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是时代和实践的反映，也是以往思想资源的批判继承。从理论来源和现实关照看，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不仅实现了社会历史认识上的根本变革，也吸取并超越了人类以往优秀的价值取向，体现着对人的解放和发展的深刻关注。
一、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理论来源
关于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理论来源，学界已有系统的论述，但仔细斟酌，却不无可议之处，其中值得重新检讨的问题之一，就是它是否具有价值取向方面的理论来源以及理论来源为何。众所周知，包括社会历史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但问题在于，以往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继承的理论遗产时，往往侧重甚至局限于科学认识的方面，忽略甚至否定价值取向的方面。例如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哲学史教科书，基于将唯物史观定义为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的理解，在阐述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时，往往缺乏对其价值取向方面思想来源的探究。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大致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直接忽视价值取向方面的思想遗产，淡化、疏离甚至否定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启蒙思想等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在论及这些思想时揭示糟粕多、挖掘精华少，负面评价多，正面肯定少。二是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来源如空想社会主义、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等的合理内核时，往往只强调其社会历史认识上的启示性和借鉴价值，较少揭示其价值取向上的合理性，更遑论展开性的阐释。
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是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的统一，与之相关，对其理论来源的追溯和梳理亦应顾及到这两个方面。对认识方面的思想来源，马克思恩格斯曾有明确的论述，学界亦有系统深入的探讨，对价值取向方面的思想来源，则有待重新梳理。
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这一观点受到了一些质疑。质疑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三个部分的划分源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由于杜林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三个方面向马克思发起进攻，恩格斯才针对性地做出了应战，并相应地从这三个方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以此为依据，明确将马克思主义分解为上述三个组成部分并指出了各自的理论来源。因此，三个部分之说事出偶然。马克思主义是否应当划分为几个部分或如何划分，尚有待于进一步探究。但上述质疑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同其理论来源密切相关，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问题亦可能作新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为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说法能否成立？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这一说法有直接的文本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反复指出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是其理论来源，并揭示了它们的缺陷，说明了它们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变革和超越。另一方面，即使这一说法成立，也不必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历史理论的理论来源仅限于上述三者。
文本追溯表明，作为一种完整的社会历史观，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理论来源除上述三者之外还有其他，其中相当重要的、也是价值取向上的思想来源，是近代欧洲的启蒙思想、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
近代启蒙思想、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尚未得到恰如其分的估量。其所以如此，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基于对划清与资产阶级思想界限的顾虑。因为人道主义等价值取向是资产阶级在近代提出的，也是其迄今一以贯之坚持的。二是人们在研究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时，通常关注的是其最具独创性的认识方面而非价值方面。而就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尤其是对社会发展规律和机制的认识而言，人道主义的确乏善可陈。正是止于认识维度，往往看不到人道主义的合理性，进而忽略了它对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影响。
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的真实意义就在其价值取向的方面，它从根本上肯定了人，提升了人的自我意识，确立了人之为人最基本的权利，是对人的价值优先性的认可和主张。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曾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产生过深刻影响，这一点将在下文指出。同样重要的是，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还通过近代社会主义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渗透于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之中，为其提供了优秀的价值来源。恩格斯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1]他还指出：“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2]充分肯定了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和近代社会主义对自己的影响。
接下来的问题是，空想社会主义为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提供了哪些思想养料。关于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向来存在一个理解上的矛盾：一方面，经典作家及后人皆公认前者是后者的重要思想来源，另一方面，人们在评价空想社会主义时又总是强调并批判其缺陷的一面，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空想社会主义到底为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提供了哪些思想资源？是提供了科学认识方面的思想资源吗？不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只能求助于理性来构想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3]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内在矛盾，并就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提出了一些有益的主张和设想，却未能深入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根源，没有找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力量和正确途径，因而其理论只能停留于空想。
那么空想社会主义为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提供了什么呢？毫无疑问，只能是价值取向方面的思想资源。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到，“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4]这一段话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首先，这里的“社会主义”是泛指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在内的近代社会主义，由于尚未“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因而这种社会主义是非科学的，其次并且更重要的是，之所以必须将这种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而使之成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具有合理的因素，这因素就是也只能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因为只有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才可能或建立在非科学的、非现实的基础之上，或建立在科学的、现实的基础之上，亦才有将其“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的问题。
