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梁燕晓，1990年12月生，山东平阴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清华大学哲学系和海德堡大学哲学系联合培养哲学博士。研究领域为黑格尔和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国式现代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课题2项，独立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复旦学报》等核心期刊公开发表论文10余篇，曾获清华大学优秀博士论文等奖项。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两个行”的新论断。“两个行”所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出“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原因在于，既遵循了“行”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创造了“行”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以特殊性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同时，在“遵循”与“创造”的守正创新中亦探索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前一个“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后一个“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两者的统一只有在大历史观的视域下方能得到系统解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非是“反对《资本论》的革命”或新自由主义道路，而是执行马克思晚年“政治遗嘱”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行”的守正性产物，也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创新性产物。
关键词：“两个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大历史观；普遍性；特殊性
“两个行”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论断和新概括，意指“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14页）。阐释“两个行”之间的内在逻辑，是当前学界亟需深入研究的理论课题。“两个行”深刻揭示了“能”“好”“行”之间的内在关系，强调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守正创新，彰显的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自信。“马克思主义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两个行”背后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与担当。本文尝试借助大历史观，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诠释，来揭示“两个行”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一、作为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科学方法的大历史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大历史观”，要求全党“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沿革和实践要求”（习近平，2023年b）。大历史观是一种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方法。那么，何谓大历史观？大历史观与唯物史观是什么关系？
第一，从党的理论传统来看，大历史观是对“古今中外法”的继承和发展，是准确把握和评价历史的科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提出研究党史的“古今中外法”，即“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0页）。这一方法要求在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中审视和评价历史事件。邓小平认为：“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页）习近平总书记用大历史观对此作出理论创新。“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420页）大历史观，既要求有纵向审视问题的历史视野，要立足4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史、70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10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奋斗史、180多年的中国人民近代抗争史、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来评价历史事件，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战略眼光；也要求有横向比较的全球视野，要立足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500多年的世界社会主义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把握时代方位，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诊断方法，以及邓小平善于从世界视野中筹划党和人民事业的战略思维。
第二，从理论的现实指向来看，大历史观所针对的是以历史虚无主义为代表的“小历史观”。所谓“小历史观”，表现为沉溺于历史片段、历史细节和历史碎片，执着于历史现象、历史枝节和历史辅线，不能从整体上审视历史事件，不能从历史本质、主流主线正确评价历史。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借助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来分析这种遍布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官僚政治和学术研究领域的以碎片化为特征的物化现象。这种缺乏总体辩证法的“小历史观”，尤其在受到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影响下，极易导致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或者将党史的特定事件与某些社会现实问题任意勾连、刻意炒作；或者肆意渲染夸大党史上的曲折和失误，有意歪曲抹黑党的历史、诋毁党的领导；或者不信正史信野史，污名化、庸俗化党的历史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20页）
第三，从理论实质来看，大历史观的本质是唯物史观。上述关于大历史观的特征及其与“小历史观”区别的描述，似乎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考察历史事件时所依据的时间长度和空间广度。然而这只是二者的表面区别，其实质不同在于背后所蕴含的指导方法与原则，一些所谓的“‘大’历史观”可能依旧是错误的唯心史观。譬如，黑格尔曾以享有自由的人数比例为参照系划分从东方世界到日耳曼世界的世界历史进程，福山曾以西方的民主为标准预言人类历史的终结，亨廷顿曾用文明冲突论来解释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的纷争。黄仁宇的大历史（macro-history）提倡“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黄仁宇，中文版自序，第2页），并在中西比较的宽视野中考察中国历史。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big history）主张将人类社会史放置于自然史与宇宙史的整体框架下进行系统研究，力图谱写“现代的创世神话”（克里斯蒂安，第2页）。这些历史观审视历史的视野不可谓不大，但却因为缺乏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难免走向马克思所批判的唯心史观。事实上，毛泽东早已指出，唯物史观是研究党史的根本方法，他的“古今中外法”“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0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唯物史观是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在一百年的奋斗中，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419页）。
可见，两种历史观的区别在于是否把握和运用了科学的唯物史观。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历史观秉承了唯物史观的精髓要义，并以之观照当下中国与世界的大势，使得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更加清醒自信，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把握更为积极主动。
