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30年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这三个术语代表着知识及其所意指的物质环境的不同发展。全球化作为理解世界的新范式，在知识层面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不过，与主要是指包括认识论发展在内的知识和文化的发展这两个术语不同，全球化在涉及全球政治经济的重要转型方面甚至更为重要。换言之，全球化是理解由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提出的知识、文化和认识论变化的物质的语境。马克思主义的确受到这些新视野的挑战，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政治上的地位提出了相当关键的议题。但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这些理论讨论的一个被动对象，它在分析作为理论发展背景的政治经济转型方面仍然具有核心意义。
一、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基本议题
正如上面指出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相互纠缠的30年，使我们很难对其作出区分。不过，如果出于分析方面的原因而将每一术语提出的理论议题进行梳理，也具有一定意义，因为这些议题是从两种话语形成的不同历史中衍生出来的。还应当指出，在此讨论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发展。这两种思潮的前史，分别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在经过70年代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的渗透影响后，它们呈现出下面讨论的特征。
1.后现代主义的三个议题
(1)后现代主义拒绝我们梳理历史的“元叙事”，这包括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等元叙事。这种元叙事不仅在过去抑制了进行另外选择的替代性，而且用确定性来解读历史，从而产生了压迫性后果。批判元叙事也意味着拒绝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等术语内含的结构和总体性。因此，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偶然性和本土化遭遇，强调在这一基础上对概念和人类行为之理解的非确定性。就方法论而言，这意味着从宏大的概念和叙事转向关注人种学的细节。换言之，后现代主义具有一种强烈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倾向。
(2)关于语言和真理之间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在许多方面是对认识如何再现现实这一问题发生危机的回应，表现为对再现真理的诉求丧失信心。在后现代主义的观念看来，除了通过语言和再现，也就是说通过解释之外，无法接近真理。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真理，实际上是对建构语境的那个世界的再现。因此，对历史主体向自己或他人再现世界的方式进行分析，比在实证的世界中寻求“真理”具有优先性。这导致对文本的强调超过了对语境的强调。由于文本本身表达的意思并不一目了然：这表明，读者所理解的文本不一定就是作者想说明的。这里的文本似乎是文化虚构，因为它们具有多样性起源，还遭遇多样性解读或接受。
由于我们所认定的证据本身是由其他文本(例如，历史文献)构成的，因此语境的这一降级也意味着，很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依赖世界的经验证据来断定文本的真实性。这样，在后现代主义研究中就存在一种倾向，认为所有文本在对现实的再现中具有同等价值。就其文化意义而言，文学文本在真理的建构中可能与历史文本的价值等同，因为这两种文本最终涉及的都是解释。大量后现代主义研究致力于解构文本，以揭示和挑战作为文本真理诉求基础的各种假设，展现文本实现真理诉求的方式。对这些假设的质疑很多，包括总是专注于文本；用文本替代现实；不借助文本之外的验证，在文本可互换性概念的鼓励下作出武断的解释等。另一方面，强调语言和再现，也促进了更为细致地解读文本的证据和文本的意识形态构成，这必须被视作颇有价值的贡献。
(3)关于主体的非确定性，即文本作者抑或历史主体的非确定性。后现代主义质疑启蒙运动(或笛卡儿哲学)关于作用于世界的完整的理性人观念，并坚持认为，主体是社会关系和社会话语的复合产物。在这种观点中，主体性是由多因素决定的、有条件的，既是理智的产物，也是情绪和情感的产物。这被一些否定主体存在的人愚蠢地推到极致，但却也为质疑自称基于理智和理性的那些权威的合法性开辟了道路。在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中，这种观点尤为重要。例如，对殖民统治权威合法性的质疑，这种合法性宣称自己具有高人一等的理性，以及通过把狭隘的文化形态说成是理智而形成的文化优越论。
2.后殖民主义的基本议题
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在许多方面回应了上面关注的议题，当前尤其表现在关于殖民地关系的研究领域(虽然它的洞察力延伸至其他领域，例如对性别和种族划分的研究)。与后现代主义一样，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深切质疑作为权力工具的元叙事和结构，这包括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化、三个世界话语、革命和民族主义。不过，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从那些受欧美列强殖民统治或支配的人的角度看，在现代世界的形成中赋予这些元叙事和结构以典型示范的权力，等于将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观永久化，抹杀了被殖民者的主体性及其对现代性的贡献。因此，对元叙事和结构的批判，成为在知识/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斗争的关键，从事这一斗争是后殖民主义批判的主要目标，是“心灵解殖”事业的实质。在这一观点看来，为民族解放、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的革命斗争都是可疑的，因为它们运用源于欧洲、被欧洲中心主义玷污的概念来反对殖民主义。虽然这些斗争可能从殖民主义中赢得物质解放，但完成“非殖民化”的任务须将思想从这些历史和社会假设的概念中解放出来，因为深深浸淫其中的，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
