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关于俄、中等东方国家社会发展与西方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理论，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笔者就此作一研究，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
一、战略上的思考：东西方的社会发展“互相补充”和“两极相联”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社会发展的问题，可是他们由于没有直接领导东方国家社会发展的经历，即没有经历领导东方国家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的过程，所以不能从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层面上思考和提出东西方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问题。他们关于东西方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思考和理论，处于战略的层面上，即处于研究和说明东西方在根本性的、决定性的转变与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层面上。具体地说，马克思、恩格斯形成和提出了东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互相补充”和“两极相联”的理论。
1.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俄国社会发展与西方社会发展“互相补充”的理论
在俄国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农村公社。它的特点是：土地公有，分配给农民使用，定期轮换，农民不得放弃土地，不得买卖土地；农民的住房、菜园以及生产工具个人所有；农民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劳动，劳动成果归个人所有；国家通过农村公社管理机构向农民征收赋税。农村公社的地位和作用在历史上是不稳定的。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农民没有土地，甚至没有人身自由，农村公社制度遭到严重破坏。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它的地位和作用曾有所加强。可是不久，沙皇政府压迫和剥削农村公社，产生和发展中的资产阶级排挤农村公社，使农村公社面临瓦解的危险。然而，俄国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粹主义革命家提出，资本主义在俄国不会真正发展起来，无产阶级在俄国也不可能发展壮大；俄国农民具有社会主义本能，依靠农民的力量，推翻沙皇制度，就可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针对他们的这种观点提出，如果说俄国可以由农村公社的基础走向社会主义的话，那么一定要求俄国革命及社会发展与西方革命及社会发展“互相补充”。他们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写道：“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①这一论断精确地、明确地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与西方社会发展“互相补充”的思想和理论。
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这一理论。187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写道：“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然而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条件。”②这里，恩格斯指明，所谓西方社会发展对俄国社会发展的补充，其内容是革命胜利后的西方向俄国提供农业生产形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即俄国以个体生产(即便是土地公社所有制)为特点的农业向以大生产为特点的社会主义农业转变的物质条件。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恩格斯在论及俄国面临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势时写道：“这个革命单只由于如下一点就对全欧洲具有极伟大的意义，就是它会一举消灭欧洲整个反动势力的迄今一直未被触动的最后的后备力量。”③意思是说，沙皇专制制度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后备力量，它会顽固地支持和维护欧洲反动的、落后的社会制度。如果俄国革命一举消灭了沙皇专制制度，则有利于西方革命的发展和胜利，体现出俄国社会发展对西方社会发展的有力“补充”和支持。
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他写道：“在欧洲，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保存下来了。因此，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④马克思还写道：“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⑤在这里，马克思反复强调的是，俄国的农村公社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存在，这就使得俄国可以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积极成果，由农村公社走向社会主义。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显然是指社会化大生产、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等等。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吸收了西方的这些东西，意味着俄国的社会发展得到了西方社会发展的“补充”和支持。
