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哲学语境下的生活作为对“现实的人的生活”的科学抽象，既包含日常生活也包含非日常生活。在此，日常生活的微观基础性与非日常生活的宏观总体性、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性与个体生活的现实“自在性”是内在统一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日常生活是构成“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微观根基。相对于社会、国家等非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一个以“个人”为主体、家庭为单位、个人生存与发展为价值目标的个体生存活动领域。日常生活是由日常经济交往、人际交往、文化交往等关系构成的动态过程。日常生活领域是个体生命关系、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交际关系之形成与重复、变迁与重构、延续与创新的基本场所，是现实的人从事一切活动的实际发源地，是非日常生活领域赖以发生、存在、展开的前提与基础。
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曾出现过日常生活的概念，但他并没有从历史观的维度予以特别的阐释。唯物史观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其首次出现是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在本书中他们突出地强调日常生活领域是人类社会真正的历史领域。据此，他们深刻地批判了以往历史观把日常生活排除在理论视域之外，将之“非历史化”的历史唯心主义症候，从思维方式上深刻指出了唯心史观形成的认识论渊源，总体地呈现出马克思日常生活观的理论框架。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以往历史理论对日常生活的漠视时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1](P93)
这里，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历史过程”、“历史”、“现实的生活生产”、“历史的东西”等命题与范畴，逻辑地表达了“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结构性差异、交织性重合与内在同构关系。循此逻辑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辩证而深度的阅读，就会发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历史性阐述中内在地蕴含着日常生活理论的基本维度。
首先，从日常生活的内在规定与主要特征看，日常生活是相对于社会结构和国家而言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社会结构和国家，包括社会经济领域、社会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等构成了社会的非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则是现实的个体生活的“感性活动”(包括自身生命繁衍的再生产活动)。(1)日常生活的主体具有个体性。与作为非日常生活主体的群体不同，日常生活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这些现实的个人的活生生的活动构成日常生活具体内容。马克思说：“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P67)(2)日常生活在现实性上具有微观具体性。它是以家庭为基本存在单位，以劳动基础上的吃喝穿住、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现实活动为基本内容。(3)日常生活具有不可中断的常规性与重复性。日常生活是任何一个现实的个人每日必须进行的不可或缺的生存行为，“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1](P79)
其次，从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逻辑关系看，日常生活是非日常生活产生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先是从发生学维度揭示了日常生活的原初性。他们指出，作为非日常生活基础性内容的市民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1](P88)这说明，“现实的生活生产”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历史演变过程之中，是从日常生活领域中历史地分离出来并独立化的结果。尔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这说明了日常生活作为“个人的生活过程”，也是社会结构和政治国家产生的基础。进而，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观高度阐明了日常生活是人类生存的本体论前提。马克思认为，探究历史本质，不能没有前提，而全部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乃是以“吃喝住穿”等为基本内容的日常生活。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1](P78-79)
这就从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历史逻辑中揭示了“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非日常生活活动。那么，由政治国家等构成的非日常生活领域是缘何从日常生活领域独立出来的呢？马克思指出：“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1](P84)在此，马克思不仅指明了“市民社会”、“社会结构和国家”等非日常生活的发生学根源，而且根据社会分工的发展及其历史功能深刻地揭示了非日常生活从日常生活中分化、生成、独立的内在矛盾与逻辑必然性。
第三，从日常生活的主客体关系来看，劳动作为“人对自然界的关系”活动是日常生活首要的基本的活动。通过日常生活，劳动既是把生活的主体与客体、历史与自然联系起来的中介，又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P67)
所谓现实的人，正是存在并通过现实的日常劳动生活转变为根本区别于动物的具有社会关系的“社会的人”。青年黑格尔派包括费尔巴哈，正是在此殊途同归地陷入了观念决定论的乌托邦沼泽。青年黑格尔派撇开人与自然的物质劳动关系，把处在日常生活关系中的人抽象为“人”这个词，把人的意识抽象为脱离人并决定人乃至决定整个世界的“自我意识”，把奴役人的现实社会关系看做“意识的幻想”和不可思议的“怪物”等纯粹抽象物。费尔巴哈撇开人现实的社会关系，把人看做是外在于社会日常生活的孤立的纯自然的人。这是从另一个极端对现实的人进行唯心主义的抽象。两极相通，因此，当费尔巴哈进入社会领域时，就堕入历史唯心论。
