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年库恩以科学研究和科学革命的视角提出“范式”和“范式革命”问题至今①，“范式”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哲学范畴。它不仅广泛用于哲学研究，而且也成为哲学自我反思的一种视角、思路和方法。当前，大家都在呼唤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转换与更新，但对于什么是哲学范式以及应当如何恰当地运用哲学范式，却缺乏必要的前提性反思。这就使一个高度哲学性的问题失去了最基本的哲学反思特性，无形中消解了哲学对话的有效前提，也妨碍着哲学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因此，我认为，应当从对科学范式与神学范式的比较中探讨哲学范式的性质和特点，把握其内容结构和功能限度，尤其在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深度理解中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内涵与特点，并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比较中科学合理定位、自觉应对时代挑战，从历史维度、实践维度、民族维度和个性维度来加强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一、范式的哲学价值及其限度
“范式”一词最初是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提出的，有其特定的含义。如今，人们把“范式”由一个科学领域的概念提升为哲学概念，并在更加普遍性的意义上运用到哲学研究之中。这当然不是不可以的，但却有必要对范式的哲学价值做一些前提性的分析，以澄清科学范式与哲学范式的相同、相异及其适用范围。然而遗憾的是，现在大家都在使用“哲学范式”这个概念，但在实际研究中对什么是“范式”和“哲学范式”却少有严肃的分析和澄清。所以，研究者对于什么是哲学范式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对范式的使用也是五花八门，常常是在同样的概念下表达着非常不同的内容。这就提出了一种特殊的需要，即需要对哲学范式作些必要的前提性批判与反思。
对哲学范式的前提性追问实质上是哲学工作者的一种自我追问，意味着反思我们的哲学观念、反省我们自己到底是如何在研究哲学问题——包括用什么思路研究、用什么逻辑研究、用什么视野研究、用什么方法研究等等，意味着对我们的哲学研究进行方法论意义上的自我反思与探索。这种探索与反思，有助于增强哲学研究的自觉性和严密性。从这样的角度看，关于哲学范式至少有以下问题需要加以追问和思考。
第一，关于哲学范式与哲学有无定论的问题。武汉大学陈修斋教授曾经提出过“哲学无定论”，认为哲学的本性就是无定论，不仅对于哲学的定义无定论，对于哲学是否应有或能有公认定义问题无定论，对于哲学所讨论的许多问题也都无定论。只有无定论的哲学问题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而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无定论的。②“哲学无定论”无疑有哲学史的发展作为支撑，也有当前哲学的分立和对峙状态可以作证。那么，哲学无定论与哲学范式是什么关系呢？无定论的哲学是否还有确定的哲学范式呢？如果没有哲学范式，哲学又如何作为哲学而进入到哲学家的视野，哲学以什么来区别于非哲学呢？要把哲学与非哲学区别开来，总还有一些与非哲学所不同的东西才能把哲学研究与非哲学研究区别开来。有的人说哲学可能就仅仅是一个“家族相似”，那么哲学中的不同家族之间是怎么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沟通、形成“家族相似”的呢？哲学中的“家族相似”是什么意义上的“家族相似”呢？我认为，哲学范式也许是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统一，对于特定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来说，哲学的定义和范式还是有的，是有其确定性的；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不同哲学流派的角度来看，哲学定义又有很大的差异性，哲学范式也具有不确定性。也许只有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中，人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哲学的无定论和有定论。
第二，关于哲学范式与科学范式的关系问题。由于范式这个概念原本是来自科学的，而科学面向有限世界，并且追求确定性，因此，科学研究需要具有严格规定性的范式，而且往往能够被一些在特定范围内具有普适性的恰当范式所统摄。一定的范式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代表着一定的研究方式，并会相应地形成一定的科学研究的传统。运用一定的研究范式意味着按照一定的方向、进路、思路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并得出新的发现。范式的使用范围又是有限的，科学研究超出了一定的范围和程度就会要求范式的转换。范式的转换有不同的层次与程度，范式的根本性转换意味着一些根本性观念的变化，会引起科学的革命，并由此而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这就是科学范式及其转换的重要性。哲学研究有很多与科学研究相似的东西，也有一些根本性的不同。其关键之点就在于，哲学家们生活的是一个有限世界，但哲学研究所面对的是一个近乎无限的世界，因此，哲学家们总是立足于有限而探寻无限。为此，哲学研究所真正关注的对象世界是极限世界；哲学思维处于有限与无限的边界，是一种极限思维。相应地，与科学范式相比，哲学范畴必然具有更大的抽象性、普遍性和开放性，我把哲学的这种特性叫做致极性，即立足有限，指向有限，趋于极限。哲学的任务在于探索人类在知识、精神与实践方面所达到的极限并寻求突破极限，哲学思维范式应当能够帮助哲学家走向极限和超越极限。要履行这样的功能，哲学范畴应当有与科学范畴不一样的特性。如果说科学范式强调的是确定性，那么，哲学研究的范式就一定既要具有确定性和有限性的特征，又要具有非确定性和开放性的特征，才能为哲学研究工作者走向极限和突破极限提供帮助。这也许是哲学范式区别于科学范式的最基本之点。
第三，关于哲学范式与神学范式的关系问题。通常认为，哲学处于神学与科学之间，因此，对哲学范式的研究也有必要借助于神学范式来加以探讨。神学是有非常强烈的范式的。神学范式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以非常强烈的信仰作为前提的。对于信仰主义者来说，我理解是因为我信仰。无条件地相信有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万能的和无限的上帝，是神学家们思考任何问题的必然前提。而哲学是人类理性思维的最集中表现，它承认信仰的作用，但始终把信仰置于理性的统摄之下。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我信仰是因为我理解。那么，没有了至上的信仰，哲学又如何去趋向于无限呢？其实，至上的上帝也是需要哲学的论证的，这就是为什么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力图对上帝的存在作出哲学的本体论证明。在看来似乎滑稽的论证中，我们既可以看出哲学与神学的差距，也可以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相对于神学范式而言，哲学不仅要有信念与信仰，也要有理性和理解，并用理性作为信念的最根本基础和前提。
