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集中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上。在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与恩格斯哲学的联系与“差异”的问题上，在如何评价马克思哲学思想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合法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出现了尖锐的对立①。我们发现，这种对立的理论基础主要并不是来源于对马克思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的认知和梳理，而是来源于对西方哲学从近代西方哲学到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型与进步的认识。换句话说，什么是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发展路径，其合法性的基础被归结为从近代西方哲学到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型与进步中，被认知为“现代西方哲学”的马克思哲学是如何与19世纪中期那些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的西方哲学家，共同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而恩格斯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从来不认同19世纪这些西方哲学家的哲学基本路线，从而溯源于恩格斯的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解释传统——普列汉诺夫、列宁、毛泽东及辩证唯物主义，因而被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认为是一条错误的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路线。
显然在这里存在着一个“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解释框架，在这个统一的理论解释框架下，马克思哲学与恩格斯及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相异的性质。
这样就提出了以下问题：(1)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西方哲学的转型的关系问题。而其中的关键是从近代西方哲学到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型，在哲学的基本路线上是什么性质的转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又是何种性质的哲学革命？(2)不认同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的哲学是“倒退”到了17、18世纪的“一般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背离，即马克思“进步”到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而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毛泽东“倒退”到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即“进步”与“倒退”说，从而从恩格斯开始的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路线从根本上就是背离了马克思？这些问题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大问题，很有必要讨论清楚。
一、马克思与恩格斯存在“差异”的根据：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两条解释路线
某些主张“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学者，是从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路线的角度提出他们的观点的。在他们看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存在着两条解释路线：一条是来源于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传统解释路线，这条解释路线开始于思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经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梅林、普列汉诺夫等和第三国际的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确立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路线；“五四”以后传播到中国，经艾思奇、李达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尤其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解释，构成了中国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另一条是在马克思未发表的手稿中的潜在的解释路线，经早期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在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中被发掘了出来，成为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基础。
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是：“我们认为，马哲史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解释路线。”“第一条是以恩格斯和列宁为代表，至今仍然拥有广泛的影响。”“这条解释路线在基本立场上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回归”。“第二条解释路线是马克思本人的解释路线。”它“不会像第一条解释路线那样，得到一个抽象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或物质世界)而是人类社会和现实的人”。“按照马克思的解释路线，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应该颠倒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般唯物主义。”②
俞吾金把“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解释路线”与“蕴含在马克思手稿中的潜在的解释路线”对立起来，认为前一解释路线“由于费尔巴哈的媒介，马克思回到了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上”，“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核心始终在一般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那里。这样一来，对马克思哲学基础部分进行研究的问题域也被制定出来。”而“蕴含在马克思手稿中的潜在的解释路线”则使前一解释路线“面临挑战”。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启示”我们，“马克思决不是通过一般唯物主义的回归而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始终关注的是社会历史和现实问题，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才构成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核心和出发点。”③
这位学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新解读，把马克思哲学与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联系了起来，与当代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思潮联系起来，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生存论的本体论；并溯源到康德，认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并不是如以往认识的那样是在批判扬弃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基础上发生的，而是直接批判继承的是康德的哲学革命④。这样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通过对康德哲学革命的批判扬弃，一条前推到以休谟为起点，后推到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具有同质性的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路线被建立了起来。与此相对应的是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毛泽东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路线是倒退到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也在此基础上得到了论证。
