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与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关系，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求实的态度对有关问题作深入、具体的探讨，是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必由之路。另外，王文所批评的不仅是笔者，而且包括所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因此，应当把各种看法如实分辨清楚，从而有助于学术界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来共同关注和讨论相关问题。
一、将马克思与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对立起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吗？
在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与恩格斯哲学的联系与“差异”的问题上，在如何评价马克思哲学思想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合法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出现了尖锐的对立。
这种对立的理论基础主要并不是来源于对马克思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的认知和梳理，而是来源于对西方哲学从近代西方哲学到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型与进步的认识。换句话说，什么是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发展路径，其合法性的基础被归结为从近代西方哲学到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型与进步中，被认知为“现代西方哲学”的马克思哲学是如何与19世纪中期那些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的西方哲学家，共同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而恩格斯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从来不认同19世纪这些西方哲学家的哲学基本路线，从而溯源于思格斯的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解释传统——普列汉诺夫、列宁、毛泽东及辩证唯物主义，因而被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认为是一条错误的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路线[1]。
后面一段话讲得更明确：
不认同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的哲学是“倒退”到了17、18世纪的“一般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背离，即马克思“进步”到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而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毛泽东“倒退”到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即“进步”与“倒退”说，从而从恩格斯开始的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路线从根本上就是背离了马克思[1]。
首先要说明的是，王文中的“‘现代西方哲学’的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哲学家“共同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马克思‘进步’到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而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毛泽东‘倒退’到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等，都与笔者的观点没有任何关系，笔者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类提法。例如，笔者根本就没有使用过“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这一概念。尽管马克思的哲学出自现代西方，但为了不至于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西方哲学相混淆，笔者一直十分注意不将其归入现代西方哲学，当然也不属于所谓“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现代哲学当然包括现代西方哲学，但不能归结为现代西方哲学，它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东方哲学等其他形式的现代哲学。同样，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也不能归结为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然而，王贵明在文章中把笔者所说的现代哲学都改为现代西方哲学，把现代哲学思维方式都改为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这种改变，是把笔者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扭曲成了属于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王文所谓“马克思‘进步’到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断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一场更彻底的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等都是由此而产生出来的。至于把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者说成是“‘倒退’到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更是他的理论逻辑所必然导致的结论。
在此，最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文第一节的最后总结中，武断地将上面所说的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框架”当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这样，其批评的矛头就不只是针对笔者，还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是否像他所描述的那样，将马克思与恩格斯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尖锐对立起来，值得认真讨论，因为这涉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根本评价问题。笔者受专业所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所讨论的许多具体问题大都没有作深入研究，故在一些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但是，作为一个关心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笔者一直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状况，对这种状况的总的趋势有大致了解。笔者至少相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和中国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相结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重要成果。有的学者还在批判地研究和借鉴西方哲学的积极成果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并用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努力同样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积极成果。这些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工作的主流，也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这些成就是通过多年来不断努力而探索取得的，其中当然包含着热烈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争论。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仍像过去那样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可以同时使用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其他称呼，就曾有激烈的争论。由于讨论中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为前提的，故在争论中彼此之间观点上的差异不仅没有发展成为对立，反而是随着讨论的深入而彼此越来越接近。最近一些年来，原来在这方面有较大差异的学者事实上已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差异，而能彼此包容。但王贵明认为：“将‘实践’‘与唯物主义’嫁接本身就是非法的，所谓马克思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类似于‘方的园’的悖论。”[1]持这种观点的人现在已经很少了。