为了质疑万能的殖民权力以及被殖民者成为牺牲品的假设，后殖民主义的替代转向了在日常生活层面上的本土遭遇和对上述概念的人种学解构。在这一层面上，殖民者若实际上没有被地方环境所同化，则在总体上暴露了他们的不确定性，从而使被殖民者对殖民权力的日常抵抗形式清晰可见。在这些解释中，殖民地的状态不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明确的二分法，而是呈现出杂乱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这也对殖民者作为理性主体、给被殖民者带来现代性的自我形象提出了质疑，同时把被殖民者从他们的再现中解救出来，这种再现把被殖民者说成是非理性的和落后的主体，需要欧洲人的指导和统治。在这一层面上，殖民统治被化解为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与谈判，因为寻求殖民权力的过程也需要被殖民者的参与。
对殖民主义的解构严重依赖于文本分析，其中包括作为文本的历史文件分析。这对于生活在第一世界、主张后殖民主义的知识分子尤其如此。其中，从事文学的知识分子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蒙恩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把注意力从革命转向抵抗、从历史社会分析转向文本分析的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对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抵抗的质疑，成为后殖民主义认同的来源。这也促进了从对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质疑向当前对文化认同质疑的转变。前者是20世纪60年代第一代后殖民主义知识分子的指导思想；后者现在则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交往和协商的角度来审视文化认同问题。将欧洲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特征作为对扼要表达的身份的权利要求，后殖民主义的知识分子对这样的主张持怀疑态度。因此，他们倾向于关注位于朦胧之境的那种流动的、不稳定的、混杂的身份认同，反对关于稳定的政治与文化统一体(例如国家)的权利要求。正如与生活在第一世界场所有着密切关系的后现代主义那样，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已经把对一致性的质疑扩大到所有所谓的“基本”范畴，包括阶级、性别、种族，还包括“人类”。
二、全球化
虽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把政治经济学的改造与全球关系的转变相互联系起来，但它们提出的议题主要涉及认识论和文化层面的质疑。这与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存在些许不同，后者涉及的恰恰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所要连接的转变。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全球化代表的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化，这不仅提出了文化和认识论问题，而且也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及其社会矛盾与文化矛盾以及现代性的未来等假设构成了挑战。
1.全球化可能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
过去也曾有过全球化，但当前全球化的发展特点，是摒除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抵抗。直到最近，这种抵抗还表现在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最紧密结合中所表达的争取国家经济主权的努力。虽然国家远未死亡，社会主义仍在争论中，但公平地说，现在没有什么地方不受到资本的影响，对丧失经济主权的担忧也被另一种更为强烈的恐惧所淹没，恐惧被排除在资本活动之外。通过通讯、信息、交通的革命获取能力，通过跨国公司及其支持性机构赢得组织生机，资本主义制服了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稍微有些过早)预言的对资本主义的所有抵抗。不仅金融实现全球化，生产的组织也全球化了。民族国家为了在资本的发展道路上占有一席之地而相互竞争。除了古巴、朝鲜等少数国家外，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尝试进行彻底的自我改造，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朝着有利于与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的方向转化。正如资产阶级和经理阶层的构成那样，劳动后备大军现在也是全球性的。在现阶段，具有资本主义特色的消费文化也全球化了，就像促使生产、劳动和管理跨国化发展的文化实践(包括法律和教育)一样。在资本主义的文化产品中，最重要的是对发展的拜物教化；现在，这种拜物教已经成为“全球信念”的组成部分。
2.资本的全球化也使得资本主义的矛盾普遍化
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注定不是资本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所必需的基本构成要素，他们现在被边缘化的严峻程度，与业已存在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一起，加剧了作为殖民主义遗产的空间不平等。不仅如此，现在无论在全球范围还是民族国家内，社会不平等都变得空前尖锐：大约360位世界首富支配的资产，相当于占世界人口40％的最贫困人口拥有的资产。随着分享共同利益以及逐渐形成共同文化的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兴起，这些不平等已经具有全球性。尽管受到管制，劳动力的全球性流动还是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认同正在出现。生产和消费范围的扩大加剧了对资源的争夺；与此同时，也使世界濒临生态灾难的边缘。