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乔清举，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导，“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万人计划)”、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等十余项，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中外刊物发表中英日韩语学术论文160余篇；著有《湛若水哲学思想研究》《金岳霖新儒学思想研究》《当代中国哲学史学史(上下卷)》《河流的文化生命》《儒家生态文化》《儒家生态思想通论》《生态文明与儒家生态哲学之思》等著作、论文集，主编参编《理性的碰撞》《中国现代哲学史论》《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建设》“中国生态伦理丛书”等。

 

摘要：马克思主义解决了近代中国面临的既要维持自身文明的道义高度，又要实现现代化的两难问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即产生了如何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提出是“第一个结合”的生动体现。提出“第二个结合”、强调“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两个结合”辩证统一，“第一个结合”包含向“第二个结合”发展的逻辑，“第二个结合”完成了这一逻辑，把“结合”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确立了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与文明自信，奠定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中华文明维度，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性、结构性、建设性力量。“第二个结合”本质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两种理论的对接，一个文明实体——中华文明——的赓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类型的世界责任，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全人类承担的文明责任。

关键词：“两个结合”；“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483页）的重要论断。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的重要讲话多次强调“两个结合”。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以及6月30日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他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习近平，2023年a，第6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习近平，2023年b，第5页）

提出“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理论建设的原创性贡献，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色。深入学习阐释“两个结合”重要思想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核心内涵，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既要维持自身文明的道义高度又要实现现代化的两难问题

 

中华文明以仁义为最高原则，具有连续、创新、统一、包容、和平等特性，道义水准高。在近现代中国史上，保持中华文明的道义性和学习西方以救亡图存之间存在张力。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国家、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同一类国家。如何在富国强兵的同时保持中华文明的道义原则，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克服其侵略殖民的野蛮性，在建立现代国家的同时避免落入“民族国家”陷阱，即如何在维持自身文明的道义高度的同时实现现代化，是近现代中国救亡图存要面对的深层问题。“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接受，根本原因在于它解决了这一逻辑两难问题。

（一）用“革命的社会主义”解决“富国强兵”问题

要实现富国强兵，就要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然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运动的失败使中国人民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这条路走不通。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不仅能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又能发展生产力以实现强国、保障公正以达到富民的崭新社会主义道路。李大钊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指出，十月革命“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63页）布尔什维主义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打破了“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参见同上，第364页），是代表大多数人民意愿、体现大多数人民权利的主义。“社会主义”的传入，解决了中国的“主义”和“道路”困惑。

（二）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维度保持中华文明的道义性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普遍的世界性理论，与中华文明的世界性视野契合。资本主义产生以后，人类进入“世界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不限于解决西欧的问题，而是立足世界，解决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的资本主义的问题，这是它的“世界性”视野和作为“普遍真理”“普遍原理”“基本原理”的本质所在。中国文化在经历夏商、殷周两次变革之后，十分重视超越血缘、地域和部族的普遍的“德”，境内各族群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仁爱之“德”为原则组成和谐共处的文明共同体，形成世界性的天下意识、“天下观”。《大学》三纲八目的修养原则即落脚于“平天下”。“天下”即世界，其地域是开放的，不限于“中国”。惟其如此，历史上中国文化才能超出中国，成为整个东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的共同话语，维持了这些地区上千年的文明秩序。

近代文明蒙尘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十分真诚地学习西方。“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9页）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同上，第1470页）事实上，近代西方列强无一例外是崇尚丛林法则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丛林法则不符合中华文明传统。让以仁义为原则的文明体接受丛林法则，岂不是从文明降格为野蛮？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文明有充分的自信，不屑于走殖民掠夺的帝国主义路径，不甘于文明坠落。如何在学习西方的科技以富国强兵的同时，又避免文明坠落，保持道义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这个矛盾。

