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并不是一个把哲学课题化、体系化的职业哲学家，而“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是一个以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毕生使命的革命家。但是，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理论主题，以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为理论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的确存在着理论体系。马克思虽然没有写过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纯粹”的哲学著作和“经典”的哲学文本，但是，马克思又的确具有丰富而深邃的哲学思想，其基本观点之间又的确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这种丰富而深邃的哲学思想、存在着逻辑联系的基本观点及其理论体系，就存在于马克思的各种论战性著作中，存在于其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以及政治批判、历史研究的著作中，需要我们把它解读出来并加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就是一种特殊的解释系统。问题在于，任何一种解读、解释都要受到各自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实际需要、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制约，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在不同的国家及其不同的时期必然具有不同的形式。
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体系的形成和确立
用教科书的形式来解释、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苏联①首创，而始作俑者是德波林和布哈林，标志是德波林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和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1916年，德波林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十月革命后，德波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就是以这本著作为主线和内容的，在这个意义上，《辩证唯物主义纲要》也是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按照德波林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这一完整的世界观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1.作为关于合乎规律的联系的科学的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运动的普遍规律的抽象的科学。2.自然辩证法(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研究的是不同等级的自然界)。3.唯物主义辩证法在社会中的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转引自安启念，第168页)依照上述观念，《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建构了以“物质”为理论起点，以物质运动的辩证性为理论线索，包括一般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三个层次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这一教学体系在内容上包括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但突出的是辩证唯物主义。
与德波林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主要内容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布哈林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内容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1921年，布哈林出版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在这部教科书中，布哈林提出了两个事关历史唯物主义全局的重要观点：一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学说”，而“社会学是社会科学中最一般的(抽象的)科学”，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布哈林，第6、7页)；二是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基础”，“包括为数不少的所谓‘一般世界观’的问题”(同上，序言第1页)。
在以上两个重要观点的引导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建构了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导论社会科学的实际意义；第一章 社会科学中的原因和目的(因果论和目的论)；第二章 决定论和非决定论(必然和意志自由)；第三章 辩证唯物主义；第四章 社会；第五章 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平衡；第六章 社会要素之间的平衡；第七章 社会平衡的破坏和恢复；第八章 阶级和阶级斗争。在这里，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个人、人与物、人与观念、社会的技术装备和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力与社会经济结构、上层建筑及其结构、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发展中的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都得到了阐述。如果说德波林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是俄国人第一次试图以教科书的形式系统阐述辩证唯物主义，那么，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则是俄国人第一次试图以教科书的形式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
按照布哈林的观点，20世纪20年代初，俄国“要求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系统阐述的呼声是很急切的”，而他“之所以选择历史唯物主义的题材，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个‘基础的基础’还缺乏系统的阐述”。(同上)由于是苏联第一本以教科书的形式“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同时，由于布哈林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列宁全集》第43卷，第339页)，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出版后客观上起到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一度被誉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权威著作。卢卡奇当时评论道：“布哈林的新著(指《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引注)是符合长期以来对一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解说需要的”，“布哈林在把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有意义的问题归纳到一种完整的、系统的解说中去这方面是成功的，这部解说多少是马克思主义的；其次，阐述一般清晰易懂，所以，作为一部教材，这本书可喜地达到了它的目的”。(《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第216页)
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有其致命缺陷，那就是过多地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学”特征，而淡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性质；过多地强调了平衡论，而淡化了辩证法，甚至提出用“现代力学的语言”代替“辩证法的语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指出，布哈林“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列宁全集》第43卷，第339页)卢卡奇则认为，“布哈林的理论宗旨不同于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到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历史唯物主义伟大传统”。(《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第227页)
德波林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和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开启了以教科书的形式阐释、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河，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开始形成。在此之后，苏联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例如，沃里夫松的《辩证唯物主义》(1922年)、萨拉比扬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导论》(1925年)、德-米扬斯基的《辩证唯物主义导论》(1930年)、蒂缅斯基的《辩证唯物主义导论》(1930年)、贝霍夫斯基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概论》(1930年)、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教程》(1931年)；丘缅涅夫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2年)、谢姆科夫斯基的《历史唯物主义讲稿》(1922年)、戈列夫的《历史唯物主义概论》(1925年)、拉祖莫夫斯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教程》(1924年)、芬格尔特和萨尔文特的《历史唯物主义简明教程》(1928年)、麦德杰夫和希尔文特的《历史唯物主义概要》(1931年)、沃尔松和加克的《历史唯物主义概论》(1931年)；芬格尔特和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29年)，等等。