那些曾经处于资本主义外围、而现在成为中心国家竞争者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例子)，其转变的原因正是因为它们成功地重申了自己在现代性定义方面的文化特权，将曾经似乎被宣告衰亡的传统(包括宗教传统在内)变为赢得现代身份的源泉。正是这样的情形被我称为“全球现代性”：现代性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因质疑它的确切含义而进行角逐和冲突的策源地。过去曾经毋庸置疑地作为发展模式的欧美现代性，现在却面临对其霸权地位的挑战，于是，它们再次通过在政治和文化上传教布道的双重努力，对挑战作出回应；而在那些对霸权构成严重威胁的地方，它们则以老式的帝国主义策略来应对。作为弱国之武器的恐怖行动，在大国手中已成为维护殖民关系和攫取世界资源的一种手段。过去曾恐怖地被视为背离了文明标准的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愈益变得寻常可见；因为甚至美国和以色列等所谓文明民主国家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目标，而诉诸屠杀平民的纳粹策略。
3.在现代性的目的论指导下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已经证明自己不足以解决这些矛盾
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因为理论本身不重要，而是因为指导社会和文化科学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充盈着关于秩序和进步的目的论假设，甚至是关于范畴的目的论；它们不足以应对一个充满偶然性和矛盾的世界，它们还被限制在民族国家的适用范围内。对于从20世纪20年代起经历民族化转折的社会主义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广泛而言，在欧洲有限环境中因资本主义发展而形成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理论，由于其文化的狭隘主义而遭遇挑战，替代它们的文化资源正在被动员起来，后者主张多样的或可供另外选择的现代性。这些可能因为被视作对认识论愤世嫉俗的操纵而遭到摈弃。关于文化特殊性的主张，当其在实践中面对认识论的普遍化时，也经常被摈弃。因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赋予社会科学以普遍价值，致使社会科学不仅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性质，更为重要的是将它们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连贯起来。尽管文化(包括传统和宗教)已呈现为一个冲突的场所，然而世界却在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实践中正变得日益同质化。如同任何其他理论那样，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欧洲启蒙运动普遍主义的产物，不是没有受到从如今已失效的现代性的确定性中脱颖而出的文化差异的挑战。
三、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者至今仍消极地应对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的挑战。有人可能认为，许多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针对的只是假想的马克思主义，而忽视了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关注到其中的许多问题，并确为解决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提出的议题提供了启示。马克思主义在解决全球化的矛盾方面也具有极大价值。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也受困于自身的狭隘主义和保守主义，因而能够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提出的质疑中获益。马克思主义者忽视这些挑战，只能使马克思主义付出使自己日益与当代世界不相关的代价。只有在回应这些质疑的过程中，才能阐明马克思主义对当代问题的解答。在此，我将简要思考这些挑战，讨论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含义。我也愿意运用中国革命的经验来评价这些挑战。
1.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
(1)在元叙事中压制差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是元叙事需要不断经受纠正的一个范例。它也有助于阐明当代批判在许多基本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包括对结构、历史“真理”以及如阶级和文化等历史分析和社会分析的范畴所提出的质疑。所有这些质疑的共同点，都涉及如何对待差异的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历史呈现为一系列具有内在相关性的生产方式的更替。也就是说，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是前一种生产方式运动的结果，反过来，也产生下一种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些生产方式的性质和秩序存在某种不确定性，因为正如马克思自己所承认的，他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兴衰。这些不确定性造成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分期问题上的争执。从马克思的著作来看，他所试图勾勒的显然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前史”；他所认同的阶段，显然源于他思考的欧洲历史的演变特征，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各种社会形态。在《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也有可靠证据表明，马克思认为，欧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不过，关于生产方式具有内在相关性的假设，很容易导致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假设中把一些可能是偶然性的发展视为历史必然性的产物。