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梧，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助理，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学学会秘书长，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资本论》哲学、社会发展理论、人学理论。

 

摘要：“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典范。立足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有助于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必然性与世界历史意义。在世界历史展开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体现了“非资本主义”属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契合之处。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前资本主义”属性，亟待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激活，也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文化土壤，这正是二者的互相成就之处。进入世界历史后，“第二个结合”破解了如何在经济社会相对落后、资本主义基础薄弱的古老中国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之谜”。当前世界历史正在发生重大转变，马克思主义的“再中国化”旨在实现“再现代化”，即合理扬弃资本主义现代化，在资本主义的文明限度上重新定义现代化，此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第二个结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世界历史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所作的重要指示中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2023年b）。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便是经由“第二个结合”而造就的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二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承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必由之路，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与标识性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与生动典范。

对于“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2023年a，第7页）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二者的简单比附，也不是话语概念的拼凑对接。从“文化生命体”的表述来看，它之所以是活的，是因为其乃实践的产物。正是在世界历史的深刻背景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现代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文化土壤，二者的结合赋予当代中国以文化生命。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中审视中华民族从“文明蒙尘”到“文明重光”的历史进程，有助于人们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必然性与世界历史意义。

 

一、世界历史之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重性质

 

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关键节点。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社会主义，这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的；同时，中国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也提供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同上，第8页）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第二个结合”的关键点，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旨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形态，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迥异于资本主义的独立文化形态。

为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迥异于资本主义而更偏向社会主义？要想回答这一问题，不妨立足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的西欧起源谈起。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其严格意义上说，世界历史是现代的产物。在古代，各大文明区域之间虽然不乏商品联系和文明交流，然而这种联系和交往相对有限。只有到了现代，机器化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和资本增殖本性的动力机制赋予世界历史以深刻的内在必然性，使世界历史从“历史的偶然”转变为“历史的必然”。在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之前，人类各大文明区域具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路径和演进过程。也就是说，在世界历史之前，并非所有文明都能内生演化出资本主义起源。换言之，资本主义只能起源于西欧社会。对此，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过，它实质上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第1栏）……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0页）马克思还竭力反对“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同上，第466页）。

为何资本主义源于西欧各国？对此，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片段中曾作过深入探究。马克思将“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22页）视为资本主义起源的关键点，于是他便从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切入，依次考察“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古代的所有制形式”和“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三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通过比较，马克思发现，“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最容易产生资本主义所必需的“孤立的个体”。就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而言，在“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中，个人所有制是公社所有制的基础和前提，“不是单个人的财产表现为以公社为中介，恰好相反，是公社的存在和公社财产的存在表现为以他物为中介，也就是说，表现为独立主体互相之间的关系”（同上，第132页）。反观“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因个体无法获得独立地位而无法孕育出资本主义起源。“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等等。”（同上，第136页）换言之，亚细亚形式更偏向于长期停留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在此意义上，中华文化显然更接近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形式”，因为“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习近平，2023年a，第7页）。

资本主义的西欧起源，恰恰揭示了中华文化为何无法通往资本主义，进而揭示了中华文化为何更偏向社会主义。就中华文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言，中华文化便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呈现出“非资本主义”属性，另一方面呈现“前资本主义”属性。