1929年出版的芬格尔特和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提并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种“二分结构”已见雏型。这部书的出版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初步形成。
1932年、1934年出版的米汀和拉祖莫夫斯基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则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基本形成。《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从一开始就是作为苏联党校和高校的哲学教科书而编写的，全书分上、下两册共十五章。上册 辩证唯物论：第一章 当作宇宙观看的马克思主义；第二章 唯物论和唯心论；第三章 辩证法唯物论；第四章 唯物辩证法之诸法则；第五章 哲学中两条阵线上的斗争；第六章 辩证法唯物论发展中的新阶段。下册 历史唯物论：第一章 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第二章 论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第三章 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第四章 关于社会群和国家的学说；第五章 过渡时期之政权与社会斗争；第六章 意识形态论；第七章 战斗的无神论；第八章 社会变革论；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等。
其中，辩证唯物主义部分的第五、六章的内容，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的第五、七、九章的内容，是当时苏联政治形势的产物。去掉这些章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内容和结构，同当今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内容和结构是一致的。在这种内容和结构的背后是这样一种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论，“这种彻底的唯物论……就是辩证法的唯物论”，而“辩证法唯物论——这是一种完整的、彻底革命的、包括自然界、有机体、思维和人类社会的宇宙观”。(米汀等，上册，第25页)历史唯物论则是辩证唯物论在社会生活领域的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借政治的批判，把自己的哲学思想，施之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揭露了政治理想之物质的内容，开创了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创立“加深和发展哲学的唯物论”，“达到唯物论之彻底的发展”。(同上，下册，第1页)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具有一致性，二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和不可分裂的联系”，这就是，一般唯物论根据存在说明意识，历史唯物论根据社会存在说明社会意识。
可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并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但它却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问题在于，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不是马克思本人提出来的。从历史上看，“辩证唯物主义”是狄慈根首先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恩格斯首先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卢卡奇首先提出的。
1886年，狄慈根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中，首次提出“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52页)，用于描述其本人的哲学思想，而狄慈根本人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在恩格斯哲学思想框架内的一种发挥。真正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的是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不仅是唯物主义哲学，而且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哲学。”(《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79页)“‘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它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同上，第1卷，第768页)同时，由于辩证唯物主义涉及历史领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辩证唯物主义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的”“这个形容语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而只表明应用它在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同上，第2卷，第311页)这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为了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
同普列汉诺夫一样，列宁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一再把自己的世界观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读过全部手稿)阐述的也正是这个世界观。”(《列宁全集》第18卷，第258页)但是，在解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时，列宁提出了与普列汉诺夫不同、且影响深远的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中的“推广运用”。(《列宁选集》第2卷，第311、423-424、425页)在列宁看来，“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用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同上，第221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基本前提，即存在决定意识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两个重要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把这两个基本前提、两个重要部分熔铸在一起，就构成了“一整块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几乎与狄慈根同时，恩格斯提出了一个与“辩证唯物主义”相似的概念，即“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这一概念与恩格斯提出的另一概念即“现代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按照恩格斯的观点，无论是在历史观上还是在自然观上，“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4页)，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1859年，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文中，首次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术语，并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要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扼要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页)；1890年，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首次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2页)；1892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英文版导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解释：“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04-705页)显然，在恩格斯那里，“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同一个概念，二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不同表述。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看，首先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提并论的是卢卡奇。1923年，卢卡奇在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写的书评中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第218页)，但他并未对这一新的概念作出解释。