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儒学能否复兴？笔者以为要具体分析，要区分是意识形态上的“儒学复兴”，还是学术流派上的“儒学复兴”。
笔者赞成这样的观点：儒学，作为一种两千多年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早已随着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而终结，已不可能复兴。道理很简单，时代变了，经济基础变了，人的思想观念必然随着改变。这一层道理，五四时期的人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有人说，历史上不是曾有宋明儒学的复兴吗，为什么今天不能有第三期的发展呢？道理同样很简单，两千余年，直至20世纪，中国始终是农业社会，孔子之道大体与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相一致。进入20世纪，更不用说21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儒家依赖的经济基础和家族制度已不复存在，要再想复兴儒学，犹如痴人说梦。袁世凱、张勋、蒋介石都主张尊孔读经，结果如何，历史早已有结论。就是竭力鼓吹“复兴儒学”的现代新儒家所在的台港地区，儒学复兴了吗？恐怕没有，在那里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思潮。在那里，儒学的复兴恐怕只仅仅限于少数人的书本上和书斋里。至于大学的课堂里，儒学有多少地位，现代新儒家们心里是清楚的，只是不好说出而已。在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执政者曾想以儒家价值观之优点去补救西方价值观之弊病，大力提倡儒学，从1984年起在中学开设儒家伦理选修课。现代新儒家们热情相助，纷纷应邀赴新加坡讲学，一度倍受鼓舞。我国某些人在访问新加坡后也颇受影响，发表感言，认为看来得儒家立国。结果如何？新加坡儒学复兴了吗？没有。1989年儒家伦理课中止。新加坡治国理念和价值观中无疑吸取了儒家的一些积极因素，但其起主导作用的显然不是儒家价值观。连台港地区和新加坡都无法复兴儒学，难道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还能复兴儒学吗？答案是不证自明的。
儒家文化远播海外，对人类文明发展有重大影响。在当代，学界普遍认为，儒家价值观对西方文化能有某种补偏救弊之功用。但儒家对西方文化能否有补偏救弊之功用是一回事，儒学能否复兴则是又一回事。在西方社会，经过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洗礼后的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在社会生活仍起着重要作用，但在意识形态上，它们不占主导地位，在调节人与人的伦理关系方面也只起辅助作用。由此可以推定，在现代社会，儒学在经过自我变革后，在处理和调整人伦关系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决无可能在意识形态上恢复昔日的独尊地位。
有人说，欧洲有“文艺复兴”，为什么中国不能有“儒学复兴”？说这样话的人不明白欧洲“文艺复兴”是怎么回事。在14—16世纪的欧洲，新兴的力量弱小的资产阶级为了同强大的占绝对统治的封建教会和神学势力相抗衡，不得不在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帜下，开展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运动。欧洲“文艺复兴”决不是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运动，而是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教会的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运动、思想解放运动。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其针对的是现代新思想、新文化，它不是引导人们向前看，而是引导人们向后看。中国有没有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呢？有的，但决不是“儒学复兴”。胡适曾说过，他本人比较喜用“中国文艺复兴”这一名词来称谓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潮》杂志的英文刊名便叫“Renaisssne”（“文艺复兴”）。以欧洲有“文艺复兴”为由而提倡“儒学复兴”，这是对“文艺复兴”的莫大误解。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儒学早已终结，为新的意识形态所代替，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作为一种学术流派的儒学，是否有复兴的可能？这可以讨论。笔者认为，经过自我变革，儒学作为一个学派有可能复兴，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而继续存在和发展。
在社会主义社会，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在内的各种宗教都存在着、发展着，都能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有益的贡献。有适应社会主义的新佛学、新道学，为什么不可以有适应社会主义的新儒学呢？当然可以有，何况儒学不是宗教，而是一个博大精深、影响久远、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做出伟大贡献的学派。
儒学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复杂的体系，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有的学者把它分为三个层面：政治意识形态；学术研究；行为方式。有的学者则把它分为政统、道统、学统三个方面或层面。笔者以为，儒学中作为应世、救世的具体主张和观念自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过时，失去其价值。但儒学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积淀、凝聚的民族智慧、美德、精神、传统却有着普遍的、永久的价值。这方面计其大者有：（一）统一团结、独立自由；（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三）厚德载物、民胞物与；（四）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五）多思审问，知行合一；（六）和而不同、执两用中；（七）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八）内省修养、止于至善；（九）公而忘私、心忧兴亡；（十）民贵君轻，以人为本；（十一）协和万邦、爱好和平；（十二）天下为公、大同理想；等等。这些思想、观念、精神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绵五千余年而不中断的最基本的民族精神，它们将随社会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至于儒学在政治、教育、道德、哲学、历史、文艺、经济等具体学术领域中的思想，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发掘和继承的珍贵品。在此仅以教育为例略加提示。孔子是我国第一位教育家，有丰富的教育思想。尔后的儒家继承了孔子办学的传统。可以说，中华民族两千余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担的，这是儒家对我们民族做出的伟大贡献。中华民族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儒家的教育思想。儒家的教育思想在总体上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但其中有些传统、经验仍值得现代教育借鉴。1964年，毛泽东在春节教育谈话中尖锐批评当时的教育界，指出现在课程太多，学生负担太重，教学方法、考试方法也不得法，“我们丢了孔夫子的主流”。他向办教育的领导提出：“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对照今天教育界的状况，我们更有理由发出：“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的呼声。
现今的时代，与五四的时代根本不同了。在那时，儒学主要是被看做民族复兴的障碍，不批孔，就不能前进。在今天，虽然儒学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矛盾的一面仍然存在，对其糟粕仍应保持清醒的认识，但已不是主要的。儒学在今天主要是被看成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用儒学的精华、优秀成果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存在两千多年，对中国历史文化做出过伟大贡献，至今仍有珍贵价值和巨大影响的儒学，决不能因社会主义而中断。
在我国，公民有信仰的自由。有人崇信孔子，并致力于从儒学中发掘积极因素来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服务，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件好事。儒学，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在经过短暂中断后有可能重新复兴。复兴后的新儒学无论在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等方面，还是在教化人的品德、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当然，它只能是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而不可能成为多元文化中的主导。
总之，应对“儒学复兴”做意识形态上与学术流派上的区分。这两者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其可能，也有其必要。
（来源：学习时报。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