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与深刻的社会发展相伴随，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下简称“马哲史”)研究也获得了重大发展，取得可喜成绩：马哲史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教材体系、课程体系逐渐建立并日臻完善；相应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相继设立并积极开展活动；研究的范围和深度都有较大扩展，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在肯定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存在的问题。虽然对存在的问题难以做到细致入微的清理与“盘点”，但对其中存在的某些倾向性的问题必须引起注意，如一些研究基本上还是就史论史，回避现实，研究的成果缺少时代感和现实感；一些研究只注重通史式的宏观考察，对于细节性的微观探索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致使研究平面化；还有一些研究只停留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叙述，对其发展的规律和发展的方式未能予以足够的关注，启示性的东西并不多；等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深化马哲史的研究，是我们研究马哲史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回答这一课题固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重要的在于，要增强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因为研究的方式、方法如何，直接关系到研究的效果。所谓方法论自觉，就是要对如何看待和研究马哲史的一些基本立场、方法、路径问题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以廓清认识的迷雾，明确其研究的方向。就方法论而言，马哲史的深入研究应当注意坚持下述几个结合。
一、坚持史学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
要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就蕴藏于思想发展史中。因此，正确地阐释马哲史，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就实际研究过程来看，“史”的研究对于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大意义。
马哲史作为一种思想史，要推进理论研究，无疑要将其思想的来龙去脉讲清楚，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但是，马哲史的研究是否完全可以就史论史，回避现实?或者说，是否可以离开现实进行“纯学术”的研究?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全面了解马哲史的基本特点。马哲史当然是思想史，但这种思想史显然不同于其他以抽象论题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史，而是有着鲜明实践特色的思想史。
首先，它是以实践为根本特征的思想发展史。马哲史不是纯粹的概念演变史、逻辑演绎史，而是植根于实践又指导实践、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历史，是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发展史。这一发展史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国家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的各种不同的理论形态，深刻反映了各国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进程。
其次，它是不断回答时代课题的思想发展史。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因而哲学要抓住“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重要论著和思想，均是在具体回答时代重大课题中形成的。正是立足时代要求、把握时代脉搏、回答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始终适应时代步伐，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因此，马哲史向来不是与社会实践脱节的。这就决定了马哲史研究应当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的道路来推进，这就需要“回到马克思”。所谓“回到马克思”，并不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具体结论，而是要回到其基本的轨道上来：即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即自觉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寻求道路；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论。因此，面向现实，转向现实世界，这正是今天我们研究马哲史的基本方法论。
要使马哲史研究面向现实，重要的在于把握好两个关系。
一是马哲史的内在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关系。所谓马哲史的内在逻辑，就是指马哲史自身发展的内在联系与演化趋向；所谓历史逻辑，则是指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及其客观规律。从历史上来看，任何哲学史都与社会历史有着一定的联系。“懂得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容易理解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理解18世纪、19世纪的德国，就容易理解康德、谢林、黑格尔。哲学的差别，内在地隐含着时代的差别”。②如果说其他哲学尚且如此，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更为突出，因为它直接就是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产物，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运动中应运而生的。没有社会历史的这些重大变动与发展，就没有马哲史的产生。因此，马哲史的“史”，内在地包含着社会历史运动的深刻内容，或者说，马哲史作为思想史，深刻反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社会发展史。为此，必须弄清马哲史内在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关系问题。研究马哲史，当然需要把马哲史的内在逻辑搞清楚，并把它准确地揭示出来，但是要深刻地揭示马哲史的内在逻辑，又必须深入到理论背后的历史逻辑，因为前一逻辑归根到底是后一逻辑的具体反映。马哲史的内在逻辑或思想发展进程，实际上以哲学的方式再现了当时的社会历史进程，反映了这一社会历史进程的矛盾运动和发展规律。要深入研究马哲史，必须对当时的现实予以充分的观照，这就是要具体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所处的不同时代、每一文本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文本之间思想转换关系产生的历史条件变化等。只有把这样的历史逻辑搞清楚，才能真正揭示马哲史的内在逻辑。否则，就会形成马哲史研究中的诸多困惑或悖论，如所谓的马克思“前后思想矛盾”、同一个马克思的“不同思想间的矛盾”、“内在冲突”等。对于这些所谓矛盾和问题，仅靠文本的上下文关系来解读是无法解决的，必须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在两种逻辑的统一中来加以把握。如在马哲史的研究中，常常看到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坚持的是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主张世界历史是整体性的，因而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也是唯一的；而到了70年代中期后，马克思思想发生变化并改变了这种观点，认为某些国家的发展不必经历这样的形态演变，是可以“跨越”的，因而历史发展不是单线的，而是多线。