1929年，芬格尔特、萨尔文特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此为题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可见，无论提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是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提并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米汀等都不是始作俑者。《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和定位，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的说明，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以恩格斯、列宁的思想为理论依据的；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提并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也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对恩格斯、列宁思想的发挥。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明确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修盖好唯物主义的上层，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25页)《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方面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彻底的唯物论、完整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又加上“历史唯物主义”来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是为了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独创性，强调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彻底性”、“完整性”，因为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彻底性、完整性集中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中。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影响是空前而深远的，它的出版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基本形成。
首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体现了联共(布)中央的意志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1931年，在批判德波林的高潮中，联共(布)中央向苏联哲学界提出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即编写新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当时苏联哲学界主要领导米汀的主持下，组织了全苏联哲学界的力量，以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名义集体编写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本著作标明作为苏联党校和高校哲学教科书，它不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而且直接为当时的苏联政治、政策作论证，从而体现了联共(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终定位，即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为现行政策论证。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的特殊的社会位置和历史使命。
其次，《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形成了以列宁、恩格斯的著作为主，以马克思的著作为辅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文献格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理论依据或文献依据当然应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尤其是马克思的著作为主。可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文献依据却是列宁的著作多于恩格斯的著作，恩格斯的著作多于马克思的著作，而集中体现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却很少甚至几乎没有被引证。这就造成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名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却很少甚至几乎没有引证马克思的重要哲学著作。列宁的著作多于恩格斯的著作，恩格斯的著作多于马克思的著作，这一文献格局逐步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经典”文献格局。后来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包括成为主流教材、权威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康斯坦丁诺夫主编)，都维持了这一文献格局。
再次，《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制定并巩固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在芬格尔特、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并未成型。米汀等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明确地把“物质”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点范畴，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从而建构了一个特色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米汀不无得意地自我评价道：“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分法被人接受，流传下来了”。(转引自安启念，第173页)
实际上，米汀制定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不仅“流传下来了”，而且支配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半个世纪之久。无论是斯大林去世后的批判斯大林运动，还是赫鲁晓夫下台后的批判赫鲁晓夫运动；无论是1954—1955年对亚历山大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康斯坦丁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还是后来出版的一批又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无论是20世纪50—80年代认识论派与本体论派的论争，还是1965年、1977年两次唯物辩证法讨论，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
以20世纪50—8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权威版本——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于1958年首次出版，之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一再修订，分别出版了1962年版、1971年版、1972年版、1974年版、1982年版，是20世纪50—8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主流教材和权威版本。其中，195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结构是：导论：第一章 哲学的对象；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第一篇 辩证唯物主义：第四章 物质及其存在形式；第五章 物质和意识；第六章 现实中各种现象的合乎规律的联系；第七章 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规律；第八章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第九章 否定之否定规律；第十章 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第二篇 历史唯物主义：第十一章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第十二章 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第十三章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第十四章 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第十五章 阶级，阶级斗争，国家；第十六章 社会革命是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规律；第十七章 社会意识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第十八章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第十九章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的主要流派。
可以看出，尽管康斯坦丁诺夫要去除斯大林的影响，尽管“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一书名被改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尽管在一些具体安排上有所变化，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被保存下来了。之后不断修订的版本，除了贯彻苏联共产党第21、22、23、24、25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做了局部改良，在一些具体观点的阐述上有所深化外，在总体框架上并没有突破《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所确立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
