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发展研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它最初出现在欧美，而后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国，以致形成了全球性的“发展研究”热。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开始步出了原来的困境，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车道；与此同时，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也进入了空前活跃的时期。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以其巨大的理论含量和强大的凝聚力，吸引和激发了众多学科对发展的研究兴趣，发展问题已成为哲学社会科学与现实紧密结合的一大焦点。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与问题，促使人们对发展问题进一步反省与重新认识；西方学界有关全球化、现代化等问题的发展研究，对中国来说也是现实的、严峻的课题。这一切，均把发展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凸显出来。总体来看，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在我国主要呈现出这样一些基本走向：
(一)理论研究逐渐走出原来的视野，拓宽了新的领域。以往对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原有的研究范式下进行的，主要侧重于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宏观性理解和说明，很少对具体发展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因而对当代社会发展缺少较强的解释力和穿透力。9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开始逐步扭转。国外发展理论的传入，新的发展问题的接触，使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遇到了许多新的课题，迫切需要作出新的解释和回答。于是，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开始步出原来的视域，扩大了新的视野，这主要表现在研究不再仅仅停留于原有的那些老话题上，而是重点放到对社会发展进程中所提出的有关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具体的探讨上，使研究更加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理论探讨从译介性转向研究性。发展理论虽然在国外已经历了数代嬗变与转换，但在中国则是从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兴起的。由于对这一理论还比较陌生，缺乏具体的了解，所以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介绍性的，许多学科均从本学科的角度翻译了许多西方发展理论的专著，介绍了西方发展理论的研究动向，提出了一些有关发展的重要问题。尽管这时也不乏研究性的著述，但总的说来，译介性的工作居于主流。真正进入研究则是90年代以来的事情。经过前一阶段的接触、交流，许多学者对发展理论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研究兴趣逐渐浓厚，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开始了独立的理论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给发展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使发展研究迅速走向前台并具更大的吸引力。所有这些，都使发展理论研究日益走向深入。
(三)理论研究日益具有明显的实践性。当代西方发展理论主要是以战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对象，来探讨这些国家如何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发展和社会改造来加速现代化进程，因而它直接担负着为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制定理论模式、选择发展战略乃至确定具体发展道路的职责。然而，这些发展理论只能作为参考，并不能成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良方，因为每一个国家的情况都是特殊的，不可能有一种抽象的理论“普适”于各个国家。像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发展问题，如“三农”问题、就业问题、地区差距问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问题等，或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曾遇到过的，或是虽然遇到但其程度、规模和性质都无法与中国的情况相比拟的。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举足轻重，而西方的发展理论不可能对这些问题给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确切回答。因此，发展研究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正是适应这一要求，发展研究一经兴起，便直接指向中国现实。尤其是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使研究更加集中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热点、焦点问题上，力求为发展的决策提供理论支持。正是这种强烈的实践性，使发展研究表现出旺盛的活力，同时受到理论界和社会上的高度关注。
(四)研究方法逐渐趋于综合性。发展理论是一种泛称，它从兴起之时起，基本上是分学科研究的理论，而且这些研究主要是在比较具体的经验层次上展开的，如发展经济学对资本积累、二元经济结构、人口经济结构和人力资本的研究，对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研究；发展社会学对城市化、社会组织和管理、人口和教育的研究，对援助和发展政策的研究等等，主要是描述性、局部性的。80年代后，发展研究开始向整体性的方向发展，综合性的问题受到重视，因为当今社会发展中任何一个比较重大的现实问题，都不是单靠一个学科所能把握和解决的，必须依靠各学科通力合作，联合攻关。因此，从单一、分化走向统一、综合，这是发展理论的必然趋势。正是适应这一趋势，我国的发展研究逐渐趋于综合性，如经济学正在加强对政治、文化、伦理等非经济因素的研究，制度经济学已经与社会学、法学相当接近，社会学已把经济、文化、历史、法律等因素纳入视野之中，哲学也把上述各种因素作为研究的对象。随着综合趋势的形成，发展研究的层次自然也在上升，这就突出了发展哲学的地位，因为许多综合性、宏观性的问题需要从哲学观上予以审视和理解。
二