恩格斯晚年在有关文章中更明确、更深刻地阐述了上述思想和理论。1894年，他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提出，当西欧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西欧发展资本主义时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他特别强调：“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⑥在这里，恩格斯强调俄国等落后国家缩短资本主义过程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即西方做出榜样——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产资料的全社会所有制以及相关的其他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且由社会主义的西方对俄国以及其他落后国家提供积极的支持。在恩格斯的思想深处，西方树立起榜样和提供积极的支持，体现了西方社会发展对俄国及其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补充”和支持。在此文章中，恩格斯就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的关系写道：“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⑦他这里表达的思想，是以俄国革命推动西方革命、以俄国的社会发展补充西方社会发展的思想。
这一时期，恩格斯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中指出，19世纪以来，沙皇俄国多次对外发动反革命战争，干涉和镇压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西欧的任何革命，只要近旁还有俄罗斯帝国，就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更是这样。一旦俄国革命爆发，将对西方产生重大的影响，增强西方无产阶级胜利的信心，推动西方革命的发生。他写道：“整个西欧，特别是西欧的工人政党，关心着，深切地关心着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一旦沙皇政权这个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垮台，整个欧洲的风向就会完全改变，“而这样一来，西方就有可能不受外来干扰地、一心一意地致力于自己当前的历史任务：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⑧这里所表达的，是以俄国革命和俄国社会发展补充西方革命和西方社会发展的思想。
2.马克思提出了中国革命与西方革命“两极相联”的理论
19世纪40年代，中国处于清王朝的统治下。由于封建制度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加之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掠夺，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此背景下，人民反压迫和反剥削的武装起义普遍地展开，尤其以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为最大。太平天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大体上与此同时，西方经历了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1848年革命。在革命过程中，各国封建制度或封建残余势力遭到了猛烈的冲击。马克思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与西方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提出了中国革命与西方革命“两极相联”的理论。
1853年5月，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提出，黑格尔常常把“两极相联”视为自然界演进的基本规律，视为适应于人们生活一切方面的不可动摇的真理，视为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马克思说：“‘两极相联’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的例证。”⑨在这里，马克思确认并提出，中国革命与文明世界即西方的关系，就是所谓“两极相联”的关系。
对于“两极相联”的含义，马克思作了如下论述：“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⑩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是中国革命这一“极”对于西方革命那一“极”的决定作用。他接着写道：“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10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11)这里所描述的状态，指明了西方那一“极”对于中国这一“极”的推动作用。
中英交往的前期，中国几乎不输入英国的棉织品和毛织品。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的贸易垄断权，允许英国私商对华进行贸易，从此英国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大量输入中国。1840年以后，美国等也开始对中国通商，输入中国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就更多了。中国的纺织业者在外国商品的竞争下受到很大损害。中国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被迫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银元，并且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又由于鸦片贸易，大量的金银外流。这一切造成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马克思指出：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必须与西方世界接触，上述所有影响着中国财政、社会风尚、工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都因为英国大炮的轰击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2)意思是说，中国同西方世界在经济社会方面的交往，必然会产生许多由西方而来的破坏性因素，损害本国的财政状况和工业生产，并最终导致旧制度的解体。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是西方那一“极”的社会发展对中国这一“极”社会发展的影响。
