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学术界、理论界的重大课题。几十年来所形成的一个体系、一本教材的局面，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对理论本身的需求，而找出理论创新乏力的原因则是突破当前理论困境的关键所在。回顾我们过去的理论探讨，不是研究水平不高，用力不足，也不是实践的内容不充分，在诸多的原因中，理论研究中存在的某些误区一直是消耗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灰色地带。弄清并突破这些误区，才能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
一、学术化误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任何割裂二者之间的联系而使之单纯学术化的尝试都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决定了它具有先在的实践性特征。
近些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对集中在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研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进和不适当的评价中，一些移情别恋的学术研究成果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帜，或明或暗地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问题研究中的陈旧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中，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度重视，特别是围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本主义探讨，表明那种认为马克思晚年时期和恩格斯晚年著作所总结的思想背离了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思潮有所抬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研究中，通过引进西方理论范式等研究方法而形成的“新颖”的思路和“意外”的结论，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化倾向。随着人本主义和普世价值学说的流行，抽象的人性论、思辨唯心主义认识方法和先验主义等在学术研究中有流行的趋势。诸种情况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单纯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化的做法已经成为当代研究者的一种代表性研究倾向。在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上，首先要解决的是学术化和实践性的关系问题。当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一种学术研究是研究者在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大众利益和实践联系起来，这种纯学术性的研究方向就值得反思。换句话讲，如果坚持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化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然会走向片面性，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其实践性而具有的生命力。
就其本质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紧密结合是其长久生存的内在生命。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实践是学术的来源与创新的内容，背离社会实践的学术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大忌。回顾马克思本人的学术历程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社会现实问题来构思和写作的，其出发点是解析社会矛盾，过程是探寻解决方案，最后是指出问题的实质。也就是说，马克思一直围绕社会现实的具体问题来做文章，很少就哲学本身的问题进行大篇幅的研究，即使有之，也是立足于社会现实基础上而进行理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同社会现实相结合，并随着具体的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因此，生命力在于实践而不在于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一旦脱离了社会实践而使之变成书斋中的学问时，其本身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宗旨，也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提出针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但在现实中，我们的一些研究者很少关心社会现实问题，以概念的逻辑推演和新思潮的喧嚣，特别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吹捧为能事，自认为是在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工作。事实上，这是站错了出发点，找错了参照系，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一种纯学术的话，也就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活生命力。无论我们对西方哲学体系的引进和阐述做的多么好，如果在中国社会现实的条件下不结果，只能是供人赏玩的塑料花。中国的研究者要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所创新，唯一的道路就是走出书斋，去关心民众疾苦，想大众之所想，剖析社会问题的实质，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会有活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只有在对当代中国问题史的思考中，才能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应当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化，而不是学术化。
二、体系化误区
体系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方便着哲学的思考，也窒息着哲学的智慧。
创造体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多年来的思维习惯，似乎不用体系去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深刻把握其理论本身，对学习者也不好作出好交代。考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习惯，主要来源于德国哲学的传统和前苏联的体系原则。学术体系是什么？简言之，就是要把一个学说变成自满自足，用自己的圆满完成对问题的说明，从而形成一个系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们起步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体系化了，对于研究者来说，学习它的最好方法是掌握这个体系。在体系中，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已经被安排的非常完美，人们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完美”之前进行欣赏、惊叹和运用。
自1980年代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革，除了进行体系的修补和重新组合外，并没有做什么使体系“新生”的工作，以致使今天的研究如果不用体系的思维，我们的研究竟不知从何下手，体系已经成为研究的逻辑先在。体系方法有其优势，即方便学习和研究者的直接掌握，便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无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体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这种做法本身的弊病也明显地暴露出来，即体系本身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乏力，体系的制约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就发展的观点来讲的，而不是这个体系本身。事实上，现存的体系，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对任何新东西的出现，人们已经习惯用体系本身去说明，似乎没有体系回答不了的问题。许多人想突破体系而未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体系已经衍化成封闭的系统。所以，可以说，是体系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
事实上，马克思在当年的研究中并没有一种创造体系的构想，除了穷其四十年的《资本论》有较为完整的经济学体系外，其哲学并没有形成体系的特征。恩格斯在后来的哲学总结中，也只是为了让后人比较方便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进行了一些理论归纳，恩格斯对于其所归纳出来的具有所谓体系特征的东西，并没有声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反，恩格斯的出发点只是便于人们掌握而已，并不是要创造某个体系。在我们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感觉不到体系的存在，更多的是对其他的体系的批判。由于前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全盘引进，体系观点成了不容置疑的真理。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中，我们既受惠于它，也受害于它，把体系当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事实上，体系的创造是后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总结，方便学习是其主要的目的。就5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来讲，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但并不存在我们所谓的体系，如果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体系起步的话，就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始，哲学不是体系，哲学就是原著本身，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只有在读完原著之后才能感觉，绝不是掌握体系后的条条道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笔者主张用原著代替体系，用读原著后的感觉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和实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为此，只有放弃体系，才能打破体系，这是走出体系误区的不二法门。
三、原理化误区