二、大历史观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
“两个行”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得以成功的密码，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呈现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大历史观审视和评价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两个行”这一新论断的内在逻辑关系。当前学界关于大历史观与中国道路的研究，侧重于从数千年中西文明史、近代中华民族复兴史和新时代“两个大局”，这样的历史时间维度来阐明中国道路的意义。而笔者意在澄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大历史观的理论内核——唯物史观的关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符合唯物史观所揭示的普遍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以自己的特殊性丰富了唯物史观所昭示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同时将时间段考察作为辅线，融入到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历史意义的诠释中。我们首先从大历史观的视野论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也就是第一个“行”的内涵和重要性。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出“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遵循了“行”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第一，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阐释在逻辑上优先于特殊性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首先是符合唯物史观、大历史观的普遍性的，是沿着马克思主义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继续前行的；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行”，进而强调“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否则，就会面临诸多难以回避的责难,陷入某种“例外论”或“逆反论”中。譬如，葛兰西曾将俄国十月革命称为“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葛兰西文选［1916-1935］》，第9页），因为俄国并未像《资本论》所昭示的那样，先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然后在生产力发达、劳资对抗激烈的情况下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在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并不充分的条件下诞生了“社会主义早产儿”。如果沿着葛兰西的这一逻辑则会走向：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更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道路，更是一种“反对《资本论》的革命”。再如，哈维曾将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中国建设道路，称为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一道于20世纪70年代末并行开启的新自由主义道路而非社会主义道路。（参见哈维，第2页）还如，其他诸如“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之类的指责也时有出现。（参见布雷默）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符合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大历史观吗？或者，细分为二：（1）中国式现代化之革命道路的发生符合唯物史观吗？（2）中国式现代化之建设道路的发展符合唯物史观吗？关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的阶段划分，一般分为四个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了回应上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笔者借鉴大历史观尝试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中国革命道路（1921年-1956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中国建设道路（1956年至今，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前一条道路需要回答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落后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合法性问题，后一条道路则需要回答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与市场的合理性问题。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之革命道路发生的普遍性阐释：世界历史中的矛盾转移理论。“升级版的葛兰西之问”——中国革命道路是否是反对《资本论》的道路，之所以被催生出来，是因为存在这样一种解释张力：以旧中国为代表的落后的东方社会先于资本主义社会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和潜在性，如何与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社会形态变迁所需要的激烈社会矛盾的必然性与现实性相协调一致？事实上，以中国革命道路和俄国革命道路为代表的东方社会革命道路的发生，可以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的矛盾转移理论框架中得到合理解答。
虽然按照对《资本论》的一般理解，只有在生产力最为发达、劳资矛盾最为突出的西欧国家，才最有可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最先孕育出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的现代化道路。我们跳出个别国家，从世界历史的视野来审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变化就会发现：在资本为追求利润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劳资关系矛盾实际上会外化为西方-非西方、宗主国-殖民地的依附矛盾，革命的重心也由西欧转移到了东方。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通过资本扩张与海外殖民所建构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近代世界体系中，最为激烈的社会矛盾不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内部，而是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与东方非资本主义体系交锋的最前沿地带。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国内伪装体面与在殖民地赤裸野蛮的反差形象，“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90页），这意味着资产阶级对殖民地人民施加了比本国无产阶级更为直接更为巨大的压迫，从而蕴含了爆发更为激烈的矛盾冲突的可能性。恩格斯以英国为例，指出在世界殖民体系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劳资矛盾的外溢性变化。他说，“工人十分安然地分享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和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因而，“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越来越从属于英国殖民主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80、165页）我们可以用一种形象的说法来概括，“如果说发达国家扮演‘资本家’的角色，那么发展中国家则沦为‘雇佣劳动者’”（何中华，第7页）。