一方面，“中国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非资本主义”属性，无法内生演进到资本主义社会。对此，梁漱溟也曾作出颇具深度的思考。如果说马克思侧重于从“孤立的个体”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的西欧起源，那么梁漱溟则侧重于通过他独有的“理性”概念来解答为何“中国社会在向资本主义发展上，过去（几千年）既见其长期趦趄不前，而当晚近（几十年）向着共产主义走去，却见其健步前进”（《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230页）。梁漱溟将此问题归结为中西方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即“理性”与“理智”的分野。在他看来，“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理智”，要“屏除爱憎之情冷静以从事”；另一种是见诸人的主观情感意志的“情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理性”。（参见同上，第365页）根据他对理性与理智的分界，古代中国和社会主义偏重于“人与人”之间的“情理”，而西方资本主义则偏重于“人与物”之间的“理智”，即“工具理性”。在社会主义之前，以人对物（自然界）的关系为主轴，人们对自然界的征服和利用在资本主义达到了历史的高度，这就充分表征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理智”。进入社会主义后，“在过去人类生活史上人对物（自然界）的问题一向居于首要地位的话，至此乃一转退居次要，而人如何对人的问题却突出到眼面前，升居首要地位”。（《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218页）“理性早启”的传统文化由此便与“理性凸显”的社会主义相关联，“理性”成为社会主义与中华文化的贯通关节。至此，梁漱溟得出结论，“理性早启的中国古人思想其于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有些接近相通之处却亦是很自然的事情”。（同上，第386页）对于中华文化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共通性，梁漱溟的研究仅是揭示出其中一个方面。事实上，两者的内在共通性，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与内在的理论逻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20页）这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近社会主义”因素体现了“非资本主义”属性，“第二个结合”的可能性恰恰在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不可能性。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与诞生于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相比，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在现代性因素的培育和发展程度上相对滞后，因而具有“前资本主义”属性。就社会文明发展程度而言，中国传统社会落后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预见到中国传统社会遭遇西方现代文明而落后挨打的屈辱命运，“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32页）这意味着，传统的中国社会不得不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传统的中国文化也不得不相应地亟待一场现代转型。古老的中华文明由此开启了从“文明蒙尘”到“文明重光”的涅槃时刻。在此意义上，“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同时也是“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参见同上，第628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重属性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关系：“非资本主义”属性表明二者的契合性，即“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习近平，2023年a，第7页）。“前资本主义”属性表明二者的互补性，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深厚文化土壤的同时，也亟待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激活。“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习近平，2023年a，第7页）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与传播，乃至整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建构与展开，中华文明开启了波澜壮阔的现代转型过程：现代经济建设，使中华文明的经济基础从自然经济翻新到市场经济；人民民主政治，使中华文明的政治载体从封建王朝跨入到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社会变革，使中华文明的社会形态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对外开放交流，使中华文明的交往尺度从闭关自守转变为融入世界历史。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传承有序，但是中华文明的发展条件却发生了深刻改变，从被动转向主动；中华文明的前途命运也随之改变，从“落后于时代”转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是古老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中华文明也牢牢站在现代文明的原则高度上。

 

二、卷入世界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向度

 

尽管资本主义的西欧起源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资本主义一经形成，便具有全球扩张的倾向，由此奠定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1页）。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强制作用下，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便以被动的方式被迫进入世界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36页）在中华民族卷入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而又启人深思的“历史之谜”：资本主义基础极其薄弱的古老中国为何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只有立足世界历史的理论视域，才能解答中华民族的“历史之谜”。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同上，第592页）如果单从中国自身因素来看，人们很难解释经济社会相对落后、资本主义基础薄弱的中国为何能够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但是，只要把“历史之谜”放在世界历史中加以考察，便能够获得清晰的答案：正是由于世界历史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并展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呈现出结构性失衡，即“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同上，第36页）。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不仅会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起作用，而且必然会超越国家界限，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起作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不仅会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造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分化对抗，也会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分化对抗。在此条件下，中国之所以走社会主义道路，恰恰是因为在中国外部环伺林立的资本主义列强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8页）随后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再次重申这一点：“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同上，第679页）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逼着中国人只能走自己的路，因为资本主义需要的是俯首帖耳的殖民地而不是独立自主的国家。