按照这样的理解，马克思前后期的思想就表现为所谓的冲突、矛盾，即：讲“五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就不能谈“跨越”；讲“跨越”，就意味着“五形态”论的失效。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上，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个思想断裂和冲突?如果不是望文生义、主观臆断，这一问题应该说是不难回答的。“五形态”论和“跨越”论本质上并不是自相矛盾和冲突的，而是所依据的历史条件或历史参照系各不相同：前者是就世界历史整体而言的，后者则是根据俄国公社的实际状况而言的。正是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历史参照系不同，才会有这两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而且，这两种理论根本构不成什么冲突关系，这是因为，“跨越”论恰好是在坚持“五形态”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由此可见，离开了特定的历史逻辑，很难说清楚马克思不同时期思想间的相互关系。
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当代现实的关系。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面向当时的现实、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和概括出来的，那么当前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同样必须面对今天的现实，对当今时代和当代社会发展予以充分关注，并给予正确的理解和把握。从马哲史的角度来看，这里首先应当正确看待马哲史中的“史”与当代现实的关系。马哲史无疑属于“史”，但这里的“史”不是一个过去终结了的“点”或时段，而是一个处于发展中的“流”。既然是一个流，那就不仅指向过去，同时联系着现在。或者说，当代现实本身也是马哲史的一个内在规定。不仅如此，马哲史还通过现实指向未来，未来也成为马哲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关系，原因就在于历史、现实与未来有着内在联系，是一个不可割断的时空发展链条。历史往往以浓缩的形式包含在现实之中，而现实又往往以趋势的形式体现着未来。因此，今天研究马哲史，必须正确对待马克思哲学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立足当代才是题中应有之义。马哲史是一门历史科学，但它研究的历史进程并没有终结，还要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研究马哲史，既要有历史眼光，又要有当代意识；既要考察和总结它的历史发展，更要关注它的现实境遇和未来命运。关注当代社会发展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研究马哲史并不仅仅是为了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而更重要的是为了通过总结历史，前瞻和指导未来，简言之，要让历史告诉未来之路。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尤其要关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在和今后的发展，因为它在指导思想上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未来。
要真正做到面向现实，最根本的是要关注和研究现实问题。通过现实问题的研究，实现马哲史与当代现实的有效结合。进行这样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推进马哲史走进社会现实生活，拉近马哲史与当代现实的距离，使马哲史不致仅仅成为知识“考古学”意义的对象或“诠释学”意义的对象，而是直接介入现实社会生活，成为思考现实问题的重要参考和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可以推进当代现实融入马哲史的发展视域，展现当代许多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与马哲史有何时代性关联，这些问题的思考、解决在历史上有何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哪些重要思想资源。所有这些都对我们今天研究现实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就体现在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结合点上。其价值如何，就看其能否对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作出有效的回答。就此而言，要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必须凸显理论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充分发挥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事实上，在思考和研究当代社会现实问题时，一些比较严谨的西方学者都不敢轻易地否定马克思，就连萨特也坦然承认：“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③
需要指出的是，关注现实问题，对于具体推进马哲史的深入研究还有着其他独特的价值。例如，有助于扩展研究视野，通过研究视野的调整和转变，来实现对新问题的把握与解决；有助于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可以对这些新遇到的现实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为马哲史的研究注入新的生机；有助于促进一些理论观点的深入思考；等等。总的说来，加强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这是推进马哲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研究的重要途径。
二、坚持宏观考察与微观探索相结合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的研究，我们要有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解，客观上要求对其产生和发展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宏大叙事”是必不可少的。这是由马哲史发展的整体性决定的。所谓马哲史发展的整体性，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一个链条，每一阶段的重要文本及其思想都是这一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为此，研究马哲史，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全部历史中领会它的丰富内容和深刻内涵，而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截取其中某一发展阶段的内容孤立地进行研究。否则，只注意发展史上某一时期的思想内容，而忽略它后来的发展，甚至用某一时期的思想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就会以偏概全，不可能对马哲史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理论体系本身来说，也是整体性的，每个组成部分之间、每个观点之间都有着内在联系，彼此相互影响，相互支撑，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以及各个组成部分、各个观点之间的关系加以理解和把握，同样不能离开宏观考察。
