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汉译广松版和MEGA2先行版的出版，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一个可喜的新动向，这就是真正从文献学考证的成果出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进行学理性研究。国内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权威报刊，如《中国社会科学》、《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学术月刊》、《现代哲学》等纷纷刊登有关《形态》和《巴黎手稿》等经典著作的研究论文，形成了一股以文献学研究成果带动文本解读为特征的新潮流。本文就是对《形态》和《巴黎手稿》这两部经典著作的文献学研究和文本解读取得的新成果所作的综述。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问题的新进展
1、《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问题的由来和实质
《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但是，由于这本著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没有公开发表，且其最重要的部分《费尔巴哈》章的手稿是未定稿，还需要整理、编辑排列后才能正式出版，因此，《形态》的出版本身存在着一个编辑问题，且这个编辑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成为学术研究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学者们发现，《形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遗留下来的手稿中是极富特殊意义的最真实、最直观的珍贵史料，它包含了马克思恩格斯大量删除、修改和增补的写作状况信息；包含了基本手稿和誊清稿、修改稿等可分时间先后的写作过程信息；还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同笔迹、不同的用词法等作者个性信息，等等。研究者可以通过辨认两人写作状况、写作过程以及作者个性等差异，直观他们思想的异同，考察他们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发展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各自所发挥的作用等。因此，这部手稿的编辑方针和编排质量，将直接影响到研究者对这个重要文本的解读，进而影响到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理解。非常遗憾的是，作为旧《全集》版底本的阿多拉茨基版(1932年)的《形态》编辑却不甚令人满意，因为它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分成了40多个片断，无视原作者所标注的页码，按照编者的主观意图恣意地对手稿进行了编辑排列。[1]正因为旧《全集》版存在着这样的缺陷，同时也由于1962年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巴纳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发现了夹杂在马克思其它遗稿当中的《形态》“遗失”部分的三页手稿，从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的巴加图利亚、日本的广松涉和东德的陶伯特等人，就不约而同地对“费尔巴哈章”进行了文献学考证，并纷纷提出了新的编辑方针。
根据清华大学韩立新的介绍，目前国际上关于《形态》编辑问题的实质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组版方式和手稿排序。组版方式是《形态》编辑问题中引起广泛争议的一个核心问题。目前，国际上对于组版方式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是在正式文本中只印最终文稿，至于删改和加写部分等，在卷末“异文明细”或别卷中予以说明。这一组版方式的代表是阿多拉茨基版、MEGA2的试刊版(1972年)和先行版(2004年)。该组版方式的优点是读起来比较流畅，但最大的缺陷是无法从直观上把握手稿的修改过程和记载状况。第二种是尽可能按照手稿的原样，像照片那样把原始手稿以及修改过程等直接印在正文中。这一组版方式的代表是梁赞诺夫版(1926年)、广松版(1974年)、涩谷版(1998年)和岩波文库版(2002年)，该方式采取了尽可能忠实地复原手稿状况的组版方针，把包括删除、修正、增补、笔记、栏外笔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迹等信息都直接印在正文中。
手稿排序是编辑问题的另一个讨论中心。从目前国际上各版的排序方针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按手稿的内容结构进行编排，目的是使手稿看起来更像一个完整的作品。显然，这样编排将不可避免地渗透进编者的主观意图。另一种是按写作时间顺序排序。这一种方案不把《形态》手稿编辑成一本著作，而是尊重各篇手稿和刊印稿的原貌，在兼顾各篇手稿完整性的同时，严格按时间顺序排序。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削弱编者的主观意图，但这样会破坏《形态》作为一部著作在结构上的完整性。此外，由于手稿的写作顺序和马恩对原始手稿的修改和加写时间尚无定论，这一方案也不可避免地会渗入编者的主观推测。
根据国际MEGA2编辑委员会日本编委会“《形态》电子版编辑小组”成员涩谷正、平子友长、渡边宪等学者的介绍，2006年11月在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简称BBW)召开了“德日专家关于新MEGA的编辑会议”，决定为新MEGA第Ⅰ部分第5卷编辑一部电子版(CD—ROOM版)，作为《形态》印刷版的附录。电子版中不但包括了依据原始手稿解读出来的文本，而且还直接附上了手稿的影印件；读者不仅可以自由地核对手稿与影印件，而且通过预先的设定只要按一下鼠标，就可以改变手稿的排列顺序。《形态》电子版的出版将使每位读者都可以直接面对绝对的第一手文献，打破了一部分专家对手稿的垄断权，对于马克思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2、《形态》“编辑问题”在中日两国的影响