哲学原理的科学性是一件必须慎思的大事情。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出发，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道理，似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就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笔者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哲学专业的学生在学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之后，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除了能背诵一些条条外，并未感觉到有多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特别是哲学专业的学生在提出：“哲学到底是什么？”“怎么如此枯燥、乏味”等问题后，很让教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后感到十分难堪。因此，针对哲学原理的教学，如何合理、客观地评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已经成为理论研究和创新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并不存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原理的出现只是后人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一个理论总结，从自认为正确的角度找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一些共性的东西，视之为贯穿始终的红线，并嘱咐后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一个极端错误、十分可怕的做法。笔者在很早之前就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改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事实上，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阐述的理论大多是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诸如本体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许多内容，除了讲诸种的哲学共性外，谈不上是哲学的理论思维。
回顾人类哲学发展史，笔者认为，所谓的哲学发展就是人们对自我和外部世界不同方面的一些思考，这里面会有一些问题为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共同关注，这些问题是共同的，它们汇集而成的问题链是对哲学史的形式总结，不能上升到原理的层次。这是其一。其二，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化的尝试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和开放性的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其生命力存活于人民大众不断的实践性，其创新源于对新问题的思考与解决，这些绝不是哲学原理所能简单概括的问题，况且哲学是哲学家的一种生命体味，不可能把它总结成脱离哲学家本人的哲学原理。其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原理总结是一件很大胆的行为，我不怀疑此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能力，但这肯定是一件风险大、收效小的哲学尝试，因为具有阶级性和个人特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完成其原理总结是一个可以存疑的问题。在多年来的原理教学和普及工作中，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学习不能带给人们通常的哲学思维，那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过分关注和重视就必须进行重新检讨。记得黑格尔说过，哲学就是哲学史。在笔者看来，再好的哲学原理总结都不能给学生带来哲学思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正名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也是克服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误区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注释化误区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意识形态，也是一门科学。
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为党和国家的政策提供理论上论证支持，在某种意义上，哲学已经变成了意识形态化的理论。政策中有党的政策和国家政策，其中，国家政策是党的政策通过法律形式的一种转化，与党的政策具有原则上的一致性。党的政策是执政党根据现时全国人民所面临的国家建设诸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方向性原则，其中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诸如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等原则。政策属于政党的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民族性、国家性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就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发展道路所作的哲学层面上的思考，是用哲学的方式对无产阶级的理论进行的一种总结，这种总结集中体现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上。就哲学与政策的关系来讲，哲学为政策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指导，而政策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当代中国建设中理论思考的具体化，哲学要高于政策。
但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的一个重心就是论证政策本身的正确性，哲学研究成为现实政策的注脚，这不仅使哲学丧失了自己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一些人甚至把为政策注释当成了哲学研究工作本身。在哲学和政策的协调中，政策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变动性，特别是一些不合实际的政策出台后，哲学上的论证便随之完成。一旦政策发生变化，哲学上的论证也要随着变化。由此而产生的哲学论证中的自相矛盾便常常成为人们所诟病的对象。特别是一些领导者，总想对理论研究工作划定活动的框框，强制性地要求理论工作者为自己的方针政策进行论证。这样，哲学实际上已经成为政策的奴仆，丧失了理论本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一个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高低，不取决于其数十年刻苦的钻研结果，而是由官位的大小来决定的。由此可以看出，理论工作的顺利发展，不仅取决于理论工作本身，还取决于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进步程度。这是1980年代以来，理论工作的威信一落千丈的重要原因。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本身，有其研究对象和内容构成，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它是制定政策的前提，而不是拟定政策的结果。如何让哲学从为现实政策的注脚中走出来，理清指导思想和政策的辩证关系，是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关键环节之一。
五、实用主义误区
只有全面、完整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客观、理性地分析社会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以及如何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一种理论证明，其中既包含着阶级性和斗争性，也包含矛盾双方共融共生的思维方式。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时，如何全面、辩证地使用之已经成为我们总结历史失误后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也就是说，必须避免因时、因事的需要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采取实用主义的做法。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的经济形势，过分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阶级性和斗争性的理论部分，忽视了矛盾双方的依赖性和转化性，采用各种社会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当时中国的问题，最后走向极端化的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原则，解决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阶级性和斗争性的片面理解，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但三十年的市场经济建设中，社会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分配不公、两极严重分化等问题。对于这些情况，我们的理论工作者缺乏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进行全面分析的勇气，甚至从理论上回避或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进行观察，这是理论研究中的贫血症，是实用主义的表现。解决今天中国社会的矛盾，首要的问题是对中国社会矛盾本身进行正确的理论分析，明了市场经济本身必然带来的贫富分化和相应群体间的财产斗争和政治冲突，这本身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回避或不提并不能解决这种矛盾，提了或者分析了也不可能加剧或激化这些社会矛盾。而分析和研究这些矛盾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所在。因此，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研究。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期进行理论建设的关键。我们提阶级性和斗争性并不意味着要用革命的方式来解决今天贫富之间的矛盾，而和谐理论的提出，实质上就是一种针对今天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是一种不同阶层间和谐共融的理论愿景。
如何以全面、客观、理性的态度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避免实用主义倾向，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面思考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应当避免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和社会矛盾的转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适时地拿出对自己有用的、应一时之需的东西来应付社会的理论需求，因为这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用主义做法，是必须克服的理论弊病。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如何做出辩证而客观的分析，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必须反思的重点。
经过几十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如何实现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已经成为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理论回应。深刻认识以往研究中的误区，克服存在的弊病，是理论工作者必须首先要做实做好的工作。
王福革(1968-)，男，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人，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原载《河北学刊》2009年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