可见，依照世界历史中矛盾转移的理论诠释框架，恰恰是俄国当时落后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促使其积累了当时资本主义体系内几乎最激烈的矛盾，民众既受到来自沙皇的带有封建性质的剥削，也受到来自国内资本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剥削，在同老牌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利益的战争中，俄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此，彼时最激烈和广泛的社会矛盾的积聚与激化促使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进而孕育了诞生社会主义早产儿的历史必然性。同样，中国革命道路得以在表面不符合《资本论》的语境下诞生的原因，在我们党关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判断中可以得到科学解释。旧中国实质上属于当时整个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并且是争夺异常激烈的环节。在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以及本国资产阶级的多重压迫下，旧中国老百姓所受的苦难要远远大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反抗的意愿与动力也更为强烈。因此，中国这样一个貌似处于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边缘的国家，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矛盾最为突出的，在这样的土壤中生发出反抗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有其历史必然性。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使之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变成西方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同时“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8、631页）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之建设道路发展的普遍性阐释：世界历史中的亚细亚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亚细亚问题的实质是，作为前资本主义的东方社会在面临资本主义挑战时如何进行现代化道路抉择。伯林说：“奇怪的是他（马克思——引者注）的胜利并不属于德意志（虽然这些理论最初的确是为其所设计的），而是被用于原始得多的、从未进入过他脑中的一些国家：俄罗斯、中国”。（伯林，第240页）在他看来，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亚细亚社会处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视野之外。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亚细亚社会的前途命运一直为马克思所关注。尽管国内外学界就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对应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等问题存在诸多争论，但是大致都会赞同它属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共同体社会，属于“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马克思的基本判断是，由于“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等前提性因素的存在，“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78页）因此，亚细亚社会即使经历了千年间不断的改朝换代，但其基本社会生产结构仍未改变，以致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只能长期停滞和静止，无法进入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
不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阐发的世界历史理论，亚细亚社会必然会被裹挟进世界历史的总进程。资本主义一旦出现，便会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化打破各国家的孤立隔绝状态，把包括最野蛮民族在内的一切民族都卷入到资本主义文明中来，从而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因此，亚细亚社会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必然要与资本主义相遭遇，都必然要面临是从属资本主义还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抉择难题”。对此，马克思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他早期秉持亚细亚社会“被迫从属”的必然性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按自己面貌塑造一个全新世界，“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也就是说，一切落后的社会，“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就只能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36页）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关于东方社会的系列政论文章中，马克思虽然一方面“从感情上”为印度被英国侵略所遭受的一系列苦难感到难过，但另一方面认为即便英国出于卑鄙动机犯下了弥天大罪，却“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要在印度完成双重使命：消灭古老的亚洲式共同体社会的破坏使命和奠定亚洲成为“西方式的社会”的物质基础的重建使命。（同上，第683、686页）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强调“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页）。
19世纪70年代，当俄国同样面临这一现代化道路抉择难题并求教于他时，马克思开始变得踌躇与谨慎，他坦言，“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4页），而后逐渐持有亚细亚社会“主动超越”的可能性立场。对于马克思思想转变的缘由，霍布斯鲍姆归结于，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日益使他把欧洲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以及他日益憎恨和蔑视资本主义社会。（参见霍布斯鲍姆，第151-152页）在当时的俄国，西欧自由派认为要先摧毁公社完全过渡到资本主义然后才能走向共产主义，斯拉夫民粹派则认为可以凭借独特的公社直接跳跃到共产主义。而马克思回复《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和查苏利奇的是一种“中间方案”，他将《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运动路径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认为要把俄国公社这一自然基础和世界历史所造就的与资本主义“同时存在”这一有利的时代条件充分利用起来，不辜负历史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进而在“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87页）的基础上，便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
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所强调的俄国可以利用与资本主义并存的有利条件，发挥后发优势，占有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发展社会主义，以实现自身的“弯道超越”，就为落后的亚细亚社会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指明了方向。这一理论，也为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尤其改革开放中合理利用资本与市场提供了“方向性”的学理依据。“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包括管理和利用资本来发展市场经济等等，尤其“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典型的社会形态，长期共存、相互竞争”（周丹，第133页），作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必然要充分发挥资本和市场的积极作用。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虽然马克思的亚细亚理论只是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市场等手段指明了“大的方向”，并没有就如何利用给出具体答案，但是这一理论为我们打开了广阔的理论空间，为避免走苏联式封闭僵化的老路提供了理论依据。