又如，关于马克思在不同时期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异，这在国内外学术界已讨论了几十年，因为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讨论这些差异，一点儿也不会造成像王贵明文章中所说的那种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尖锐的对立”的情况，因为那些肯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存在着差异的学者从来也没有认为他们之间存在尖锐对立，更谈不上肯定马克思与列宁、毛泽东之间存在着对立。他举出的唯一“证据”是俞吾金说过恩格斯与马克思存在差异的话；但并未说明凭什么把这种差异说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尖锐对立”；至于把俞吾金的解释说成是把马克思与毛泽东等尖锐对立起来，就更不能成立了。对不同学者的学术观点，当然可以提出质疑，但应当提出质疑的合理的充分理由，而不能无据无论。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问题上，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看待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意义以及恩格斯在这一变更中所起的作用。笔者认为，在这一问题上，王文既曲解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根本意义，又把恩格斯关于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界限的论述当作划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抹煞了恩格斯关于他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明确论述，因而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描述成了旧唯物主义者(对此，笔者将另文论述)。
二、怎样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的“源头”
王贵明在文章中讲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立起来的根源时，认为在1996年以前是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在1996年后主要是受到笔者的影响。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没有作具体论证，而对于笔者的影响的批判则是全文的主旨。王文第一节最后提问：“将马克思哲学与恩格斯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了起来”的“解读框架来源于何处？它是如何形成的？它何以能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1]在第二节“对立的源头：西方哲学从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到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和进步的理论框架”中，又明确指出这个“源头”是笔者的论著的影响：“刘放桐教授的《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载《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是‘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纲领性文献，是某些中国学者转向将马克思哲学存在主义化的基础。刘放桐的专著《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则作了全面的论证。”文中还引证了笔者近年来发表的一些其他论文。
笔者提倡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作比较研究是将二者相提并论，甚至用“现代转型”推出“革命变更”吗？是将马克思与恩格斯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立起来吗？根本不是。
笔者的确曾肯定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作为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而有重要的共同之处，并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及与之相应的思想文化的发展的具体分析等方面作过大量论证。但王文对笔者的分析和论证并未作出任何求实的批驳。更为重要的是，笔者在论证“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关系时，总是明确地指出二者之间的原则区别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超越，这在王文所引证的笔者的文章中都有清楚的交代。就在王文作为其“评析”的主要依据、并一再引证的《论纲》一文中，笔者就曾明确指出：“总的说来，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有很大局限性。就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说，往往只是在某些方面或环节上有一定程度的超越，在其他方面则可能仍然徘徊于传统哲学的框架之中。只有通过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长期发展历程才能实现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就已基本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现代西方哲学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对近代哲学的超越不是简单否定，而是将其去伪存真，也就是批判地继承。它在克服传统哲学的种种片面性时不会陷入另一种片面性，而只会在汲取原有优秀哲学遗产的基础上实现哲学发展的新飞跃。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超越了传统哲学，又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2]在笔者后来的论著中，对这两种哲学的原则区别阐述得更为明确，兹不列举。总之，笔者从未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混同于现代西方哲学，在笔者的论著中也根本不可能出现王文所说的这类混淆是非的提法。
另外，笔者想强调指出，笔者对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的论证从来没有将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马克思对立起来，也没有在任何地方讲到过他们与马克思之间存在着对立，而是强调他们在原则上与马克思的统一及其对马克思的发展。
在《论纲》一文中，由于主要是谈论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关系，没有涉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间的关系，但也没有任何将恩格斯等人与马克思对立起来的义涵。文中谈到过如果“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果必然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实现的超越和变更，使它倒退到传统形而上学的水平”[2]。这非常明确，不是指恩格斯等经典作家，而是指那些同样背离了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人，而这些人没有资格用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名义来说话。在王文所引用过的《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一文中，笔者曾谈到：“毛泽东思想克服了种种‘左’右倾向机会主义，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光辉胜利；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批判和克服了‘凡是派’等‘左’的倾向，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紧紧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和实践，从而克服和纠正了各种背离现实和实践的‘左’的或右的倾向，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3]这些观点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马克思尖锐对立。在《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超越》一文中，笔者在最后一段谈到：“尽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理论倾向在他从民主主义者转化为共产主义者初期就已基本确立，但他本人及恩格斯等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以及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后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作了重大发展，这些发展往往同时又是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超越。”[4]这里，肯定了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与马克思的统一及其对马克思的发展，是十分清楚的。
如果说在上述论述中，因主题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间的关系没有展开，笔者在一些正面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作了专门论述。例如，笔者在《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设了“恩格斯、列宁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差异和统一”一节，具体阐释了笔者的有关观点。原文较长，这里只引其中最后一段：“总之，我们既应当明确地承认恩格斯和列宁由于较多强调维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而显示出他们与马克思有所不同，但同时又要看到他们的根本哲学立场与马克思并无原则性区别，在整体上是一致的。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和列宁像马克思一样始终把参与和领导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革命斗争当作是他们的根本使命。恩格斯始终与马克思并肩战斗，在马克思逝世后一直在继续着他和马克思的共同事业；列宁领导着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他们的这种革命人生决定了他们实际上最为关注的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们的一切理论活动都服从于他们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现实斗争。只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使他们在一些场合下在哲学理论上更为关注维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问题，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决定作用有时强调不够。这里当然存在着缺陷(恩格斯本人也明确承认这种缺陷)，因为它们可能被那些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原则的人所利用。但只要我们能坚持求实的原则，就应当把存在这种缺陷看作是正常的现象。”[5]由此不难看出笔者关于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与马克思的关系的基本观点。