应当看到，由于发展研究在我国起步的时间并不长，研究的问题比较特殊、复杂，因而从整体来看，研究还较薄弱。尤其是从发展哲学的角度来审视的话，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更为明显：一是研究比较平面化。不少著述往往是介绍性的内容多，各种观点、争论罗列的多，评价性的意见与结论多，而对发展问题深层次的理论探讨较为欠缺，因而所提出的观点与意见缺乏历史深度感，缺乏哲学上的领悟与洞察。二是研究的问题抓得不太准确。有些著述也讲发展哲学，但实际研究的问题并不属于真正的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发展研究很难区别开来。近年来，国内外一批新兴发展学科的兴起，为发展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信息和广阔的知识背景，这客观上使得哲学的研究有了全面综合和高度抽象的可能。但一些著述只是注重对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吸纳，而并没有对这些成果加以认真的消化、提炼和概括，甚至对这些学科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和概念范畴也是简单地移植、借用，因而其研究并没有多少发展哲学的特色。三是研究缺乏准确的理论定位。一些著述要么是停留于发展政策、发展战略的理论诠释，要么是热衷于发展方案的提出和制定，而很少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因而理论研究名不副实。发展哲学无疑是研究发展的，问题是，发展哲学究竟要研究发展的“什么”？发展的问题很多，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哲学要研究的问题。哲学作为一种批判的反思的学问，应该有其特殊的视域。也就是说，发展哲学要研究的问题必须是发展哲学的真问题，而不仅仅是政策解释、方案制订。找到了真问题，在理论上定好位，发展哲学的研究才会步入健康的轨道，同时不断走向深入。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加强发展哲学的研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由于发展的理论准备不足，而且研究的起步较晚，因而较多流行的是西方发展理论的话语，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应当说，西方发展理论的引介和传播虽然对于启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其理论本身与这些国家的发展实际存有不同程度的错位，所以很难用来具体指导实践。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建立具有中国特色、适于中国发展的理论。而要建立这样的发展理论，又必须突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缘于如下基本事实：
其一，西方发展理论不可能真正站在非西方立场上来说话。西方发展理论由其基本立场、观点所决定，不可能真正担负起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制定理论、战略、目标与道路的任务。诚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说：西方发展学是战后西方当局为着避免第三世界广大地区“陷入共产主义”，从而失去投资机会、失去市场与原料来源地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产生和兴旺起来的，因此发展经济学的家谱，读起来就是“出自政治权术的殖民经济学”。当然，西方发展理论研究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其间也有比较公正客观而且对发展中国家赋予同情心的学者。但是，就其整体、主流而言，这种发展理论是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显然，发展中国家要寻求发展，不能指望从西方发展理论中寻找出路，而且也没有理由向其提出这样的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自己的事业，自己的事业需要自己的发展理论，这样的理论无疑不能离开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
其二，西方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问题也不完全是发展中国家真正存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西方发展理论一般是按照西方的眼光来观照非西方世界的发展，因而它所关注的问题往往带有明显的西方化色彩，其问题本身也往往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如西方发展理论一般认为，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和发展道路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大体上是一致的，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目前所处的状态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以前的某一阶段，并由此推论说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均是一样的，只不过出现的迟早而已。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西方发达国家从未受过殖民掠夺和殖民统治，这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而且，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在开始现代化的时候，绝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开始之初那样随心所欲地侵占别国市场、掠夺别国资源。因此，所谓面临同样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假问题。既然西方发展理论所指出的问题并不完全是发展中国家真正存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由此所开出的“药方”也就很难适用。
其三，西方发展理论不足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具有经验科学性的发展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它所要解释的经验。而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实践的发展理论是难以说清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的。应当看到，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历史给予它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在较短的时期内，不仅要走完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几百年所走过的路程，而且要迎头赶上今天现代化的潮流。这种急速完成的方式，极易使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集中和放大，因而包含着巨大的社会风险。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性和复杂性，要求人们对其发展不能仅仅停留于经验层面的认识上，而必须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这就需要理论上能够提供正确的观念引导。然而，远离发展中国家实际的西方发展理论是难以担当这一重任的。它可能有一个清晰明了、自圆其说的解释框架，但不足以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复杂矛盾；它可能对某些方面的说明有所启示，但它不能用来作为这些国家发展的指南。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自己的事情自己最有发言权，自己的问题也只有靠自己来解决。