最后，从价值论层面看，“现实生活的生产”与“日常生活”共同构成历史的现实基础和真实内容。在马克思看来，日常生活是历史的重要内容。他把日常生活中以婚姻家庭为载体的生命再生产看做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种基本关系和基本活动。
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
人的存在与发展，人的吃喝穿住等生活质量的提升，存在于这种关系中并不断展开与呈现。同时，人的存在与发展，吃喝穿住等日常生活的嬗变又不断地产生并改写着这种关系。由此构成日常生活循环往复、川流不息的复杂而开放的历史过程。生命的再生产与生命的死亡的历史性统一，是日常生活中婚丧嫁娶的重要内容。生命的生老病死及其再生产与日常生活的吃喝穿住是互为前提、相互渗透、水乳交融的。没有生命及其繁衍，吃喝穿住不仅失去了存在的主体、前提与必要性，而且根本不可能生成；反之，吃喝穿住又是生命存在、繁殖的物质基础，没有吃喝穿住活动就没有现实的人，而且，吃喝穿住的数量与质量及其发展状况，直接规定、制约着人的生存、繁衍和发展。因此，人们吃喝穿住等日常生活内容的改善与提升，是现实人的自由、发展、解放的前提与保证。马克思指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1](P74)
可见，上述三个层面的内在统一构成马克思“日常生活”观的内在逻辑。这是马克思哲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哲学正是以其对“日常生活”历史本质、价值功能的深入探究与科学阐释，进而系统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才构建起他完整的生活哲学视界与生活本体论立场。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历史观时，深刻指出了包含日常生活的物质生活实践活动存在论意义。他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1](P77)揭示日常生活为全部人类历史提供世俗的基础，是马克思历史观的一个新贡献。
二
“日常生活”作为马克思哲学理论架构与实践转向之不可或缺的维度，是唯物史观立论并始终关注的重要领域。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马克思的日常生活理论，还是当代中国日常生活转型中出现的突出矛盾与问题，都没有引起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有重视与深入探究，由此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困境与现实悖论。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非日常生活化”定势与日常生活内在价值需要之间的悖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非日常生活化”定势主要表现在其存在方式的意识形态化与活动方式的“书斋化”。要么是意识形态主导化的研究，要么是“去意识形态化”的书斋式研究。这两大主导性思维定势及研究路向尽管充分地表现为异质性对抗，但其根本共同点乃是都没有真正地触动过日常生活。
应该说，意识形态框架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作为社会总体结构及其内在规律维度的非日常社会生活研究，以此为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提供哲学导向。这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结构总体性革命的结合，到改革开放后对现当代中国社会宏观生活多领域重大实际问题的深入思考与研究，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并在理论与实践上取得了卓著的成果。
历史地看，前改革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曾做过走进日常生活的长期努力，但因其实际情况主要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庸俗化和工具化。从总体后果来审视，这种努力不仅适得其反，而且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主旨并割断了它与日常生活的内在联系。其一，就目的而言，由于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读，哲学介入日常生活的努力仿佛不是要从中彰显马克思哲学解放人、关怀人的价值指向，而是把马克思哲学扭曲为一种控制人的“理论工具”(“斗争哲学”)。其二，就手段而言，它不是根据主体内在自觉的心理接受规律，而是凭借某种外在的“文化权力”意志强行进驻日常生活，从而导致与日常生活主体“接受模式”的内在紧张。其三，就结果来看，过去越是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或“武装”群众，日常生活大众越是避之惟恐不及，力图拒绝为其“掌握”与“武装”。其四，就性质而言，当时历史语境下走进日常生活的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毋宁说被抽去了精神实质的“伪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始终没有深入到日常生活。改革开放以来，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非日常生活领域的确发挥了巨大的理论威力，但是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向日常生活之路却始终未曾真正有效地开启。
而在“后教科书时代”，处在社会转型中的当代中国日常生活领域，又被“茁壮成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书斋化”研究视而不见，甚至弃之不顾，哲学的“书斋化”研究拒斥日常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脱离日常生活的“书斋化”研究取向不仅造成了它同大众日常生活关系的断裂，而且导致了它同日常生活大众的内在紧张。每当日常生活需要哲学表达自己呼声之日，恰恰就是“书斋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失语之时；而当这种哲学偶尔向日常生活发出清高的微笑的时候，人们又因其与日常生活的疏离、陌生、无意义以及它那“天方夜谭”式的“非日常”话语而回之以敬而远之瞥视。这不仅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常生活领域备受冷落，甚至引起大众心理上的厌倦与逆反，导致民众对哲学的蔑视与嘲笑。