如果说在1996年以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存在的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解读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以一种另类的马克思主义解读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批判恩格斯及其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1996年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就出现了主要以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趋向。
他们的观点可以概述如下，西方哲学在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转型的过程中，曾经发生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这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就是从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发展到了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也就是从所谓的意识哲学、理论哲学或知识论哲学、抽象的认识论发展到了实践哲学、存在论哲学(即生存论的本体论哲学)、文化哲学、生活哲学。其开创这一过程的标志性的代表人物是叔本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等所谓现代西方哲学家。马克思与这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共同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型和进步，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囿于马克思公开发表的著作，用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因而从一开始就倒退到了17、18世纪的唯物主义。因此马克思哲学与恩格斯及其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差异”。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一些学者几乎是异口同声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差异”，有些学者虽然没有直接针对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研究“差异”，但是在认同理论哲学、意识哲学与实践哲学、生存论的本体论哲学之间的区别的基础上，批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路线则是惊人的一致。恩格斯及其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认为是一条背离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解释路线⑤。按照这种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解释路线是在马克思生前(恩格斯为首)就开始而延续了10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解释路线，而这一解释路线则是退后性的解释路线。如果这一研究结论能够成立的话，那就意味着以被曲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100多年中开展的实践，本身不是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而是以一种变形的、倒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
从以上一些学者们的观点中可以看到，他们对马克思哲学与恩格斯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互关系的评价，即使仅仅从学术的意义上看，也不仅仅是在马克思哲学与恩格斯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差异的问题上，而是将马克思哲学与恩格斯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了起来。显然这是两种马克思哲学解读框架的对立⑥。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的是，这一解读框架来源于何处？它是如何形成的？它何以能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
二、对立的源头：西方哲学从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到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和进步的理论框架
我们在前面看到，一些学者的“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解释路线来源于从近代西方哲学到现代西方哲学的“进步与转型”的认知，这样我们发现西方哲学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某种演化模式被应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化史。而且我们可以断定，这种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演化史一定不同于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演化模式的理解；而这种重新被理解的西方哲学演化模式应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化史，必然又颠覆了从恩格斯开始的解读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解释路线。
某种流行的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互关系的研究，全面地颠覆了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西方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解读模式⑦。
认为从近代西方哲学转向现代西方哲学存在所谓的一场进步运动的观点，起源于我国的一些西方哲学研究者对以往存在的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二分的解释框架来解读西方哲学发展的不满，从而颠覆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哲学的解释框架。这一解释框架被某些学者认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已经形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的产物。
他们在否定这一解释框架的同时，认为西方哲学从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型(开始于19世纪40-60年代)到现代哲学思维方式是西方哲学的一场进步的思想运动，它既是当时资本主义具有发展的活力这一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又是西方哲学理念的重大革新。而当将这一经过颠覆的解释框架应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则断言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而马克思则是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创立者，与孔德的实证主义、叔本华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皮尔士的实用主义、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同道，共同起源于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或“哥白尼倒转”)，即建立在超越心物、主客、灵肉、思有“二元分立”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从而将哲学研究的对象限定在(转向)现象、经验、感性世界、生活世界的范围内。由于辩证唯物主义主张哲学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对世界的本原问题的回答，主张唯物主义，从而是一种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因而辩证唯物主义并非来源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首先，这种观点是把批判以往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二分来解读西方哲学发展的解释框架放在反“左”的名义下来展开的。这样，这种观点似乎就取得了某种政治上的“正确性”。在他们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左”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清算，必然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和西方哲学史“左”的哲学解释框架的清算。这个“左”的哲学解释框架在哲学史上的表现就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的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二分的理论框架分析西方哲学史上的哲学流派。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与他们同时代的被今天的这些学者称为现代西方哲学的起源的西方哲学家持批判态度，因此他们把清算的目标一直溯源到马克思、恩格斯⑧。