特殊的社会地位，即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和为现行政策作论证；特殊的文献格局，即引证的列宁、恩格斯的著作多于马克思的著作；特殊的总体框架，即以“物质”为起点范畴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构成了特色鲜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这三个基本特征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中得到集中体现。因此，米汀等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出版，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的基本形成。
1938年，斯大林出版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该书开宗明义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24页)，并以此为依据先后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唯物主义。
显然，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以米汀等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为基础的，以有所变化的形式肯定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同时，由于斯大林在当时的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殊地位，由于当时苏联的体制，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又反过来巩固并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总体框架，使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的“经典”，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版，标志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体系在苏联以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真正确立下来了。
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体系在中国的形成和确立
中国人最早知道马克思的学说是在20世纪初：1903年，马君武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的比较》一书中第一次向中国人初步介绍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国人开始较为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1919年，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首先向中国人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瞿秋白则首先向中国人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并于1924年出版了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即《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从而在中国开启了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先河。
从内容上看，瞿秋白是依据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哲学概论》展示了这样一条逻辑线索：“(一)先从哲学上之宇宙根本问题研究起；(二)继之社会现象的秘密之分析；(三)再进于社会主义之解说”。[《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2卷，第340页]它制定了如下理论框架：哲学中之唯心唯物论，唯物哲学与社会现象，宇宙之源起，生命之发展，细胞——生命之历程，实质与意识，永久的真理——善与恶，平等，自由与必然，互变律，数与质——否定之否定，社会的物质——经济，原始的共产主义及私产之起源，阶级之发生及发展，分工，价值的理论，简单的与复杂的劳动，资本及余剩价值。《现代社会学》则从第一章社会学之对象及其与其他科学的关系、第二章社会科学之原因论与目的论、第三章有定论与无定论、第四章社会现象之互辩律、第五章社会这五个方面，进一步深化了《社会哲学概论》中的唯物史观部分，实际上是一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教科书。
按照瞿秋白的观点，包括“唯物哲学之历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新的宇宙观”(同上，第339页)；在这种“新的宇宙观”中，“唯物主义的，互辩律的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唯物哲学之历史观”，即“社会学乃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一切现象，并研究社会形式的变迁，各种社会现象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变迁之公律的科学”；“研究社会现象的时候，尤其应当细细的考查这唯物主义的，互辩律的哲学”(同上，第398、334页)。因此，《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在重点阐释“唯物哲学之历史观”的同时，阐述了“唯物主义的，互辩律的哲学”，包括矛盾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并指出：“宇宙的根本是物质的动，动的根本性质是矛盾——是否定之否定，是数量质量的互变。”(同上，第357页)这样，《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就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体系结构上看，《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受到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戈列夫编写、瞿秋白翻译的《新哲学——唯物论》的影响。《现代社会学》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社会哲学概论》则在第一部分首先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然后在第二部分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换言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在《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中已初见端倪。这标志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体系在中国初步形成。
1937年，李达出版了《社会学大纲》。这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以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著作为依据，以哲学基本问题及其科学解答为基本线索，以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同一为基本原则，建构了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即第一篇 唯物辩证法：第一章 当作人类的认识史的综合看的唯物辩证法；第二章 当作哲学的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第三章 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第四章 当作认识论和伦理学看的唯物辩证法。第二篇 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第一章 历史唯物论序说；第二章 布尔乔亚社会学及历史哲学批判。第三篇 社会的经济构造：第一章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第二章 经济构造之历史的形态。第四篇 社会的政治建筑：第一章 阶级；第二章 国家。第五篇 社会的意识形态：第一章 意识形态的一般概念；第二章 意识形态的发展。
可以看出，《社会学大纲》在体系安排上仍然采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并认为“历史唯物论是把辩证唯物论运用于社会的认识理论”，“所谓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关联，这句话的本来的意义，就是彻底的把辩证唯物论应用并扩张于历史的领域。只有彻底的把辩证唯物论扩张于人类社会或历史的领域，才能使辩证唯物论更趋于深化和发展”。(《李达文集》第2卷，第285、283页)在整体结构和理论体系上，《社会学大纲》没有超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但是，我们注意到，同《社会哲学概论》以及同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相比，《社会学大纲》不仅具有列宁、恩格斯的“元素”，而且具有更多的马克思的“元素”；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阐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些重要观点。《社会学大纲》高度评价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它为“马克思的彻底的哲学唯物论”奠定了基础，其中，根本契机是把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实践概念“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展开出来，引入于唯物论之中，给唯物论以新的内容、新的性质”，正是基于对实践的正确理解，马克思“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达到唯物辩证法这一“统一的世界观”。《社会学大纲》明确提出“当作实践的唯物论看的唯物辩证法”这一命题，并认为“辩证法的唯物论，以劳动的概念为媒介，由自然认识的领域扩张于历史认识的领域，使唯物论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变成了实践的唯物论”；“实践唯物论，把实践当做历史的——社会的范畴，解释为感性的现实的人类的活动，并把它作为认识论的契机，所以能够在其与社会生活的关联上去理解人类认识的全部发展史，因而克服观念论哲学的抽象性与思辨性，而到达于唯物辩证法”；“实践的唯物论，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于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同上，第56、60-61页)