加强宏观考察无疑是重要的，但要深化马哲史研究，又不能仅仅停留于此，必须重视微观探索。所谓微观探索，就是对马哲史发展中的一些重要情节、人物事件、思想主张等加以具体研究。这同样是马哲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事实上，马哲史的宏观图景就是建立在各种微观事实基础之上的，因而其宏观考察自然应以微观探索为基础。没有扎实的微观研究，宏观考察也难免浮泛玄虚。在这方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研究的重点无疑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就此而言，其考察确实是宏观的。但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行宏观研究时，并没有轻视微观分析。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就特别注意对商品形式的微观分析，认为“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实际上就是综合运用宏观与微观两种分析方法，既注意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考察，又注意“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当然，强调突出微观探索，并不意味着要排斥宏观考察，真正意义上的微观探索是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宏观把握的。因此，宏观与微观研究必须放在合理的基点上，才有整体呈现的效果。历经数十年的努力，我国的马哲史研究在宏观考察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不同时期基本观点的提炼、重要思想的演进等，都有了比较具体深入的研究。但相形之下，微观探索还比较薄弱。除了一些文献学上的考证和一些人物、思想的研究之外，深入细致的微观探讨还较少见。要避免研究的平面化，应当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微观探索。具体说来，重点是强化如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一是断代史研究。了解马哲史，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史，否则无从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但如同其他史学一样，通史的研究并不能代替断代史的研究。通史的研究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简单明了的发展线索和解释框架，但不能提供某段历史的深入分析和说明，因此，要透彻地理解该段历史，必须进行专门研究。如对“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以往的研究尽管作过比较具体的介绍和分析，但总的说来，理解和评价有些简单化，否定、批判的多，肯定的少，对其经验教训也未给予系统的总结。实际上，尽管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遭遇到实证化、经验化的片面理解，但不少思想家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新的贡献，特别是以希法亭、卢森堡和考茨基为代表的几种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直接构成了后来以列宁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论的理论来源和思想背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正是以布哈林为中介，在基本继承希法亭、部分借鉴卢森堡、全盘否定考茨基、同时批判地吸取非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森一些观点的基础上完成的。⑤又如，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以往的研究也比较薄弱。事实上，马克思在大量的笔记和书信中，阐发了许多有关社会历史的新思想、新认识。如古代社会史笔记通过对某些著作的细心摘录、评注、删节、改造和补充，表述和反映了马克思对古代社会的深刻见解，从中进一步阐明了资本主义以前的主要阶段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探讨了当时在世界广大地区存在的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问题；“历史学笔记”是用编年顺序摘录了公元前1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欧各国的政治历史事件，这些摘录表达了马克思对各种历史现象的认识、理解和评述，对于理解政治、宗教、战争等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尤其具有参考价值；关于俄国公社的书信(主要包括《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则是依据俄国公社存在和发展的实际情况，具体阐明了俄国公社不同于其他村社发展的特殊性及其未来发展“跨越”的可能性，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各个民族发展的具体道路的辩证关系，充分体现了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加强这一段思想史的研究，不仅对于深化古代社会史和唯物史观的认识，而且对于探讨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尽管研究马克思这些笔记有一定的难度，但其研究的价值是丝毫不能轻视和忽略的。
二是个案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哲学的阐发，除了少量专门、集中的论述，更多的是在论战、社会问题剖析、人物事件分析、时事评论等中间呈现出来的。特别是对于一些重大事件和人物的分析，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重要的方法论。如在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马克思对于这场革命以及路易·波拿巴给予了极大关注，并用大量著述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这些分析和评论生动体现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和评价事件人物的重要方法论，在唯物史观发展史上有其独特的价值。又如，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充分利用当时所能获得的材料，开始深入细致地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从1851年8月到1862年3月，曾定期为具有左翼倾向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在该报上发表了20多篇有关中国的专题政论文。这些政论文以英文写成，涉及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鸦片战争、对华贸易、英国人在华的残暴行为等，其中多篇成为该报的社论。在这些政论文中，马克思比较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特点，阐述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揭露和谴责了英法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热情赞扬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敌入侵的人民战争，并在一定程度上预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这些思想观点既是研究马哲史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资源。类似的个案研究很多，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三是专题史研究。研究马哲史，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历史的一般描述，应当根据理论和现实发展的需要，突出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此，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应加强专题史的研究。专题史的研究，顾名思义，特点在“专”，它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一理论观点在不同时期的论述和发展进行专门系统的考察，以得到深入开掘和阐释，彰显其理论价值。这样的研究可以使原有的某些理论得到新的阐发，可以使过去被忽略的思想观点得到重新重视，可以使被误解和曲解的思想观点得以澄清和纠正，还可以使今天凸显的思想观点从马哲史中得到相应的理论支撑。