马克思主义具有历史必然性和价值合理性两重维度，既肯定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给人类带来了物质文明进步，也抨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掠夺，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灾难，要求用道德原则对待不同民族。马克思主义重视解放生产力，解决了近现代中国面临的救亡图存问题，抨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则解决了维持文明的道义性的难题。李大钊等人把不同国家平等看作是民主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把十月革命的胜利看作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胜利。人道主义与仁义更具有文明的本质意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强调文明的价值性这一点上是契合的。

（三）用“中华民族”概念构建现代国家民族意识

近代西方国家都是“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则是一个文明共同体，并不强调“民族”或“民族国家”观念。近代中国若学习西方，则有从文明共同体降格为单一民族国家，从普遍降格为特殊，从世界主义、大同主义、大一统的天下观降格为民族国家之虞；若不学习西方，则有亡国灭种之灾。总之，既要凝聚“民族”意识以与列强抗争，又不能落入民族国家陷阱，这是近现代中国面临的又一个理论和现实困境。梁启超、孙中山等人较早具有“民族”自觉，输入“民族”概念。他们同时也意识到中外国情不同，若毫无戒备地接受民族国家概念，甚至会导致国家分裂。因而，创立一个普遍性的民族概念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任务。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参见《饮冰室合集》第3册，第597页）此后这一概念得到广泛运用，用以指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把中华民族放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格局中，在世界历史意义上赋予“中华民族”以无产阶级民族、被压迫民族的内涵，以与资产阶级民族、帝国主义民族相对立。中华民族概念超越了近代西方狭隘的民族观、国家观，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

 

二、“第一个结合”的艰苦探索与自觉提出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不过，如何正确地运用这一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则要经历一场真正的血与火的考验。在1930年5月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根据革命经验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112页）遗憾的是，当时全党尚未达到能够认真对待这一认识的理论自觉。延安时期，我们党具备了进行反思的实践基础和社会条件，得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页）这一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理论智慧，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主体性。

（一）《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是“第一个结合”的自觉的理论探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的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近现代中国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尚未整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要进行的革命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并且这一革命本身又须分为旧和新两个阶段。所谓“结合”，其本质就是在保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目标的同时调整其中的具体结论，使之适应中国社会的具体条件。结合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条件下得到发展，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可谓“第一个结合”的自觉的理论探索。

如果我们在阅读时把例证放在首位，把原理放在第二位，会非常清晰地看出“结合”是“两论”的理论特色。“两论”的主题是讲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具有纯理论研究的特点，但其撰写方式不是抽象地讲理论，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为例证说明原理，又通过原理来分析这些经验教训，说明如何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克服“左”和右的错误，尤其是当时党内仍广泛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实践论》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右的错误源于认识停止在旧阶段，“左”的错误则是思想超过客观发展阶段，“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参见同上，第295页）《实践论》提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矛盾论》进一步从辩证法的高度揭示了“左”、右倾错误产生的认识论根源，指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教条主义者“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把真理当作“纯粹抽象的公式”，不懂得“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参见同上，第310-311页）

“两论”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升华，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的理论道路，是“第一个结合”的典范，实现了以中国社会条件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提出是“第一个结合”的生动体现

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实践。毛泽东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658-659页）党的七大,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结晶。

 

三、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的逻辑展开

 

“第一个结合”包含向“第二个结合”发展的逻辑前提，从“第一个结合”进展到“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结合的逻辑结果。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自觉探索“第一个结合”开始，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便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一个维度。沿着“第一个结合”的思路逻辑地向前推进，必然会产生“第二个结合”。