然而，马克思所关注的不仅仅如此。他还关注着中国的起义和社会变革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他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自问自答：“我们时常提请读者注意英国的工业自1850年以来空前发展的情况。在最惊人的繁荣当中，就已不难看出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的明显征兆。尽管有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发现，尽管人口大量地、史无前例地外流，但是，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的话，到一定的时候，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13)显然，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是中国这一“极”的社会变革、市场变化对西方尤其是英国那一“极”社会发展状况特别是爆发经济危机的影响。
从1853年上半年中国与英国之间贸易的具体情况看，问题十分严重。英国从中国输入的主要商品之一是茶叶。1845年英国从中国输入茶叶5000万磅，1846年输入5700万磅，50年代初已经达到6000万磅。1852年比上年又增加200万磅。新增加的这个数量归因于两种情况，一是1851年底市场极不景气，剩下大量存货，1852年这些存货被投入出口。二是因为英国修改有关法律，降低了茶叶进口税，使得中国茶农大量出口自己的产品。可是，1853年英国采购茶叶的情况不容乐观，主要是英国严重缺少收购茶叶的资金。当时的报纸反映，上海出现了金融恐慌，黄金因人们抢购贮藏而价格上涨25％以上，白银则更难寻觅，以致英国商船无白银向中国交纳关税。当英国以及有关西方国家在中国市场上采购茶叶和丝需要金银的时候，却大量缺少资金。由于缺少资金而交易难成，必然造成茶叶和丝的价格上涨。马克思针对这种情况指出：“中国人虽然也同革命震荡时期的一切人一样，愿意将他们手上全部的大批存货卖给外国人，可是，正像东方人在担心发生大变动时所做的那样，他们也会把他们的茶和丝贮存起来，非付给现金现银是不大肯卖的。因此，英国就不免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它的主要消费品之一涨价，金银外流，它的棉毛织品的一个重要市场大大缩小。”(14)同时马克思指出，英国面临中国的茶叶涨价和市场缩小的时候，正是西欧发生歉收和肉类、谷物以及其他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而这样的时候工业品的市场将大大缩小。由于英国的贸易危机已经走过了它固有周期的一定的阶段，面临着再次危机的爆发，所以马克思指出：“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15)上述马克思的思想是，由于中国同英国之间在茶叶交易上产生的问题，从而造成英国金银外流、商品涨价和市场缩小，加之英国以及西方各国的经济危机，必然引发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这个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与西方社会发展“两极相联”或者“两极”相互影响的思想。
二、路线和方针上的思考：进行和平建设与吸收西方的文明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经典作家，包括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都具有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历。他们在实践中，从路线和方针的层面上思考了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关系，提出了和平建设的路线与吸收西方文明成果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和平建设的理论与吸收西方文明成果的理论。
1.和平建设的路线和思想
列宁于苏俄国内战争胜利时提出了和平建设的路线和思想。1920年底苏俄赢得国内战争的胜利，进入和平建设时期。1921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苏维埃共和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生存，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已经证明是可行的，因为它已经成为事实了。可是在贸易方面和经济方面，落后的苏俄同西方一批先进的工业发达国家建立联系，互相帮助，这是否可能呢？他以事实作了肯定的回答。1921年苏俄同西方国家开始进行贸易，这一年它从西方国家订购了几千台机车，而且已经接到了第一批——瑞士13台和德国37台机车。它还从西方订购了几百辆油罐车，其中500辆已经运到苏俄。苏俄从西方购买这些东西时付出了高价，但是毕竟做成了生意。列宁由此得出结论：“先进国家的大工业在帮助我们，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工业在帮助我们恢复我国经济，虽然这些国家是由那些对我们恨之入骨的资本家领导的。”“它们在经济上同我们分不开了。”(16)他还进一步分析说，西方敌视苏维埃政权的资本主义国家力图从经济上封锁苏俄，但是它们失败了，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苏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同苏俄往来的道路。列宁的论断指明了苏俄进行和平建设的国际经济条件，即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工业在帮助苏俄恢复经济，它们在经济上同苏俄分不开，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决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走同苏俄交往的道路。由此出发，列宁提出：我们暗下决心，我们既已着手进行和平建设，就要用一切力量不间断地把它进行下去。“今后我们将用一切力量来维护和平，我们将不惜作出巨大的让步和牺牲来保住和平。”(17)
斯大林坚持和继承了上述列宁的路线和思想。1927年9月，斯大林在接见美国工人代表团时，代表团中有人提问：苏联和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可以在怎样的程度上进行合作？斯大林回答说：“我认为两种对立的体系即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并不排斥签订这种协定(指合作协定——引者)的可能性。我认为在和平发展的环境下签订这种协定是可能的而且是适宜的。”(18)他解释说，输出和输入是签订这种协定的适当的基础。苏联需要机器装备、原料、半成品，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出售这些商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需要石油、木材、粮食，而苏联需要出售这些商品；苏联需要贷款，而西方资本家需要得到这种货款的优厚利息。这些就是苏联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生产领域合作的基础。