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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翟】马克思的生息资本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基于虚拟资本积累视角的考察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带来了虚拟资本爆炸性增长、积累过程金融化、经济活动重心转移等一系列新的变化。与以往虚拟资本与产业资本携手并进,以及在经济繁荣时扩张、经济危机时大规模缩水不同的是,当今虚拟资本的扩张恰恰对应着实体经济的长期停滞。由此,产生了如下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虚拟资本的积累是否已经与产业资本的积累相背离,如果是,那么它背后的深层机制是什么?马克思曾将货币资本积累与产业资本积累的关系问题视作有关生息资本理论的“仅有的几个困难问题”①之一,并就货币资本的积累作了详尽的考察。由于当代金融体系相较于马克思的时代而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货币资本(银行借贷资本)在金融体系中的支配地位已经让位于虚拟资本,在这个意义上,对虚拟资本积累问题进行考察是当代金融体系变革的现实向我们提出的必然要求。

金融体系的当代变革与虚拟资本的崛起

大体而言,金融体系的当代变革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显现出来:(1)商业银行的衰落与投资银行的兴起,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变;(2)金融市场的地位提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体系权力结构的转型,例如,与列宁所分析的金融寡头统治十分接近的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等美国八大财团,在“二战”之后纷纷解体,取而代之的是金融市场的统治地位的确立;(3)金融领域不再仅仅与实体产业、生产过程发生关系,而是将触角伸向了消费领域或者说个人生活领域。当今时代,银行信贷的主体已经不是面向企业的信贷而是面向个人消费的信贷,并且出现了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新情况,众所周知,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也正是与此有关。下面就这三个方面作进一步具体分析。

第一,就商业银行的衰落而言,其主要原因在于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吸收存款与发放贷款)被新兴的金融机构尤其是投资银行所挤压,后者绕过商业银行直接通过金融市场进行融资。著名金融学家罗伯特•希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对此解释道:“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针对证券的公开信息越来越多,道德危害及选择偏见等问题发生的概率已被大大降低。”②换言之,银行的存贷业务之所以能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占据优势地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是它能够为投资者(存款者)规避风险,因此,当发达的经济体系中由于分析师、评级机构以及新闻杂志开始提供对于投资标的的评估,绕过银行直接进行投资的风险就被降低了。于是,就自然而然兴起了以投资银行为主体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发放有价证券等形式吸收存款,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形成了日益庞大的所谓影子银行体系。另外,由于股权关系相较于债权关系在降低和分散风险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企业也更倾向于通过金融市场而非银行融资。

第二,金融体系权力结构的转型可以看作商业银行衰落及金融寡头统治弱化的伴随结果。商业银行的衰落使得鲁道夫•希法亭所极力强调的银行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控制受到普遍质疑,而金融寡头统治的弱化则使列宁所创立的以“参与制”或者说股权融合为主要模式的银行资本对产业资本的统治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我们知道,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从不同层次探讨了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比如说从利润与利息的关系、利润率与利息率的关系、生产关系的本质与形式(资本拜物教)、货币资本(银行借贷资本)的积累与产业资本的积累的关系等多个层次展开分析,但却从来没有触及“银行资本对产业资本的统治”这一维度。在这个意义上,对“银行资本对产业资本的统治”的揭示可谓是希法亭金融资本理论的独特贡献。而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则在这一点上延续了希法亭的思路,这突出体现在他将希法亭强调的通过信贷实现控制的方式进行了拓展,即控制不再仅仅意味着“用扩大或减少、便利或阻难信贷的办法来影响他们,以至最后完全决定他们的命运,决定他们的收入”③,而是包含着另一个重要的层面,即建立在“参与制”基础上的控制。这种控制模式与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康采恩”十分相似,即首先控股一个巨大的母公司,然后以此为前提通过股权融合依次控股其他公司,形成一个层次严密的大型财团。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20世纪初美国出现的摩根财团,当时以摩根为首的银行家几乎控制了美国全部的重要产业。

第三,就金融体系向个人消费以及生活领域的渗透而言,商业银行的衰落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按照著名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的解释,正是因为“过去的三十年中,大企业转向公开市场进行融资,从而推动银行去寻找其他的利润来源。一种途径就是对单个工人提供金融服务。这一趋势由于住房、养老金、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收缩而得到了促进”④。换言之,金融服务从企业转向个人的基本背景是商业银行为求生存而不得不进行的业务拓展或者说转型。一方面,个人消费的金融化不仅涉及住房上的支出,也包括教育、医疗等其他方面的支出。另一方面,流入证券市场的资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居民的收入以及养老金,据统计,美国股市资金的70%来源于养老金等投资机构,而美国普通家庭资产的三分之一以上也投在了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市场,因此,金融体系的末端连接的是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影响着每个普通人的命运。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普通居民家庭资产平均缩水四分之一,很多人也在金融危机中失去了工作甚至无家可归,民众对于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体系的仇视心理由此可见一斑。

