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传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途径及意义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改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式和叙述方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逐步打破了那种单一视野的研究进路和千人一面的叙述方式，基本形成了一种不同学术观点探索、争鸣的学术氛围，呈现出多样并存的较好局面。从逻辑和历史一致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既是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实践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一种内在逻辑。可以说，改造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基本态势，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具体表现。从学术实践来看，根源于中国现代化以及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不过是个隐喻，它所表明的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问题、中国实践的自觉以及研究者自身的理论自觉，广泛而深入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化进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个性化研究的实现，并通过两者的结合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变革，展现出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面貌。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背景及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问题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它或隐或显地影响甚至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在对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和批判中，已经以一种潜在的方式触及到这个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些研究者开始直接讨论这个问题。90年代以来，这一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专题论文甚至专著，从各个不同的视角、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加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遂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界的热点问题。2007年10月，第7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在苏州召开，其论坛主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这次论坛作为2007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重大事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理论探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独特景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作为新时期的一种学术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一种现实表现，它在相当广泛的程度上影响了和影响着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阐释。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任何哲学理论研究，都是在一定的思维范式的制约下进行的，思维范式决定了理论研究者观察、研究问题的基本视角和方法，从根本上决定了理论研究的总框架，理论研究者就是在这个总框架内观照、解释认识对象。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化和发展之所以首先要求哲学思维范式实现变革，是因为传统的哲学思维范式已愈来愈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成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哲学的严重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武器，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总是从总体上反思和回答时代的课题，并反作用于现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的研究涉及众多的方面和各种不同的研究领域，呈现出十分复杂多变的状况，研究者的视界和理论旨趣也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对所谓“范式转换”的意义及其理解也有很大程度的差别。不仅如此，而且研究者在概念的使用上也彼此不同，甚至极不严格。比如，在大多数研究者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这两个概念是不加区别同等使用的。虽然如此，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却并非是没有意义的。从学术实践来看，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至少涉及两个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一个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个则是如何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前者更多地关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后者则更多地关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面貌。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的不同的话语方式，与其说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现象，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历史变迁的理论折射，它深刻地表明了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的难以割断的密切关联及其巨大的生命力。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反映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严重的内部危机。坚决地反对这种瓦解，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斗争，又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列宁还指出：“对这种危机所引起的问题避而不谈是不行的，企图用空谈来回避这些问题，是最有害的、最无原则的。”列宁所言的“危机”是丰富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导致了现实方面的“危机”，而对这些变化的反映则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列宁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严重的内部危机”。联系列宁立论的背景来看，他说的这种“危机”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是死的教条，它将出现“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不反映那些变化，即“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它将出现“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没有或不能有效地处理那些变化，它也将出现“危机”。从这样的“危机”概念中传达出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既包括理论自身的批判，也包括现实的批判。列宁问题的尖锐性、重要性及其意义因此凸显出来。不过，对于列宁而言，有一点是清晰而坚定的，那就是：正视“危机”，坚持理论自身的批判和现实的批判，并在这两者的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既是时代问题的理论表现，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重要理论环节，它不仅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视野、理论取向，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更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特征和基本精神的理解；不仅关系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评价，而且更重要的是更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构建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只不过是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达而已。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途径及展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通过何种途径得以实现，就学术实践来看，呈现出多样并存的复杂态势，不同的研究者对这一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及看法。但概括起来看，不外乎这样几种方式：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思想传统尤其是西方哲学的深刻联系；二是强调回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三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问题的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囿于传统见解，中国理论界长期以来对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反思不够，这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都造成了某种消极影响。有学者将这种关系概括出五种不同类型：第一，片面地强调马克思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是哲学家或至少认为他在西方哲学史上是没有重要地位的；第二，片面地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和逻辑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中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第三，片面地强调马克思哲学是对德国哲学遗产的继承；第四，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独创性和伟大性，以至于把它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对立起来，把它们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批判者与被批判对象之间的关系；第五，强调马克思哲学是从属于近代西方哲学的，它与当代西方哲学处于对立的状态中。其实，只有辩证地理解马克思哲学，才能真正把握它的实质，把握它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本质关系。还有学者认为，从其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来说，作为西方世界产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几乎产生于同一历史时期，两者都是西方古典哲学终结的产物，同时两者又在相同的历史时代演变发展，它们虽然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但其间具有一种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的同一性。认真反思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真实关系，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的一种方式。在这种观点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甚至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都得到了全新视角的研究。