总之，进行专题史的探讨，有助于深化马哲史研究，避免停留于重复原著叙述的水平上。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专题史的研究往往连接着两头，一头连接着马哲史，一头连接着现实。因此，借助于专题史研究，可以沟通理论与现实，实现二者的有效结合。像近年来学界所关注的有关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交往理论、现代性理论、价值理论、人的发展理论、公平正义理论、生态环境理论等专题性研究，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从史学的角度弄清了这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在于为我们今天观察和分析相关的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方法指南。如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并成为马哲史研究的一大热点。尽管马克思很少提到“全球化”的概念，但他确实对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变化予以高度关注，从全球的视野来考察社会历史发展，阐发了非常丰富的“世界历史”思想。这些思想在早期是和唯物史观的确立与阐发联系在一起的，在中期是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交织在一起的，在晚期则是和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俄国公社道路的探索结合在一起的。把握这些思想，对于理解全球化的性质和特点、全球化的起源和发展、全球化的内在矛盾与发展趋势、全球化的规律与各国发展道路等重要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当代全球化理论研究之所以重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就在于这一理论为研究全球化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因而成为当代全球化理论的一大源头。马哲史的研究也因此而被激活。
加强微观研究，除了上述这些具体研究方式，最重要的是要突出“问题研究”。问题是多种多样的，既有马哲史上一再提出的老问题，又有研究中遇到的新问题；既有理论上的问题，又有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等等。不管何种问题，只要进入马哲史研究的视野，都有“激活”的作用，因为这样的问题研究开辟了新的论域，深化了原有的讨论，最后的结果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要避免研究的平面化，必须加强问题意识。实际上，马哲史就是在提出和回答问题中向前延伸的，如果封闭了问题的提出和解答，也就封闭了马哲史。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本身就必须进行研究，其意义不亚于获得答案。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善于正确分析问题，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环节。
三、坚持历史叙述与规律揭示相结合
研究马哲史，不仅要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传播、发展的具体过程，弄清发展线索，而且要研究和把握发展规律。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只有把握发展规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发展方式，才能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而且，只有深刻揭示其发展规律，才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更为全面、准确的历史叙述；离开了对规律的揭示和把握，历史叙述可能是肤浅的或者是不得要领的。就此而言，要深化马哲史的研究，必须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规律的认识。
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重要的是学会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不仅是认识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而且是把握马哲史的根本方法。研究马哲史之所以必须坚持这种方法，原因就在于这种方法在揭示规律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一是对发展中各种现象的认识。马哲史上的各种现象很复杂，如何清楚地认识这些现象及其产生的必然性，必须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动因。例如，为什么在普鲁士专制的条件下会产生马克思的哲学?为什么在帝国主义时代会产生列宁的哲学?为什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会出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在“二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题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只有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各国的具体国情进行分析，才能得到清楚的认识。离开了唯物史观，根本不可能正确认识这些现象，不可能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找到其本质的联系，揭示出规律性。二是对发展的基础和根源的认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哲学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存在特别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权威原理出现在11世纪，个人主义原理出现在18世纪。……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⑥这一追问同样适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发展阶段关注的重点和讨论问题的方式不同，实际上反映了所处的生产方式状况和社会关系状况不同。只有把握了历史发展规律，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规律及其未来走向。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重要的是探索其发展创新的规律。因为创新才是它的生命力和不竭动力。通观马哲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有自身的逻辑或规律性，它主要是通过如下方式得以实现的。
一是不断地提出和发现问题。正确地提出和发现问题，向来是推动理论发展创新的首要前提。问题是怎样被提出和发现的?方法、途径可能很多，但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够不断进行理论反思与追问。其结果是，一方面是发现了问题，另一方面是通过对问题的思考，使理论分析更靠近客观实际、靠近真理，这无疑会提高理论的说服力和穿透力，促进理论创新。如唯物史观的创立实际上就是得益于对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和结论的不断追问。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⑦正是通过对私有财产这个事实和前提的深入追问，马克思看到了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的内在联系，进而通过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共产主义产生的必然性；同时通过异化劳动产生和发展的线索，马克思发现了物质生产及其内在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创立了唯物史观。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后，马克思并没有停止这种反思与追问的工作，随着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各种观点及其理论基础的深入检讨，不断发现其理论错误，借以阐发出新的思想观点。如在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⑧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天然性”的追问，马克思用大量经济事实材料及其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什么“天然”的，而是在历史上发展起来的；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将会走向灭亡的趋势，从而深刻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有生有灭的“自然历史过程”，并使这一观点成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许多哲学和经济学基本理论就是在这种追问、审查的过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
