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行福】从哲学到批判的社会理论--对马克思理论的后哲学解读
自从柯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问世以来，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传统自我理解的核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科学，是对历史和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客观解释，因而需要从实证科学立场、结构功能分析和分析哲学的方法来澄清其内容和观点。另一种观点强调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哲学，是对我们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表现的文化批判，是服务于社会变革的实践哲学。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因素，但也都存在片面性。从根本意义上说，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哲学性抽象对立起来是不合理的，本身就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辩证性和整体性的非辩证理解。从马克思一生的事业和留给后人的思想遗产来看，马克思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也不是崇拜实证性的经验科学家。马克思的理论本质上是现代社会的规范的批判理论，它的特点是立足于启蒙和现代性规范理想，从人类生存合理化的实践意图出发，批判地把握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内在矛盾，对现代性的命运和人类的前途进行批判的诊断。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反哲学的，而是后哲学的；它把哲学批判的实践关怀融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诊断及其对它的超越的政治构想之中，从而形成了一个既超越了传统哲学范式、又与之保持积极联系的社会理论纲领。
一、柯尔施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哲学
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最早由柯尔施明确提出。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他针对第二国际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和机械决定论的理解，强调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传统哲学，也不是实证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按其基本性质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是革命的哲学”。（柯尔施，1989年，第37-38页）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不是一个枝节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自我理解的核心问题；只有超越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化和社会学化的解释，把它理解为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实践的革命哲学，才能把握它在人类思想史中伟大变革的革命意义。
柯尔施的理解有一个重要特点：他不是从一般意义出发，而是从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出发；因为对马克思来说，德国古典哲学就是资产阶级哲学达到的最高水平，对它的超越就是对整个哲学传统的超越。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革命哲学，它对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自我意识的德国古典哲学构成批判的继承关系。就其继承性而言，柯尔施认为，“德国古典哲学，这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表现，并未退场，而是转变为一种新的科学，这种科学以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般表现而出现在观念的历史上。这就是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40年代发现和系统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柯尔施，1989年，第13页）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对哲学与现实关系的理解，即把哲学理解为“把握在思想中的自己的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是一个时代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就其批判性来说，“首先，马克思在这里的理论观点，不是部分地反对全部现存德国哲学的结论，而是反对它的前提；其次，马克思反对的恰恰不是仅仅作为现实世界的头脑或者观念上补充的哲学，而是整个现存世界；再次，最重要的是这种反对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实践上的。”（同上，第36页）因此，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时代的反思的自我意识，而且是时代变革的实践意识。
柯尔施明确提出，要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关键是要“把唯物史观运用于唯物史观本身”（同上，第59页）。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和唯物主义是统一的：离开了历史就无法理解唯物主义，同样，离开了唯物主义也无法理解历史。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在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流动的方法论冻结成了一些关于不同的社会领域里的历史现象因果联系的理论公式 —— 换言之，它变成了某种最好称之为一般系统社会学的东西。”（同上，第27页）柯尔施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既不构成一门实证的唯物主义哲学，也不构成一门实证科学。它自始自终是对现代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批判。”（同上，2002年，第101页）它的任务在于证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性，重新建立理论与实践、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因此，马克思对哲学的否定也是对哲学的拯救。
柯尔施的观点蕴含着一种马克思主义自我理解的新的思路。它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内在联系，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性和总体性特征；这些思想迄今为止仍然是我们破除教条主义、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意义的重要资源。但是，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面临着一个理论的困惑：如果说马克思已经超越了哲学的传统兴趣，发展出一种新的理论意识，这一新的理论意识强调的不是对世界永恒本质的观照，而是“对现代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批判”，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否仍然还是哲学？柯尔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他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非要建立新的哲学，而是要建立一种科学理论，“一种关于包括整个社会一切领域的社会革命的理论”（同上，1989年，第33页）；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马克思的思想不仅完完全全被哲学所渗透，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按其基本性质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它是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领域 —— 哲学 —— 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同上，第37-38页）为了逃避这个问题的逼迫，柯尔施最后选择一种模棱两可的说法，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哲学的哲学，是消解哲学的哲学。