因此，王贵明的文章中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是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尖锐对立的说法，在客观上是一种对立，不利于对这一问题的冷静、理性的讨论。如果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确存在将马克思与恩格斯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立起来的现象，那也只能是个别情况，并非“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出现这种个别情况的原因十分复杂，但曲解马克思与恩格斯及其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特别是把他们的唯物主义降低到旧唯物主义的水平，是其主因之一。
三、反对还是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看待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
王贵明认为，笔者的一些观点成为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为特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的“源头”，是因为笔者关于从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到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和进步的“解释框架”“颠覆”了以往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以致会产生这样的影响。但这只是随意得出的结论。其实，如果能作求实的分析，就会发现，不是笔者的“解释框架”“颠覆”了马克思主义原则，而是他自己的立场僵化、扭曲甚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关于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及其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进步意义，笔者在《论纲》等众多论著中已再三作了具体论述，在此无须重复，下面仅讨论王贵明所谓笔者对“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西方哲学解释框架的“颠覆”。
王贵明曾谈到，笔者关于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和进步的论证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一定不同于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演化模式的理解：而这种重新被理解的西方哲学演化模式应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化史，必然又颠覆了从恩格斯开始的解读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解释路线”；“某种流行的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互关系的研究，全面地颠覆了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西方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解读模式”，“颠覆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哲学的解释框架”[1]。显然，他不同意笔者的“颠覆”，维护“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哲学的解释框架”的立场，十分明确。
这里需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什么是王贵明提出的“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演化模式的理解”，它是否存在片面性，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求实原则？主张克服这种片面性是否就是“全面地颠覆”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克服这种片面性，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二、王贵明提出的“从恩格斯开始的解读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解释路线”是否就是恩格斯本人的路线？是否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限于篇幅，本文仅谈第一个问题(后一个问题将另文讨论)。
什么是“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演化模式的理解”？简言之即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即现代西方哲学原则上只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哲学，在哲学理论上必然是全面地转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因而应当对其全盘否定。
以往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简单否定，当然是事出有因的。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善于划清与资产阶级理论立场的界限，对于敌对的理论更应作坚定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正是这样做的，在19世纪40—70年代，即欧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决战的时代，他们对一切敌视或危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思想体系都作了坚决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批判表现了他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危害工人运动的思想体系的鲜明态度。既然过去的简单否定具有这样的特殊背景，笼统地对其“全面地颠覆”显然是不妥当的，笔者也从未有如此主张。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批判大都是在特定政治和历史条件下针对特定目标所作的批判，把这种批判当作是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否定，并由此否定西方哲学在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重要进步，显然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定政治和历史条件下针对特定目标所作的批判绝对化和僵化了。这不仅不符合历史情境，也背离了他们所一再强调的科学求实精神。
例如，恩格斯鄙弃叔本华，但没有涉及叔本华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绝对理性主义的批判的是非；马克思批判朗格，是因为其《工人问题》用马尔萨斯主义来解释工人的贫困对工人运动有害，同样没有具体谈论朗格对近代哲学的批评；马克思在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尖锐地批判孔德，是因为其反对巴黎公社革命，而对于孔德对近代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及其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创始人的作用，则未作评论。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在阶级斗争的决战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注的当然是与革命直接相关的政治等方面的现实问题，他们对同时期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批判所着重的只能是政治批判。对于这些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具体论述，只要没有明显影响到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他们大都没有对其作具体评析，这是客观事实。
再如，在马克思对同时代西方思想家的批判中，最激烈的莫过于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那段著名的话：“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6](P107)。恩格斯也有一段类似的话，是直接针对1848年革命后的德国哲学的：“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对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动脑筋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毫无掩饰的资产阶级的和现成国家的玄想家。但这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处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时代了。”[7](P258)
