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马克思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最典型的体现就是
一、“文本重读”研究范式的兴盛与瓶颈
所谓“文本重读”的研究范式，是指通过文本考证、文献梳理和文义比照等方法，把马克思的论断、原生态思想还原到其原初的文本语境中解读或释放其含义和意义的研究模式。它针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对马克思思想断章取义、无限演绎等不良学风所引发的马克思本真精神的歪曲理解危机。从历史角度来看，重读马克思的文本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无论是曾经兴盛的苏联马克思学，还是一直活跃的西方马克思学，重读文本已经成为一种研究马克思学的主流范式。
“文本重读”范式对马克思学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点。首先，“文本重读”在学术主旨上强调“解读”而非“解构”，这使马克思的原生态思想尽可能得到全面、客观的阐释。解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学的学术主旨。像“两个马克思“和”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等不合理的理论就是解构马克思文本的结果。解构马克思主义无法得到马克思的本真思想，因为它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脱离社会主义实践进行纯粹的学术研究，从而一方面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个思想观点与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以为通过批判马克思就可以彻底驳倒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封闭的纯粹理论，以至于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最新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都被置于理论视野之外。与解构主义相反，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倡导的“文本重读”范式是在解读的学术主旨下强调文本中心，不但开启了研究者的诠释自觉意识，而且也最大限度地提醒研究者的诠释自律，使他们尽可能地占有文献资料，填补研究空白，甄别属于马克思自己的问题、思路、论证方式和理论构架，准确把握其思想，客观而公正地评估马克思学说的价值，为其合理定位。其次，“文本重读”具有接近公正性和价值中立性的特征。在文本重读的过程中，研究者往往抛弃政治立场、阶级成分，秉承严谨的学术态度，对马克思的原生态思想进行挖掘和分析，争取最大限度地把学术与政治分开。虽然得出的最终结论和学术成果或许要符合且服务于主流政治意识，但这个结论往往是公正且客观的。
近年来，“文本重读”研究范式得到了国内众多马克思学研究者的赞同和认可。北京大学王东教授在《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中指出，创建“中国特色马克思学”，要提倡“以马解马”的模式。前面“以马”是途径，后面的“解马”是目的。他主张通过马克思本人文本、还原独特语境、结合人生道路、多重历史背景、追溯理论来源、把握来龙去脉、抓住理论起点、结合整个体系、观照内在逻辑和忠于精神实质十个方面进行以马解马。王东教授的这个观点是新颖而且实用的。“以马解马”模式是在文本重读的基础上，对马克思文本的内容和文本所处的时代背景等进行了全面、深邃的概括。这种解读模式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如孙承叔教授认为：“这是中国马克思学者的真正自觉，从未来历史眼光看，这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也是中国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论奠基。” [1]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国内对马克思文本的重读工作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典型的代表作有张一兵先生的《回到马克思》和他组织翻译出版的《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回到马克思》这本著作是重读马克思文本的典型成果。周嘉昕先生这样评价道：该书“充分利用了MEGA2的相关文献和资料，在吸收前人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从经济学语境剖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微观历史过程，推动了国内马克思文献的研究，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返本开新’的一次重要尝试” [2]。而《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则为推动国内“基于MEGA2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的研究作出了新贡献。
然而，在我们看来，在中国马克思学的创建和发展中，“文本重读”虽有着极大的正本清源作用，但其背后也有着一定的不足。首先，马克思文本世界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西方学者也很难做到这一点。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部囊括马克思全部著述的文集出版，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通行本俄文版50卷、德文版39卷、中文版50卷其实并不全。这些版本“是提供广大阅读者阅读的，它并不是供学术研究的包括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全部著作的完整版本” [3]。这告诉我们，马克思的许多文本还未开发出来，那么，在完整、全部的马克思文本呈现之前，任何一种解读，包括文本重读都有修正的可能。其次，我国的文本重读缺乏文献学基础。我国目前的一些马克思文本是从西方国家翻译过来的，并不是自己独立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对这些文本进行重读，有时未必能获得全面、真实、客观的马克思思想。“迄今为止，我国在马克思研究中的文献学基础十分薄弱，甚至可以说是刚刚起步，不仅无法企及前苏联的MEGA编辑成果，就是同原西方马克思学相比也相差甚远。” [4]就连大家熟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是曾经的俄文或德文翻译本。众所周知，文献考证是文本重读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丰富的文献学基础，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者的文本重读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最后，价值中立似乎是一种新的乌托邦立场。从国外的马克思学的发展来看，尽管他们一开始就标榜自己的“价值中立”，不存在任何意识形态的偏见，但是，“‘标榜’不等于真实，‘主观意图’不等于客观结果，如果把人们的‘声明’当做‘现实’，那就真是过于天真了” [5]。苏联马克思学在发展过程中本质上是服务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论证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中国是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研究马克思文本的过程中，有时要做到彻底的价值中立非常困难，一部分人从一开始就把政治立场隐藏在学术诉求中。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通过“文本重读”获得的某些马克思思想，其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
