的总体性和总体性的发展。在整体主义基础上，提出了全新的整体发展观。以社会协调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并基于人的素质的整体全面提升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实现社会的民主自由和全面发展，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人类应对自身困境的全世界人民共同行动和自觉行动，以实现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合理性。
（来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1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