关于回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自20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产生一种强烈的理论诉求，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重新阐释和表述，并把它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的一种方式。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不竭的生命力在于它不断与每一个“当下在场”的思想视域所发生的历史性融合。这种阐释学的处境通常以返本开新为其前提性要件。“回到马克思”，作为当代新的理论条件下重新廓清马克思哲学学术地平的基础性研究，是中国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性任务。它的现实学术价值在于否定了前苏联传统教科书教条主义体系哲学及其变种的合法性，并为马克思哲学学术创新奠定了全新的思考起点。“回到马克思”推动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深入把握和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究，但同时也引起了一些质疑。有学者对这样一种“范式转换”提出了强烈批评，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不是一个文本及其解读的问题，文本解读的最高境界至多是在历史语境中复原马克思的肖像，虽然这种研究包含着改变意识的要求，但所能达到的仅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现存的东西，或通过另外的解释来承认现存的东西，这仍然停留在纯粹精神的世界范围内。回归文本的旨趣，不管是从思维推向存在，还是把存在改造成思维，抑或根本就是在传统话语中兜圈子，这种理论活动看起来很学术，实质上，在马克思的神圣肖像面前，除了对某个至高无尚的思想顶点仰望以外，就无事可做了。这一境界恰恰意味着思想悲剧的诞生。”
关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现实问题研究，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唯一途径，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的必由之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现实问题研究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这一点已经成为整个学术界的共识。但在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上，研究者仍在进行艰苦的探索。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就是：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铸中国传统文化，推动和促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粹，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哲学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和分析中国的当前现实，从中提升出具有时代性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创造性的回答，指导当前中国的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在“范式转换”的语境下，许多研究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理解为马克思究竟完成了什么样的“哲学范式革命”，并把它看做与“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意义”问题相关的一个问题。有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哲学实现了从近代的主客体二分的实体主义的认识论哲学向现代的主客体统一的生存论哲学范式的提升，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也应当从这个维度上进行开掘。同时，这种看法还认为，这就是马克思实现的所谓“哲学范式革命”。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指出现在许多学者讨论的“范式革命”，其实并不是指马克思哲学在历史上所导致的范式革命，而是要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框架这个“根本范式”进行变革。但无论是“存在论转向”还是“生存论转向”，这两种说法可能对马克思哲学范式的革命意义都做了“过度诠释”。所谓“认识论哲学的式微”与“本体论哲学的复兴”，所谓从实体论的知性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向关系论的感性生存实践的存在论的过渡，这种宏大叙事，可能会捕捉到现当代哲学史的某些演变趋势，但难免简单与草率。我们还得深入到马克思哲学思想内在的微观的逻辑转换过程中来讨论问题，即马克思是如何从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与古典经济学的物理实体还原论等近代哲学思想方式，一步步地走向辩证的历史的总体性思想视野的。我们要说的是，正像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经典语境主要不是批判近代的认识论而是古典人本主义，哲学范式的主要转换领域不是个人的生存问题而是历史辩证法一样，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导语境也不是认识论科学、生存伦理、价值哲学，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批判问题，所以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仍然是社会历史辩证法。总之，问题的焦点就在于，马克思哲学范式革命究竟表现为反“实体主义—认识论”的“生存论转向”，还是反人本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换言之，马克思哲学究竟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本体论哲学或实体论哲学、近代的人本主义哲学以及现代的存在主义哲学。马克思哲学与近代哲学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它放弃了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前提及其认识论基础，而转向一种超越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新人本哲学或生存哲学。但无论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谁都不会否认马克思实现了“哲学范式革命”，而当代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在当代学术的视野下，充分展开对话，吸纳各种思想的理论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有学者主张从文化哲学切入，在新的理论背景下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认为，哲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和理解范式没能从根本上转换，是导致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难以继续深入的深层原因。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研究范式与本体论、认识论为表现形式的意识哲学、思辨哲学不同，这种哲学理解范式强调哲学的时代性、民族性和批判性，关注人的生活世界和人的现实生存，力求给人的生存活动提供智慧和现实关怀。作为对传统哲学实现变革的马克思的哲学，其真正意义恰恰体现在从哲学理解范式发生的革命转换。尽管马克思本人没有直接提出过“文化哲学”概念，但是，对马克思哲学解读会发现，马克思哲学在外在表现形态、理论使命、理论功能、理论旨趣、理论主题、立论基础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文化哲学品性。因此，把马克思哲学研究置于文化哲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中，才能深刻把握马克思哲学变革的价值与其哲学的基本特征，才能找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理论创新的着力点和发展方向。
也有学者主张应当从当代的市民社会理论出发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认为，市民社会是西方近代社会转型的根本问题，市民社会问题是引发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问题意识，也是当代中国“现代性”社会转型所要面对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把市民社会研究或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意识，可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和自身内在理论逻辑的变革。同时，通过对市民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审理，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这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上可以发出马克思主义的声音，从而沟通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关系，导引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真正出场，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理论特质。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问题及出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虽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共同体中的热点问题，并正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产生重要而深入的影响，但是在这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必须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的问题。