同时，《社会学大纲》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一方面，自然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基础，历史唯物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应用”和“扩张”；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首先阐明了历史领域中的辩证法，其次由历史的辩证法进到自然辩证法，而在社会的实践上统一两者以创出科学的世界观的唯物辩证法”。(同上，第56页)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自然观的“综合”和“统一”，而二者统一的基础则是科学的实践观。正是基于对实践意义的正确理解，马克思发现了“人与自然相结合的媒介”，发现了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在把唯物辩证法从历史领域“贯彻于”自然领域的同时，又把唯物论从自然领域“扩张于”历史领域，从而“建立彻底的唯物论、统一的世界观”。(同上，第57-58页)
《社会学大纲》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关联的理解有明显的逻辑矛盾，而且没有把科学的实践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贯彻始终。但是，《社会学大纲》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意识到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存在着内在联系，意识到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立是哲学史上革命变革的契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的安排上，《社会学大纲》力图用劳动——实践范畴连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接受的既有“打上了俄罗斯印记的列宁主义与斯大林模式”，又有“经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既受到当时苏联哲学论战，如“辩证法派”与“机械论派”、米汀与德波林论战的影响，又有对当时国内哲学论战，如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唯物辩证法论战的总结；既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影响，又凝聚着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理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独创性。
《社会学大纲》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接影响到毛泽东写作包括《实践论》、《矛盾论》在内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毛泽东后来高度评价《社会学大纲》，认为“《社会学大纲》就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转引自胡为雄，第69页)毛泽东可能忽略或没有看到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所以误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看作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如前所述，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才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但是，无论是对西方哲学史的分析，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考察，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把握的广度，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阐述的深度，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界定的准确性，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建构的完整性，《社会学大纲》都比《社会哲学概论》以至同一时期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高出一筹。应该说，《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以自己的表述方式撰写的第一部全面、系统、透彻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教科书，代表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最高水平，标志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体系在中国基本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1959年，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基本沿袭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这一时期，不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被引进中国，而且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专家也被邀请到中国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经典著作，同时，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1953年出版)也被苏联专家介绍到中国，这就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从1959年开始，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精神，中国学者开始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1961年，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由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提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的哲学基础，是革命的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是真正科学的世界观”，而作为世界观的学问，“哲学观点就是人们对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对于整个世界的最根本的观点”(艾思奇，第1、2页)；“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同上，第19、200页)。按照这一指导思想，除第一章 绪论外，《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做了这样的安排：上篇 辩证唯物主义：第二章 世界的物质性；第三章 物质和意识；第四章 对立统一规律；第五章 质量互变规律；第六章 否定之否定规律；第七章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第八章 认识和实践；第九章 真理。下篇 历史唯物主义：第十章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第十一章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第十二章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第十三章 阶级和国家；第十四章 社会革命；第十五章 社会意识及其形成；第十六章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显然，《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受到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1958年出版)的影响。但是，《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又不是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简单模仿，它在某些方面比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具有更高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特创性：一是结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二是结合中国传统哲学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三是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其对对立统一规律、认识和实践的阐述，基本上采用了《矛盾论》、《实践论》的体例。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并组织编写的，同时，由于编写者是当时国内一流专家、学者，代表着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最高水平，因而具有极高的权威性。《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发展史上的地位在于，它标志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体系在中国的确立，同时，作为全国党校、高校通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它结束了在中国课堂上使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从1961年到2011年，50年间，国内出版的各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已高达千余种，但除极少数外，绝大多数教科书在基本内容、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上都没有超出《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三、东欧、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的新探索