以上三点为我们理解金融体系的当代变革提供了坐标,而对这一变革的把握则是我们探讨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及相关问题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正是这三点共同促成了虚拟资本的崛起。首先,投资银行是现有证券(虚拟资本)市场的缔造者,其中就包括股票市场;没有投资银行,也就没有这些市场。因此,投资银行的兴起带来的必然是虚拟资本扩张,并且,由于传统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的冲击下,迫于生存压力也开始转向投资银行业务,从而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虚拟资本的膨胀。其次,随着金融市场地位的提升,以及金融市场的日益发达,虚拟资本也开始获得越来越大的流动性。流动性对于资本增值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在传统的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模式中,融合发生于特定的银行与特定的企业之间,彼此往往结成命运共同体,使得银行不能够根据收益情况灵活调整投资组合。正是由于虚拟资本在流动性方面具有相对于银行借贷资本的优势,从而也使虚拟资本能够战胜银行借贷资本,成为金融市场的主体。最后,作为虚拟资本扩张重要推手的证券化,恰恰始于与消费信贷有关的抵押贷款的证券化:“自美国的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GNMA)1970年完成首笔证券化交易以来,证券化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1980年代以后,证券化的方法被广泛运用到其他资产上,直接导致了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的爆炸性增长。”⑤证券化的出现原本与规避风险与实现杠杆化经营有关,而其在这两个方面实现的成功反过来又推动了证券化技术的不断创新,由此导致了金融衍生品的泛滥,正所谓满足需要的过程总是会创造新的需要。

从货币资本的积累到虚拟资本的积累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货币资本积累的论述构成其生息资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今天我们理解虚拟资本的积累问题提供了重要支撑。这里的货币资本与银行借贷资本是同义词,马克思指出:“为了尽快弄清问题,我们不妨把货币资本的积累,理解为银行家(职业的货币贷放者)手中的财富的积累……我们这里只研究银行家作为中介人对产业资本家和商人发放的贷款。”⑥如果说马克思的生息资本理论始终是围绕着银行借贷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来展开,那么,按照辩证法的根本要求,这种关系就必然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阐述。事实上,这也正是马克思的生息资本理论的基本结构:其前半部分可以看作从正面论述了生息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相互依存、彼此一致的关系,即“货币作为资本贷放——以在一定时期以后流回为条件而放出货币——要有一个前提:货币实际上会当作资本使用,实际上会流回到它的起点”⑦。这一点同样反应“在利息率从长远来看决定于利润率”的事实中。与此相反,在马克思生息资本理论的后半部分,则是以对货币资本相对独立性的强调或者说对产业资本与货币资本一致性的怀疑开始的:“真正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在什么程度上是资本的现实积累的标志,即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标志,又在什么程度上不是这种标志呢?……货币紧迫,即借贷资本不足,又在什么程度上反映出现实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不足呢?”⑧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马克思开始在产业周期演变的动态背景下展开分析。由此,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问题也转换为货币资本积累与产业资本积累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表现在利息率上的借贷资本的运动,和产业资本的运动,总的来说是方向相反的……在产业周期的开端,低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收缩结合在一起,而在周期的末尾,则是高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过多结合在一起。”⑨需要指出的是,产业周期的末端之所以出现高利息率,并不是因为货币资本减少或供给不足,而是因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始采取了紧缩信贷的政策,因此,即使在产业周期的末端,货币资本的积累量依然是充足的。如果我们把产业周期大致分为开端、上升、繁荣和危机四个时期来看的话,那么,在这个周期的过程中借贷资本总的运动趋势是从充裕向紧缩前进,而产业资本则是从紧缩向过剩前进。这就表明,货币资本的积累不仅有相对独立性,甚至于从整个周期的演变来看,它恰恰是和产业资本的扩张逆向而动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马克思从两个层面分析了货币资本的积累问题:第一,货币转化为借贷资本;第二,资本或收入转化为货币,这种货币再转化为借贷资本。就前者而言,一方面由于危机过后生产紧缩导致大量货币转化为借贷资本,从而带来货币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单单是由于银行业务的扩大和集中,流通准备金或私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节约就会增加货币资本的积累。就后者而言,货币资本的积累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部分是这种现实积累扩大的结果,一部分是各种和现实积累的扩大相伴随但和它完全不同的要素造成的结果,最后,一部分甚至是现实积累停滞的结果。”⑩这里,仅仅第一个原因就表明货币资本的积累反映出的现实积累比实际存在的现实积累更多,第二、第三个原因则使得货币资本积累走向过剩。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实体经济陷入“滞涨”危机而导致的货币资本过剩正好印证了马克思的上述分析。不仅如此,由于繁荣时期往往是人们信心十足、商业信用过剩的时期,而信用过剩则大量节约了货币资本,于是,借贷货币资本的过剩在这一方面又得到了加强。总而言之,马克思货币资本积累理论的基本结论是:由于信用制度的发展,经济体系内部开辟出了源源不断的货币资本之源,造成了货币资本的过剩积累。