其次，这种观点是用“转型与进步(革命)”⑨来论说西方哲学从近代西方哲学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认为现代西方哲学进步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由此得出结论：“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上述超越不只是在个别哲学流派和哲学家那里发生的个别理论观点的改变，而是西方哲学发展中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理论思维方式的转型，即有关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的等方面的基本观念的重大变更。”“与近代西方哲学比，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⑩
再次，在确立了这种西方哲学从近代西方哲学到现代西方哲学存在一个进步与转型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这种观点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应用了这一“进步与转型”的理论框架。这就是马克思哲学思想与其他现代西方哲学家共同创立了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而恩格斯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则倒退到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理论框架。如认为：“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倾向(特别是建立无所不包的体系并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科学的企图)，将理性绝对化的倾向，将主客、心物、思有等的二元分立绝对化的倾向，将人当作手段和使人异化的倾向，都是马克思所一直激烈批判并要求克服的倾向。”(11)
从这里可以看到，这种观点认为既然现代西方哲学必然是一场进步和转型，那么马克思哲学必然也经历了这样一场“进步、革命和转型”。而其根据是马克思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虽然马克思确实批判了近代西方哲学中的某些流派，例如黑格尔、费尔巴哈等的哲学思想，批判了他们(如黑格尔)“建立无所不包的体系并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科学的企图”，颠覆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是却没有给我们指明马克思在哪里批判了“将主客、心物、思有等的二元分立绝对化的倾向”，从而转向了康德。显然他忘记了马克思自称“唯物主义者”，说明了马克思并没有超越他所说的所谓二元分立思维方式。在理论逻辑上不能在既肯定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同时又肯定马克思超越了心物、主客、灵肉、思有“二元分立”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两个判断不能同时为真。
这样我们看到，一条以西方哲学从近代西方哲学“进步”到现代西方哲学的解释框架作为标准，被用于马克思哲学“进步”到现代西方哲学，而恩格斯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倒退到近代西方哲学的解释路线被确立了起来。
三、哲学思维方式“进步论”的实质：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某些学者否定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划分的必要性，认为现代西方哲学的进步意义在于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样就否定了哲学最高问题在近代西方哲学到现代西方哲学转变中的认识意义。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二分的解释框架当然有它的问题，我认为它的问题主要是如那个时期一样存在过多的意识形态的干预，虽然这一框架本身存在一些简单化的问题，但在哲学发展史上则是对几千年哲学思想发展的一种有效的解释框架。西方哲学界1960年代后复兴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讨论就是证明。
同时他们强调了这种否定使哲学的发展转向了另一个方面即人和人的生活世界，认为“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原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12)这里的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和“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其含义是胡塞尔的“悬置”的现象学态度，或者是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从对存在的追问转向对此在的存在意义的追问的态度，即建立在怀疑主义基础上的哲学态度。而“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断言，则是对哲学史事实的曲解，因为在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的观点那里，心对物的从属或者物对心的从属是对哲学最高问题追问的哲学理论的基本特点，在这里正是以建立在具有心对物或者物对心的从属关系的统一的认识基础上的；只有笛卡尔、康德才表述过这种“心物相互独立”的哲学观点。显然，这里颠倒了基本的哲学事实，虽然这从不可知论的哲学观点看可能是一个基本的哲学事实。因此这种判断的真实含义是将对世界本原问题进行追问的哲学理论归类为二元分立，从而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都归类为所谓的同质性的哲学。
他们以对这种转型的进步意义的肯定为标准，断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一场更彻底的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作的变更是哲学史上最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事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13)这样马克思就与叔本华、孔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相并列，并且更为彻底。虽然现代西方哲学某些学派确实自称发生了这样一场转型，并且我们甚至可以肯定对这一场在西方哲学范围内发生的转型的评判即这是一场“革命和进步”，而且这场“革命和进步”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也有某种雷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但是这种雷同却可能具有完全异质的性质。例如马克思从来是在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相对的意义上自称是唯物主义者，从来没有肯定过他与康德哲学之间有一种肯定的理论联系，相反仅有的几段对康德哲学的评析都带有否定性(14)，对与他同时代的所谓现代西方哲学家孔德也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因此这种以西方哲学范围内发生的变化作为标准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评判，尤其是对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否定性评判，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本身即使在学术的严谨性上也是值得怀疑的。虽然他们并非没有看到这一点，却持有一种相反的态度。如说：“例如，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过的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叔本华等人的非理性主义、朗格等人的新康德主义、列宁所批判过的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等流派，在某些方面我都作了肯定。更主要的是，我已大体上肯定了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是进步、不是倒退。”(15)可见，把马克思生前没有肯定过，而是严厉地批判的孔德等人视为与马克思共同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本身就缺乏必要的文本基础。而