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之革命道路的发生，并非是“反对《资本论》的革命”，而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劳资矛盾外化为西方-非西方的依附矛盾，进而在受压迫严重的东方社会所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式现代化之建设道路的发展，并不是某些西方学者所认为的“新自由主义道路”或“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而是马克思晚年“政治遗嘱”的具体实践——在吸收资本主义文明“一切积极的成果”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出“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首先在于“马克思主义行”，在原则高度上为中国式现代化锚定了前行的“社会主义”方向。
三、大历史观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
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第二个“行”，即“归根到底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中国人民开辟出“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创造了“行”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以特殊性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视野中，落后的东方社会在理论上可以走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可以先于西方社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来改变自己的前途命运，但在现实中究竟应当如何走上并走好这条现代化道路，则取决于每个民族所处的不同历史环境。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更是一项前无古人、没有现成模式可循的事业，因此，需要艰辛探索这种社会革命与变革究竟“采取怎样的路径，在政治斗争上以何种方式展开，以怎样的激烈程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得以完成”（吴晓明，第3页）等具体现实问题。这既是马克思为后继者们留下的实践难题，也是他为后继者们充分发挥历史主动性，丰富唯物史观具体内涵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留下的理论空间。
虽然前文所述的世界历史中的矛盾转移理论，能够解释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但是并没有指明，在这种并非工人而是农民占多数的社会历史境况下具体开展社会革命的路径。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不懈努力，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以及有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革命道路。不过，这样一条独特鲜活的创新性革命道路也有可能被人误解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离经叛道”，比如，麦克莱伦就认为：“十分明显，随着马克思主义重心的东移，随着以农民为基础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革命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显然，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观念同这种现实之间的联系就日益微乎其微了。”（麦克莱伦，第3页）麦克莱伦在这里固执于一种抽象的形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标准，而正是这种机械的教条主义曾让我们党一度吃了大亏。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才能救中国。基于中国实际和历史，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为广大受压迫的贫穷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反抗资本主义殖民体系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在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
虽然前文所述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亚细亚理论，能够解释落后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必要性，但是并没有指明具体利用资本、驾驭资本的方法。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不懈探索，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针对在三大改造完成后许多人避谈商品生产甚至要求消灭商品生产的问题，毛泽东主张要将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等作为有利工具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9页）。在推进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坚持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认为可以利用市场经济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二者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两条方向性原则，“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根据新的情况，加强对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及时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引导资本有序流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又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576页），促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这对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意义重大。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晚清以来，中华民族所遭遇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堪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代表工业文明的西方列强的铁蹄面前，古老的中华文明节节败退，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境地。在西方现代化取得世界历史进程主导权的境况下，中国如何在夹缝中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这是历史向中国提出的时代之问。
直面这一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近代以来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都是在试图寻找中国现代化的方案，而这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主张总体上属于“中体西用”的保守主义或“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无一例外都惨遭失败，结果“中国依然是山河破碎、积贫积弱，列强依然在中国横行霸道，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难和屈辱之中”（同上，第552页）。中国共产党超越了“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两种极化道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和以驾驭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创了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谈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或现代性，必然涉及到经典的古今之争问题，关涉到如何界定现代社会区别于古代社会的核心特征。近代以来，尽管存在诸多关于现代化或现代性的解释模型，如贡斯当的个体自由、康德的理性、黑格尔的主体性、韦伯的合理化、涂尔干的工业主义以及施特劳斯的历史主义等，然而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范式仍然是最为彻底和最具说服力的。在马克思看来，近代世界的现代化主要是由资本逻辑所驱动和主导的西方现代化，它以无限追求资本增殖即剩余价值为动力来塑造人类文明的当代形态。一方面，它打破了以往基于血缘、宗法和等级等的封建羁绊，确立了现代人的个体形式自由，同时极大解放了生产力，克服了民族界限和自然崇拜，为真正的人类社会的到来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是其“伟大的文明面”；另一方面，它又使得一切含情脉脉的家庭、职业和宗教等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使个体堕落为追逐私人利益的小市民，造成了对自然的奴役、对其他民族的压迫，进而产生了巨大的现代性危机。