把社会主义当作历史的普遍终结，这样的社会主义信仰必然把目的论作为自己的组成部分，这样，社会主义便不是人类努力成就的产物，而是社会发展动力学的产物，这种动力学占据了科学规律的地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马克思也坚持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因此目的论也是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前史的目的论。关于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发展科学规律的主张，被用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不可避免性，致使人们寻求把欧洲历史发展的分期解读为人类历史的每一过程必须遵循的普遍公式，这实际上是从历史发展中取消历史。如果其他地区的历史没有沿着欧洲历史指明的道路发展，这不是因为它们与众不同，而是因为它们已经“失败”了，因为它们缺少欧洲拥有的某些东西。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正是属于这种情况。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得出的结论：他们徒劳地试图解释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结果，充其量只是在那段历史中发现了决不会开花的“萌芽”。把马克思主义对欧洲史的描述普遍化，这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实际上否认了历史发展存在显著差异的可能；出于同样原因，也否认了替代资本主义、进行另外选择的可能性。
(2)在生产方式的演变史中用结构压制差异。无论我们谈到欧洲史或者中国史，还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任何其他生产方式，结构的影响在所涉及的区域内并非普遍相同，在一个区域与另一区域之间也不尽相同。以可能被视为最具有广泛影响的资本主义为例，我们不可能宣称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各个地方具有同样影响，进而会产生出一个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同质的社会。首先，由一种生产方式支配经济，并不意味着其他生产方式的消失，这可能是所有历史阶段的一个特征。此外，不同地方依据它们社会和文化的特点，以不同方式吸纳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地方特色对总体结构具有各自不同的影响。结构并没有自上而下地塑造社会。换言之，结构本身受到由地方差异产生的建构力量的控制。结构本身是由地方差异所造成的矛盾推动的——无论我们从地区、国家、准国家或以其他场所为维度来理解这种差异。这些由差异形成的矛盾，对于理解社会形态的运动，与理解赋予社会形态以形式的支配性生产方式，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现在，当资本全球化把全球范围内许多不同社会特点的差异都带到资本主义内部的时候，研究由差异形成的矛盾及其作用和地位显得尤其重要。
(3)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整体组成部分的殖民主义，也有待进行类似思考。在我看来，我们需要考察的是，后殖民主义批判提出的以下反对意见：反对马克思主义分析将作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属性的权力格式化，反对抹杀不同殖民地状况之间的差异。殖民主义后果的归类包括：将全部人口赶尽杀绝，例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在经济和政治上——即使不是在文化上——臣服于殖民权力，例如印度；与当地国家的妥协，例如中国。此外，虽然殖民权力一般而言是资本主义的，但权力本身采取了由不同法律规范和文化引导的资本主义的不同方式。这些差异赋予不同的殖民遭遇以不同特征，引致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采取不同的合作与冲突的模式。这从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论、世界体系分析或关于三个世界构成等抽象观点中，无法轻易地找到。不同殖民遭遇的结果也有所不同。从殖民遭遇中兴起的民族国家，是殖民主义遗产的继承者：它们不仅是同质化的殖民主义力量的继承者，也是因由遭遇产生的差异的继承者。这些差异不仅是政治的和经济的，也是文化的。
(4)抹杀差异性在阶级等社会分析范畴中的表现。虽然马克思主义分析在定义社会形态时，把阶级矛盾作为它的基础，但没有理由认为，这种阶级关系在任何时候总会具有同样突出的地位。而且，阶级不是独立于社会空间而存在的，无论是从地缘层面上，还是从性别、种族等其他社会范畴意指的社会空间层面上来理解那些空间。没有理由认为，跨国空间中的工人阶级，或者以城乡社会为分界的空间中的工人阶级，具有同样的社会和文化特征。阶级和阶级意识不仅是由特定区域，而且是由其他社会关系以及文化等多因素决定的产物。毛泽东深谙其道。例如，他坚决主张认真考察地方性，以掌握具有那些地方特点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毛泽东的主张可以被描述为一种革命的人种学，或者是对地方性进行社会文本的解读，这决不会不受到各种环境力量的影响；不过，在地方内和地方外的相互作用中，前者具有一种内在逻辑。
坚持承认在上述任何范畴领域都存在差异，就是坚持范畴的历史性，就是从该术语时间和空间的内涵上理解范畴。在不顾及更大规模结构这一参照系的情况下，强调地方差异可能会发展成幼稚的经验主义。它也使理论丧失了分析层面和政治层面的批判力。另一方面，忽视地方差异，会导致产生与日常生活现实相脱离的抽象概念，不能把握人们试图把握的现象。抹杀地方差异，也忽视了在结构力量相互接纳和对峙的运动中人的能动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人类行为的能动性不仅对分析层面而且对重要的政治层面都会产生显要的后果。
2.对上述挑战的评价