接下来的问题是近代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的关联。恩格斯曾明确指出，近代社会主义“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5]这就是说，近代社会主义与启蒙学者在的价值取向上是一以贯之的，或者说继承了启蒙学者的价值取向，虽然前者在价值诉求上有所推进，例如不满足于按照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社会，并指出了其不合理性和非正义性。同理，与启蒙学者一样，这些社会主义思想家的价值诉求缺乏科学认识的支撑。也就是说，如果正像恩格斯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当然也包括整个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是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和近代社会主义）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继承和发展，那么所继承和发展的“原则”显然主要是后者的价值取向和诉求。
二、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现实观照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6]思想进程作为历史过程的反映可以有两种情形，一是现实写照，对现实的理论抽象；另一种是对现实的观照和引领。后一理解对于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来说尤其恰当。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但这种“反映”是主动的，是对社会历史积极地探究、批判和反思，也就是说，它是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更是一种合目的性的引领，体现着创立者反对和改变现存事物的愿望以及对社会发展目标的设想。
理解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现实观照涉及到一个理论问题，就是社会历史研究能否“价值中立”。马克斯·韦伯曾提出的“价值无涉”原则，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只应对社会现象做出解释性理解，而不应承担价值判断的任务。这种去掉“先入之见”的企图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先入之见可能一叶障目，将人引入偏见之中，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或事实更远。但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亦应看到，先入之见在认识之中又是不能完全排除甚至必要的。汉森等科学哲学家提出了“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认为在科学研究中不可能存在与观察者完全无关的“中性”观察，从学理上论证了“去主体化”从而“价值中立”之不可能，并以众多科学研究事例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尚不存在完全“中性”的观察，那么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更是自不待言。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研究就是一例，其研究绝非通常的纯学理性探讨，绝非 “价值无涉”地、外在地探究、描述社会变化和历史演进，而是欲求在认识社会的基础上改造社会。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7]这一论述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社会角色及历史使命的定位。与这一说法相似，有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本质上是一位社会批判家。实际上，革命家和社会批判家的身份在马克思身上是一致的：他是一位社会批判家，是因为他是一位革命家，不满足从而致力于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社会的现状。不满足现状表明马克思是在用超越现实的尺度衡量社会现实，这尺度就是对理想社会亦即人的理想生存状况的期望。
对人的解放的关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理论研究的方向和问题，引导着他们对社会发展规律和机制的探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回顾自己早期研究旨趣转向的原因：“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8]这一回顾表明，马克思理论研究领域转移到经济学是因为他有善良的“前进”愿望却不具备相应的经济和社会知识，因而在“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时产生了“苦恼的疑问”而力不从心。更进一步分析，他所以要就物质利益发表意见，是要解决面临的困惑，而所以要解决这些困惑，则是基于为贫苦民众谋利益的愿望。正是对劳动群众的深切同情而又不能说明其苦难的原因以及消除苦难的现实道路，使马克思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致力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等的研究，创立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可见，马克思的理论研究绝不仅仅基于个人的兴趣，而是基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推进人的解放的需要。
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现实关照突出体现在社会批判功能上。对于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功能，国内外学术界在理解上有差异也有共识。共识主要在于对其社会批判功能和价值的认定。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社会批判意蕴如此明显，与马克思关于哲学的使命在于改造世界、在于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事物的理解是完全吻合的，是其现实关照的鲜明体现。马克思在早期文本中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以《资本论》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制度作出了深刻系统的分析和批判。恩格斯亦复如此。他们的许多重要著作都是论战性的，其中一些还直接以“批判”作为标题或副标题，著名的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中最有特色的部分。这种批判是持续的、尖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声明：“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9]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0]“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11]“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农奴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12]“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所以，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13]“血和肮脏的东西”、“血和火的文字”等谴责性用词表明，这里的确没有中性的研究，也绝非价值无涉，这里的分析和批判是冷峻的、严厉的。
社会批判功能直接体现着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追求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价值诉求。在《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中，马克思就以“自由的人，真正的人”表达对人理想状态的期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又以“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4] “个人的全面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反复表明了对人的应然状态的诉求。正是现实与理想巨大的反差，驱使马克思“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15]要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系统深刻的批判。他还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16]在他那里，人生存发展的理想状态是衡量社会合理性的尺度，批判旧世界是为着建设新世界。
三、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价值意蕴
与理论来源及现实观照的双重性相关联，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既实现了科学认识上的变革也实现了价值取向上的超越，具有深刻而丰富的价值意蕴。
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变革首先是认识上的，其所以堪称人类认识史上的最大成果，就在于它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建构了科学的社会历史宏观解释框架和核心理念，在认识上超越了以往的社会历史观。对此，学界已有共识。与科学认识上的变革相伴随，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还实现了价值取向上的变革，这是其能够成为一种完整严密的社会历史观的缘由所在，是其优越于以往社会历史理论的又一根据。