这两段话，以往常被引证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等理论全盘否定的理论根据。但实质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它们的适用范围都作了明确的限定。如马克思把他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否定限定在19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以后“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的时期。对在此之前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他在上述《跋》中不仅没有简单否定，反而是分别不同情况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出现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而且他已“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但由于当时“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6](P106)。恩格斯也明确强调，他所说的只是“在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处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时代”的状况。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同时代某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否定当作是他们对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全盘否定，这不符合他们关于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
马克思主义在评价任何一种哲学时都不是简单地从后者所体现的阶级立场出发来判断的，而是既关注其社会历史根源，又关注其思想理论根源。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明确指出，判定一种思想理论的阶级性并非指其思想家“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身的阶级利益”[8](P614)，而是他的思想不能越出某个阶级的生活所不能越出的界限。也就是说，标准不是直接的利害关系，而是归根到底的物质利益和阶级地位。恩格斯说：“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人们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人的，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并进一步言明把哲学当作“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7](P253-254)。
显然，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同时代某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否定当作是他们对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全盘否定的最大困难，是无法解释一百多年来现代西方哲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获得了重要发展的实际状况。如果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特定条件下对经济学、哲学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性评价当作马克思主义评价它们的普遍原则，就必然造成对其后一百多年西方经济学、哲学及一切人文社会学科的全盘否定。这不仅不符合这些学科发展的实际状况，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研究这些学科，从其成败得失中吸取经验教训，以达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显而易见，如果认同王贵明的“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哲学的解释框架”，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在特定情况下对孔德等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的特定批判绝对化和僵化，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定情况下批判过的人都加以简单否定，并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对现当代西方思潮的“解释框架”，就势必否认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西方哲学等与意识形态相关的学科的发展，就会使马克思主义与这些学科在现当代的发展隔绝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封闭的理论，甚至使之教条化、僵化。这样说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曾存在过的现实。那时，不仅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被迫长期中断，社会学等学科也被取消了。西方现当代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也受到了很大限制。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人所共知。
王贵明在文章中曾谈到：“我们甚至可以肯定对这一场在西方哲学范围内发生的转型的评判即这是一场‘革命和进步’，而且这场‘革命和进步’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也有某种雷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但是这种雷同却可能具有完全异质的性质。”[1]然而，这仍然是在坚持“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哲学的解释框架”的前提下所说的，突出表现在坚持把马克思在特殊情况下对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特殊批判当作评价的普遍标准。在涉及对具体的现代西方哲学家的评价时，这实际上否定了他们可能存在的进步，并把他人的肯定扭曲为“与马克思共同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
接上文，王贵明还断章取义地引述了笔者在《也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否定性评价——致
关键问题是，在那段话后，王贵明又紧接着对笔者提出了如下批评：“把马克思生前没有肯定过，而是严厉地批判的孔德等人视为与马克思共同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本身就缺乏必要的文本基础。”[1]这种批评显然意味着：凡是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批评过的现代西方哲学家都不能肯定；如果肯定他们对近代哲学有所进步和超越，就是将他们与马克思相提并论、将他们视为“与马克思共同创造了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果真如此，谁还能肯定现代西方哲学的进步呢？至于“但是这种雷同却可能具有完全异质的性质”则完全是无的放矢，因为中国哲学界在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某些肯定时，大都同时指出了其局限性，从未有人将其看作与马克思主义是同质的。
至于作为王贵明直接批评的对象的笔者，在论及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的关系时，一直强调二者之间的原则区别，从无马克思与孔德等现代西方哲学家“共同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之说。在王贵明引证过的上面那篇文章中，笔者在指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的共性后，立即指出二者“无论在理论上和社会作用上都有原则区别”。“西方哲学家不可能把哲学的变更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革命改造结合起来，他们的哲学必然在不同程度上与现实脱节，由此必然存在各种不彻底性和片面性，陷入各种矛盾和危机。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自觉地把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革命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克服了西方哲学家无法避免的种种不彻底性和片面性。他既超越了西方近代哲学，也超越了西方现代哲学。马克思不仅为哲学发展指出了崭新的方向，而且通过建立这种哲学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因此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发展道路是当代哲学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9]
关于“全面地颠覆”问题，笔者不主张笼统地“全面颠覆”以往的解释框架，但明确主张颠覆将这种框架绝对化的倾向。这种框架只在特定范围内有效，不完全适应现当代哲学等学科发展的现实。其实，马克思特别是逝世较晚的恩格斯及时发觉了欧洲资本主义后来所发生的变化，对他们在19世纪40—70年代所作的一些论断作了一定的修改。这突出表现在恩格斯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指出，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而要当作科学方法和行动指南。恩格斯在谈到有的人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时指出：“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只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10](P79—80)列宁指出：“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11](P162)“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11](P58)这些重要论述，对于如何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在特定条件下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评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根据现当代西方哲学的现实发展对其重新作出评价，很有启示意义。总之，在哲学研究中，不应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特定论断僵化，而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和评价，与时俱进。
（原载《河北学刊》2009年0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