第四，关于哲学范式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关系问题。哲学范式到底是专属于个体的还是也属于群体或者说是学术研究的共同体的？这涉及范式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如果我们承认哲学无定论，也许我们就应当承认，哲学范式总体上来看是属于个体的，是高度个性化的。这也许是哲学范式与科学范式的重大差异之一。科学共同体需要一个共同的范式，来规范大家研究的范围、方向与方式。有科学范式为科学研究共同体的所有成员所共有和共同遵循，才能成为科学共同体。正是因为科学范式的作用很大，所以不同的科学共同体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研究范式是否可以通约的问题。但是，哲学本身是高强度的爱智慧活动，靠的是思想的创造与操作，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研究，因此，哲学范式也是高度个性化的。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差别，从根本上说是哲学观念的差别。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在20世纪世界哲学发展进程中，人本主义者不承认科学主义流派，认为他们不过是言语与逻辑技术；科学主义者也根本不承认人本主义者，认为他们不过是情感宣泄。他们彼此甚至根本不把对方看做是哲学。他们之间的差别，本质上是哲学观念的区别，其间的沟通可能性很小。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同样的范畴不同的人们也会有非常不同的理解与运用。在哲学研究中，哲学观和哲学本身是合为一体的，哲学史和哲学理论是合为一体的，于是很难有超越具体问题的哲学范式。也许，对于哲学范式的普适性追寻一定要建立在对哲学范式的个性化理解基础之上，才能获得真实意义，也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才能更好地促进人类哲学思维发展进程中的“家族相似”与内在互动。
第五，关于哲学范式的内容结构问题。究其内容而言，哲学范式与科学范式和神学范式也有很大不同。科学范式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理性依托于知识，神学范式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理性依托于信仰。而哲学范式则需要多种内容的有机整合，既需要知识，也需要理性，也需要价值，也需要信念，也需要方法，等等。那么，这诸多的要素何以构成一个个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哲学范式呢？我觉得最基础的是个人的生命体验，这是哲学理解的基础，也是哲学范式的基础。在我看来，一个真正哲学家的毕生精力与成就就是在为自己塑造一种具有独特内涵的哲学观念、哲学范式和哲学体系，并由此而走出一条个性化的哲学研究道路。用一个不那么准确的比喻：哲学家创制个性化的哲学体系，好比蚕用毕生的精力织茧，当茧子织好了的时候，蚕的生命看来也就完结了。蚕的生命价值还在于要变成蛹和蛾并咬破茧去产卵，去繁衍后代以延续生命。受到有限生命周期的制约，哲学家的个体学术建树总是有限的。哲学家优秀与否及其程度，不仅要看他在有生之年是否能够有所建树，还要看他是否能够实现自我超越。③哲学家的自我超越总是有限的，而哲学生命的真正延续则要看哲学家是否能够构建起一种具有开放性的哲学范畴和研究体系，并通过他人的继续努力而使自己的哲学研究得以延续。
综上所述，哲学研究是不能没有研究范式的，范式就是哲学研究工作者的认知定势和思维模式。但是，哲学范式不是万能的，而是有其有限性或者限度的。例如，对范式的运用常常有可能会把个性化的东西普遍化，把暂时性的东西永恒化，把特殊性的东西普适化，把多样性的东西单一化，从而使得研究活动走向片面和僵化。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警觉。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内涵与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是需要一定的范式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也有几个前提性的问题值得讨论。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
首先，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方式：一是指马克思在当年研究哲学问题所用的范式；二是马克思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三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和方法所包含的研究范式；四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所用的范式，等等。正如我们今天不得不注意把“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少有所区分一样，我们也不得不把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和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区别开来，并在此前提下开展了一场“回到马克思”(Return to Karl Marx)的思想运动。我们一方面希望能够尽可能地领会和接近马克思当年研究和解读当时的哲学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任何接近也都仅仅具有文本学和解释学的意义，我们所能够达到的永远也只是我们心中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其次，具体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这更是一个非常让人困惑的一个范式，一个概念。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域，或者是一个问题群，有很多不同的国度与流派，中国的、苏联的、古巴的、越南的等等，在朝鲜有金日成的主体思想也被认为是朝鲜式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看做一个总称，其中又包含着很多的国别与流派，它们之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很大的区别，要谈它们的研究范式，一定要联系到它们的具体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才能准确把握。
如此说来，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比较准确而又恰当的说法可能是指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时所使用的范式。由此我们首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学科作为一个理论，作为一个问题群，然后你去研究它的某一个问题。这样你就必须明确你的主体身份：你是在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在替马克思说话。换句话说，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应当认真反思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性问题是，我们有多大的权力以马克思的名义说话？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就当然地可以以马克思的名义说话，好像我们所说的就都是真理。我认为我们对此必须非常慎重，应当有一种谦卑的态度，以防误解了马克思，并由此而误导了别人对马克思的理解。