第二，马克思哲学“文本化”、“纯学术化”的研究取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价值取向的悖论。这一悖论的实质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旨趣与价值旨趣内在统一性的误读而产生的学理性与价值性冲突。作为对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意识形态“一维化、单质化”的反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日渐分化出一种以解释学为主要方法，通过文本爬梳、文献甄别、原典重释等方式重读或“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特别是重读或“回到”马克思的哲学文本的研究范式。由此又衍生出结合译介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以及借助西方现代哲学的方法分析、解构与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理路。其共同点是，二者皆以追求所谓“纯哲学”、“纯学术化”为理论旨趣。该种路向利用人们对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工具化和扭曲的心理逆反，以“回到马克思”为标示，力图证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仅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纯文本”研究的权威性与合法性。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价值取向，在当代日常生活实践中的问题意识及其向日常生活物质性转换，则“被抛于”研究者的视域之外。
从学理上来看，“回到马克思”有其逻辑依据。为了厘清历史上从理论到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与成见，真正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为了解决当下理论与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到马克思经典文本中找寻理论资源与方法论启示等都需要而且必须“回到马克思”。但是，问题在于：由于“马克思”的多维意象性外观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马克思”的复杂性理解差异，究竟要回到什么样的马克思？或回到马克思的哪里去？就国内“回到马克思”哲学活动实际呈现的主旨而言，“回到马克思”似乎是旨在回到“某种语境”中的马克思的“文本”。那么，当这种研究范式成为一种主导性研究话语时，就有可能滋生出“远离马克思”的理论趋向：(1)“问题悖论”。马克思哲学的价值旨趣是哲学精神实际地向社会生活直至日常生活的物质性转换。当“回到马克思”只是解释学意义上的文本化还原并沉醉于独立自足的“思辨王国”时，它是否会蜕变为消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特质呢？而在现实性上，一旦“回到马克思”走上脱离当今日常生活与社会实践的“纯文本路径”时，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回到马克思”还是“远离马克思”呢？(2)“回到马克思”如果始终消匿于马克思的文本之中，而不以社会生活实践(包括日常生活实践)为归宿，就会隐设浓厚的理论“原教旨主义”价值意向。当“回到马克思”将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理论表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框定在马克思个人的文本中并将此研究范式推为正统时，它就同时隐喻着马克思的个人著作是无产阶级唯一的“福音书”。这就把生成开放的马克思哲学从川流不息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与改造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抽取并孤立出来，从而切断了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发展逻辑。结果必然使马克思哲学成为扭曲拒斥日常生活的宗教启事录。(3)“回到马克思”蕴涵着“本本主义”遗风。这种研究进路不顾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用“我注六经”式的方法对马克思文本进行“说文解字”式的诠释，并常常把“我”对马克思的理解当作理解中的马克思。它不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而是用语义诠释与概念重构的“文本解读”活动代替社会实践与日常生活的现实过程，这就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活实践旨趣。在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实践本质在“回到马克思”浪潮中遭到了全面覆盖与彻底颠覆！可见，“经院化”、“纯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由于从根本上拒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质，当然也不可能将“日常生活”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至此，“回到马克思”的堂皇叙事也就变成了丧失任何实现可能性的乌托邦神话。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日常生活维度的缺失，导致了马克思哲学人文精神的生活空场。据此，当西方“马克思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贬低为只见物不见人的机械论哲学时，国内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自然而然地成了这种论调的同路人。而当“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又有人“好心”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地改造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国内又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表示赞同。甚至，在国内外关于“恩格斯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篡改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马克思”的“学术”研究中，也始终游荡着马克思主义“人学空场”的幽灵。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现实的个人”之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理论旨趣，其根本目的乃是通过在实践中实际地否定束缚人的诸种社会关系，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这无疑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空场”论何以能在国内哲学界会持续至今？