基于以商业银行为重心的金融体系,马克思重点分析了货币资本积累与产业资本积累的关系。在资本主义深度金融化的今天,当经济的重心已经转向金融领域之时,我们更应该将目光转向货币资本积累与虚拟资本积累的关系问题。如果将虚拟资本看作供给,那么,货币资本就意味着有效需求;正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货币资本的长期过剩,推动着金融创新不断前进。这种过剩不仅是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根本动力,同样也是虚拟资本爆炸性增长的基本前提。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也将经济金融化归结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本过剩:“资本所有者面临的困境是,在盈利性投资机会日益稀缺的情形下,如何营运巨额可支配盈余?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们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是扩大金融产品需求,将金融产品作为货币资本保值、增值的方式之一。这一进程的供给方相继推出了期货、期权、衍生产品、对冲基金等一系列新的金融工具。结果,金融投机甚嚣尘上,并持续至今。”(11)不仅如此,这种过剩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廉价信贷”一方面会不断推升虚拟资本的价格,引发资产泡沫;另一方面,资产泡沫本身又使得投机性融资成为可能,即利用短期负债来进行长期投资,从而将更多的流动性注入资本市场,引发虚拟资本扩张。事实上,资产泡沫本身即足以吸引国内外资金的流入。比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金融市场之所以能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房地产价格的泡沫化来支撑的。因此,这里存在着一种金融体系的自我巩固、自我循环的趋势,但这种趋势终究是脆弱和不稳定的,当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刺激之时,很容易出现系统性崩溃。

最后,如果我们将马克思从经济体系内部对货币资本积累的分析看作货币资本积累的一般逻辑,那么,当今资本主义金融体系显然还存在着与之不同的货币资本积累的特殊逻辑,正是这双重逻辑共同推动了虚拟资本的日益膨胀。我们看到,当今货币资本的积累主要集中于美国,并且其主要不是靠国内积累实现,而是依赖于其他国家资金的流入。简言之,一方面,美国大量消费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形成庞大的贸易逆差,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则积累了大量美元,为了稳定汇率,这些国家将美元储备当作准世界货币。另一方面,这种储备的大部分都被注入美国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国债,于是,美元储备的大部分又流回了美国,造成美国货币资本的积累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廉价信贷”。正是这种货币资本的积累以及“廉价信贷”为虚拟资本的积累提供了基础,并且不断吹大资产泡沫,造成虚假繁荣,这正是当代金融体系中货币资本积累的特殊逻辑。

金融创新与资本的积累

借助于马克思生息资本理论的有关论述,以上我们重点讨论了虚拟资本积累的基本前提——货币资本的积累。下面我们将目光投向金融发展史,探寻那些对于虚拟资本积累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金融创新,以呈现出虚拟资本积累机制的全貌。大体来说,这种金融创新包含四个方面。