(二)马克思的哲学范式与前马克思哲学范式之间所发生的革命性变革到底何在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④此话后又被刻在了马克思的墓碑上。我是主张回到马克思的“墓志铭”的。原因在于，实践性是马克思哲学区别于和超越于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其他任何哲学的最本质之点。从实践角度考察历史与现实问题，解决理论与实际困惑，构建现实与未来理想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宗旨，也是根本方法。正是在实践性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传统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争论，使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内在结合起来，并在社会历史领域引发了革命性变革。马克思的本体论批判与现代性批判展示出特殊的内在一致性，勾勒出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指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方向，为人的社会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实践论研究范式，对于深度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与各种形式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交流与互动中不断发展起来的。这里所说的“非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反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使用的，也不是从否定意义上提出的，而是从不同的研究传统与流派的角度提出的。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研究观念和研究范式的差异。《学术月刊》2007年第4期、第5期连载了林安梧、欧阳康、邓晓芒、郭齐勇四位分别来自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就跨哲学沟通与哲学发展问题开展的对话⑤，它引出了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话题。例如，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中、西、马哲学对话的前提、基础和可能性问题，如何看待西方的本质主义及其当代价值问题，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无疑需要大力吸收来自各个学科的思想资源，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有一个如何定位这种对话和在对话中的角色定位问题。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长期处于自我独尊的地位，近年来随着情况的变化又有了某些被边缘化的感觉。如何以平等和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哲学对话，在哲学观与哲学方法论的层面加强与其他各种哲学的交流与互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四)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一种世界性的思想运动，除了中国以外，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在以各自的方式进行着研究。因此，理解他们的研究范式，加强与他们的哲学对话，也具有非常重要和积极的意义。近年来，笔者除了与英美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展过积极而有成效的对话外，还先后去了古巴、越南和朝鲜等国，与那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展过一些真诚而又坦率的对话，一方面感到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和关注点，另一方面又感到彼此之间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当代问题与未来走向，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灵魂与精髓等一些基本问题上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甚至对选择哪些文本作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文献方面也有诸多不同。例如，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中国首次出版是1979年，在越南首次出版则是60年代初，但是中国学者把该“手稿”看做是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文献之一，而越南的学者至今也没有像中国学者这样来读这篇“手稿”，更没有读出那么多东西。另外，人学研究在中国还是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而越南共产党和越南政府拨巨资支持人学研究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⑥这些都表明，加强与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交流与对话不仅是有益的，也是必需的。
(五)如何应对当今哲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提出的挑战
比较马克思的时代，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社会实际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象的变化，必然要求研究方式的变化，并在研究的范式方面表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了开放，在与多种哲学流派与思潮的并存与竞争中发挥作用。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中国仍然是指导思想的主要内容，但在社会上却存在着被边缘化的情况，论坛哲学、讲坛哲学和政坛哲学之间的距离在拉大，一些民众对于马克思主义存有多方面的误解。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和民众的哲学需求之间还是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它要求我们反思当前的哲学发展，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魅力、说服力和感召力。
三、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四个维度