斯大林还提出：“在外交方面也是一样。我们奉行和平政策，我们愿意和资产阶级国家签订互不侵犯公约。我们奉行和平政策，我们愿意签订关于裁减军备以至完全取消常备军的协定……这就是外交方面签订协定的基础。”(19)1930年6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再次就这个问题说：“我们的政策是主张和平并和一切国家加强贸易联系的政策。实行这个政策的结果，我们和许多国家的关系改善了，签订了许多有关贸易、技术援助等等的协定。”“今后我们还要用一切力量、用一切方法继续执行这个和平政策。别人的土地我们一寸也不要，自己的土地呢？自己的土地一寸也不给任何人。”(20)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十分紧张而复杂的国际局势，阐述了中国争取和平建设的主张。1959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的谈话中指出：整个国际形势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西方国家的冷战政策难以坚持下去，因为那里的统治集团害怕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冷战政策对它们不利。他说：“我们有困难，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比我们更多。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是可能的，而且和平时间不会是很短的。就是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21)这里的意思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如果能够争取到比较长时间的和平，则有利于中国进行和平建设。1964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某外国代表团时的讲话中再次说道：打仗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要进行建设，打仗就会把我们进行的建设打烂了。在他看来，过去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如日本对中国的八年战争，1840年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和北京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都是外国人打到中国来的，而不是中国人打到外国去。这些战争妨碍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
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阐述了中国进行和平建设的路线和理论。1984年5月，他在接见外宾时的谈话中指出，现在世界上的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必须争取和平。要争取和平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影响。解决这个问题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张南北对话。他说：“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2)1985年3月，邓小平在有关谈话中还说，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在内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他提出：“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23)
进行和平建设的理论，是俄、中等东方国家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经典作家正是由此出发，提出了俄、中等东方国家在社会过程中吸收西方文明成果的理论。
2.吸收西方文明成果的思想
列宁提出了借鉴西方国家经济管理经验的思想和主张。20世纪初，美国工程师F.W.泰罗创立了对工业生产进行科学管理的体系，即所谓“泰罗制”(24)。1918年4月，当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向管理俄国和发展生产时，列宁提出苏俄应该学习和借鉴美国的泰罗制。他在有关文章中写道：“学会工作，这是苏维埃政权应该充分地向人民提出的一项任务。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泰罗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25)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在俄国能否实现，取决于俄国人民将苏维埃管理制度同西方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所以必须很好地研究泰罗制，将其中有益的因素运用于苏俄的生产管理中。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制定管理法令时说：“法令必须明确规定要实行泰罗制，换句话说，要采用这一制度所提供的一切科学的工作方法。否则就无法提高生产率，而不提高生产率我们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26)
与此同时，列宁还提出苏俄应该学习和借鉴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19世纪70－80年代，德国完成了产业革命。到20世纪初，德国在最新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一个重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化强国。1913年，德国的钢铁产量超过英法两国的总和，机器、电机、铁和染料的输出量跃居世界第一位。由于涡轮机的发明和电动机、变压器的应用，许多工业生产部门使用了电力。1910年德国已有195家电气公司，电气工业总产量从1891年到1913年增加了28倍。德国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得到了加强。其主要做法是，对一部分企业实行国有化，由国家政权直接组织其生产；国家建立管理经济与生产的组织或机构，除对国有化的企业进行有效的组织和领导以外，通过有效的方式对重要企业的生产与经营活动予以支持和干预，如实行计算和监督等等。1918年4月，列宁提出必须在苏俄建立起国家资本主义，并且提出必须学习和借鉴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苏维埃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在目前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实行资本家阶级曾经实行的计算和监督。