三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凸显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价值。如何把握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以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但从“当代”的视野来考虑，重要的是应通过如下方式或途径来把握：
(一)从问题出发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不能泛泛谈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应当通过对问题的研究，使其理论价值得到真正的彰显。应当看到，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我们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无论其规模还是力度都是空前的，由此引发的问题也是空前的。与那些西方早发的现代化国家相比，由于我们发展的背景不同、发展的起点不同、所处的国际位置不同、发展的导因不同、推进方式不同，因而导致的发展逻辑不同，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也颇为特殊。这些矛盾和问题之所以是特殊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矛盾和问题在一般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在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是不曾遇到或很少出现的，因而都具有“悖论”的性质，以致常常被称之为“两难困境”。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这样一些“悖论”性的矛盾和问题：一是浓缩与循序的矛盾；二是滞后与超前的矛盾；三是机会与压力的矛盾；四是解构与重建的矛盾；五是民族化与世界化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说都举足轻重。如何克服和解决这些矛盾？简单地搬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显然不行，必须结合实际情况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这些矛盾、问题予以深刻的分析，以形成新的认识和解决办法。这样的分析、研究，既促进了问题的理解和解决，又促进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使其真正赋有当代价值。
如果说上述问题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所具有的共性问题，那么，我国在其发展中还有着自身更为特殊的问题。我国的人口如此之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如此之少，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如此之大，发展如此之不平衡，这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随便拿出哪一个问题，都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再将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可谓难上加难。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既加快经济增长，又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对于这些问题，当然不是要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寻求具体答案，但确实需要用其基本的理论观点加以具体分析、探索，以形成新的解决思路与办法。这种分析、探索的过程，自然也是提升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过程。
所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就在于契合着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着的重大问题，能够启发人们对问题的思考，并给科学解决这些问题以正确的理论指导。
(二)从发展的经验教训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要减少失误，顺利推进发展，必须注意总结经验教训；要总结好经验教训，必须对发展不断加以认真反思；而要做到成功的反思，又必须具有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就要求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予以高度关注，一方面从中获取思想资源，吸取灵感、方法，另一方面又促使其自我反思，升华其当代价值。
虽说现代化的推进没有统一的模式，但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还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二战”以后，众多发展中国家开始了现代化建设，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些国家的现代化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有些国家的现代化则基本没有启动，还有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没过多久，又出现了夭折。总的说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乏成功的经验，但也有着大量沉痛的教训，如盲目模仿甚至照搬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对于发达国家和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市场的过分依赖等。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于深化发展研究至关重要。
要顺利推进发展，不光是要善于总结国际上发展的经验教训，同时要特别注意总结我国自己发展的经验教训。远的不讲，就是目前所进行的发展就值得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短短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国际社会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不过，应当看到，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也不少，比较突出的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发展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创新能力不强等。这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重视和解决，将会严重制约今后的发展。正是基于这样严峻的现实和发展的经验教训，现在才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要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必须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一个全面、准确的把握。在有关科学发展方面，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尤其在以人为本、克服异化、避免两极分化、注意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思想观点，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消化、吸收。这种研究和消化、吸收，既对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丰富和深化，又给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更具有当代意义。