在当前中国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研究中，有一种倾向值得重视，这就是简单地把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划分为几种类型或模式，然后对其加以评价，并直接从中作出选择或取舍。这种分法直观地看起来好像是有助于人们把握哲学范式，实际上蕴藏着一种危险，就是把非常复杂和多样的哲学研究范式模式化并进而简单化。哲学研究范式由于其复杂性而必然具有多样性，难以简单地加以分类。如果硬要把复杂的哲学范式简单化，必须去除它们之间的差异，舍弃它们各自的丰富内涵与个性，由此就有可能使之变得单一、干瘪和僵死，损伤其生命力与活力。回想当年中国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本来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与赞同，但正是由于实践本体论、实践一元论等似是而非的命题的介入而引发歧义，导致讨论的扭曲与变形，进而导致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本身的停滞甚至夭折。这样的遗憾为其他研究提供了前车之鉴。
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中，有四个重要的维度亟待加强与深化。
首先是历史维度。哲学产生和发展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真正的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只有在对历史实践的通透把握中才能真正达到对于时代的把握。相应地，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当有足够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视野，能够真正从历史实践中发现精神脉络和吸收营养。而由于学科的分化和知识体系的欠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历史知识普遍有所欠缺，尤其在学术研究中的历史视野更显薄弱，很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真正纳入到它所赖以生存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少历史之根。然而，没有历史感是不可能有时代感的。
其次是实践维度。应该说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直是受重视的，但我们过去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待实践范畴，把它作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而缺少对于当代实践本身及其哲学意义的深度关注。从真理标准的角度运用实践范畴，实际上是把实践当作一种不言而喻的前提和参照来考察其认识论意义。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也有对象性的意义，实践的历史发展及其当代特点应当成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对象性前提和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建立在对于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深入透彻把握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也必须切实立足于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实践，这就要求我们切实走进今天的世界和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人类和中国实践的关系具有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方面是从当代实践的发展中寻找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当代人类实践的哲学表达。当今世界最大的实际就是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新科技革命和社会信息化，这一切使当代人类实践和人类生活产生出许多新的性质、形式和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在对当代实践特点的理论与实践把握中求得自己的时代性发展之路。
再次是民族维度。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具有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责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其丰富的内涵：(1)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充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使之真正具有更加坚实的中国文化之根；(2)研究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升对于中国发展问题的解释力和指导力，使之具有更加充分的中国视野和中国魅力；(3)积极参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并在推动中国社会良性健康发展中发挥作用，发展自我，使之真正具有更大的中国功能；(4)征得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认同与自觉实施，使之获得最广大的民众基础和主体性力量。
最后是个性维度。哲学研究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爱智慧活动，哲学家对于最抽象和最普遍的哲学问题的探讨总是依托于个人的哲学观念和生命体验来展开的，因此也是高度个性化的。张扬个性是哲学的本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是一样。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解释学意义，因此，不同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解读有不同的个体主体性作为基础，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个性，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对自我的角色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恰当的定位，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来领悟和逼近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说，个性化的学术理解和理论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动力；而在此基础上的理论界的互动，将会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繁荣。
（原载《学术月刊》2008年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