对中华民族而言，走不通资本主义道路，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走自己的路，就是选择既要现代化、又不要西方化的新型道路，就是选择不经资本主义而能穿过“卡夫丁峡谷”的跨越道路。于是，没有资本主义基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这历史境遇中必然相遇并有机结合，共同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在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向度，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的来看，经济社会相对落后、资本主义基础薄弱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之谜”及其破解，在以下四个依次展开的环节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向度。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扎根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同样都是经济社会落后的东方国家，中国也有着完全不同于俄国的独特国情。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差别在于，俄国社会迈入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是俄国处于整个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而中国社会则处于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十月革命成功后，面对所谓的“社会主义早产论”，列宁曾撰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论证俄国仅是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而非跳过资本主义阶段而径直进入社会主义，这正是列宁与俄国民粹派的区别。与俄国相比，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更低，其社会性质只能被判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意味着，资本主义是外在于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非内生于中国的社会因素。在此情形下，中国社会如此顺利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外部因素，也有中华民族选择社会主义的内生因素，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非资本主义”属性，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民为邦本的民本理念、家国天下的济世情怀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落地扎根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在这一点上，沟口雄三的观察颇富洞见：“正是在中国强有力伸展着的相互扶助的社会网络、生活伦理以及政治理念，才是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就是说，社会主义机制对于中国来讲，它不是什么外来的东西，而是土生土长之物；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在使这些土生土长之物得以理论化的过程中，或在所谓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进行革命实践的过程中，起了极大刺激作用的媒介而已。”（沟口雄三，第124页）

其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扎根后，便成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主导因素和基本座架。自从1840年中国被卷入世界历史以来，中华民族便遭遇“古今中西”如何调和的文化难题。在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与马克思主义鼎足三分的文化格局中，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主导因素和基本座架，这是因为：就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明的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源于现代性而又高于现代性的内在原则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扬弃西方文明。从源于现代性的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文明都是现代性的产物，共同分享了现代性的价值前提；然而更重要的是，从高于现代性的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始终致力于超越西方现代性。中国人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恰恰是因为中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亲眼目睹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痼疾，亲身感受到了资本主义文明世界的丛林法则，因此选择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0页）的马克思主义。耐人寻味的是，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马克思主义从西方来到了东方。从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原本处于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东方社会，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布展中，反而成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起点。中国革命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也面临着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性任务，因此中国在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的同时，也激活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从西方来到东方，意味着西方现代性的超越不再局限于西方文明的内部反思，而是在西方文明的他者中寻求西方现代性的超越之路。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展开，使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方案获得了实体性内容，不再是一种抽象理论构想。于是，就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既能葆有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和生命力，又能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奠定原则高度和社会前提。所以，马克思主义在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中发挥会通作用、在“第二个结合”中占据主导地位，决非单纯由于外部情势使然，而是出于内在理路必然。

再次，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便是走自己的路，要想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摆脱思想上的外部依赖，必然要求“两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2023年a，第6页）在道路选择上，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自主道路，即“第一个结合”。随着“第一个结合”的历史道路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我们面临着“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同上，第11页）的重大时代课题。于是，“第二个结合”应运而生。一方面，“中国具体实际”必然包含着历史实际与文化实际，在此意义上，“第一个结合”必然蕴含着“第二个结合”；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实现了从历史实践到文明自觉、从道路自主到文化自信的关键一跃，在此意义上，“第二个结合”也就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理论形式，“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同上，第9-10页）。正因为“‘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同上，第9页），所以用“第二个结合”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必然性，表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主体性，才能“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同上，第11页）。

最后，“两个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占有现代文明的先进成果奠定了文化主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毕竟是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由于“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页），这就必然要求中国“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单纯从它可能延续的时间来看，在社会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6页）。然而，积极占有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并不意味着无原则地全盘接受。没有文化主体性，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成果的占有注定会沦为无头脑的盲目照搬、非批判的横向迁移，结果丧失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当然，强调文化主体性，不是为了自我封闭，而是为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借鉴人类文明有益成果。而这一文化主体性的锻造，离不开“两个结合”的文化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习近平，2023年a，第9页）

经由上述四个环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向度由此凸显，破解了如何在经济社会相对落后、资本主义基础薄弱的古老中国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之谜”。这个“历史之谜”的最终解答便是“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互相契合”走向“互相成就”，“‘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同上，第8页）。

