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一语至少被人们在三种极为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即以实践为研究对象的意义上的实践哲学，将人的实践活动视为第一活动或最基本活动方式，亦即将实践哲学视为第一哲学意义上的实践哲学，以及最为根本的作为思维范式的实践哲学。
首先，以实践为研究对象意义上的实践哲学，是实践哲学最为原始的含义。从哲学史上看，这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对实践概念有三种基本的理解类型：亚里士多德对实践从伦理—行为方面的规定，构成第一种理解类型；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构成了另一种理解的范型，其实质如哈贝马斯所言，可名为“审美性生产”的实践概念，亦可称为“艺术—生产范式”；从洛克、斯密到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对于人类活动的理解，可称之为技术—功利主义理解，构成第三种类型。这样就有关于实践概念的三种范式：伦理—行为范式、艺术—生产范式和技术—功利主义范式，从而也就相应地有了实践哲学的三种范式。
其次，从是否将实践活动视为最根本的活动从而将实践哲学视为第一哲学的视角看，亚里士多德虽然将人类活动三分，肯定了实践与创制亦为人类活动之构成部分，但却并未给予实践与创制以最高的地位。其第一哲学是研究存在之为存在的理论，即形而上学，也就是与实践哲学相对的理论哲学。这种形而上学或理论哲学理路贯穿于西方从古代到近代的哲学之中，直到19世纪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登峰造极之后，才受到实践哲学的认真挑战。在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发生了一次具有根本意义的转向，而“这一转向，若追溯其源头，则非马克思莫属”。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根本特征是以艺术为自由活动之典范，因而从根本上说来是一种艺术—生产范式，从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也便只能是一种艺术—生产型的实践哲学范式。基于这样一种将生产劳动理解为最根本性的人类活动的观念，我们就能够在作为第一哲学的实践哲学的层面上把马克思实践哲学与其他各种实践哲学区分开来。
再次，在承认实践活动为第一性的人类活动的前提下，仍然有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去从事对于实践的研究。一种方式是承认理论本身的有限性，包括研究者本身理论的有限性，将理论活动视为生活实践的一个构成环节，一个组成部分。另一种方式则是虽然承认实践活动对于理论活动的优先性，承认实践活动的第一性地位，但在方法论上却认为理论能够完全地把握实践活动，把握生活世界，将实践活动或生活世界在理论中完全地构建起来。在第一种方式中，其方法论与存在论是一致的，即无论在存在论层面还是在方法论层面都承认实践活动的第一性、无限性和理论的第二性、有限性。而在第二种方式中，其方法论与存在论则是不一致的，虽然在存在论上肯定了实践活动的第一性，但却在方法论层面上背离了这一点，或明或暗地承认了理论对于实践的独立性，承认了理论能够在实践活动之外具有自己的阿基米德点，能够据此将实践活动完全地在理论中构建起来，或者说，至少暗中预设了研究者自身理论的非有限性、对于实践的独立性。但承认了理论对于实践的独立性，在方法论上就已经背离了实践哲学，事实上是以一种理论哲学的方法在从事实践哲学研究。如果我们把理论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方法称之为一种思辨的方法的话，那么，受这种方法支配而从事实践哲学的研究，便可称之为一种思辨的实践哲学。而与之相对立，在方法论上也坚持理论的有限性，坚持理论为现实生活世界之一构成部分的实践哲学研究便可称之为一种现实的实践哲学。
此外，在方法论上肯定理论有限性的前提下，对于理论活动本身，仍有可能采取两种不同的立场：一是全然否定理论的任何独立性，将理论全然归结为实践的工具；二是在否定理论绝对独立性的前提下，承认理论的相对独立性。前者可称之为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实践哲学，后者则可称之为有限理性论的实践哲学。
这样，在最一般哲学思维范式的意义上，我们便有三种实践哲学，即思辨的实践哲学，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实践哲学，有限理性论的实践哲学。卢卡奇、萨特等由于在有意无意之间预设了理论的全能性，预设了自身的理论能够全然把握现实实践总体，即都以在理论中将现实实践整体构建起来作为其理论的目标，因而在最后都走向了思辨的实践哲学之路。杜威等人的哲学则是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实践哲学的代表。有限理性论的实践哲学无疑当以马克思哲学为典范。
最后，马克思实践哲学之区别于其他实践哲学的根本之处，是在马克思那里物质生产劳动是最为基本的实践活动，而其实践概念的根本特征是以艺术为自由活动之典范，因而其实践概念从根本上说来是一种艺术—生产范式，从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也便只能是一种艺术—生产型的实践哲学范式。这一范式与其他范式显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视角虽有其不足之处，但其最为显著的优越之处，则在于它一方面充分表达了生产劳动不仅一般而言在构建人类社会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它亦具有一种基础性的革命作用；另一方面则在于，从工具性生产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首要地位，引伸出的既反对形而上学的理论至上观即对于理论无限性的否定，亦反对实用主义之理论与实践的完全合一观即对于理论活动相对独立性的肯定。由此可进一步引伸出，既然人类社会一般地奠基于生产劳动之上，而且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甚至绝大多数人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从事生产劳动以便社会能够存在下去，那么，生产劳动的解放就不可避免地构成了全部社会理想的最深刻的基准。因此，基于这一社会理想基准而对于现实的批判，便必然是比之任何其他视角的批判更为深刻得多的批判。马克思不可取代的无与伦比的典范意义也正在于此。而基于工具性生产劳动的首要地位对于理论绝对独立性的否定和对于其相对独立性的肯定，亦使得我们有可能避免形而上学和实用主义的偏颇，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以便使两者能够互相校正，避免单纯理论的独断和单纯实践的盲目。
（选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