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朝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摘要】孔子开创的儒学继承了此前数千年的文明成果，儒家的社会理想追求也是中国文化数千年内生演化的结果与集中表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必须实现“第二个结合”，发扬光大传统文明，把握内在精神实质，坚持传承创新。只有通过“第二个结合”打开中国文化的创新空间，才能有效完善今天的治理体系，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源源不断生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从而让满载“荣誉与责任”的思想成为民族之学、国家之教。中国也应将这种学术思想贡献给世界，滋润和构筑起新的世界精神。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 文化创新 人文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只有立足于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习近平，2023年）。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来到山东曲阜，在孔子研究院举行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上鲜明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大方针原则，要求在“四个讲清楚”上下功夫，传递出了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信号，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2013年12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习近平，2018年，第161页）随后习近平在多次会议、多个场合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而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指明了方向。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习近平，2023年）这一论断符合中国历史文化领域的实际，只有大力解放思想，正本清源地进一步认清学术的中国、思想的中国，才能守正创新，打开中国文化创新的广阔空间，破除学术与思想禁锢，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羁绊。
一、正确认识作为“文明”存在的中国
中国首先是一个伟大文明的存在，以国家的形式承载了一个文明。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人们或者对学术的中国、思想的中国感到陌生，或者不缺乏世界眼光却没有应有的中国意识。只有科学、准确地认识中国，才能真正理解中国。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外敌入侵，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在反思落后原因、探索中国前途时，出于对外来蹂躏的痛心疾首，出于民富国强的迫切愿望，人们在思考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道路时，出现了对自身文化认识的巨大分歧。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开始瞩目中国，世界有识之士也开始思考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原因，开始从本质上认识中国。例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认为，近代中国的落后或许只是历史上一个短暂的意外，这并不是常态。他认为，西方国家的建立往往有一个开端，但中国似乎没有这个概念。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随时都是一个起点，每当建立起大一统盛世的时候，中国人总不认为这是创造，而是复兴、是回到了巅峰。也就是说，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参见基辛格，第1页）
在中华传统文明的演进中，孔子创立儒学是其高峰。孔子立足于他所处的时代，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其思想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不仅是中国学术思想的中心，也是中国哲学文化的制高点。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柳诒徵，第226页）梁漱溟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由孔子那里出来。”（梁漱溟，第150页）钱穆在《孔子传》中说：“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钱穆，“序言”，第1页）
前辈学者都看到了孔子思想的继承性，这一点极其重要。中国学术界长期盛行疑古思潮，人们对孔子以前中国文化的发展水平总体估价偏低，严重制约着对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的认识。孔子虽然生活在两千五百年以前，但他总结继承了他以前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礼记·中庸》等典籍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论语·述而》记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仅体现了孔子的文化观，而且记载了孔子以前的文化令他“好古”“尊古”。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清楚的是，孔子往回看是为了往前看，他是在历史过往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