（一）“第一个结合”包含向“第二个结合”发展的逻辑前提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第318-319页）以上论述都明确地包含着“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因素。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文化“深相结合”的内涵十分丰富。第一，“深相结合”意味着“第一个结合”的展开。第二，“深相结合”的内涵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通过一定“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意味着“第一个结合”必须通过“第二个结合”才能完成，但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此点。第三，“民族形式”的内涵之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之二是把这一理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后一层意义在毛泽东著作中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用传统文化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如“实事求是”来自《汉书》，“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自《后汉书》。《实践论》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与传统哲学中知和行的关系相联系，《矛盾论》用阴与阳、相反相成、福祸相依、物极必反等来说明辩证法。这些做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生动活泼起来，易于引起大家的共鸣，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中华文化的历史纵深，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构成革命时期对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四，毛泽东还深入地思考了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提出总结历史文化遗产的任务。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页）针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个别党派以儒家文化正统、中华文化的代理人自居，“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1页），毛泽东是不赞同的。他主张吸取精华，剔除糟粕。不过，总体言之，马克思主义如何同中国文化相结合在当时尚未上升为党的理论建设的主题。

（二）“第一个结合”的深入为“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创造了思想前提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12-13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样是邓小平理论的特点。时代不同，“实际”亦发生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落后的社会生产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都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实际。“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章程》，第3页）从党的理论创新史来看，邓小平理论是对“第一个结合”与时俱进的展开。大跃进期间，我们曾把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与人民公社、共产主义联系起来，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也造成对传统文化的“误用”。在《礼记》中，“小康”是低于“大同”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把“小康”作为“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不仅与大跃进时期超越历史阶段的做法形成对比，也是对传统文化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邓小平还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8页）这些论述预示着“第一个结合”必然会进展到“第二个结合”。

（三）“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以及“两个结合”的辩证统一关系

社会发展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结构要素构成的立体动态过程。如上所述，在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个结合”的深入进展已经触及到社会的更为深层的结构——文化。文化传统可谓“文化国情”，是更为深沉、更为内在的国情，对社会结构与进程具有塑造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展开，在哲学上意味着“第一个结合”所包含的内在逻辑的不断展开，以及基于此种逻辑的社会发展的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如何？“特色”为何？源头来自何处？未来走向何方？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格局中的位置如何？生命力如何？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对这些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阶段，到了迫切需要文化的自信自立、进一步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段。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深入的表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表现。同时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文明现代赓续的内在要求；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要求；是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内在要求。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推进马克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原创性贡献。

“两个结合”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系，领域不同而又交织融合，特点各异而又本质一致，形成辩证统一关系。“第一个结合”为“第二个结合”奠定了逻辑前提，“第一个结合”必然发展到“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推进和完成了“第一个结合”，把“结合”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标志着我们党理论创新达到了新境界。“两个结合”适应党所处的不同历史阶段和担负的不同任务，共同构成党的理论创新方法论的重要内容。“第二个结合”作为党的原创性理论，揭示了中国道理与中国经验的内在联系、中国理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历史性联系，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宏阔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旺盛充沛的生命活力。

 

四、“两个结合”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意义

 

“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丰富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涵，巩固了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奠定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基础。

（一）“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文化、文明自信

“第二个结合”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文化、文明自信，也确立了我们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文明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习近平，2023年a，第9页）以党史为坐标来看，以往能够称作思想解放的运动有两次，一次是延安整风，一次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延安整风破除了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禁锢，重新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第二个结合”作为思想解放，其本质内涵包括确立文化主体性，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破除错误的历史观、文化观和文明观，树立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和文明自信。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和文明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是他塑的而不是自塑的，叙事方式尚未摆脱西方话语霸权的影响，这种现状必须予以改变。对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与文明，我们应当以科学、客观、礼敬、敬畏的态度，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深刻改变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态度，要求我们珍视前人创造的文化文明成果，强调历史、文化与文明的连续性，积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动和促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建构性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命力的重要源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支撑，“第二个结合”指引我们转变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280-281页）。“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同上，第15页）“第二个结合”促使我们树立了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和文明自信。自信是基于意识自觉和自主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肯定。“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让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同上，第536页）。

