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渐向深层掘进的未来“显学”——方兴未艾的人学理论,被认为是一门有可能引起当代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获取突破性进展与变革的极富生命力的新的综合性学科。以实践唯物主义为根本理论特质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以其对有关人的存在与本质、必然与自由、生存与发展、现实与理想等一系列问题所做的深邃、精致的思辨及科学、合理的阐释与解决,实现了对近代以来的各种人学理论(有代表性的如自然主义人学理论、理性主义人学理论和实证主义的社会人学理论)的辩证扬弃和超越,奠立起了人学理论艰难演进历程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正如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实践性、革命性与超越性等多重特征一样,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亦不惟秉赋着鲜明的科学性,同时更集中地凸现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视界。
一
马克思人学理论中的价值视界,首先表现在其人学理论形成的早期阶段(即唯物史观诞生之前),渗透于这一理论中并被马克思所运用的价值批判方法,即一种基于一定的价值判断,以某一抽象设定的概念为理论出发点,从而对现实(包括其他理论)进行审察、批判的方法。这种方法具体说来有以下三个特点:
1.抽象的思辨性:“应当”与“现实”的对立思维。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在解释、说明人的问题时总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以某种虚构的理性尺度、理想的“应当”去衡量现实,考察现实,批判现实。在马克思从事理论活动的一开始,他就致力于对人类进步的思考。在人学思想形成的早期,马克思就分别在“自我意识”、“理性”、“自由”、“人的(抽象)本质”上驻足停留过,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而筑起理论的战斗堡垒。众所周知,马克思早年曾深受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熏陶,启蒙运动的传统使马克思一开始就能够从现实性、理性、革命性三个角度去思考人及其进步问题,但这时候,马克思人学思想中的这三种逻辑是相互脱节,并且内容也是极其稀薄的。
早在1837年之前,马克思就已经多次表达了对人的自由的理想的向往,对人的现状的不满和对变革现状、同现实作斗争的强烈愿望,但他这时还不能理解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也只能够把他对人类进步的愿望诉诸于理想主义的情结。这是他为什么在这一时期接受了康德、费希特的理想主义的原因,也是他为什么会致力于法的研究的原因。但是,康德、费杀特的理想主义却把他带到了对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的研究上去。康德和费希特之所以会迷恋法的形而上学,是与他们整个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调相一致的。
从本质上讲,在康德、费希特的理论中,法的学说最后都走向了道德学说。他们的理论是以人的理想性为中心的,人的现实性只是一个陪衬物。他们也注意到了必须把人从现实中拯救出来,但他们认为,这不是他们理论所要完成的事。由此也决定了康德、费希特人学理论中的革命性一面必然是含糊不清的。受此种理论的影响,马克思在这一阶段作为理论出发点的人只能是抽象的人。这在其此后人学思想的发展中也得到了印证。
在1841年3月写就的《博士论文》中,青年马克思以“自我意识”为中心概念,阐述了哲学与现实、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强调体现“自我意识”的哲学必须去“征服世界”,“给现象打上它的烙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页)。在《莱茵报》时期,围绕书报检查和出版自由及有关物质利益问题,马克思从“理性决定世界”的观点出发,把国家归结为哲学和理性,进而谴责普鲁士国家专制制度的不合乎理性,试图在哲学理性中寻找说明和改造现实国家的根据。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虽然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私有财产决定政治国家的重要思想,但他又认为,私有财产由人的公民特质所决定,相信有理性自由的国家存在;认为民主制是真正的国家制,它是从人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理念”出发的国家,是人的自由的产物。在《德法年鉴》时期,提出了现代国家政治异化的思想。所谓政治异化就是指人的现存与本质彼此相分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虽然认为劳动是人的类本质,认识到“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同上,第42卷,第131页)但是,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又是抽象的,即视劳动为一种人的“真正的劳动”(即完全自由、自觉的劳动)。以这种“真正的劳动”去衡量现实社会的劳动,马克思就认为,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因而,无产阶级的解放,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就是消除异化劳动而恢复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的历史过程。即使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在开始用人赖以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来说明人的本质、历史的同时,又仍然从假定人有超历史的本质的观点出发,认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在分析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时,主要还着重于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处的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生活状况与“人类本性”的矛盾。
总之,早期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出发点,是建立在“自我意识”、“理性”、“自由”等概念的基础上的,把它们设定为人的应有的、理想的本质,从而与现实社会中人的现状相对立,作为批判改造现实社会的理论根据。但是,由此产生的人的“应有”本质与人的现实存在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客观的、现实的矛盾,它不过是人本主义思维逻辑的产物。