首先,投机和证券交易所建构了一个随时能够吸收货币资本的二级市场,不断刺激货币资本投向金融领域。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投机意味着一种负面的近似赌博的行为,这种行为对于社会发展毫无贡献。历史上诸多经济学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主流经济学的)都曾以批判的态度看待它:马克思将投机定性为赌博,并使用了“赌棍”这样明显带有贬义的语词来描述投机者。与此相反,我们也听到了一种不是仅仅批判投机而是同样强调投机对于商业机制具有不可或缺作用的不同声音。在谈到投机时,希法亭一方面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确认了投机的赌博性质:“投机是非生产性的,带有赌博的性质,而且在舆论中受到这样完全正确的评价”(12);另一方面,他也认为投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具有必然性,以及投机对执行交易所的职能是必要的。而罗伯特•希勒则强调,那些认为“投机是一种具有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活动”的人与马克思这样对投机行为持严重怀疑态度的人之间的分歧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恰恰是因为“双方的论点都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或者说双方各自申明了真理的一半”(13)。按照希法亭的看法,投机的必要性在于它提供了对买卖的不断刺激,因为通过买卖可以实现差额利润,从而保证了一个随时准备吸收货币资本的市场的经常存在,从而为货币资本提供了不断转化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资本再转化为货币资本的可能性。简言之,货币资本的积累并不意味着货币资本最终会投向金融市场并转化为虚拟资本,这里,投机或证券交易所的存在恰恰为这一转化提供了必要的刺激,因而对于虚拟资本的积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股东的有限责任制使得虚拟资本的潜在投资者规模扩大,从而促进了虚拟资本的积累。1811年,美国纽约州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了公司的股东无需为公司负债承担连带责任,并且也首次明确了投资者可以持有多元化的投资组合。这一法案极大刺激了虚拟资本的投资者,参与股票投资的人最终能够损失的不过是当初购买股票的资金,这个理念激起很多人内心一种类似游戏的刺激感。同时,因为存在损失的上限以及避免了卷入诉讼,投资者开始愿意持有多元的投资组合,而多元组合有效地降低了风险,从而使得市场上潜在投资者规模大大增加,极大地丰富了投资银行家可以出售股票的对象。

再次,经理人的股权激励将企业与股票市场绑定在一起,使得股东的利益被置于优先地位,从而增强了投资者信心,刺激了虚拟资本的积累。从大萧条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是所谓“经理革命”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经理人对企业的控制力较强,由于持股高度分散,股东只能被动接受管理层确立的收益分配格局。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崛起,股东重新掌握了对企业的控制权,从此,企业的经营以追求股价上升或提升金融市场对其估值为最终目的。企业经营策略的改变极大推动了股票市场的繁荣,但是,这种经营策略也由于一味强调短期套利而为未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最后,证券化、衍生化加速了虚拟资本的积累,并使得虚拟资本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为例,大量的金融机构提供了次级贷款,并创造了许多组合债券和金融衍生产品,包括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担保债务凭证(CDO)、借助信贷违约掉期(CDS)等。由此可见,仅仅以次级贷款这样一种资产为基础就可以不断衍生、再衍生出这么多的金融产品,若是将此种创造金融产品的方法加以扩展,那么,金融衍生品的规模将会是十分巨大的。事实上,1980年代以后,证券化的方法就被广泛运用到其他资产上,直接导致了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的爆炸性增长。据不完全统计,证券化的债券几乎是全球GDP1.4倍,而金融衍生工具产品则超过了全球GDP8倍。

以上几点在推动虚拟资本积累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同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此消彼长也使得伴随虚拟资本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愈加凸显,这种矛盾成为今天金融体系脆弱性及内在不稳定性的根本原因,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最为深刻的原因。投机在促进虚拟资本积累的同时,也带来了投机性泡沫,一旦泡沫破裂就会引发金融震荡甚至金融危机;后两个方面的金融创新则使得虚拟资本积累严重脱离产业资本的积累,这意味着,虚拟资本不再扮演服务于产业资本的角色,而是力图取而代之成为经济的重心。在当今金融体系最为发达的美国,这一点或多或少已经成为了现实。

虚拟资本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及其结果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货币资本过度积累的大背景下,金融部门的扩张与虚拟资本的爆炸性增长成为了吸收货币资本的主要场所,并且以其在流动性方面的优势与高利润率不断吸引产业资本转向金融领域。由此,社会资源配置出现了极度的不平衡:实体经济本来就已陷入了停滞,由于社会资源过度流向金融领域,从而使实体经济雪上加霜;并且,剩余资本日渐被用于投机性、赌博般的逐利行为,而非用于实体经济的长期投资,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不断降低。

从宏观层面看,社会资源配置失衡导致的结果即是虚拟资本的积累日益脱离产业资本的积累,陷入了相对独立的自我膨胀、自我维持的怪圈。我们知道,金融业的利润绝大部分来自于对实体经济利润的分割以及对个人的金融掠夺,在这个意义上,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越严重,对实体经济的抑制作用就越大,它赖以获得积累的利润源泉就越萎缩,从而实体经济与金融领域的结构性矛盾就越加深。美国学者洛仁•戈尔德在《虚拟资本与资本主义终结》一文中指出:“金融化已经给世界实体经济造成损害,同时也使得世界劳动人民处境更为艰难……1973年以来,资本主义危机和以前危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场大规模的全球性的长期隐蔽萧条,资本主义已进入慢性死亡阶段。”(14)