他们颠覆以往对马克思哲学思想演变的解释框架，以便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相联结，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视为康德哲学革命的继承和扬弃。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这种解读必然批判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解读。“最常见、也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往往按照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它。例如，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人本主义而继承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唯心主义而继承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对旧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克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我意识理论对传统的先验主体性原则的超越以及对人的自由、实践性和历史性等的揭示，这些本来都为马克思所肯定和强调，成了他的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然而它们后来被许多人忽视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因而往往带有某种自然主义、纯粹理性主义和非人的色彩，而这些正是马克思所竭力批判和超越的近代哲学固有的倾向。”(16)这种新的理论框架的特点是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转向继承其人本主义，对黑格尔转向“对人的自由、实践性和历史性等的揭示”，这样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批判扬弃不再是从直观唯物主义转向辩证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扬弃不再是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而是转向“人本主义”、“自由”、“实践”、“历史性”，尤其是转向所谓的康德的“哥白尼变更”。这样马克思哲学革命与康德哲学革命的联系被认为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主导线索。虽然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这种转向是如何具体发生的，有多少文本的根据，可是却成功地将这一思想史框架颠覆。
他们将经过颠覆的马克思哲学思想演变的理论框架应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的演变，出现了马克思哲学思想进步、转型到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而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则由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从而倒退到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进步”与“倒退”说。这是某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差异说的理论基础。因为显然如果普列汉诺夫、毛泽东、斯大林及其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以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为基础的话，那么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思想同样是这种倒退的结果。所以他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扭曲“从哲学理论根源来说，他们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的理论，或者说用近代体系哲学来混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17)。
从以上可以看到，他们认为，衡量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和进步的标准，是现当代西方哲学家认为的从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到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存在转型和进步的观点。既然马克思与其他西方哲学家共同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而现代西方哲学的进步与转型又主要是对“思有、灵肉、主客、心物”的超越，即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超越，那么作为哲学上“左”的理论走向就是坚持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追问物质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既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以唯物主义为基础、以主客统一为特征的实践哲学”(18)，那么这就根本改变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本来定义，甚至改变了唯物主义的公认的定义，因为唯物主义总是以对存在的某种物质性追问为特点的。实践、感性世界、生活世界等作为人的活动和世界，“以主客统一为特征”，并不具有对存在的某种物质性追问的特点，而且在现代西方哲学主流流派中明确将唯物主义的追问归结为“抽象的形而上学”。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某些学者的观点，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和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是两种在本质上不可通约的“话语系统”，那么，他们将“实践”与“唯物主义”嫁接本身就是非法的，所谓马克思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类似于“方的圆”的悖论：我们不可能同时认为实践(人的活动)和物质同时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基础。这里存在的困难是马克思明确无误的自称唯物主义者与将实践解读为一种本体论存在的非法解读之间的困难。
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某些学者否定恩格斯及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世界本原问题的追问，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就出现了一个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共同创立了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而恩格斯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倒退到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理论框架。而这一所谓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理论框架的核心是转向不可知论。
四、转型和进步的实质：转向不可知论
现在要问的是，这种西方哲学从近代西方哲学到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型和进步的实质是什么？它与马克思实现的哲学革命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虽然这种转型和进步论是与恩格斯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退步论相伴随的，但是从这些学者得出这种评判的标准来看，核心是对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的认识。在他们看来超越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这一转型和进步的实质和内容。不仅19世纪的那些现代西方哲学家所引领的这一场哲学革命的实质和内容在于这种超越，而且，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也是超越了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超越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一场哲学革命。恩格斯及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退步就在于仍然停留在对哲学的最高问题的回答上。
我们知道，恩格斯在谈到哲学基本问题时将“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作为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标准。同时恩格斯认为：“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19)在这里恩格斯将意识能否反映世界的问题即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称为“同一性问题”。恩格斯之所以划分“哲学的最高问题”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因为在恩格斯看来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回答，最终会回归到对世界本原问题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回答。
从这些学者的标准来看，对“主客、心物、灵肉、思有”的二元论的超越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哲学转型和进步的根本内容。而主客、心物、灵肉、思有的关系又是通常被认为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因此对哲学的最高问题的超越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哲学取得的最主要的成就。这样我们看到，对所谓二元分立思维方式的否定，本身就意味着所谓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和同样开创这一思维方式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都转向了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回答。这样是否转向了不可知论成为衡量一种哲学是否进步，是否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一致的标准。转向不可知论成为这一切论说的实质和核心，恩格斯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退步论”具有理论逻辑的必然性。