中国文化是多源起源的，考古学家用“满天星斗”来比喻中国上古文明遗址的分布，即在距今七八千年以前的中国文化遗存可谓星罗棋布。然而，多源未必就是多元，在多源起源与发展之中，各区域文化发展也不平衡。各个地域之间相互交往，互相影响，文明发展要素呈现出彼此相似的表征，其中一些区域处在了文化发展的领先位置。在尧舜时代以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已经处在形成发展之中，中华文化一万年之说绝非空穴来风。中国“易学”上的“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更让人建立起从伏羲到孔子之间的文化联想。
认识中国上古文化，需要把握王国维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必须地上地下相结合。但是，考古发现固然重要，毕竟只是一部分或很少的部分，因此我们必须对文献记载、历史传说给予充分的重视。李学勤在《〈五帝本纪〉〈夏本纪〉讲义》一书的“结束语”中这样说：“大家常说现在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我说最好别这么说，中国太大了，历史太长了，欧洲的考古进行了二百多年，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工作，中国的考古工作，能做的事情还多得很。”（李学勤，第179页）历史传说中存在着史实的“素地”，我们可以视伏羲文化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在这样的基础上去思考中国文化的长度。在黄河流域，到处都有伏羲文化、黄帝文化的传说。据说伏羲不仅创立了八卦，还教民渔猎、驯养野兽，变革婚姻习俗，创造文字用于记事，又创造歌谣，发明乐器，设官分治等，伏羲甚至具有了创世神的形象。中华文明的许多发明发现都归于伏羲，“伏羲”应该是一个不寻常的存在。（参见杨朝明）
孔子以前，有所谓“黄帝三百年”之说。《孔子家语·五帝德》载孔子弟子宰我向孔子请教，孔子解释说：“民赖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黄帝三百年’。”孔子自然不会相信一个人在世上生存数百年之久。这里的解释隐含着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为什么把一些相关的发明发现和文化创造附会到黄帝的身上。与伏羲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一样，黄帝被看作“人文初祖”。与伏羲相比，与黄帝有关的发明发现更多。因此，我们显然不能仅通过考古来理解“黄帝”这样一个存在。
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所以核心稳定、向心力强，就是因为它形成的历史非常久远。儒学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文化精神的成熟与定型，而儒学的源头就建立在世人观察自然的基础上。儒学的根基是关于人本身的思考，通过孔子与“易学”的关系，能看到这种天人思维的脉络。从遥远的伏羲时代开始，直到文王、周公、孔子，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这正是儒学的深厚根基。儒学的根基在《周易》，《周易》为群经之首，《周易》的阴阳之道是儒家世界观的基础。
中华文明的思维特色也体现在中庸哲学中。古代天人合一的思维反对将天与人相互对立，讲求天与人的统一。《孔子家语·礼运》讲：“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居人也曰养”；《周易》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宇宙观决定世界观，世界观决定人生观，人生观决定价值观。
中国历史文化连绵不断，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与它的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密切相连、高度统一。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儒家文明，具有显著的不断创新、和谐统一的特性。有西方人士看到：“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贡布里希，第84页）这是孔子儒学思想作为中华文明底色的伟大意义所在。儒学是中华文明之树的主干，它在不同的时期吸收了不同文明养分。唯其如此，这棵大树才历经风雨，在不同时期都绽放出艳丽花朵、结出丰硕成果。
二、人文主义传统与孔子儒学思维
中国在从近代的屈辱中走出来后，很多人依然没能摆脱此前屈辱造成的对自身文化的迷茫与怀疑。我们要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的成果，但绝不能对历史抱有虚无主义的态度，不能以为自己站在历史的顶点上。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应该像钱穆当年告诫的那样，抱有一份“温情与敬意”。曾几何时，我们曾怀疑一切，从而丧失了话语权。但其实，中华民族是最有资格谈自主的民族，不明了这一点，就无法理性看待中国数千年的和谐与和平。
中国近代的疑古思潮盛行带来了学术的迷茫，许多古书被打入“伪书”行列，许多思想史著作被弃置不用，许多古籍记载得不到应有认识，成书年代被严重后置，先后关系倒误，学派属性认知迷乱。例如《孔子家语》，该书极其重要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严重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