（二）“第二个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习近平，2023年a，第9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解决人类问题的重要智慧，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为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的智慧源泉。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文化传统的根上生发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与现代性三者的辩证统一。未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应该怎么走，需要深入文化国情，我们要更加主动、更加自觉地从文化传统中寻求答案。

“第二个结合”表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我们不把传统视作“死”的、过去的东西，不将其作为他者去对视，而是更加自觉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作为具有生命力的精神传统；从文明赓续角度出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中华文明的当代发展。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再作零件性的、材料性的、词汇性的吸收，而是将其视为结构性的、价值性的、语法性的、建设性的主体。在人类存在的基本结构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等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由马克思主义的激话，将焕发蓬勃的生命力。

以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传统生态理念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辩证统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民胞物与、爱人及物、参赞化育、万物一体等传统生态思想，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成为社会进程的结构性观念，发挥塑造中国现代化模式的作用。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经历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考验，具有无可置疑的生命力。经由这些理念塑造的现代化不仅具有生命力，而且也更加具有人类性，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政治方面，“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正在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了形式主义民主的局限性。在国家形态方面，大一统理念转化为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国家，消除了近代民族国家理念先天带有的纷争隐患。在财富分配方面，“不患寡而患不均”“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观念发展为共同富裕思想，避免了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在社会理想方面，“天下大同”的理念转化和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国际关系上，“协和万邦”“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转化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日益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参与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过程。

（三）“两个结合”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习近平，2023年a，第7-8页）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核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同上，第9页），主体性是自我意识的自觉的建构力量。要从多个维度理解这一主体性。相对于传统，它是现代的；相对于西方话语，它是中国道理与中国理论；相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对于教条主义，它是与时俱进的。主体性“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同上，第9-10页）。文化主体性是通过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建立的，是通过文化创造建立的，是通过“两个结合”建立的。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载体，文化自信来自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让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在新时代获得了更加坚定的精神自主，习近平文化思想是这一主体性的集中体现。

（四）“两个结合”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使命确立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质是，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环节，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目的。“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上，第6页）“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同上，第8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表现在现代化进程的各个方面，并以这一进程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这一进程也创造出了伟大的思想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用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充实和引导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同上，第8-9页）“第二个结合”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讲，是继续深入中国化，更加具有中国的时代特点和文化特点；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是中华文明生命力的“激活”，中华文明机体的生机再显。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现代性内涵，使之成为当代中华文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念已经形成并将持续起到影响人类思想、确定社会发展方向的作用。

“第二个结合”标注了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信。“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155页），“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同上，第156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成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历史文化母版的简单延续，不是经典作家理论模板的教条套用，不是他国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复再版，不是国外现代化进程的原样翻版，而是人类现代化模式的中国方案，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这种新形态，其本质不是外在地拿一个别的文明形态来置换社会主义，而是原有社会主义的自我改革与革命；也不是外在地拿一个其他文明形态来置换中华文明，而是中华文明固有生命力焕发所形成的当代形态，是中华文明自身的“贞下起元”。中华文明只有一个，今天和过去、古代和现代是一脉相承的。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15-16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习近平，2022年）习近平文化思想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把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充分彰显。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华文明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仅是当下的，也是未来的。中华民族必将再次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杰出贡献，为人类提供文明典范，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发展担负的文明责任。

 

【参考文献】

[1] 古籍：《大学》《汉书》《后汉书》等。

[2]《邓小平文选》，1993年，人民出版社。

[3]《〈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01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201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5]《李大钊全集》，2013年，人民出版社。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人民出版社。

[7]《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

[8]习近平，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载《人民日报》10月29日第1版。

  2023年a：《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第17期。

  2023年b：《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载《求是》第20期。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018年，外文出版社。

[10]《习近平著作选读》，2023年，人民出版社。

[11]《饮冰室合集》，2015年，中华书局。

[1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人民出版社。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91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4]《中国共产党章程》，2022年，人民出版社。

 

原载：《哲学研究》2023年第12期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24-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