二、“学术对话”研究范式的崛起与风险
“学术对话”即“学术交流”，它是目前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者研究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研究范式。“学术对话”从内容上来说包括内部对话和外部对话两种方式。就中国马克思学来说，内部对话就是指中国马克思理论研究者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为前提，对国内的马克思文献、文本进行诠释和研究，通过内部互相交流，促使中国马克思学领域的各个元素相互和谐。因为中国马克思学的研究刚刚起步，因此，外部对话就是指要注意吸收他人之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从价值的应用性角度来说，内部对话和外部对话有着巨大的优越性。首先，就外部对话来说，国外马克思学家提出的一些新问题，得出的一些新结论，是我们都没有想到或很少思考到的。如吕贝尔、胡克等认为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无产阶级形象不是来自经验分析，而是来自《今日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诺曼、莱文在《悲剧性的骗局：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对立》中把马克思主义分成两部分：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他认为晚年的恩格斯在某些方面背叛了马克思的某些思想。莱文的观点属于彻底的分离派观点，我们不能接受。但是，它在另一个方面给我们一个启示：“过去那种单纯强调二人之间的完全一致，不对其具体差异性进行比较和分析，甚至不允许别人比较和分析这种差异性，或者根本不承认存在这种差异性，也是值得考虑并且必须改变的，因为实际上它不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具体思想内涵的理解。” [6]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外马克思学的一些观点虽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但是“片面的真理颗粒也总比陈词滥调的全面真理更有学术价值” [7]，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者在加强自身研究的基础上同西方马克思学者展开广泛的对话，对他们的理论进行客观分析，可以推动中国马克思学的发展。除此之外，国外马克思学的许多研究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像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研究方法等。其次，就内部对话来说，中国的马克思研究者展开内部学术交流和对话，对各种成果进行汇总和评价，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进行解读，获得不同的马克思形象，这对中国马克思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学术对话”范式在国内迅速崛起。中央编译局近年来多次邀请国外许多马克思学家来国内开展学术交流，同时翻译了大量的国外马克思理论著作。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还经常开展马克思思想研究会，如2004年以来，中央编译局每年举办一次马克思论坛。的确，“学术对话”的研究范式对中国马克思学的发展有着正向的推动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对话”的研究范式是完美无缺的，其实它也暗藏着一定的风险。首先，解构主义的冲击。解构主义在西方马克思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从罗兰·巴特宣布‘作者死了’，剩下的是‘文本之悦’，到德里达宣称‘文本死了’，阅读什么和怎样阅读已经变得任意，剩下的是‘读者的欢悦’，客观性的解读似乎在一步步退却，任何的阅读诠释都是在解构掉文本之后读者的建构。” [8]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通过解构的方法来探寻马克思的本真精神是值得怀疑的。一些西方马克学学者在“差异——异质”的对立方法下不断制造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神话，得出“两个马克思”和“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结论。这些结论是不对的。中国马克思学在与国外马克思学的对话中，往往会受到解构主义的冲击，这不仅会导致一些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者对马克思本真思想的歪曲理解，而且容易使中国马克思学的整体性研究陷入被动局面。其次，国外马克思学消极价值观的冲击。国外马克思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学，越来越成为一项去发现新的、更好的、更富有结果的谈话方式的工程，它提供了一些理想的建构模式。但它缺乏现实性和具体性，并没有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出现实方向。在与中国马克思学的对话中，如果这种消极的价值观被中国学者接受，那中国马克思学的价值维度就消失殆尽。因为中国马克思学发展的最终价值诉求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最后，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困惑。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者通过与国外马克思学研究者的交流对话，会发掘很多新的马克思思想。这些新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结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旦无法处理好这种关系，中国马克思学的发展将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这里，我们要指出，马克思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不是使马克思思想去迎合中国传统文化，这种迎合只会使马克思学“空心化”，成为所谓的“儒学马克思学”。我们应该用马克思思想来分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吸取其精华，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融入到马克思科学思想的整体体系中去，使马克思学获得“民族特色”。