正如《庄子·天下》所说“古之人其备矣”。孔子集上古历史文化之大成，他的思想的“道术”性质，使之具有“天地之美”“万物之理”（《庄子·天下》）。孔子说“礼也者，理也”（《孔子家语·论礼》）。礼者，理万物者也。考古学证实龙山时代就有了礼制。夏、商、周三代递相损益，形成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礼乐文明。西周初年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文武之政”“周公之训”“成康之治”值得大书特书。周公是黄帝以后、孔子以前的最重要人物。他帮助文王、武王取得了天下，又辅佐成王巩固了天下，他“经天纬地”“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基础。孔子崇拜周公，常常“梦见周公”。周代走出了对于天命、鬼神的膜拜，这是一种人文理念高度升腾的文化。孔子“从周”“宪章文武”，进一步思考礼乐制度何以得到更好遵守的问题，进而形成了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中国文化人文主义底蕴极其深厚。“中国”最初就是一个文化概念。据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武王克商之后欲营建洛邑，他“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尚书·梓材》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尧、舜、禹有递相授受的“十六字心传”，此即《尚书·大禹谟》所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受《尚书》真伪问题影响，人们就连《论语·尧曰》的相关记载也存有疑虑，所幸《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书·保训》整理问世，证明这些说法完全可靠，儒家的中庸思想来自中国自古以来的“尚中”传统。
夏、商、周三代文化递相损益，不断进步。《论语·为政》记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礼记·表记》则说：“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后世有历史学家分别称三代文化为尊命文化、尊神文化、尊礼文化。而周代的“尊礼文化”就是一种人文文化。周公制礼作乐，不是凭空进行的，而是在总结继承前代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经天纬地、设官分职、董正治官等一系列法则。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周文深厚，已经超越了对于天命、鬼神的迷茫与羁绊，表达着人文理念的升腾。
如果不理解周公制礼作乐的历史实际，就无法完整理解孔子。孔子尊崇周公，他晚年慨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周公之所以是孔子魂牵梦绕的人物，是因为他制礼作乐的文化创造。孔子适周向老子问礼，最大的可能就是观《周礼》。孔子认为“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孔子家语·观周》），于是远行洛邑，了解“礼乐之原”“道德之归”。“礼乐之原”即礼乐的根本，应指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即设官分职的政治架构，此乃政治运行的机制。“道德之归”也应在《周礼》之中。《孔子家语·执辔》载孔子说：“古之治天下，以六官总治。”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之中，“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乃国家管理的根本所在。
南宫敬叔最初请求国君支持孔子，他对鲁君说：“今孔子将适周，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斯大业也。”（《孔子家语·观周》）“先王之遗制”即指文王、武王、周公制度；“礼乐之所极”即礼乐的根本或标准。这与孔子所说“礼乐之原”“道德之归”同义。孔子的洛邑之行达到了目标，对访问结果非常满意。他还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孔子感慨地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孔子家语·观周》）这可能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周礼》的制度设计。作为职官制度的记载，《周礼》是一部极其特殊的典籍。它作为国家制度设计，一般人不需要研习阅读，只为天子和王公大臣所明所知，其流传一定不广。老聃是“周守藏室之史”，司马贞《史记索隐》曰:“守藏史，周藏书室之史也。”老聃的身份使他有条件掌有《周礼》这类典籍。
孔子时代，周公制定确立的礼乐制度出现崩坏的趋势，孔子希望能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但最终无力挽回颓势，直到临终他还慨叹：“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孔子家语·终记解》）基于这样的情势，孔子创立了博大精深的仁学体系。不难理解，孔子是“接着周公说”的，他思考周公怎样制礼作乐、礼乐大厦何以崩塌、怎样建设才能使大厦根基牢固。孔子以此为起点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这诚如《商君书·画策》所说“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人是最为关键、最为根本的因素。