西方现代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日益暴露出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习近平，2023年a）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走出西方现代化的固有框架，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其一，从人与物的角度来看，它是超越以资本为中心而追求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在西方现代化的历程中，资本逻辑导致“物”的胜利，意味着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的颠倒，由此产生的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是对以高扬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西方近代启蒙精神的辛辣讽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切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坚持用人民逻辑统摄资本逻辑，坚持用资本和市场为社会主义服务。其二，从人与自我的角度来看，它是超越物质主义膨胀而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使人沉沦于物欲之中无法自拔，只把他者当作满足自身欲望的外在手段，将精神世界淹没在冷冰冰的利己主义之中。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的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统一，既使人仓廪实衣食足，又使人知礼节明荣辱。其三，从人与社会的角度看，它是超越两极分化而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追求资本无节制积累，其代价是贫困的指数式积累，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用翔实的数据描述了资本主义世界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将共同富裕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致力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逐步实现整体富裕、普遍富裕。我们可以预想，超越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中国14亿多人口的现代化，必将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代表人类普遍实现现代化的真正可能。其四，从人与自然的角度来看，它是超越竭泽而渔而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所造就的生产力进步，使自然“祛魅”成为人类的支配对象，而资本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导致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带来极为严峻的生态危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构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命共同体。其五，从人与世界的角度来看，它是超越对外扩张掠夺而追求和平发展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老路依靠殖民、掠夺，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福山曾说：“当今世界上，我们却难以想象出一个从根本上比我们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或一种不以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未来。”（福山，第52页）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打破了福山等人所信奉的“定于一尊”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和标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讲，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体现了黑格尔意义上新历史阶段的世界精神，承担了世界精神所赋予的新历史使命，代表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具备更高普遍性和未来性的新文明形态。我们需要在“两个行”的具体语境下，理解第二个“行”不仅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照着讲”更实现了“接着讲”，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行”是因为它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正因为符合了这一普遍规律、符合了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人类社会演进方向，才具有了“普遍性”，从而保证了它走在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上；“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表征了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在于它对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方向的“具体化”，就“如何具体走”探索出中国方案，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发展理论。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代表了它的独创性贡献，代表了它对唯物史观视域中东方社会的社会主义转型的新探索、对唯物史观视域中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超越，也正是这种“特殊性”代表了中国道路的人类文明价值。
四、结语
“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能”被中国共产党开辟出来，既得益于“行”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得到了遵循，也得益于“行”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所丰富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得到了创造。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守正创新——“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16-17页），“守”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间正道，“创”的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新路。在“遵循”与“创造”的守正创新之中，共产党长期执政的规律亦被我们党探索出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它的本质要求首先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突出优势，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的原则。那么，如何保证百年大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保证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而长期执政呢？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百年历程中，充分发挥历史主动性给出了两个答案：一是人民监督，二是勇于自我革命，这是中国实践对世界范围内探索共产党长期执政规律所贡献的中国智慧。反观苏联式现代化道路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苏共后期腐化变质，失去民心，进而亡党亡国。总的来看，以大历史观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有助于揭示“两个行”之间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展示我们党深化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探索历程，有助于解锁我们党创造百年伟业的成功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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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哲学研究》2023年第10期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23-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