柯尔施以矛盾修辞法把握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马克思一方面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方法和实践取向，另一方面又超越了它的哲学的理论形态。但是，这种定义方法无法给出一个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形态的明确看法。笔者认为，马克思理论的性质不能仅仅根据其与传统哲学的关系来定义，而要根据他本人的思想发展轨迹和理论成果的形态来定义。从马克思一生留下的著作看，他关注的重心不是哲学，而是现代全部社会生活，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形态，对个人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的意义。他的理论就其实践意图和批判性来说，仍然是哲学的，但不是哲学理论，而是巴利巴尔所说的“哲学的实践”（巴利巴尔，第6页）。而就其内容来说，它是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这种哲学的实践不等于实践的哲学，马克思并没有局限于柯尔施所说的在哲学领域中展开“反对整个现在秩序的革命斗争”，而是在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中展开自己的批判；他的理论标志着传统哲学的终结和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兴起。
二、马克思的思想轨迹：从哲学批判到社会批判
青年马克思像许多同时代的青年黑格尔派一样，对哲学怀抱着满腔的热情并为哲学的崇高地位辩护。他曾自豪地说：“任何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里”（同上，第120页）；因为“它是文明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了哲学的世界”（同上，第121页）。但是，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区别在于，他很快就告别了这种对现实的哲学式的理性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作为德国人，“我们是本世纪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本世纪的历史同时代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页）“德国人民必须把自己这种想象的历史和自己的现存制度联系起来，不仅批判这种现存制度，而且还要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同上）基于这一立场，马克思提出了消灭哲学的口号：“你们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同上）在这里，哲学的意义不在于自身，而在于使社会理性转变为社会力量。换言之，对马克思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这种实践旨趣表明马克思从此告别了传统意义上的哲学。
然而，马克思告别哲学后并没有像第二国际所说的走向一种经验科学意义的历史理论，而是走向了超越哲学与科学对立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对这一重大思想转折的理解，马尔库塞是重要的先驱。他指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转变，从各方面看，是趋向真理的一个本质上不同的秩序的转变，依据哲学是难以解释这一转变的。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思理论的所有概念都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范畴，然而，黑格尔的社会和经济范畴都是哲学概念。”（马尔库塞，第235页）马尔库塞把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思想转变理解为从哲学到社会理论的转变是完全正确的。不仅如此，他还正确地指出了黑格尔与马克思根本立场的区别：“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所有的范畴都终止于存在着的秩序，与此同时，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所有范畴则是触及到这些存在的秩序的否定。”（同上）也就是说，黑格尔由于坚持理论的根本目的在于理解现实、与现实和解，缺乏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彻底的批判态度，因而无法完成这一从哲学到批判的社会理论的转变。因此，黑格尔的理论只能充当这一转变的开端，真正的完成只有在马克思那里才得到实现。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虽然批判地吸收了其他思想传统的资源，但基本的路径仍然是对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批判继承。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这一思想传统的发展可以理解为理性的“肉身化”过程。正如西方一位学者指出的：“黑格尔用精神的概念取代了康德的纯粹理性观念，因此黑格尔走向了对精神在历史中包括在现代社会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具体研究。相反，马克思只着眼于当前社会来考察个体发展的局限。他仔细考察了当前阶段中对可能性的限制，而且预计在一个未来的社会阶段中人的全面发展将是可能的。”（罗克摩尔，第235－236页）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完成了从哲学到社会理论的转变，从激进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之所以能完成这一思想转变，在于他对自己时代面临的核心问题有深刻的把握，他看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给人类提出了全新的问题和实践任务。德国古典哲学之所以能以哲学来把握自己的时代，在于德国没有实现资产阶级启蒙和理性主义追求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原则和自由主义政治理想，因而当德国哲学家用理性的哲学弥补历史现实的不足时，哲学就充当着社会批判的工具。但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严格来说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不论其立足的原则还是信赖的力量都仍然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因而这个批判最多是这个时代的观念上的补充。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则是全新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发问道：“德国能不能实现一个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现有水平，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即将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这一革命不仅要把僧侣变成俗人，把封建等级依附关系中的人转变为个人，而且“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同上）这一人的高度的实践就是《论犹太人问题》提出的与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性质上完全不同的“社会解放”。