这里要指出的是，把思维和存在、物质与意识的二分与主客二分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概念的陷阱。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阈，如果我们承认它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那么，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就是主客二分，而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则大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物质与存在不能是相对主体而言的。只有将存在、物质理解为客体，思维理解为主体时(同时心身问题也被取消了，这样心身问题就成为思维的内部关系)，两者才是一致的，而这一点正是一段时间中某些学者的共同特点。因此对这几对概念的并列是错误的。主客与心物、灵肉、思有是不相等的概念，只有那些排除自然的先在性的哲学家，例如在休谟那里才会将主体等同于思(意识)，将客体等同于有(存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体系中，主客是实践范围内的二分，并不排除自然以及人存在的物质生存条件对于人的实践的优先性。
而对主客、心物、灵肉、思有的关系的超越既然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哲学转型和进步的根本标志和内容，那么，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事实上也就转向了第二个方面即恩格斯所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现代西方哲学就其主流来说，作了否定的回答。对于这一点，中国的某些研究者也作了明确的回答。如说：“从追问世界的本质和本原、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图景的体系的观点看，从立足于心物、主客二分并把由此而产生的唯物唯心等的对立当做哲学发展的基本路线的立场看，现代西方哲学的形成的确很难说是哲学上的进步，因为它们不仅明确地反对各种唯物主义，而且，还企图通过反对二元分立来根本取消作为划分唯物唯心的标准意义上的主客、心物、思有等的关系问题，这就否定了唯物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它们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实体本体论等的否定也意味着对唯物主义的否定。”“在评价现代西方哲学时，如果把是否归属唯物主义作为判断其是非的根本标准，那对它们的评价只能是否定的。而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简单地归结为建立了一种与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理论体系，那必然认为它与现代西方哲学根本对立。如果谁企图通过从现代西方哲学中发现唯物主义因素来寻找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同点，大概难有多大成果，甚至还会曲解现代西方哲学。因为超越和排斥以主客、心物、思有二分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正是现代西方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不同于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谁肯定西方现代哲学的唯物主义成分越多，谁就会离开它们的实际所是越远。”(20)因此转向同一性问题并对这一问题的否定回答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特点，而根据恩格斯对哲学同一性问题的划分，那么这就是转向不可知论。
这一点也表现在他们使用的“二元论”概念的变化上。二元论在以往的使用中是指以笛卡尔、康德的主张存在与思维两种实体并存的观点。这些哲学家在以往的哲学史上被称为对哲学同一性问题持怀疑态度的不可知论哲学家。但是在某些学者看来，所谓二元论是指的凡是认为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坚持存在决定意识(唯物主义)、意识决定存在(唯心主义)或者主张两种实体并存的观点(不彻底的不可知论)，都是二元论的观点。并认为这就是“主客、心物、思有二分为特征”的近代西方哲学观点。只有主张对主客、心物、灵肉、思有的关系的超越的观点，即主张主客、心物、灵肉、思有的“原始统一”的观点才构成了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虽然中国持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进步的哲学家，一般将这种转变溯源到康德自称的“哥白尼革命”，认为康德的转向现象界，转向主体性是现代西方哲学的近代哲学起点，同时他们也在康德主张现象与物自体的二分的意义上，认为康德没有摆脱近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仍然是一个理性主义者；真正彻底的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起源于休谟的不可知论。因此从这种理论论证的核心或者基础看，对哲学最高问题的否定和批判，同时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持一种不可知论的哲学立场，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哲学转型和进步的根本标志和内容。
有的学者在不可知论的意义上解读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的感性活动的观点。认为任何自在的事物、或者客观实在本身是与我们的感知根本不相似的，因为既然事物本身必须经过主体“制造”，那么我们就不能断言呈现在主体视阈中的现象就是那个自在事物本身。而由于主体的活动本质上是人的生存活动，根源于人的生存的需要，因此人的生存问题才是哲学的最高问题，转向人的生存问题才是哲学研究的本真问题。
这样马克思在与康德哲学、现象学、基础本体论的对话中被解读为生存论的本体论者。显然这里存在着双层误读：一方面马克思哲学首先被解读为实践本体论，仅仅依靠对《费尔巴哈提纲》中的感性世界的观点就提出了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实践本体论性质的结论。正如在对实践本体论的讨论中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实践本体论既是一个来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命题，同时其理论逻辑必然导向通过所谓的主体性的转向解读出一个人本主义的马克思，即历史唯心主义的马克思。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一层彩绘化。另一方面，通过马克思与现代西方哲学家的“对话”，实质上是通过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来嫁接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用20世纪出现的存在主义作为解读马克思的中介，结果被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哲学思想成为马克思的本真思想。而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哲学思想在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中必然转向了不可知论。这一层彩绘化马克思，就如涂上五彩的关公与秦琼打斗，是超历史的打斗。这样历史不仅成了当代史，哲学史也成了当代史；一种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展开论证的哲学，可以与任何从不承认这一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的现代西方哲学家共同开创现代西方哲学的“新”思维方式，并被诠释为流行的现代西方哲学。这样一种中国形态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重新理解马克思”中具有完整的存在形态。老实说，这不仅是误读马克思，而且是丑化马克思。
综上所述，某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们重新理解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以误解为基础的。某些中国学者对所谓的近代西方哲学转向现代西方哲学的进步意义的认知，是以肯定不可知论是唯一正确的哲学思想路线为基础的；所谓马克思哲学思想与恩格斯的差异(对立)，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和否定，是奠定在西方哲学转型的这种基本认识的基础上的。这是对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的追问，虽然这种追问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引发理论思考的意义，但其总体观点却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是一个辩证的唯物主义者，而不是不可知论者；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而从来没有认同过资本主义的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而并非仅仅指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