从微观层面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股东至上主义”尤其是经理人的股权激励机制使得企业在追求收益时更加直接和短期化,从而对于企业的长期战略投资产生了抑制作用。在这一阶段,“企业成为了一个金融概念,从追求长期增长与创新的非流动性实际资产的组合转变为每时每刻都在追求股价最大化的流动性单位的金融资产组合”(15)。为了实现短期内将企业股价尽可能推升的目标,管理层可能会采取一些揠苗助长的行动,忽略长此以往造成的危害,也可能给其继任者留下一个难以收拾的烂局。不仅如此,为了不造成股价的波动,管理层甚至会利用财务手段隐瞒经营的真实情况,而一旦危机爆发,将会对大多数小股东造成巨大的损失。另外,由于近些年来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在金融市场上的兴起,从而加剧了金融领域的投机性和短期套利性。由于对冲基金、私人股本基金包括养老金、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将企业仅仅看作投资组合的组成部分,并且越来越倾向于短期持有企业股票,企业相比于过去更加频繁地受到金融市场力量的冲击。面对这种情形,企业只能选择主动适应并参与到金融化的浪潮中去,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即使在非金融企业内部,产业资本与虚拟资本的不平衡也日益凸显。

总之,虚拟资本的积累是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一同增长的,当投机性泡沫最大的时候也就是金融体系最为脆弱的时候。正如前文所述,虚拟资本的积累需要投机所建构的二级市场,但投机会不定期引发资产泡沫,尤其是在信用扩张时期泡沫现象将十分严重。现如今,泡沫事件已经成为了在金融体系下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泡沫破灭时,往往会造成剧烈的经济波动与失衡,并且由于银行的流动性问题与偿付能力问题的相互叠加,经济波动将愈演愈烈。这构成了伴随虚拟资本积累而来的第三重结构性矛盾,即一方面虚拟资本的积累、金融市场的繁荣需要投机,另一方面投机本身所蕴含的泡沫倾向将使繁荣终结并带来经济衰退。但是,泡沫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这里存在着一个反馈循环,即实际的上升引发对进一步上升的预期,而这种预期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造成新的实际上升。由此,资产价格严重偏离其内在价值,形成泡沫。可以说,泡沫产生—成长—放大—破灭的周期构成了股市运行的周期,在这个意义上,泡沫与股市乃至于虚拟资本的积累是相伴相生的。

马克思曾以一种辩证的态度来看待信用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的解体的各要素”(16)。不言而喻,当代金融体系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出马克思所言的信用制度,但是,以一种辩证的眼光看待实体经济与金融领域(信用制度)的关系仍然对我们具有启示意义。上述种种伴随虚拟资本积累而来的结构性矛盾共同导致了周期性的金融危机,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的次贷危机再到2010年的主权债务危机,世界经济似乎始终摆脱不了金融危机的阴影。金融危机暴露出虚拟资本积累的毁灭性及狰狞的一面,激发了人们对于金融领域从业者的敌对情绪,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可以看作民众怒火的集中爆发。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虚拟经济积极的、推动实体经济的一面,没有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将会长期反复出现资金链的断裂和过剩资本的闲置浪费,从而使经济效率十分低下。正是虚拟资本的存在使得企业的发展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资本支持,突破了产业资本积累的固有限制;并且,市场上大量的普通投资者在为企业提供融资的同时,也能够分享企业发展带来的利润,实现社会各个主体间的共赢。因此,我们既不应对金融发展持质疑和仇视的态度,也不应放任金融领域过分膨胀;相反,我们应该理顺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认识到虚拟资本应当为产业资本服务,只有产业资本才是价值的第一创造者。如果虚拟资本脱离产业资本自我膨胀、自我循环,那么它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不但不会实际增加社会财富的积累,反而会拖累实体经济的发展。

注释:

①⑥⑦⑧⑨⑩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539页;第541542页;第391页;第539页;第553页;第574页。

(13)罗伯特•希勒:《金融与好的社会》,束宇译,中信出版社,2012,第58页;第248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01602页。

④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金融掠夺》,李安译,《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年第1辑。

⑤袁辉、陈享光:《金融主导积累体制下的现代危机》,《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7期。

(11)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金融化》,王年咏、陈嘉丽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7期。

(12)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第144页。

(14)洛仁•戈尔德:《虚拟资本与资本主义终结》,谷明淑、姜伟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6期。

(15)James Crotty,"The Neoliberal Paradox:The Impact of Destructive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and Modern",Financial Markets on Nonfinancial Corpor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Neoliberal Era,2005.

(16)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第500页。

(原载《哲学动态》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