虽然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制度的分析在研究方法上是完全依据历史发展叙述的，但马克思主义的确受困于对历史性问题关注的不充分。承认差异则将使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去自然化，把历史带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使得理论本身历史化。在分析层面和政治层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受困于将自己归属为“科学真理”的地位，因为这造成了理论及其社会范畴的普遍化。我认为，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作为以抽象方式对世界的精确描述，而是作为一种对世界作理论化概括的方式，该理论带有任何理论都具有的特征，即在现实与再现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差距，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将是非常有效的。承认这种差距，就能打开理解理论的另一种方式，即按照世界自己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先决条件(还有其他条件)去解释世界。它也启动了理论的开放性，接纳基于不同现实检验的不同解释。当然，这也使理论丧失了目的论，丧失了用以指向社会主义未来的确定性。另一方面，这又导致理论与政治现实更为接近。其中，社会主义看来不仅是独立于人类能动性的世界所产生的可靠未来，而且更是人类能动性为实现特定政治和社会目标而努力取得成就的产物。不过，只有满足历史差异的需要，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如果我能够再次援引中国革命的例子，那么在毛泽东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概念中，有两个方面可以被用来说明上面提出的问题：第一，在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迥然相异的文化环境中，毛泽东赋予传播理论的语言以优先性。在这种环境中，为了被绝大多数人接受，为了回应他们的需求，理论必须用本土习语重新组织措词。“理论的俗语化”，正如应该被正确称谓的那样，需要将理论概念转换成本土隐喻，以便于理论的理解，以及被一种本土的“情感结构”——用雷蒙德·威廉姆斯令人难忘的术语来说——所吸收。第二，毛泽东本人在革命分析中对理论及其范畴的展开，指明了理论研究的方法，它不是对现实的描述，而是解释现实的工具。由于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矛盾呈现出不同的构型，因此，毛泽东在对革命形势的解读中，把矛盾提到首要地位，从而将理论历史化了。而且，矛盾的这些不同构型之间的次序关系尽管并不明朗，但依据实践需要以及最终革命目标，可以通过革命者的解释进行排序。负担从理论转移到借助理论解读现实的革命者身上。从解读现实到构建现实仅一步之遥。理论不是构建的蓝图，而是一种解释工具。与所有解释性行为一样，这里可能存在任意武断的危险，要遏制这种危险，理论解释必须超越眼前形势而把结构作为参照系。这提醒我们，在理论化历史和历史化理论的过程中，密切关注历史和结构的关系非常重要。这也提醒我们，由马克思主义所激发的革命行动史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初产生的语境，这一差异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认识论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质疑相类似。
由全球化引发的问题，是方法论意义和实质意义上的问题。方法论上的挑战涉及分析单位。虽然马克思主义最初产生时的视野是国际性的，但随着20世纪2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局限于以国家为单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一般社会理论一样，已经把国家作为分析单位。这是马克思主义者起初之所以不愿意正视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显然不仅不足以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而且也不足以对一般社会关系进行分析。资本的组织逐渐跨越国界，这方面的证据不仅表现在活动、人员甚至政治忠诚方面发生了从多国企业向跨国企业的转变，而且也表现在子公司跨国组织的兴起，以及法律、教育和文化的跨国化。跨国化的证据还包括地区性政治实体的出现。或许最为重要的，一是劳工的跨国化，移民劳工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二是阶级结构的跨国化发展，尤其是通过跨国公司和类似组织的运转，出现了一个跨国的资本家阶级。这一阶级的存在，也使我们越来越难以把全球化仅仅视为帝国主义的另一片断。
就实质而言，与全球化相关的两个现象甚为重要，即全球化对资源和生态造成的压力以及传统尤其是宗教的复兴。与生产和消费全球化相伴相随的，是资源日益沉重的负荷，以至于“资源战争”成为全球竞争和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紧迫的，如果不是更为紧迫的，是生态破坏的加剧。这两种新情况的出现急切要求重新思考发展这一概念，然而不幸的是，这样迫切的复议却遭遇到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和发展文化(发展主义)的阻碍。将资本主义作为前提条件的社会主义，一直在参与将发展拜物教化。重新思考发展，也意味着重新思考什么是值得追求的、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的未来面貌。这使得抛弃从一开始就活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目的论——它是资本主义的衍生物——变得尤为迫切。
文化问题也要求重新思考关于进步概念的意识形态。塞缪尔·亨廷顿等社会科学家预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文明的断层线可能是冲突的主要源头。情况是否如此并不重要。但不容否认的是，传统已经成为替代现代性主张的源泉。更具体地说，宗教已成为整个人口、特别是过去被视为社会主义选民的那部分人口的认同根源。长期以来被马克思主义者归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文化问题，现在似乎成为社会关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四、马克思主义与此相关吗