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一个样板。我们知道德国比我们高明。”(27)他还在有关文章中列举了一个关于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例子，并且写道：“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就是德国。那里有达到‘最新成就’的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和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28)这里他所强调的，一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二是管理经济的有计划的组织即国家政权管理经济的组织。在他看来，所谓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以上这两条。如果上述管理经济的组织不是属于德国容克资产阶级的国家，而是属于苏维埃国家或者无产阶级国家，那它就成为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条件。
列宁热忱欢迎和高度肯定美国人民对苏俄经济建设的支持。1921年8月，美国的一些劳动组织成立了“苏俄之友协会”，该协会的宗旨是在美国传播苏俄的真实消息，援助苏俄的经济建设。1922年5月，该协会派出一支由22台拖拉机以及拖拉机手组成的拖拉机队，来到苏俄彼尔姆省萨拉普尔县的托伊基诺国营农场，支援该农场的生产活动。列宁知道这个情况后，给美国的“苏俄之友协会”写信，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并且说：“对我们来说没有一种帮助能像你们给予我们的帮助那样适时，那样重要。”(29)他还给彼尔姆省的领导人写信说：“美国农业队给予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需要和及时的。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最少拖延地在最大程度上协助实现他们的创举。”(30)他要求苏俄地方政权机关弄到汽油，建立修理厂，建筑住房，帮助拖拉机队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全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还根据列宁的建议，授予上述国营农场“模范农场”的称号。
列宁主张通过租让制吸收西方资本以恢复和发展苏俄的经济。1921年3月以后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实行租让制。所谓租让制，指在苏维埃政权的监督下，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把国家当时尚无力经营的某些工矿企业、森林、油田、土地等按一定条件租给外国资本家，由承租的资本家经营。承租者将资本和技术带到苏俄，恢复企业生产，并且按照合同规定的比例将一部分产品交给苏维埃国家，自己支配其余的产品。合同期满后，苏维埃国家将企业收回。1922年、1923年、1924年、1925年、1926年，苏俄同不同国家的承租人分别签订了14项、32项、34项、29项、26项租让合同，吸引外国投资共计4800万金卢布，其中2000万为英国资本。列宁高度地评价租让制的意义。他在俄共(布)十大报告中说：“只要能获得强大的先进资本主义的帮助，我们便不惜从我们的无限财富当中，从我们丰富的资源当中，拿出几亿以至几十亿的资财。花掉的这一切我们以后收回时是可以获得很大的利润的。”(31)1921年10月，苏俄的某经济部门领导人从伦敦发回电报，说美国的某大型石油公司表示愿意承担苏俄格罗兹尼石蜡分离厂的建设和格罗兹尼—黑海输油管道工程的建设，条件之一是由该公司的工程师进行勘察。列宁马上起草回电说：“我们认为吸收美国资本建造格罗兹尼的石蜡分离厂和输油管极其重要。”(32)还说，同意拨款10万美元作为该公司的勘察费用，条件是俄方工作人员和专家参与勘察，应该尽力尽快促成此事。
斯大林肯定美国工业生产上的“民主主义”作风和社会生活中的“求实精神”，主张苏联人民学习这种作风和精神。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处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高潮中。当时的形势和任务要求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对待社会主义工业化，发挥聪明才智和创新精神，推动工业化的进程，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和任务。而且要求人民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求实的精神，正视当时的发展条件，脚踏实地地开展工作。1931年12月德国某作家访问斯大林，对斯大林说，人们感到苏联人民崇拜美国的一切包括美国的拖拉机、汽车以及美国人。对此，斯大林说：“我们对美国的一切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尊重。但是，我们尊重美国在各方面——在工业、技术、文学和生活方面的求实精神。”“这种求实精神和这种朴实作风我们是赞成的。”(33)他还说，在欧洲，封建制度作为社会制度早已被打破，但封建社会的生活习惯和作风还存在着，有些科学家、工程师和作家沾染了封建的作风和习惯，并且他们将坏的习气带到工业、技术、科学、文学和生活中。“对美国就不能这样说了。美国是一个没有地主、没有贵族的‘自由移民者’的国家。因此，美国在生产中的风气是健全的和比较朴实的。”“我们的工人和经济工作人员到了美国，立刻就看出了这个特点。他们带着某种愉快和惊奇的心情说，在美国，在生产过程中很难从外表上把工程师和工人区别开来。”(34)由此，斯大林主张苏联人民学习美国的这种精神和作风。
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要把中国的发展搞得快一些，必须大胆地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1978年10月，他在有关谈话中说，我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把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科学技术看成为“崇洋媚外”，这是十分愚蠢的。“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35)20世纪90年代初，有的人由于害怕姓“资”姓“社”的问题，改革开放迈不开步伐。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的这一思想，是利用西方文明成果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7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