2.激情的批判性。马克思早期的人学思想充满着一种激情式的批判。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象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同上,第40卷,第136页)在《德法年鉴》上,马克思宣告:“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同上,第1卷,第416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则发出了斗士般的宣言:“应该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在同这种制度进行斗争当中,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它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它的对象就是它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同上,第1卷,第455页)这些洋溢着“火药味”的文字,就足以把马克思早期人学思想中那种激情的批判性显示得淋漓尽致。
3.鲜明的价值倾向性。马克思对“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目的,就是要谴责当时德国的专制政治,揭露现实社会的不合理性、不合乎人性,为劳苦人民和无产阶级的痛苦呐喊,以求建立一个合乎“人性”、人人按照理性的自由自觉本质生活的社会。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活动一开始就是自觉地站在劳苦大众一边的。在《莱茵报》时期,围绕书报检查和出版自由、林木盗窃问题及摩塞尔沿岸地区农民状况问题,马克思站在“理性”和“法”的立场上,谴责普鲁士的专制制度和地主资产阶级对劳苦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同上,第467页)宣告自己哲学的使命就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实上,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工作都没有离开这一宗旨。
综上,价值理性思维,价值批判方法作为马克思早年建构其人学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虽然有抽象性、思辨性的痕迹,因此,还很不成熟。尽管如此,由于这一方法所包孕着的批判态度,所体现的“自由精神”和“实践精神”,因而成为马克思人学理论变革中的非常重要的革命性契机。
二
以劳动、实践为基础对一种科学的、合理的价值理性的追求,以及由此所体现的对于现实人的价值和命运的深切关注,是马克思人学理论中的又一价值观视界。
所谓价值,通常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类。在狭义上,价值只包含了可以用“善”、“可取”和“值得”等术语来恰当地表示的东西;在广义上,价值则涵盖了诸如正当、义务、美德、美、善、真和神圣等涵义。正是从广义的价值定义出发,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自历史唯物主义问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便见物不见人,存在着一个“价值真空”,是一个“机械地”、“对人不加思考的成熟的思想体系”(《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这是对马克思人学理论肤浅的、歪曲的理解。
依照马克思自己的厘定,其人学理论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个人”,劳动、实践作为其人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其整个人学理论大厦的拱心石。实践作为一种现实的、感性的、能动的、对象性的活动,既是人的生存本性,也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是人表现自己本质力量,创造美好的理想的对象世界的唯一途径。而价值在本质上是一个属于社会实践的问题,价值作为“世界对于人的意义、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是以“人的内在尺度”或“主体尺度”为根据的关系质,它集中体现了人的实践活动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实质。既如此,价值就应该成为实践活动的根本特性之一。
人是实践的本体和主体,在实践活动过程中,他必然以自己的本性、目的和能力为尺度,去接近、认识、理解、评价和改造一切客体,从而使客体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从实质上看,人的社会实践本身就是“人的价值活动”。这也是人之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因为,如马克思所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后来马克思对此又作了更明确的论述,他指出,最蹩脚的建筑师比最灵巧的密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通过生产劳动,“他不仅使自然发生形式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同上,第23卷,第202页)也就是说,作为主体的人,他的任何实践活动都具有一定目的和价值指向,价值指向始终贯穿于实践活动过程中。没有价值指向的活动,无异于动物的活动。进一步讲“单纯的自然物质,只要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其中,也就是说只要它是不依赖人类劳动而存在的单纯物质,它就没有价值,因为价值只不过是物化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37页)同时,从使用价值是价值的基础这一原则来看,人的实践活动总是蕴涵着一定的、明确的价值目标。马克思说:“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种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8页)实践的劳动产品不仅能满足人类的物质生活的需要,有益有用,为人类创造新价值提供基础;而且能够从它的静的存在形态,从它的感性形式特征和状貌中观照到人类的创造性活动,确证作为主体的人自身的力量、智慧、才能和价值。马克思认为,人的价值是“对象化”的,人可以“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8页),通过对象直观自身,从而引起人的愉快、自豪和对自己的尊重及认识到人的神圣、伟大。因此,从理论上看,马克思的以实践为核心的人学理论,人的价值问题内在地包含于其中。
三
马克思人学理论中的价值视界,不只是理论的,而且同时也是实践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含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不但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强大武器,更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历来重视实践,强调“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其中的“价值”视界及其所体现的价值思维和价值方法无疑就构成了这种“精神武器”的重要方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最彻底、最根本的价值方法,因为只有它“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从具体历史事实来看,马克思终其一生,始终关注人的价值和命运。只不过,他首先关注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价值和命运,并一直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最终也是为全人类的解放进行不懈的探索和斗争。