二是勇于进行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就史实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在各种理论批判和社会批判中发展过来的。但也要看到，马哲史是在不断的自我批判中发展过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理论看做是不变的“真理”，而是看做不断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对原有的一些观点和看法进行修改、完善。如对《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就坦言其中一些观点、论述“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毕竟“已经过时”，如果要重写，“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⑨又如1848年革命期间对欧洲革命的看法，恩格斯在晚年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⑩诸如这样的自我审查，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自我批判精神。通过自我批判和纠正，原有理论观点上的一些局限得到了克服，理论上实现了发展和创新。德里达对于这种自我批判精神给予高度评价：“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自身的变革、价值重估和自我再阐释的。”(11)今天，高扬这种自我批判精神，对于推动理论创新同样是非常必要的。
三是能够坦然应对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论著是在论战中形成的，许多理论也是在论战或应对挑战中深化和发展的。可以说，坦然应对各种挑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式。如在19世纪90年代初，唯物史观在德国思想界受到了尖锐的挑战。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保尔·巴尔特在1890年出版的《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中，歪曲马克思的思想，说马克思只承认经济、技术的唯一决定作用，因而唯物史观就是“经济唯物主义”、“技术经济史观”。他还指责恩格斯到处扩张“经济结构”的概念，超出了纯粹经济、技术方面的理解，其历史观就是经济派的观点。与此同时，受这种思潮的影响，以保尔·恩斯特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则把唯物史观庸俗化、简单化，并且作了教条式的理解和运用。对于这些挑战和歪曲，恩格斯在一系列书信中给予了积极回应。恩格斯明确指出，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初，“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12)是完全必要的，“必须这样做”，非此不能划清与唯心史观的界限。但是，这样做也造成了一些毋庸置疑的缺陷，这就是“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13)同时，在一些场合对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也论述不够，如“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4)在对这种事实说明的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历史发展的“合力论”、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等基本理论，从而补充、完善并深化了唯物史观。正是在回应各种挑战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得到创新和发展。
四是善于吸收相关领域的有益研究成果。理论创新固然体现出明显的独创性，但这种独创性并不是要离开人类文明大道。理论上的创新往往是在同相关思想文化的交融与互动中形成的。就马哲史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就是在批判地继承近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在吸收同时代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等领域新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合理转化的过程中实现的。对于马克思来说，正是借助于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深入研究，才对史前社会有了清楚而准确的认识，才会自觉纠正和完善自己以前的史前社会理论；正是借助于对俄国土地所有制、俄国村社结构等文献资料的详细考察，才对俄国公社发展道路和发展命运有了认识上的改变，从而有可能阐发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正是借助于对大量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资料的研究，对不同国家古代社会发展的具体了解，才能对社会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理论作出深入阐发。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对上述研究成果的合理吸收，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今天，要继续推进创新的进程，同样必须注意加强人类文化优秀成果的借鉴和吸收。
从发展史上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规律性，不只是具有学理性意义，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引领社会实践，指导实践创新。不言而喻，这些都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自觉的题中应有之义。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②陈先达：《静园论丛》，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7页。
③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⑤参见姚顺良等：《资本主义理解史(第2卷)：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演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5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82页。
(11)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4页。
(12)(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4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06页。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