原因固然是复杂的，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与实践转换中，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人被哲学所丢弃，乃是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哲学语境下要改变的“世界”，不是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关系的“抽象世界”，而是生存于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的人的现实关系世界。人的现实世界既包括由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诸种社会关系构成的非日常世界，也包括现实的个人生存其中的非日常生活世界。作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与发源地。马克思所谓“现实的个人生活过程”，就是日常生活过程，人的自由与发展只有立足于人的日常生活的变革与发展才能成为现实。解决社会关系的深层矛盾，实际地否定束缚人的自由与发展的社会关系，提升并展现人的本质，实现人的历史性解放等非日常生活领域的革命最终只有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完成。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驻足于非日常生活的“宏大叙事”，那么，日常生活中人的现实生存困境，人的自由、发展遭遇的实际问题，必将因脱离现实生活境况而被悬置。同样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仅仅陶醉于书斋中的纯文本演绎，那么，处在日常生活中的人的自由发展的真实际遇，至多只被作为抽象的哲学“概念”与“词句”在解释学意义上获得关注。
三
马克思日常生活理论，既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分析社会生活的方法论原则。这不仅表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重要文本中，更突出地贯穿于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鸿篇巨制《资本论》中。这在当今，尤其具有巨大的时代价值与方法论意义。就中国而言，这既是当代中国日常生活转型的内在需要，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要求。其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有利于拓展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理论视界与其中国化的事实空间。马克思日常生活理论表明，现实生活是由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相互渗透交织而成的有机整体。任何现实的个人，无不生存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过程之中并受其制约。据此，任何真正的哲学，都必然对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进行真切实在的哲学沉思，对现实的人的日常生存境遇、日常精神状况、日常生活问题进行深刻的哲学观照。所谓哲学是“把握在思维中的时代”，就其活动方式而言，就是要用哲学的方式思考现实生活，特别是大众日常生活。常有人以此为庸俗肤浅而嗤之以鼻。在我看来，这不仅不是哲学的俗气或俗气的哲学，而恰恰是哲学的厚重与深沉之处，因为它不是站在由纯思辨构成的毫无生活内容的空洞无聊的概念泡沫之上，而是以现实的个人的生活之“岩层”为自己的立脚点；这不仅不是哲学的肤浅或肤浅的哲学，而恰恰是哲学的崇高与深刻之所在，因为对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人的日常生活进行哲学思考本身就表明：它已经将哲学的真理精神与人文精神植根于社会生活的深层结构。的确，在一些不懂得日常生活的历史分量与哲学价值并故作高深的唯心主义哲学看来，现代日常生活中的商品是粗俗的，商品世界中的日常生活是肤浅的。他们的所谓高雅与深刻，乃是脱离日常生活事实超越各个历史时代而转入九霄云外的“上帝”、“神”、“存在”、“存在者”、“此在”、“纯粹精神现象”，或者命垂一线的“绝学”、“天”、“天理”、“天命”、“性命之学”等纯粹概念和范畴。然而试问，有谁敢妄言马克思对商品的深刻分析，对实际地生活于现代资本主义商品世界中的工人与资本家之经济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的科学诊断与哲学考察，是俗气的哲学与肤浅的哲学呢？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实践过程，由此构成的生活世界本身，乃是各个时代最为丰富、坚实与深刻的内容。一切思想、观念、概念、范畴乃至一切把理论导向虚幻的神秘主义无不根源于此。即使有价值的唯心主义哲学例如黑格尔哲学，也是以丰厚的社会生活内容与博大的历史感来支撑其唯心主义观点的。所谓的时代，无非就是社会生活(包括日常生活)周期性变迁与革命性更替的历史过程，没有现实的个人的活动，他们的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过程，就没有真实的“时代”。因此，任何“时代”，决不仅仅是脱离现实生活世界的“纯粹精神现象”；任何所谓“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也决不是毫无生活内容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粹精神现象学”；哲学，如果脱离真实而丰富的生活内容，无论它自诩多么高深，都是毛泽东笔下那种“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山间竹笋，是漂浮在哲学海洋表面的耀眼泡沫。实际上，运用哲学研究现实生活过程包括日常生活过程的问题并将其转化、提升为哲学问题，既可以从理论上开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新视界，又可以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生活层面。把这说成是哲学俗气或肤浅的哲学，除了证明言说者不懂得现实的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及其对形形色色的精神现象的决定性价值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对此，马克思指出：“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P54)