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超出欧洲和北美范围，扩散到与这一理论率先产生迥然相异的环境中，因此当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认识论提出的挑战，在许多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史中也有所反映。举例来说，欧洲马克思主义者过去曾把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背离，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似乎与其前提和目的相悖的农业社会中的展示。不过，也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一环境中的展示却也推动了理论本身的丰富与发展，因为它要求理论超越对某个特异历史的狭隘认同，要求理论的概念组成直面与该理论产生环境相异的现实，要求把历史意识带到理论中，这是任何宣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历史理论所必需的。当代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可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面对的众多挑战中的又一例。而且，这些挑战源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最初地缘边界之外的运用而引发的自我反思。后殖民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例如围绕在《庶民研究》杂志周围的知识分子提出的批判，其灵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印度语境中毛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历。
这并不是说这些批判毫无新意。不过，探究这种批判为什么能在近来的历史中获得前所未有的似乎可信的地位，这倒是颇有价值的。换言之，当这些批判迫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进行自我反思时，重要的是不在批评面前退却，相反，应提出在当代环境下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问题。这可能有助于说明马克思主义所遭遇的诸多攻击。它们不仅来自右翼，这是在意料之中的；而且来自左翼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否定中，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示。换言之，受到质疑的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功效，还是由于这个理论的政治事业丧失了可信性，致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与这一事业一起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那个曾经由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事业专门为如今胜利的资本主义留出的垃圾堆？
在我看来，不难回答这些问题。由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1989年相继垮台，中国等剩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主要关注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中如何实现国家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年代及其所承诺的革命改造已经逝去，作为那个年代产物的那些理论也是如此。19世纪的自由主义是一个例外，它现在被彻底改造成新自由主义，抹去了不仅产生了社会主义，而且产生了企图用来防止资本主义危机的福利国家的那段历史。不过，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对持续不断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回应。它试图从资本主义的起源中为资本主义200年的病态发展找到解决方案；它在抹杀资本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产生了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对立物——的同时，大肆宣扬并没有遭到否认的资本主义的成就。
在分析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资本主义的这些矛盾方面，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如既往的重要意义。尽管勇气衰退的后果非常严重，但它还不足以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地位的丧失。宣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感召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自身的失败而对维护这一理论的声誉没有多大助益。对此，我们肯定不能去指责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国家中，马克思主义必须承受因模仿资本主义的发展方案而带来的麻烦；由于这些国家的失败，也导致了它们宣称具有感召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退化。
不过，最为重要的是，在世界范围内知识分子被同化为全球资本主义的选民，这使得他们同资本主义及其产生的社会结构具有利害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批判之所以获得前所未有的似乎可信的地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早先的选民消失了。那些选民的确消失了，因为他们现在已毫不含糊地变为替代欧美模式现代性的信仰者；或者只是简单地逃避到过去，在经历了资本主义的蹂躏之后，这似乎是留下来的唯一避难所，因为这场灾难不仅征服了现在，而且完全破坏了关于未来的替代前景。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极其重要，因为作为它的首要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选择并整顿塑造未来的力量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为此，理论进而要求具备能以不同方式畅想未来的洞察力；因而产生了从回忆过去中汲取激情的感召，同时也要求理论的远见能不受过去局限的禁锢。
本文为作者
【译 者】于海青，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1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