(三)从不同发展理论的比较中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不是自封的、自我认定的，而是在同其他发展理论的比较中得以彰显的。正像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科林伍德在其《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所说：“对某种学说进行激烈的论战，乃是争论中的学说在作者的环境中形象高大、甚至对他本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一种确实无误的标志。”①马克思虽然没有赶上当代发展研究的各种论战，但其思想还是被卷入了今天的论战。无论是赞成马克思的也好，还是反对马克思的也好，只要谈到发展的基本理论，总是不会撇开马克思。因而考察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不能游离于当代发展理论研究之外。
应当说，各种发展理论都从一定的视角、一定的侧面作了深入的探索，大大拓宽了发展研究的视野，同时也深化了对原有问题的认识。如经济学中各种发展理论对经济发展不同方面的具体研究、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增长与发展的辨析；社会学中现代化理论关于现代化和文明的发育与传播关系的考察，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原因、出路的不同理解和强调；政治学中关于政治发展与政治制度化两种思路的提出；未来学中关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两种不同观点(乐观论与悲观论)的争论；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批判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社会的揭露等，都从某些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不少值得借鉴的意见与思想。但从总体来看，这些观点在其方法论上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以偏概全的缺陷，而且缺少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分析与把握，因而整体上并没有超过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思想高度。马克思在分析发展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全面性、历史感以及分析的深度和厚度，都是其他发展理论所无法比拟的。这并不是要贬低其他发展理论的地位与贡献，而是旨在说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有着其他理论不可替代的独特的理论价值。只要通过比较，就不难发现和把握这种理论价值。
当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因其时代的变迁，也不可避免地存有某种局限性，尤其是对于社会发展各种具体问题的解释，确实比较薄弱。对此，当代各种发展理论既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又提出了新的挑战，无论是启示还是挑战，都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是一个有力推动，其理论价值就是在这种相互交锋、相互碰撞中不断提升的。
(四)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特质与内在品格来看其当代价值。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并不是关于社会发展的认知图式，也不是对于社会发展的具体设计，而是对社会发展的本质揭示和原则性说明，是随着社会生活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②正是由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始终没有离开“现实的历史”，总是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并随时修正原有不合时宜的观点与结论，所以它才体现出显明的当代性或当代价值。
今天要合理把握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自觉为社会发展实践服务，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理论的基本特质和内在品格。这就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情况正确地辨析、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此，应当区别这样几种情况来加以看待：第一，对于社会发展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但应结合新的情况深化其研究和认识，讲出新内容，提升其当代意义，从而以新的思想、见解继承其基本原理。第二，对于一些原本就属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但过去没有给予重视或者被遗忘的观点，应结合新的实践需要加以深入开掘、深刻理解。如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东方社会的理论、交往的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等，都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予以深入研究的。第三，对于一些经典文本中已经提及并有所论述，但未深入探讨、充分展开，而当代社会实践的发展又日益突出这些问题的思想和观点，应结合新的情况和问题加以认真研究、详尽论证，使之逐渐完善成熟，上升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观点或基本原理。像马克思关于交往与社会发展的思想、竞争与社会进步关系的思想、对抗与文明关系的思想、利用资本消灭资本的思想、社会发展“跨越”的思想以及生态伦理、人力资源等思想，都是既有重要理论意义又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第四，对于一些曾经被看做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已不可能再具有基本原理意义的观点，应当适时加以突破和修正。总之，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况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加以具体看待，以充分发挥和提升其当代价值。
按照上面的思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其当代价值可以说主要是从这样两个方面生发出来的：一是从其理论中心地带生发出来的，即从其基本原理生发出来的；二是从其边缘地带生发出来的，即从那些曾被忽视、误解乃至被遗忘的思想、观点中生发出来的。不管是哪一地带，最后还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中生发出来的。正是实践赋予理论以新的活力、新的生命力。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