在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提出质疑，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作出新探索的，是东欧南斯拉夫和民主德国的学者。
无疑，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曾深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的影响。1949年，鲍·齐赫尔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二战”后南斯拉夫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1955、1958年，伊·科桑诺维奇分别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导论》、《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导论》；1958年，普·弗兰尼茨基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无论是从阐述的内容来看，还是就表达的方式而言，这些在南斯拉夫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深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随着南斯拉夫“实践派”与“辩证唯物主义派”的形成与分化，南斯拉夫哲学界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体系的认识和评价发生了根本分歧。
“实践派”明确否定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而是由列宁建立，斯大林加以简单化、教条化的哲学观点。“马克思所理解的‘哲学’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初由列宁加以描绘后来由斯大林赋予最终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马克思是毫无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本体论’原理，即关于自然界先于精神，物质先于意识的原理，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认识论’原理，即关于人的意识是对现实的反映的原理一样，是和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即实践的思想相对立的。”“对马克思来说，主要的哲学问题，并不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而是人和世界的关系”(贾泽林，第206-207页)，是在创造一个更加人道的世界的同时如何实现人的本质，并指明走向人的自我实现的实际步骤。这是其一。
其二，“实践派”认为，辩证法并不是关于客观世界普遍规律的科学，把辩证法描述为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消极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本体论”。按照“实践派”的观点，唯物主义本质上是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而辩证法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因此，辩证法同唯物主义的结合只能是虚构；客观对象和过程只有同人的需要、人的实践活动相关联时，才具有实际价值，因此，辩证法只有同人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才具有其真实意义。“辩证法既不是一种绝对、抽象的精神结构(如黑格尔所说)，也不是自然界的一种一般结构(如恩格斯所说)，而是人类历史的实践及其本质方面的一种总体结构——批判思维。”(马尔科维奇、彼得洛维奇，第26页)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使辩证法成为人道主义的辩证法”，“使人道主义成为辩证法的人道主义”。
其三，“实践派”一般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它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异化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从而发现那些摧残人、阻碍人的发展，导致经济异化、政治异化的特殊的社会制度。“历史唯物论不是马克思关于人和历史的一般理论，而是他对阶级社会自我异化的人(作为‘经济动物’的人)的批判，也就是他关于自我异化的人类历史(更确切地说是‘史前史’)的批判理论”。(衣俊卿、陈树林，第279页)同时，历史唯物主义只有成为马克思实践哲学这一理论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才能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在实践哲学中，人被理解为自由的创造性的存在物，他通过自己的活动实现自身和自己的世界。然而，正因为是自由的存在物，人也可能自我异化，成为自我异化的不自由的存在物，成为经济动物。正因为人的自我异化，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对自我异化的社会和人的解释及批判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相对的价值。但是，从实践哲学的整体中分离出来的、孤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只能描述阶级社会中的经济决定作用和剥削的机制，甚至连这种社会和自我异化的人是非人道的这一根本命题也不能阐述……甚至不能充当关于阶级社会和阶级的人的完整的见解”。(同上，第281页)
“作为教条并在根本上具有保守倾向的‘辩证唯物主义’……至多只能导致现有的科学知识的一般化和系统化，而无助于创立一种能够引导实践的社会力量走向世界的解放和人化的批判的时代精神”。(同上，第311页)因此，必须破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一种具有人道主义和社会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实践派”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种实践哲学体系。换言之，“实践派”提出了问题，但没有解决问题；重在解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但没有建构起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
如果说“实践派”重在“破”：解构苏联“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那么，“辩证唯物主义派”则重在“立”：建构南斯拉夫“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与“实践派”不同，“辩证唯物主义派”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建立南斯拉夫“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从总体上看，这种南斯拉夫“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逻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密切联系的关于世界普遍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决定论；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的辩证唯物主义”，具有人道主义的性质。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性和人道主义的统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一种世界观。
20世纪60—70年代，“辩证唯物主义派”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如波·合希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奥·曼迪奇的《辩证唯物主义概论》、安·斯托伊科维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波·合希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奥·别扬诺维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其中，安·斯托伊科维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先后出了八版，在南斯拉夫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极具代表性。安·斯托伊科维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三篇共九章。第一篇 哲学、科学和实践：第一章 哲学形成和发展的条件和前提；第二章 哲学的对象及其与专门学科、其他文化领域和社会实践的关系；第三章 辩证唯物主义的形成及其革命实质。第二篇 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学说：第一章 世界的一般结构和规律；第二章 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逻辑——认识论——方法论原理；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实质。第三篇 辩证唯物主义优于现代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第二章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看法；第三章 世界和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现状和前景。