《形态》的编辑问题在中国过去长期以来没有得到重视。中国一直使用的完整中文文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卷。这一文本，特别是其中的《费尔巴哈》章，主要是以前苏联学者阿多拉茨基版为基础的。1988年，人民出版社又发行了《费尔巴哈》章的单行本。该版依据的是1966年的新德文版。相较于老《全集》版，该版在编辑上吸收了巴加图利亚的编辑方针，并补充了巴纳1962年发现的那3页手稿，但遗憾的是，它却省去了关于删除、修改、增补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笔迹的记载。2005年，由张一兵主持编译的广松涉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时对原书名作了更改)。张一兵在汉译广松版的译序中高度赞扬了广松版的价值，认为广松版使多年来一直沿用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本的中国研究者第一次可以在文本中直观地看到“马克思是怎样修改恩格斯的文章的，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自身是如何推敲自己的文章的”[1]342，也“第一次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了解到文献学在‘回到马克思’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1]342。该书中译本一问世，便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展开激烈的讨论。日本学者大村泉、涩谷正和平子友长以及国内学者鲁克俭等人认为，广松版在对手稿修改过程的再现上没有超过1932年阿多拉茨基版的水平。张一兵与小林昌人坚持广松版具有重要的文献和历史价值。韩立新则表明了对出版汉译广松版这一事件的中立立场。尽管在争论中不乏尖锐的对立，但这是中国马哲界首次参与国际上最前沿的MEGA2问题的讨论，对于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形态》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甚至还有可能影响我国至今还未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形态》编译工作。
3、《形态》的文献学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影响
《形态》的文献学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以下试举二例说明。
一是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确证问题。我们都知道，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逻辑起点。在实践这个关键问题上，西方部分学者一直坚持“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说”，广松版的出版为问题的进一步澄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张一兵指出，在广松涉所编辑的版本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这段非常重要的话：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哪怕它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在目前的手稿上，这段话是由恩格斯从栏外补入的。[1]16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创始者最重要而且最直接的一个证据。另外，根据MEGA2的先行版、汉译广松版和比其更为可靠的涩谷版，那句常常被当作实践唯物主义理论根据的著名话，即“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是由恩格斯写的。这对于那些强调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人来说，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文献学事实。
二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上微妙的差异问题。根据韩立新的介绍，日本著名的《形态》专家望月清司通过辨认马克思、恩格斯的笔迹就发现：在第17页左栏的基本手稿中，由恩格斯插入的增补笔迹部分有“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34这样一段非常有名的记述。从这段话来看，恩格斯对分工概念和共产主义的理解带有乌托邦色彩。对此，马克思表示了不同意见。在这段文字的旁边，即手稿17页右栏下面、18页和19页的右栏，[1]35-39由马克思插入的笔迹写了很长的一段话。其大意是，分工和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是革命必需的实践前提，共产主义必须建立在大工业和社会分工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是普遍交往的完成和自由个人的联合。从这段话来看，马克思肯定了以分工和交往为核心的市民社会对共产主义的积极意义。据此，望月提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对分工概念以及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上存在着明显差别的结论。[2]
二、《巴黎手稿》的文献学和文本研究
《巴黎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从公开问世起就备受争议。1932年，世界上同时出现了两个有关《手稿》的版本。一个是MEGA1第1部门第3卷出版的《手稿》，其编者阿多拉茨基把《手稿》看成是不成熟的著作，宣称：“马克思也许还在哲学上受费尔巴哈的术语影响。”另一个是朗兹胡特和迈耶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集》。他们与阿多拉茨基相反，对《手稿》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手稿》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马克思的最重要的著作，他的思想发展的关键”。并认为“切不可高估马克思的晚期著作，相反，这些著作暴露出他的创作能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这一争论后来发展成“两个马克思的对立”。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前苏联、东欧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手稿》的研究和争论基本都没有超出这个框架。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随着日本和前苏联、东欧学者对这部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取得的新进展，《巴黎手稿》的研究出现了第二次高潮。最近，韩立新撰文“《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对这一时期国际上所取得的文献学成果作了介绍，引起了我国研究《巴黎手稿》文献学以及重新解读《巴黎手稿》的一个高潮。下面就对目前有关《巴黎手稿》研究取得的新成果做一个简单介绍。