孔子常常念及“文武之政”，他创立儒家学说就是要效法周政。《淮南子·要略》说：“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孔子钟情于周代礼乐，以“为东周”（《论语·阳货》）作为自己的志向，孜孜以求，“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论语·里仁》）。他周游列国十四载，为的就是“得君行道”。因为效法周公，孔子被尊为“至圣”，周公被尊为“元圣”。汉唐以来，人们之所以“周孔”并称，正是由于孔子与周公的渊源关系。在人类文明研究中，中国当代学者习惯接受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认为孔孟老庄时代是中国文明的突破期。其实这一理论并没有关注中国文明在诸子时代以前的漫长发展，没有注意中国许多思想家何以那样尊崇古代“先王”。中国学术研究的进展与考古材料都一再证实，尧、舜以来，尤其夏、商、周“三代”时期的中华文明已经有漫长发展历程，有较高发展水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时期，这已是中国思想、中国智慧的繁盛期、高涨期。世界对中国古文明的了解非常有限，这样的情形恰恰是中国学术界自己造成的。如果要在中国找一个“文明突破期”，那么它应该存在于殷末周初的文王、武王、周公时代。
孔子崇尚先王，主张以先王之道培养大人君子，唤醒人心，明心见性，以明德引领风尚。儒学就是关于“人”的学问，研究人性与人的价值。儒家从人的本质属性出发，思考“人之所以为人者”（《礼记·冠义》）、“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孟子·离娄下》），认为人需要追求更高层次和境界，因而要正心诚意，学以成人，止于至善。对于自己的主张，孔子充满了自信。在他看来，礼制和礼仪都表达着礼义，人们若能认知礼义，把握并自觉遵循礼的精神，就可以人心和顺，社会和谐，这是虽历百世都不会改变的道理。
思维深度决定了认知宽度。孔子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为政仅仅一年，就成为各地诸侯学习的样板；鲁君希望用他的办法治理鲁国，孔子认为“虽天下可乎”。（参见《孔子家语·相鲁》）有人请教十代以后治世是否可知，孔子回答“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认为礼的形式不断损益，但礼的实质不会变化。此即孔子所说“礼也者，理也”（《孔子家语·论礼》）。《礼记·礼器》也说：“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有人向孔子请教怎样才能处处通达，孔子以“言忠信，行笃敬”六字相告；他认为，真正做到这六字，“虽蛮貊之邦行矣”。（参见《论语·卫灵公》）孔子之道一以贯之的是人与人相处的忠恕原则，人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就抓住了正身修己的关键。欲明礼，就要有修身的自觉，这一切其实都在于德性的觉知，所以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社会要和谐，人心要和顺，就必须修己以安人。
三、荣誉责任意识与世界精神重建
中国文化强调荣誉与责任，注重提升精英的气质和素养。清朝末年，时任日本教育部长的菊池男爵请辜鸿铭翻译《春秋》中的“名分大义”，辜鸿铭译为“荣誉与责任的重大原则”。（参见辜鸿铭，第65页）辜鸿铭认为，《春秋》之所以取名如此，源于此书的主旨在于给出决定民族兴起和衰落的道德原因——荣誉与责任。荣誉与责任是中国国家观念的基础，也是中国文明存在的基础。
中华文明的荣誉与责任意识，突出体现为孔子“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政治理想。从孔子到孙中山以至于今日，中华民族的这一追求一以贯之。孔子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是以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谓之大同。”（《孔子家语·礼运》）为，修为；公，背私为公，指公共意识、公德意识。所谓“天下为公”，就是人们都修为自己的公德心。这是希望人们休戚与共，协同一致，有明确的社会性意识。人们扶危济困、互相关心，而不是各行其是、自私自利，更不是损人害人、弱肉强食。
正如孔子儒学继承了此前数千年的文明成果，儒家的社会理想追求也是中国文化数千年内生演化的结果。正如“服务人民，奉献社会”是人类社会迄今最先进的人生追求，中国传统的以民为本、国泰民安、讲信修睦、天下大同也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政治追求。这样的文化基因在中国文明很早的邦国时代就已经清晰而坚定、先进而成熟。夏朝之前，尧对舜谆谆教导：“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他们看到了认知天命、履行天命，诚心诚意奉行中道的重要性。西周初年，周公大力倡导“敬德保民”，将政治与伦理相融合，使礼乐文明成为中华文化的底色，从而诞生了历史记载的第一个盛世“成康之治”。《史记·周本纪》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这也成为儒家的理想政治样板。