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理解和界定问题。从学术实践来看，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及其转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经没有任何分歧，但是对于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大家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存在着过于多样的意见。有学者把“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视为哲学思想的“研究范式”和“解释原则”，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哲学本身的前提批判，亦即哲学的自我前提批判，其基本内容可以归结为本体论的前提批判，并因此断定哲学的自我前提批判是哲学发展的基本形式。有学者主张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阐释结构中不同坐标点之间的内在的有机联系，使之成为富有张力和理论穿透力的动态的理论范式，以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深层的历史丰富性和文化丰富性，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时代内在的、活生生的文化批判精神。还有学者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是多元发生的，存在多种路径，其中最根本性的范式转换在于：前主体性—主体性—主体间性—公共(共同主体)性。也有不少研究者倾向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研究范式，并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它们都这样那样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应有的研究范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处于这样一个旧的范式既已失去约束力，新的范式尚未形成的“危机时期”。
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上述不完全的概括中可以看出，研究者们是从自身学术兴趣和研究实际来理解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及其转换问题的，其分歧和争论因此是不可避免的。在“洞穴假相”和“剧场假相”的双重作用下，分歧与争论带有较强的表演性质。这种对于“范式”的理解，实际上近于对某种“风格”的理解。正因为如此，有不少研究者才主张所谓“范式”的多样化甚至多元化。随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霸权”的式微，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样化格局日益形成。造成这种局面的关键虽然可以说是研究范式的转换，但研究范式和研究风格还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不仅如此，研究的多样化和思想的统一性并不是相互矛盾的概念，更不能人为地或主观地对立起来。关于“范式”理论是托马斯·库恩哲学的核心，这一概念或理论指的是一种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那些本质的方面。从库恩的观点来看，所谓“范式”，是指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成为该学科的一种共同的传统，规定了共同的发展方向。而所谓“哲学范式”，则不应当是某种具体的哲学分析方法，而应当是哲学的总体性的活动方式，它涉及到哲学理性活动的各个基本方面，是指哲学理性分析、反思和批判活动的最基本的方式，关系着哲学主题、哲学方法、哲学思维方式的最本质的方面。这也就是拉卡托斯所谓的“科学研究纲领”。从库恩关于“范式”的经典理论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共同体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的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出，目前关于“范式”或“范式转换”的讨论还停留在概念的表层，尚有待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
这种思想的状况不仅增加了“判断的重负”，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些重大而不可忽视的问题。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虽然十分活跃，但却缺乏真正意义的理论成果，问题的症结与这种只注重概念的研究密切相关。这已经成为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的学者已经敏锐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认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阐释结构，其内部还存在着“弘扬马克思学说当代价值”与“开展历史文本解读”之间的脱节；“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脱节；尤其是理论研究深层的历史维度和文化维度的缺失，且未被大多数研究者自觉接受并坚持。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才难以真正形成人们预期的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成果。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性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但总体上看还不够深入，还有待发展。这种现实已经成为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虽然如此，这种状况并不是像表面看来的那样仅仅没有出现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成果的问题，而是反映出更深层更根本的问题。虽然我们可以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的研究带有某种主观性甚至随意性，我们可以从学术性和严谨性上对此提出批评。然而，这却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和思想的统一性问题。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没有自身的对象和边界？有没有独特的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能不能以及如何从学科的意义上或从学说的意义上把它视为具有自身统一性的哲学？这些问题如果不认真对待和加以解决，那么，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将被置于一种悬而未决之中，而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将难以摆脱那种抽象的概念阐释或概念之争。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学研究一直是新时期以来许多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之一，比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实践哲学维度或超越论维度的研究就与此密切相关。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的展开，不断有学者把“范式转换”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实现方式。然而，考察相关的学术实践可以发现，在“范式转换”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说是一种真实问题的研究，不如说是一些关联松散或没有关联的不同的话语方式，在马克思哲学的经典文本的对照之下，这种哲学所带有的那种被马克思严厉批判的思辨哲学的幽深、玄妙与空洞彰显无遗，马克思所发动并实现的哲学革命遭到悬置，处于一种似是而非的不确定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面临走入思辨哲学或概念论的阴影而陷入某种“无主题变奏”的“话语狂欢”困境。
摆脱这种困境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所集中解决的问题。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至少有两个方面需要认真对待：一是重新确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二是回到真实的社会历史和人的存在问题。前者主要与哲学观相关，后者则更多地与哲学的对象相关，但两者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这应当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的真实含义，也是它必须完成的任务，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真正确立。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扔掉“后教科书时代的哲学面具”，即那种没有时代内容、津津于概念分析的所谓“纯哲学”或经院哲学，摆脱所谓“学术化”的干扰，重新回到社会生活和实践着的人本身，只有这样才能走出当下的困境，实现思想、理论上的创新。
这也就是学界多年来一直强调的问题意识。然而，如何确立“问题意识”，这又是一个带有深刻挑战性的问题。对于“搞哲学的人”来说，一说到或一想到“问题”，内心浮现的幻象恐怕就是所谓“哲学中的问题”，并且以为，如果不研究哲学中的问题，那还侈谈什么哲学。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就是哲学问题或哲学的问题。事实上，哲学中的问题固然重要，但问题中的哲学可能更值得加倍关注。恰恰是“问题”即现实中、生活中的问题才使哲学真正有了基础并获得了意义。这正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所要建立的东西，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长。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问题意识已成为共识，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展开方式却是以关注“问题中的哲学”开始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根本上在于它的基本原理的有效性，而不在于对文献的当代解读；也正因为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不是构建哲学的新形态，而是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加以发展。重要的问题在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在范式转换与问题研究的互动中，以哲学的方式捕捉当代“中国问题”，为解决当代“中国问题”提供可供选择的道路，从而实现真正具有意义的理论创造。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的起点和归宿，也是它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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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哲学年鉴2008》。录入编辑：乾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