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近百年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其现实境遇也发生了根本改变。
一、经学时代的终结：从经学到国学
儒学自汉代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意识形态，上自王朝政治，下至百姓日用，无不以儒家的价值理念为准绳。这种形态发展到清末，却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考据学术的衰落和经学的瓦解，使得儒学处在了破碎的状态。当时，清政府的新政诸举措、废科举和大量新式学堂的出现，在近代化过程冲击下农业村社的逐渐解体和宗族制度的趋于瓦解，特别是在西学影响下开始产生出来的新型知识阶层，这些因素使得儒学顿失其所、无处依止，在变化了的社会结构中再也找不到消除危机、走出困境的资源。
面对经学的解体和西学的攘夺之势，有限保存传统学术的努力，激发出了所谓“国学”的意识，有了与西学相对应的“国学”之观念。当时的知识人普遍抱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心态，于内“复汉排满”，于外“保国保种”，对西学则“将迎还拒”，始终处于一种十分矛盾的境地。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学大获全胜，被彻底边缘化了的中国传统学术要想在新的文化格局中和学科体制内谋得一席之地，就必须“脱胎换骨”，改变自己的身份，按照西方（现代）学术的规则和要求来重新表述，乃至“改头换面”，只有这样才能融入到现代的学术体系当中。而“国学”也渐渐地变成了“历史遗产”的代名词，成为一种“材料性”的存在，和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被整编到现代学术的阵列之中，跻身于边缘角落，成为学院内部少数人操持的艰难事业。
随着新文化运动成果的普及化，西学的冲击力变得更为强劲有力，传统学术不但完全丧失了回应的能力，而且面临着被连根拔起的灭顶之灾。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渐具规模的新学术形态（以大学为大本营）中，儒学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名词，至多不过是一些断裂的碎片，撒落在若干个学科的边缘地带，或者沉积于这些学术领域的隐层。而经学则更是成为绝响，只是短短的一二十年时间，便已恍若隔世。
二、儒学的现代化：从国学到文、史、哲
面对学科化的知识图景，传统学术的残片要想起死回生，重新恢复“在场”的身份，就必须经受学科化知识形态的洗礼，在某一领域内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在历史学中，儒学作为丰厚的文献资料被做着切割整理的工作，或做着现代的转述，成为对应与比照即在的生存境况的某种资具。“五四”时代的学术转型和学科化知识形式的确立，历史学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证化过程当中，科学的使命是由历史学来协同完成的。史学的“准科学”之身份，无疑成为传统文化最好的避风港，儒学碎片纷来凑泊。
但历史学所能提供的庇护是极为有限的，不可能满足儒学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最终要求。一个可能的转换向度就是重新回到观念史，在情形复杂而界线模糊的哲学领域为儒学找到一个栖身的空间。20世纪的新儒家主流人物都走了一条“哲学”之路，用思想提纯的方式，将儒家经典原有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尽量地撇去，有意地抛离开传统儒学的特定语境、叙事脉络和外在形式，而着力拔举儒家的精神性因素，来突显它的思想性，以展示其能够适应现时代要求的永恒价值。
传统儒学向哲学的“靠拢”，有其时代的必然性。20世纪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使得儒家思想面对现实生活欲振乏术，实际影响力日渐隐退，也逼使儒学研究走向更为观念化的创作之途，以思想的“抽离”与“提纯”作为应对现实挑战的基本方式，也必然地趋向于高度的玄思化，从而日渐远离了儒家的“草根性”，变成一种纯粹学院化的形式。作为现代学科制度体系之一的哲学，比较适宜于儒家思想形态之转变的需求，提供了容纳儒学素材的“庇护”形式和儒学家们的安身场所，故尔成为儒家诠释学尝试着延续其生命力的首选，所以当代新儒家人物多为哲学家就并非偶然。就学科形式的预期值而言，比之历史学，哲学所展开的思想诠释显然更能拓展出文化传统可以想象和发挥的空间，也更能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到某些观念的契合点，所以，蕴藏乃至培育儒家文化之新的生命力的期盼也就落在了哲学的头上。
三、儒学的复兴：从书斋走向生活
在经历了现代化过程和意识形态威权的双重打击之后，儒学的现实生命力已微乎其微，特别是在当下体制化的学术形态的强力挤压下，儒学的生存空间变得十分狭小，只能在边际化的缝隙之中游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儒学被认定是中国积贫积弱、不能实现现代化的罪魁祸首，集诸多的负面价值于一身，是落伍、保守、封闭的象征。要想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告别儒学，因为儒学与现代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
但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壁垒、社会理想的诉求和社会制度的认同逐渐被现实的民族—国家利益追寻所取代，民族主义的情绪普遍高涨。在新一轮的世界秩序重构和各自角色认定的过程中，依附于文明形态的民族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外，随着东亚现代化的成功，西方价值的中心地位遭到挑战，蕴含着优越性、先进性的“西方”观念开始动摇；而长期臣服于西方霸权的“东方”急于寻找自我伸张的方式，重新设定自己和“他者”的身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儒学复兴的话题重又浮现了出来，并且在新的身份建构之中找到了它当下的根源性。
但在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文明形态高度融合，各种文化模式也错综交汇，这就决定了任何的排他性都是不可行的。所以，今天所谓“儒学的复兴”和近代以前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它并不是要把中西文化对立起来，更不是要拿儒学作为排拒外来文化的口实。恰恰相反，儒学需要在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来吸收人类文明的各种优秀成果。同时，这样的一种儒学，并不是局限在讲堂之上的喧闹，而完全是基于现实的要求，是和时代发展与社会大众的意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儒学，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只是作为学术研究之对象的身份性，从书本走向生活，从学堂走入社会，由学者说辨于口的“材料”变成大众倏然从之的“行动”，从而成为一种有生命力的形式。在经历了近百年的典籍化、材料化的“悬置”之后，儒学渴望走出书斋，重新找到它深深扎根的土壤。
（选自《学术研究》2008年第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