显然，安·斯托伊科维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具有鲜明的南斯拉夫特色：一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本体论、逻辑——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规范和人本主义，并始终围绕着这一基本问题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人与世界的认识关系和价值关系的科学，不仅阐述了本体论、认识论，而且阐述了价值论；三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实质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世界观意义，不仅阐述了世界的一般结构和规律，而且阐述了人的生存的意义，阐述了人是最高价值和目的本身；四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尽管斯托伊科维奇等人在其他场合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但在安排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的结构时，则把历史唯物主义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外，认为随着哲学和社会学的发展，作为研究社会运动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不属于哲学，而属于社会学。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意义被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的意义被淡化了。
几乎与南斯拉夫哲学界“实践派”和“辩证唯物主义派”论争的同时，民主德国哲学界发生了“实践论争”，继而发生了“体系论争”。“实践论争”的主题是何谓实践，力图对实践范畴的内涵进行新的探讨；“体系论争”的主题则是在重新审视实践范畴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结构理论、叙述方法、总体框架进行新的探讨。正是在这场“体系论争”的过程中，1967年，民主德国出版了柯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分六个部分共十四章。第一部 现代的哲学：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世界观；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第二部 世界统一于物质性：第三章 哲学的根本问题和根本流派；第四章 物质和世界的统一性。第三部 世界的合乎规律的秩序：第五章 客观实在的体系的性质；第六章 辩证的决定论；第七章 规律及社会规律的有意识的利用。第四部 世界是发展的：第八章 作为质变的发展；第九章 作为否定之否定的发展；第十章 辩证的矛盾是运动及发展的源泉。第五部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第十一章 认识过程的社会基础；第十二章 认识的本质和结构。第六部 现代的社会形态及精神生活的改造：第十三章 工人阶级创造新的世界；第十四章 现代精神生活的变革。
柯辛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有如下较大的差异：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规定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则提出，从事实践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人对于世界的关系是通过人的能动的活动的各种形式来实现的。处于对世界的这种关系中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是研究人在革命实践中如何变革自己的周围世界和他们自身。”“只有从这一点出发，自然和社会在其一体性和相互作用中，社会的实践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中……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同时，科学、政治、道德和艺术……也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己研究的对象就是这样的一切领域同人、人的活动之间的联系，以及规定一切领域特征的各种普遍规律和本质的特征”。(《当代哲学思潮述评》，第45、47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规定的特点就在于，对象被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认识活动所媒介的领域，或者说，从现实的人出发，并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来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从而合理解决全部哲学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同日本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分别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则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体化”，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基本观点、基本规律在这种“一体化”的联系上得到说明。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叙述”的基础，也是其鲜明特征和新颖之处。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生产力、生产关系是放在“物质和世界的统一性”中阐述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阶级结构是放在“客观实在的体系性”中阐述的，社会革命是放在“作为质变的发展”中阐述的，而认识论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展开的，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基本原则，就是把社会生活及其历史置于客观实在的领域，即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中加以考察，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以人类活动、社会生活过程作为出发点和中心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越性”在于“对人类社会及社会实践的唯物主义解释”，“抛开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存在辩证唯物主义。两者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中是融为一体的”。(《当代哲学思潮述评》，第43页)应该说，这一观点正确而深刻，体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意义及其划时代贡献。
在探索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的道路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确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我们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又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它一方面强调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全部哲学问题的合理解决都存在于“社会实践和从概念上把握社会实践”中，另一方面又把“物质”、“意识”、“实践”这三个范畴并列，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范畴，并从自然史的角度出发阐述物质、意识、实践之间的关系，从物质范畴出发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在第五部分即认识论部分才开始阐述实践的结构、地位以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犹如太阳的单独运行规律已经被指明，但关于整个天体运动的解释仍然运用着托勒密的理论。
比东欧的南斯拉夫、民主德国晚了约20年，苏联学者开始全面反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体系，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
1982年，《哲学问题》第12期发表编辑部文章，在苏联历史上首次提出，要从根本上反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体系，认为这一体系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分开阐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把二者解释为两个独立的哲学学科，忘记了“二者的本质同一”。
1985年，格列察内、卡拉瓦耶夫、谢尔热托夫在《列宁格勒大学学报》第13期上发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同一》一文，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同一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整体与部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构上的两个组成部分，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相互补充的特征；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本质统一，超出社会存在就没有意识与存在的关系，唯物主义的辩证性质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式中才成为可能，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法的集中体现，而实践则是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整体化为统一的完整学说的哲学范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不是结构上的统一，而是实质上的统一，是统一的有机整体、统一的科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体系的根本缺陷在于，在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形成两个对象、两种“存在”、两种唯物主义以至两个学科，从而造成了“本体论断裂”。所以，必须“摒弃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图式”。
由此，苏联哲学界开始全面反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体系，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在这个过程中，1989年，苏联出版了弗罗洛夫主编的《哲学导论》。