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的优秀价值取向。马克思年轻时即受到法国革命所体现的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的影响，他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会彼此敌对、互相冲突，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利益；相反，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17]对“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以及“人类的天性”的赞美、为人了幸福而奋斗的崇高志向，表达了马克思对人道主义基本价值的认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度信奉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实现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之后，仍然继承了这一思想中优秀的价值取向，确认了一些近代人道主义和启蒙学者倡导的普遍价值。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指出：“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18]表现了对“真理、正义和道德”等普遍价值的尊重，或将其确定为应当遵循的价值标准。他还多次使用 “人的本性”、“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等语，并以“真正的人道主义”、“合乎人性”、“合乎天性”概念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甚至以人道主义表征共产主义，认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19]“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或者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20]即使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成熟的著作中，仍然使用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自由个性”、“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21]等提法。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社会历史理论时对价值取向问题少有专门系统的论述。我们认为，其所以如此，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基于改造世界这一主要任务，他们的重点是发现社会发展规律以深刻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原因则在于，在他们看来，一些人类应当遵循的基本价值已经由前人提出了，他们所要做的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在实行这些基本价值过程中的虚伪性或片面性，并使之具有现实性和全面性。
虽然对价值取向问题少有专门的论述，但不容否定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历史理论中实现了价值取向上的变革，这集中体现于确立了人的解放和发展理念。他们的社会历史研究一开始便紧紧地抓住了人这一“根本”，体现着对人类幸福、人的解放和发展深切的关注与追求，这一态度从始至终贯穿于他们的社会历史研究中，是他们社会历史研究的价值起点和现实归宿。由于时代的制约，以往的思想家，即使对人的问题倍加关注的近代人道主义，其视野也只限于人的政治法律权利方面，如自由、民主、平等等人权，所提出的人的解放要求仅限于政治法律层面。马克思恩格斯克服了以往人道主义的缺陷，确立了价值取向上的彻底性、现实性或实践性。其彻底性在于，提出了人的彻底解放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解放的要求，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其现实性或实践性在于，指明了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和发展的现实路径。
由于将价值取向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之上，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超越了人道主义，将对人的关注和肯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是，这种超越是扬弃而非抛弃，即批判继承了后者的精华，或者说，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特别是人的发展理论吸收了人道主义的基本价值原则，并且加以了改造和发展。承认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价值继承关系，肯定人道主义的优秀价值，对于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当代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为以人为本理念提供学理支撑。作为一种完整严密的社会历史理论，不可能只有科学认识而没有价值取向。缺失价值取向，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只能是一种“中性”的社会历史描述，而不能成其为完整严密的、具有引领时代发展意义的社会历史观。作为对社会历史总的看法，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不仅应认识历史之“实然”，反映历史的真相，揭示、分析和预见社会发展的规律、机制和趋势，更应设计历史之“应然”，探究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之关系，确定社会的发展方向并设定社会发展的目标。以“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2]为使命的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必须体现人的发展要求，引领社会的进步。缺失价值取向，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就不能成其为革命的理论，就不能为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等各门社会科学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因此，深化和拓展价值取向是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当代建构的一项基本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发展的基本理解之一，就是复归或实现人性。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要求之后，《神圣家族》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23]“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24]《资本论》则进一步强调，“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5]从反对“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到倡导“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从“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的要求到“合乎人性的人”、“真正合乎人性”、“真正的天性”、“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等提法，马克思对人的发展的理解显然吸收了前人的优秀价值取向。“复归及合乎人性”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表明，人的发展所以被视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及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是因为它根本上体现着真正合乎人性的要求和人道的关怀。
由上可见，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价值意蕴就是关注人、促进人的发展。因此，在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中勿庸讳言人性和人道主义。在关注人、尊重人、为了人这一基本价值取向上，马克思主义与以往的人道主义者显然有相通之处，进一步说，追求人的发展就是人道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在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中，曾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或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一类的提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人道主义的继承关系。
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正在倡导的以人为本理念就是人道主义的当代体现。人的发展目标和“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是对人的价值优先性的充分肯定和现实表达。由于肯定人道，承认人的价值优先性，才有必要追求每个人的平等和幸福，才会有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也才应当确立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才应当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正由于肯定人道，承认人的价值优先性，才应当将人的发展和以人为本理念确立为社会进步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确立为一切社会活动的宗旨和目标，确立为衡量社会运行、制度安排、行为规范以及人的实践的现实尺度。也正因为肯定人道，承认人的价值优先性，才应当坚持一切人的权利和尊严都是平等的，从而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化进程必须关注合目的性，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注重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尊严，注重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实现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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