 

三、面向世界历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舞台中央，世界历史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转变。“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同上，第10-11页）就中华文明而言，古老的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便开启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大转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则意味着现代中华文明的成熟。就人类文明而言，这也开启了从“西风东渐”到“东西互鉴”的历史大转型。有论者曾在人类大历史“万古江河”的纬度上揭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文化内涵指出：“在各种文化相激相荡时，人类社会终于走向天下一家，其中各文化体系的精粹，将成为全体人类的共同文化资源。经过这一转折点，非西方国族重获活力，能与数百年来的‘主流’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并且由此对话弥补彼此的不足。”（许倬云，第358-359页）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

就其现实性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彰显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即“它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在积极地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正在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吴晓明，第9页）。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之所以能够“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充分吸纳现代成果的同时也承担起扬弃以往现代化弊端的文化使命。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差别，不仅是现代化路径的差别，而且是文明的差别。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界限。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也意味着，西方现代文明无法解释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根据只能是“第二个结合”。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马克思主义通过现代性批判而揭示出，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在文明根基处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也走不了资本主义道路。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将现代化的社会发展上升到文明的原则高度。在此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启的新文明类型便是从“资本逻辑”转向“人民中心”。以往现代化模式的一个重大弊端在于，物的繁荣与人的异化同时并存。作为现代性的批判者，马克思曾揭示出现代性的内在悖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成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80页）有鉴于此，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从“物的逻辑”转向“人的逻辑”，最终在人类文明的原则高度上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赶超道路，也是古老文明现代转型的跟跑道路，还是终结“历史终结论”、告别“西方中心论”的并跑道路，更是社会主义推动社会进步、追求人的解放的领跑道路。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充分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扬弃西方现代性，被西方有识之士视为“汉化世界的前途”：“汉化世界的前途不仅将由它摆脱现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能力决定（它已然做到了这一点），还取决于其是否能限制——如果不能避免的话——现代科学、技术、工业和民主的副作用。”（秦家懿、孔汉思，第116页）中国式现代化充分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有能力同马克思主义一道建构中华文明现代形态，而且也能限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消极后果。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不会走也走不了“小国寡民”的老路，因为中华民族的源头中有人民至上、同甘共苦的记忆。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会走也走不了“1%富人占据99%财富”的邪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有天下大同、均平共富的追求。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不会走也走不了“物质丰富而精神空虚”的弯路，因为中华民族的传承中有文明以止、人文化成的精神。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会走也走不了“靠高能耗过好日子”的绝路，因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中有敬畏自然、造福后人的智慧。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会走也走不了“用外部战争殖民转移内部矛盾”的歧路，因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在资本主义的文明限度上而展开自身，因而重新定义人类文明的合理形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习近平，2023年a，第9页）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种资源”熔铸为“一整块钢”。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即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实践。如果说“第二个结合”启动马克思主义的“再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结合，那么“再中国化”的重要指向便是人类社会的“再现代化”，即在反思现代性弊端的基础上建构人类现代化的合理形态。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理论迷思，开启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的主体自觉和文化气象。当年，毛泽东曾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57页）。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提供了新的答案，即“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2023年a，第11页）。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坚持“第二个结合”，用魂脉与根脉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便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理论观点上的重大创新之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建设布局上的重要支点之一。用以体立，体以用显。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既要在理论上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内在必然性，也要在实践上积极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既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利文化条件，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注入深厚文明力量，提供全新历史选项。

 

【参考文献】

[1] 沟口雄三，2011年：《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 《梁漱溟全集》，1991年，山东人民出版社。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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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

[6] 秦家懿、孔汉思，1990年：《中国宗教与基督教》

[7] 吴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8] 吴晓明，2019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载《哲学研究》第7期。

[9] 习近平，2023年a：《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第17期。   

2023年b：《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载《人民日报》10月9日第1版。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020年，外文出版社。

[11]许倬云，2006年：《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

 

原载：《哲学研究》2023年第11期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23-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