《哲学导论》的书名是中性提法，但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一种明确的肯定态度，阐述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实际上仍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哲学导论》分上、下两卷共18章。上卷 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第一章 哲学及其使命、意义和功能；第二章 哲学的产生及其历史类型；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第四章 20世纪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卷 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概念、原理：第五章 存在；第六章 物质；第七章 辩证法；第八章 自然界；第九章 人；第十章 实践；第十一章 意识；第十二章 认识；第十三章 科学；第十四章 社会；第十五章 进步；第十六章 文化；第十七章 个性；第十八章 未来。下卷的章节顺序安排和上卷的哲学史的发展及其反映的社会发展是相互关照的，以体现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体现哲学知识的整体性及其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继承人类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创造性地研究当代社会现实和当代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的。
按照弗罗洛夫的观点，这部教科书之所以取名《哲学导论》，“当中蕴含着特定的意义”：一是“帮助那些学哲学的人，对哲学的问题和语言、哲学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概念和范畴，对哲学史和当代的哲学问题，有个初步的了解，从而使他们能在这纷繁复杂的事物中，独立地确定研究方向”(弗罗洛夫，上卷，前言第3页)；二是提高人们的理性思维素养，善于得心应手地运用概念“提出、论证或批判某些见解”，“看清变化和发展中的现实”；三是“尽力揭示和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颖性和独创性，“也决不会抛弃以前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前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的直接继续，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强大有力，就是因为它善于批判地改造和吸收世界哲学思想的优秀成果，“以往的杰出哲学家不仅是我们的先辈，而且也是我们的‘同代人’，因为我们可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可以同他们进行平等的对话和辩论”(同上，前言第5页)；四是恢复唯物辩证法的本来面貌和应有作用，以批判的态度对待现实。唯物辩证法本来是对社会进行批判改造的武器，但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中变成了“毫无生命力的、单调乏味的死板公式”，变成了“掩盖现实生活的矛盾”，“为现存的那些远非理想的事物进行辩护和颂扬”的工具。因此，必须恢复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性，以批判的态度对待现实，探索改造和发展现实的各种可能性。“只有在改造现实的过程中和在实践中，哲学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人类思维的现实性和威力方能显示出来。”(同上，前言第3页)
从内容和观点上看，《哲学导论》保留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经受住了时间检验的一切东西”，同时，依据当代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对传统课题进行新的阐述，如“物质、空间与时间”、“存在的普遍联系”、“认识中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并增加了“一些以前的教科书里没有的题目”，如“存在”、“文化”、“个性”、“实践”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实践”。《哲学导论》明确指出，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类世界的基础，是人类对待世界的特殊方式，新世界观的基本思想就是唯物主义的实践观。“马克思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哲学思想在于……实践是初始的和第一性的”。(同上，第183页)
从结构和主体上看，《哲学导论》彻底打破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建构了以人类解放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哲学导论》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是研究和从理论上论证被奴役的人类的解放问题。马克思主义证明，消灭一切奴役制度，消灭人的屈辱、异化和不自由，是不可避免的。哲学通过探讨、分析和研究人类普遍的实践经验和人类普遍的精神经验这两个方面，而使历史进程的这个最崇高的目的得以实现。”(同上，第174页)
《哲学导论》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对人类解放这一主题的论证：一是沿着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的本质这些“根本性的经典问题”而展开，并认为“对根本性的经典问题的研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本质”(同上)；二是沿着“对共产主义的含义进行哲学论证”而展开，“把人的解放问题改变为有关个人和社会沿着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的历史发展问题”，并认为“全面发展的人，这就是作为共产主义理想‘核心’，而展现在马克思面前的理想的哲学形象”(同上，第177、187、181页)；三是沿着人道主义的思路而展开，认为“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以往哲学的各种人道主义趋向，阐明了将人道主义理想付诸实现的途径、使人获得解放的途径和建设无愧于自由的人的社会的途径”(同上，前言第5页)，所以，必须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
在《哲学导论》中，人的解放与人道主义密切相关甚至融为一体，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实现人类解放，和马克思主义的最崇高的理想——人道主义具有相同的内涵。《哲学导论》力图把人道主义精神贯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建构一种苏联式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历史上看，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到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变的趋势就是人道主义化。从1954—1955年讨论亚历山大洛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康斯坦丁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个别观点进行反思，到认识论派与本体论派的论争，认识论派否定脱离人和人的活动的本体论，再到20世纪80年代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体系进行全面反思，要求“摒弃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图式”；从苏共22大提出“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推动斯大林去世后日渐抬头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发展，到1987年“哲学与生活”的讨论提出，“全部哲学都要把人视为社会进步的最终目的，视为最高的价值和一切事物的尺度，也就是说，要使哲学人道化”(拉宾，第5页)，再到1987、1989—1991年“哲学是不是科学”的讨论提出，哲学不是科学，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进而否定哲学为政治合理性论证的可能性，苏联哲学中的人道化倾向一直艰难但顽强地表现出来，形成一种趋势。《哲学导论》就是这种哲学人道化的历史延伸和集中体现，标志着苏联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的形成。
《哲学导论》的主编弗罗洛夫时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真理报》主编，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其作者大多是苏联一流哲学家，因此，《哲学导论》出版后立即取代了在苏联哲学界占主导地位30年之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康斯坦丁诺夫主编)，并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新的权威版本。《哲学导论》的出版标志着苏联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体系的终结，同时，标志着30多年来艰难演进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道化得到了官方的肯定和学界的认可，成为苏联哲学的主流。然而，好景不长，1991年，随着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哲学导论》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它所建立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也寿终正寝，只能作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是兴盛于世。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导论》又是苏联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终结的标志。
（原载《哲学研究》2011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