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一直受到高度重视。但我们却未清醒地意识到这种“重视”与我们文化的世俗性特点和近代以来形成的急功近利的心态的关系。结果，我们不仅忽略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相反相成的“超越性”，造成了对马克思哲学理解上的简单化和研究上的表浅化，也未能认真地反思和明确地批评发生在“实践领域”的严重问题，即实践方式、实践观念的物化和短期化问题，相反，却对这种成问题的实践方式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围绕着实践观点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问题或不足：
第一，由于轻视从“存在论”的角度看待人的实践活动，所以未能充分地认识它对于我们自身及其社会生活世界的“根据”意义，未能充分自觉地内化并拓展实践的内在精神。例如，我们过去在把“实事求是”视为“认识路线”时，却未能将人的存在的最大“实事”——整个人类的历史不外是人通过自己的实践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视为其存在论基础；对于人的自由的理解，过去也往往局限于认识论，未能首先从存在论上将自由理解为人在实践中的自我决定；当我们强调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时，却将“客观”理解为完全外在于人的活动的性质，使得我们无从在自己的生存活动中体认并展开社会发展的逻辑。
第二，由于对实践的“意识”和“对象性”之间的关系缺少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导致我们对于“意识”的超越性和独立性总是缺乏明确的认识，甚至可以说“意识”在我们这里从未超出人的“本能”的“替代”物的水平，这反转来又强化了我们对于实践的物性即非精神性理解。人的意识固然首先是具体的实践中的意识，即实践观念或实践目的；但它还是能够“走出”直接的实践活动，走向一切可能的世界并因而能够引导人的生活实践不断提升的意识。意识之所以能够走出实践，是因为人的实践作为对象性活动就是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活动，而意识正是实践的对象性的自觉形式——所谓“意向性”活动。
第三，谈“实践”只谈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这类宏观的整体性客观性问题，却未能由此展开对人生价值和意义问题的研究，似乎研究具有明显的个体性和主观性的人生意义问题不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要旨。这不仅是对马克思实践观点的很大误解，也恰恰把人的统一的社会生活世界给切割成两半了。人自从离开了动物界，形成了自我意识，就越来越以寻求生活的意义为其生存的旨归。但遗憾的是，“情感”、“爱的关系”，还有“人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几乎完全看不到。而实际上，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是得到相对的满足，他们精神、感情上的要求就会越多越强烈，如重视不够或处置不当，都会导致人的精神乃至生命的伤害。
第四，我们在突出实践的物质能力和变革作用的同时，往往把实践从其历史文化传统中剥离出来，结果实践成了一个单纯的物性力量的施展，我们还天真地以为凭借当下的“革命”实践能够创造出一切，却不料这恰恰为“唯意志论”打开了方便之门，造成的后果则多半是“穷折腾”。以这种非历史非文化的观点看待人的实践，还极易造成对“强者”、“力量”、“权力”的崇拜。人的活动有着属人的应然向度，这向度既有意义的寻求，还有道德的考量。马克思不是狭义的伦理学家，但他由人的对象性活动考察人性，却更深刻地揭示了人的道德价值属性与人的能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
第五，人类的历史性实践决定了他们所处的历史境遇，既相互区别又彼此贯通；我们也应当从这种关系来看待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及其理论的发展。马克思是他那个社会的反对派、造反派，他的理论是要对这个社会“革命”；而在中国，马克思理论的信奉者早就成为执政者，建设性、改革性的实践活动方式业已取代了“革命”这一实践方式。这一变化所带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及其职能的变化是不可小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要继续发挥批判的变革的功能，但同时更要注意通过批判和变革达到建设的目的。
针对以上的不足，笔者认为，研究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性与超越性，应从存在论和方法论的区别和统一以及人的存在的历史性的高度进行解读。凡哲学都不能没有超越性，而马克思之前的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于从“超越”走向了“超验”，而超验哲学是走向分裂和对抗的社会的自我表达。因为，如果说“超越”意味着人的实践的对象化、自我分化，那么，“超验”则意味着这一分化走向了异化或分裂。马克思则以其实践的历史的观点消除了“经验”与“超验”的二元对立。而实践观点既是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如果说实践表征着人类及其生活世界得以生成和发展的活生生的根据，那么，这个“根据”的含义则在于，它既是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创造、建构活动，又是一切可能的存在之域的开显、确证活动。因而，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的“存在”或“根据”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不是业已完成的结构而是实际地发挥着作用的功能亦即方法；同时，这种功能的发挥又必定要依托生成着的结构并反转来改变它。人的实践就是这种将根据与方法、结构与功能集于一身的“结构化的活动”，也是超越着的现实活动。我们凭借自己的这种活动，就能够在越来越大的深度和广度上走向“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走向具有“优先地位”的“外部自然界”。因此，无论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还是现实实践而言，都应确立一种富有张力的思想和一种长远的眼光。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