马克思认为，一切解放都是人的解放，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但是，人的定义不是哲学问题，而是社会和政治问题。资产阶级以普遍的人性和抽象的人权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基础，但其内涵仍然是社会的。马克思认为，“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1页），它的目标是推翻把人强制地束缚在传统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之下的文化习俗和政治制度，使人成为抽象的、与他人消极联系的利己主义的个人。因此，“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消灭政治桎梏的同时，也就粉碎了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精神的羁绊。”（同上，第442页）然而，政治革命消除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而不是人的社会解放的障碍。马克思承认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同上，第429页）。然而，“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同上，第436页），因为它把人从专制权力中解放出来，却又将其交给了资本和金钱权力。在资产阶级自由国家，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治权利，但代价是失去了政治权力。在这里，现实的个人不仅要克服自我存在的孤立性和自私自利，而且要把自己作为自主的类存在生产出来；在这里，人的政治存在与社会存在的分离消失了，人开始把自己的力量组成社会的力量，通过民主的共同意志自觉地控制自我的生存条件。政治解放是可以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下实现的，然而，社会革命所要消灭的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政治和文化限制，而且是资本主义合法性原则和它的存在本身。
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区分在马克思的理论形成史中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它不仅标志着马克思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决裂，也包含着对传统哲学的超越。马克思认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站在正统的当代水平上的德国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页）它的激进和革命的内容完全停留在法律和国家层面，革命的完成意味着现代国家形式的完成。“政治解放的限度首先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共和国（Freistaat）。”（Freistaat也可译为“自由国家”，与“自由人”概念相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6页）显然，社会解放对马克思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论域，它要求马克思不仅从根本上反思自己理论的规范基础，而且建构符合这一任务的理论形态。如果法哲学是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观念上的完成的话，那么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核心的社会批判理论，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面批判的理论选择。
三、社会批判纲领重构：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展开的。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他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构建一个既能批判地把握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又能激发工人阶级政治潜能的社会研究纲领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大量手稿实际上蕴含着一个全新的社会批判和诊断的方案，这一方案既强调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一个内在矛盾展开的辩证过程，又强调资本的权力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全球范围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各种社会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的整体。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对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整个社会结构及其关系的整体批判。
在马克思发展自己的批判理论时，他一开始就没有选择从近代哲学的抽象理性概念或康德的道德自由概念出发，而是选择从社会的人如何克服资本主义造成的自我异化和社会关系的物化、以实现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和非强制的社会共同体的规范出发。对马克思来说，人是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社会存在，它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既依赖社会的物质条件，也依赖合理的相互交往关系。从这一规范立场出发，马克思试图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及其全部社会关系中来把握它在人类解放中的潜能和历史限制。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辩证的、历史的。他把资本主义理解为解放和奴役相互交织的辩证过程：资本主义发展为无压迫和非剥削的新的社会形态提供了可能性，然而，“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这种新的压迫特征是资本的“死劳动”对工人的“活劳动”的统治。资本是这个时代矛盾的结合体：一方面，它是人类一般能力的发展，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的积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是集体的产物”，是“一种社会力量”；从规范意义上说，这一集体能力应该被社会全体成员占有，并自觉地作为人类解放的条件来运用。另一方面，资本又是社会统治的工具和压迫工人阶级的手段：“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同上，第266页）因此，从资本的双重性可以诊断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