早在1835年8月马克思写的中学毕业论文中,他就展示了他的这一人生志向和幸福观。他写到:“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虽然,这时马克思的理想还缺乏确定的社会内容,但他的理想是崇高而远大的,他把个人的职业与全人类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他既关注个人的价值和命运,更关注全人类的价值和命运。从中学毕业至1843年10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发表的这段时间里,马克思通过研读哲学、历史著作,接触现实生活,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较大转变,其人学思想也随之转变。他更注意从现实的角度来关注人的命运和价值。到1844年写就经济学哲学手稿,他的这一思想便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尽管还带有某种人本主义的色彩。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也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同上,第123页)这段论述表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革命过程,它保留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全部文明财富而抛弃它和私人占有形式。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人并且通过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使人得到全面的、完整的发展。
科学唯物史观问世后,马克思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价值理想和价值实践尝试,而是更加关心和重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价值和命运,对泯灭人性、贬低人的价值、使广大人民处于被压迫和被统治的痛苦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无情的批判。从1845年到马克思逝世前,他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经典著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未来的理想社会设想为一种“真实的集体”,“在这个集体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同上,第3卷,第78页)在《共产党宣言》中,这种“真实的集体”被界说为:“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终生未曾放弃对这个理想社会的追求,并且绝不让自己的价值理想坠入空想。他预见到个人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首先受到必须占有的对象所制约,受自己发展的一定条件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的生产力所制约”(同上,第3卷,第81页)因此,他把一定的生产力和占社会成员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看作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两个物质前提,如果没有具备这两个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这种价值理想对于实际发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一部《资本论》,更是通篇充满了对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生活状态和命运遭际的关心及对资本主义的愤怒。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惜采用各种残忍的、卑鄙的、无人性的方法:暴力掠夺、雇佣童工、贩卖黑奴、鸦片贸易,一句话,资产阶级及其共辩护士们已经“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这些都已“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1页)。
马克思在其晚年,转向了对有关人类学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其《人类学笔记》的主旨和核心,就是对人的价值和命运的关注。《人类学笔记》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19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关于“农村公社”问题的理论研究及其成果。在《笔记》中,马克思通过对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社会状态的研究,提出了俄国和其他东方国家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也即俄国和其他东方国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因为:一方面,这是由俄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特殊社会状态和社会条件决定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3页)“欧洲和美洲的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力最发达的民族,正力求打碎它的枷锁”(同上,第443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俄国和东方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无疑是对人的价值的最大的否定,给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所以,为了“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马克思指出:俄国和其他东方国家应“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同上,第129～431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表达的,正是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现实的“苦难”、“灾难”和“波折”,以及他们的前途、命运、“幸福”的最深切的、最一贯的关注。
(责任编辑 方哲)
原文载《河北学刊》1998年5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