三、“现实反思”研究范式的自觉与困境
创建与发展中国马克思学不能只坚持“学术化”诉求，还应该将学术思想贯彻到现实生活中，对现实实践进行反思。这是由马克思学本身具有的现实性关怀维度、价值性的应用维度、原则性的人民意识所决定的。“倘若在现实面前丧失了反思能力，就有可能沦为现实的辩护士，从而陷入非批判的、保守的立场，甚至以现实的策略需要来牺牲马克思的理论原则，使理论原则屈从于当下的功利打算，理论甚至沦为‘任人打扮的女孩’。” [9]这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是截然相反的。如果理论屈从于现实，“就不可避免地堕落为‘乡愿’式的妥协” [10]。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主流意识形态，创建与发展中国马克思学，不能仅以“学术化”诉求为最终要旨，还必须具备在中国现实实践和时代面前的反思能力，力求达到服务于当代中国实践。如果没有这种自觉意识，中国马克思学必然会陷入庸俗化陷阱，其发展也必将失去群众基础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凡研究中国马克思学的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现实反思”研究范式是中国马克思学价值维度的体现，在现实实践中，它也面临着一些困境。首先，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者虽然都主张马克思学要服务于当代中国实践，但他们多停留在反映论和认识论立场，即满足于借助中国马克思学来认识、解释中国实际问题，并没有上升到“改造世界”的高度。我们所了解的马克思思想，不仅具有认识世界的能动作用，还具有改造世界的作用。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者不仅对“改造世界”的认识度不够，而且对如何用中国马克思学来“改造世界”的路径和方法茫然不知。这是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者在遵循“现实反思”研究范式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境。其次，在“现实反思”的研究范式中，必须依靠充分的马克思学知识，而我国马克思学的研究历史还不长，理论知识储备尚显不足。试想，没有足够的理论知识储备，拿什么去联系实际，反思现实？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培养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14]。这句话既间接反映了我国马克思的理论知识存储不足，又直接提出了要加强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提高马克思思想“改造世界”的能力。
四、三种研究范式是优势互补、相生发展的关系
总体来说，“文本重读”、“学术对话”和“现实反思”三中研究范式在内涵、方法和作用上都是不同的，它们对中国马克思学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在一个自由而开放的学术研究环境中，研究范式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我们所面临的任务不是在诸种范式之间选择出一种最好的，因为不同范式各有长短利弊，它们彼此之间不是优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不是互斥关系而是兼容关系。”[15]
首先，无论是“学术对话”的研究范式，还是“现实反思”的研究范式，都离不开文本依据，参照“文本重读”的研究成果。“文本重读”的研究范式强调版本考证和学理阐释，以尽可能的中立立场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对马克思留下来的浩如烟海的文献以及文本进行单篇、组、系列、群的层次性研究，追求马克思其人、其思想作为社会存在和历史存在的客观性，马克思文本体系的客观性，马克思哲学文本、文献的历史背景，语言文字以及语境语意等的客观性。如果离开这一研究范式，没有它的理论铺垫，“学术对话”和“现实反思”研究范式也就失去了言说的重要参照，失去了事实和资料的支撑。更为重要的是，“文本重读”重在解读，倡导解读的学术主旨，可以很好地防止中国马克思学在“学术对话”中遭遇解构主义的冲击。
其次，“文本重读”的研究范式如果没有“学术对话”，其过程将会变得更复杂，准确性也会降低，而“现实反思”的研究范式离开“学术对话”，其理论知识的来源将会变得更少。“学术对话”研究范式重在吸收他人的长处为自己所用。国外马克思学研究者掌握的文献资料丰富，思想比较活跃，善于发现新研究方法，提出新问题，做出新揭示。如一些西方马克思学者反弹琵琶，通过对黑格尔早期思想的整理和挖掘来重新解读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更有一些学者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异化理论进行了重建。中国马克思学通过与国外马克思学展开学术对话，不仅可以借鉴很多科学的研究方法，使“文本重读”工作少走许多弯路，还可以将自身挖掘出的马克思思想与国外马克思学者提出的类似思想进行比较，以他者为镜，防止在重读过程中因为政治立场的影响而降低“文本重读”结论的准确性。同时，中国马克思学通过与国外马克思学展开学术对话，可以获得更多科学的不为人知的马克思思想资源，这能使“现实反思”范式获得更多的理论支撑。
最后，“文本重读”与“学术对话”的研究范式如果离开“现实反思”的研究范式，必将陷入目标的盲从和困惑，失去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现实反思”范式带来的启迪是能够保持马克思思想与中国现实问题的对话，让马克思思想回到中国时代的主题与实践中去。面对“文本重读”和“学术对话”范式所得出的思想理论，如果无法在中国现实中得到反思，那么这些思想理论就无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其准确性和客观性就值得怀疑。另外，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就是要对现实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能够更好地认识现实世界和改造现实世界，如果“文本重读”和“学术对话”范式所得出的思想理论缺乏这个理论自觉意识，那么这个“重读”和“对话”就都变得毫无价值，生命力也不会长久。
综上所述，每一种范式都有自己的局限和困境，但它们彼此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着彼此的不足，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这种优势互补、相生发展的关系是确保中国马克思学不断发展的根本基础。因此，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马克思学，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者们需要扬长避短，尊重和选择不同的范式，同时也要自觉反思到三种研究范式之间的优势互补与相生发展的关系，共同完成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大业。这才是当今每位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者应该秉承的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