1、《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成果及其意义
《巴黎手稿》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对一些经济学著作所作的摘录和评注，一般称之为《经济学笔记》，简称《笔记》；另一部分是一部著作手稿，即《手稿》。20世纪60年代《巴黎手稿》研究的核心内容就是对《手稿》与《笔记》之间写作关系的考证。这一考证不仅使人们对《巴黎手稿》的生成过程和内在结构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而且还使人们对《巴黎手稿》有了崭新的理论上的再认识。
目前，国际上对这一文献学考证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主要有：
第一，“两个阶段说”。前苏联的早期马克思研究专家拉宾和日本学者山中隆次、中川弘、服部文男等人提出并证明，《巴黎手稿》的写作存在着两个不同阶段：包括异化劳动片段在内的《第一手稿》属于第一个阶段，而包括《穆勒评注》在内的第四和第五册《笔记》与《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则属于第二个阶段。《手稿》的内容在这两个阶段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二个阶段的经济学水平高于第一个阶段。
第二，“几个笔记本之一说”。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罗扬通过对该研究所保存的《巴黎手稿》的原件进行细致考证分析提出，所谓《手稿》只不过是马克思从1843年底到1845年初撰写的一系列经济学研究笔记之一。虽然《手稿》中存在着一个看似能够统领全书的“序言”，但实际上“序言”中提到的大部分计划跟《手稿》的实际内容不符，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巴黎手稿》这样一本书。罗扬还推测，《穆勒评注》是大部分已经遗失了的《第二手稿》的底稿，现存的那四页《第二手稿》只不过是《穆勒评注》的结尾。罗扬的研究成果表明，我们在研究《手稿》时要充分考虑到《手稿》写作的阶段性、片段性以及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性，不能对《手稿》所反映出来的矛盾进行无原则的“折中”和维护。
第三，《巴黎手稿》的《笔记》和《手稿》的写作关系和顺序问题。根据拉宾和罗扬等人的考证，《巴黎手稿》的写作是按照《第一手稿》——《穆勒评注》——《第二手稿》——《第三手稿》的顺序进行的。这是目前国际上的主流见解，日本学者山中隆次据此还重新编排了《巴黎手稿》，这是一个有别于MEGA2的新版。此外，MEGA2第一部分第2卷(收录《手稿》的卷次)的编者陶伯特认为，马克思是在写完《第三手稿》之后，才开始摘录写作《穆勒评注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按照“《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李嘉图、穆勒《笔记》的顺序研究《巴黎手稿》。从我国最近出版的《手稿》单行本来看，中央编译局似乎支持此意见。
2、《巴黎手稿》文献学成果对文本研究的影响
《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成果对国内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下试举一例进行说明。
在《穆勒评注》和《巴黎手稿》的文献学关系上，学界曾经先后出现过三种看法，国内学者对这三种关系的采信得出了三种不同的文本解读意义。
一是传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42卷编者的“之前”说，即认为《穆勒评注》作为《笔记》的一部分，写作于《手稿》之前。张一兵采信的就是“之前”说。他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坚决反对《笔记》与《手稿》的写作是交错进行的这一看法，而是完全按照从《笔记》到《手稿》的顺序来解读《巴黎手稿》的。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用恩格斯和赫斯来解读马克思，将整个《笔记》置于恩格斯和赫斯的水平上，得出《第一手稿》的劳动异化论要高于《穆勒评注》的交往异化论的结论。
二是MEGA2第Ⅰ部分第2卷编者陶伯特的“之后”说，即认为马克思是在写完《第三手稿》，也就是整部《手稿》之后，才开始动手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和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法译本进行摘录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三卷就是按照MEGA2的相关说明来做题注的。中央编译局的鲁克俭在《再论“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一文中基本赞同陶伯特的“之后”说。南京大学的唐正东在《从斯密到马克思》一书中也接受了这种说法[3]。
三是前面提到的“之间”说，认为《笔记》与《手稿》是交错写作的，《穆勒评注》写于《第一手稿》与《第二手稿》之间。吉林大学的张盾在《交往的异化：马克思〈穆勒评注〉中的承认问题》一文中赞同这一观点。韩立新也支持这一观点，并作了补充论证。他依据《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成果，着重研究了《穆勒评注》及其与《第一手稿》的关系问题，指出《第一手稿》所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属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第一个阶段的成果，相对于《穆勒评注》以后的马克思经济学认识而言是很不成熟的。[4]在《现代哲学》2007年第5期《〈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马克思的转折点》一文中他还指出，《巴黎手稿》的异化理论决不能仅仅归结为异化劳动，而实际上它还指《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交往异化在思想水平上高于异化劳动，《穆勒评注》在理论上也比《第一手稿》成熟。如果说马克思在其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有一次根本性转变的话，《穆勒评注》就是这次转变的转折点。他因此十分强调我们应该遵循《第一手稿》在前，《穆勒评注》在后的文献学顺序解读《巴黎手稿》。
通过以上几个案例，可以看出，马克思文献学研究对于马克思思想解读具有何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当然，由于中国还没有马克思手稿的影印件，中国学者要进行原创性的文献学研究还具有一定困难。目前，我国学术界正在通过介绍和吸收国际马克思文献学研究新成果，尽快补上和更新马克思文献学这一课。
（原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