春秋末年，在中国历史大转型、大变革之际，孔子集三代文化之大成，发出了时代最强音，这就是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孔子还表述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他和弟子后学周游奔波，以求经国济世，希望人心和顺、社会和谐、天下和平。孔子虽然没有说服那时的君王，也看似没有走出时代困局，但时势锻造了孔子和儒学。正是由于这样的困局，让孔子有更多更深的思考，使他对于政治文明追求、中华文明底色、人类文明根基的思索更深沉，表达也更周详。东汉王充称“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论衡·超奇》）。孔子继承了文王、武王的政治理念，董仲舒则继承发扬孔子的政治学说，实现了孔子当年渴望实现而终未实现的政治实践，引导了中国的政治文明。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发展历程中，制度的变革发展、缝缝补补是常有的事，但是制度框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历代王朝如一条稳健航行的巨轮，始终没有改变它行进的方向和动力系统。近代以来，这艘巨轮遇到了正面撞击，几乎面临倾覆的危险。于是，人们开始思考航向问题、道路选择以及动力系统的构建。在艰难困苦的现实面前，有识之士开始了正本清源的研究努力，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看清了帝制时代对孔子儒学精神的偏离与扭曲，主张返本开新、综合创新、革故鼎新，实事求是地继承与发扬中国文化固有精神，中华民族由此阔步而自信地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
中国文明一统多元，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凝聚力。它之所以有力量，正源于对人心的思考。中华先哲提出以“道心”引导“人心”，以“天理”控制“人欲”，予思想以正确的方向、正确的出口，这些内容关乎建立现代文明，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人心惟危”，人心多元，于是需要人心凝聚，因此中国思想家强调具有整体或共同意义的“一”。中华思维的独特性与智慧处恰在于“一统”与“多元”的对立统一。在奋斗目标上一统，在具体措施上多元；在主流价值体系上一统，在阐释系统、表达形式上多元。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其发展道路必然有自己的特色，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尊重每个国家的自主选择，尊重“多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中国式管理中，人们思考管理之道，最尊重和推崇孔子所说的“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在孔子的思想中，“为政”即“为正”，为政者只有自己为正才能引导天下之正。古代所说的“大学”是“大人之学”，是要培养有格局、有情怀、有担当、有境界的社会管理者，“大学之道”即让人们格物明理、正心诚意。诚如《大戴礼记·保傅》所说：“夫习与正人居，不能不正也。”当明德向善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就“目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视右视，前后皆正人”（《大戴礼记·保傅》），就能形成良善的社会风气、美好的社会政治；只要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就能形成尊道德、崇道德、守道德的社会风尚。
孔子说“为政在人”（《礼记·中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其内在的深刻意义在于君臣父子各有职责与素养的要求，贵在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他尤其强调“君”的引领作用。聚焦中国之治，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还是治理能力的落地，都为政在人，都在于承载中国气质、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奋斗者。在新时代，不仅需要新时代的经济、教育，更需要新时代的政治和国民。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包括物质性满足，还包括发挥人的理性光辉，将“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因子呈现出来、传承下去：将荣誉感激活，产生责任感；在履行责任过程中，进一步润泽荣誉感。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要解放思想，守正创新，发扬光大传统文明，把握内在精神实质，坚持传承和创新。只有打开中国文化的创新空间，才能有效完善今天的治理体系，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源源不断生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我们要让满载“荣誉与责任”的思想成为民族之学、国家之教；中国也应将这种学术思想贡献给世界，滋润和构筑新的世界精神。
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在参观武夷山朱熹园时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的文化情怀》）解放思想，就要理解中国文明的发展脉络，就要正确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远与深刻，由回望历史照亮未来发展，才能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羁绊、改变“现代化”等于“西化”的简单思维，进而认识清楚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独树一帜之处及其能够为世界文明未来开辟新路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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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哲学动态》2024年第1期
文章来源：“哲学动态杂志”微信公众号202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