其次。可以突出马克思日常生活理论改造世界的唯物论旨趣。马克思日常生活理论表明，日常生活本身是一个结构性生成性的开放系统。从结构性看，日常生活领域既有直接决定与制约个体生存的包括衣食住行用等的物质生活内容，也有作为其精神投射的思想、观念、理想、信念、信仰等精神文化生活内容。这两个方面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内在统一的。但其地位与功能并非是等量齐观的。从功能性看，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劳动、衣食住行用等物质生活内容具有更为根本的决定性基础性地位。日常生活的精神文化活动归根到底取决于生成于物质生活过程，这自不待言。即使日常生活之精神活动的展开也无法脱离日常物质活动。人们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或在这些活动基础之上才能从事与此不同的其他一切文化精神活动。据此，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民生问题，必须关注民众的日常生活问题，那么，对日常生活进行哲学考察的首要的并一以贯之的问题就是日常生活中民众的物质生活问题。近现代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始终提倡的关心群众生活，首要的就是群众的物质生活问题。革命时期如此，建设、改革、发展时代也必须如此。古今中外的历史与各种社会形态下的政权更迭史无不表明，无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安排与政权运作模式，当其实际的关注是真正地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时，其制度与权力就稳固可靠，反之则就动荡飘摇。就实践革命性看，哲学介入日常生活，固然要注重对日常生活的文化批判，这是发挥哲学解释世界的否定性功能的方式之一。但是，从马克思日常生活理论的唯物论旨趣来看，更要注重研究日常物质生活过程的矛盾、民众的物质生活困境，并不断为解决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用等物质问题提供世界观、方法论、人生观等哲学的智慧支撑。特别要研究把这种世界观、方法论、人生观、哲学智慧转化为日常生活大众的日常心理、行为规则、日常实践活动的现实路径、内在机制、有效模式。真正在日常生活中把哲学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否则，如果像列斐伏尔等日常生活哲学家那样，只强调对日常生活进行文化批判，由于丝毫不能触动日常生活的物质根基，民生的实际生活是不会得到任何实际改观的。即使是对日常生活的非理性文化例如宗教等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如果只强调单纯的日常生活文化批判——尽管人们可以把它说成具有“震撼世界”的力量——但在真实性上其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甚至苍白无力的。马克思指出：“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2[(P97)马克思日常生活理论的唯物论立场由此得以凸显。
第三，凸显马克思日常生活的理论辩证法旨趣以及由此产生的科学批判功能。列斐伏尔日常生活理论的问题，不在于他系统建构了日常生活理论的文化批判指向——这恰恰是他首创性的理论贡献，而在于他单纯强调并夸大了日常生活文化批判的功能并以此遮蔽马克思日常生活的唯物论立场。马克思日常生活理论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基于马克思日常生活观实践唯物论之上的理论导向功能与科学批判理性同样具有巨大的思想威力。如果说，首要地关注并发挥马克思日常生活理论的唯物论功能，而只是单纯强调其文化批判就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哲学的实践价值，那么，只强调其物质批判功能而忽略或轻视其理论批判功能同样是对马克思日常生活理论价值的消解。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变迁既需要充分发挥马克思哲学的物质批判威力，也需要发挥马克思日常生活理论的科学建构理性与文化批判功能。日常生活的演进和变迁、整合和发展是与非日常生活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的复杂的历史运动。在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交织性急剧变化对日常生活的个体一群体来说，其复杂性、不确定性、偶然性、不可理解性则尤为突出。其中，基于生活急剧变迁基础上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的崩解与整合，日常生活个体主体与群体主体的心理焦虑、思想困惑、精神压抑、实践趋利性等心理与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集体无意识行为空前凸显。实际上，日常生活变迁无论如何复杂和充满偶然因素，都是有规律可循，有逻辑可循的。但日常生活变迁的规律是存在于复杂的生活现象背后和日常生活结构深处的，如果不借助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便不能深刻认识与科学把握，如果长期缺失内含真理性哲学的借助与指导，其结果必然导致一种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大众非理性心理：仿佛日常生活的变迁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非理性历史过程。这也是当代中国转型期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传统意识形态文化及其他非理性哲学文化思潮深度介入和广泛渗透于日常生活的重要原因。据此，深入研究马克思日常生活理论及其实践指向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其一，创造性运用马克思日常生活理论探究和把握转型期国民的生活状态、精神状况、生存困境、国民性传统、权利与义务、价值与尊严、自由与发展等一系列“事实”与问题的生成根源、发展态势及其对日常生活转型过程中人的发展所产生的多向度影响。其二，分析日常生活世界一系列异化事实及文化表现，批判与解构蔓延于日常生活诸领域中的传统观念、腐朽文化、迷信、偏见、宗教等各种非理性信仰，纠正、消解日常生活场中一系列价值错位与理性精神失落之症结。其三，深入研究当代中国转型期日常生活主体人生观、价值观、交往观以及伦理观的多元选择与碰撞等问题，为人们走出日常生活的精神困境与文化冲突提供理性导向。总之，当代中国日常生活转型需要我们发掘、研究马克思哲学的日常生活维度及其巨大的价值功能。这对于走出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经院化”、抽象化、教条化的困境，开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民生化、大众化发展的新路向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原载《教学与研究》2008年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