马克思这一“带着解放意图的社会理论”（哈贝马斯，第1页）既没有把社会发展理解为由“结构强制”的非人化的过程，也不是把历史理解为自由选择的拟人化过程，而是从规范的视角出发对历史进行批判的诊断，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人类生存条件的变化，理解为人的能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合理化历史过程的一个阶段。马克思说：“全面发展的个人 —— 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共同控制的 —— 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8-109页）资本主义是人类发展的重要阶段，其在马克思的宏大历史叙事中，即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三阶段论中，“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能力的体系”（同上，第104页）。相对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传统社会而言，资本主义构成人类解放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要阶段；但是，相对于后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而言，它又是一个暂时的应该被取代和超越的阶段。资本主义既是一种现代特有的死劳动对活劳动统治的社会形态，是社会的普遍异化状态，但同时又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解放的条件。这样，马克思就在一个辩证的历史叙事中赋予了资本主义以特定的历史意义，同时也为超越资本主义和人类解放的合法性和规范动因提供了社会理论的解释。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是在具体历史时间中展开的，也是在全球资本空间中展开的。马克思生前完成的《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复杂体系批判的重要成果，也是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内容。但是，《资本论》不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部内容。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就预告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由对“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六者进行独立研究的六部书组成。遗憾的是，马克思生前只完成计划的第一部分，即《资本论》，因而未能提供一个资本主义的全貌。
马克思《资本论》的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的限制在于资本本身。资本的集中和资本积累的内在危机倾向客观地决定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是一部资本自我解构的逻辑。然而，这一在狭义的资本逻辑中对资本主义所做的批判并非马克思理论的全部。应该承认，资本的逻辑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的逻辑。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明确的自我意识。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不仅是批判资本，而且要在全部社会关系包括社会阶级关系、国家与市场、国家间贸易以及全球市场等等条件的变化中，全面地诊断和批判资本主义。这一目标虽然未能实现，但是他的理论的总体设想仍然是有生命力的，正如克里斯托夫·阿瑟在《资本主义的内在总体性》一文中指出的，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既不是经验主义的，也不是思辨哲学的，而是辩证的总体性方法。（Arthur）这一总体批判的设想不仅应该成为我们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的指导线索，而且对我们今天批判地诊断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困境和出路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四、结语
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传》结尾中说：“由于有力地综合了历史、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成了19世纪最伟大的思想成就之一。”（麦克莱伦，第486页）这一评价十分中肯。从人类思想史上看，马克思的贡献不在于他建构了新的哲学学说，或在具体社会科学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而在于他超越了哲学与科学的对立，开启了一种新的理论意识和批判实践，即以人类自我创造和解放为核心，融合所有科学知识，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社会批判理论。笔者认为，沿着这个思路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时代的生命力。
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思想家越来越不介意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作传统的区分，也不介意它是狭义上的哲学还是科学。在宽泛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就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世界体系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新帝国主义论、文化研究等等，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而是从不同视角对马克思的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我们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以社会批判理论出场有其必然性。一方面，我们生活在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哲学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文化特权。在这一时代中，哲学除了服务于理论家规范立场的自我澄清和理论的合理性潜能及其限度的自我反思意识外，无法真正地介入到人类自身解放的过程之中；另一方面，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并没有改变，因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的批判仍然是我们的任务。
【参考文献】
巴利巴尔，2007年：《马克思的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哈贝马斯，2004年：《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柯尔施，1989年：《马克思主义与哲学》，重庆出版社。
2002年：《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篇论文》，载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卷，复
旦大学出版社。
罗克摩尔，2005年：《黑格尔：之前和之后 —— 黑格尔思想历史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马尔库塞，1993年：《理性和革命 —— 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重庆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1960年、1979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人民出版社。
麦克莱伦，2006年：《马克思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rthur,Christopher J.,2006,“The inner totality of capitalism”,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4:3.
（原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1期。录入编辑：乾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