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超】警惕儒学成为“不容碰撞”的意识形态

当前由应否建立国学学科引发的讨论是一个值得从多方面进行解读的文化事件。这一事件既标志着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些重要变迁态势，又影响着这一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前景。但是，从学理层面观察，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讨论取得的学术成就较小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与其社会影响恰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倒是暴露了国学研究中的诸多不足。

“一分法”抑或“二分法”？

长期以来，刘泽华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控制和运行机制是王权主义，它具备一个完整的阴阳组合结构。这一观点构成刘先生国学观的主要内容，却受到梁涛等先生的批评。梁涛认为刘先生的“阴阳组合论恰恰是‘一分法’，而不是‘二分法’，是‘只见王权，不见其他’，是把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都归于王权并予以否定，这种做法很难说是‘二分法’”。

仅从语言表述来看，刘先生的阴阳组合论有“阳”（维护君权至上的刚性原则）和“阴”（围绕君权的一些调节原则，包括一些论者所说的儒家人文主义、民本思想之类）两种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因素。刘先生在对国学持批评态度的同时并未否认“其中有精华”，为什么就成了“把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都归于王权并予以否定”呢？梁涛说“二分法”是承认传统文化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在二分的基础上可以批判传统的消极方面，也可以弘扬传统的优秀部分，刘先生无非是在批判传统消极方面、而梁涛更为重视传统的优秀方面罢了。不管是否同意刘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阴阳刚柔两个方面的划分，但刘先生采用的是“二分法”这一点应是没有疑义的，或说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刘先生所用是“一分法”的结论。

儒学的现代价值之辩

有趣的是，类似问题还存在于吴光先生对刘先生的批评中。刘先生认为国学、儒学“从总体上说，它是上个历史时期的东西。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其中固然有可取的养分，但从体系看，更多的是阻力”。他又说：“我对国学、儒学能加入现代化行列基本上持怀疑态度。我不否认其中有精华，但从体系说与现代意识是两回事，而且有历史阶段的差别。”对此，吴先生提出明确的反驳。他说：“属于‘上个历史时期的东西’就没有现代价值吗？既然没有现代价值，那又如何能构成现代化的‘阻力’呢？须知反面的‘阻力’与正面的‘推力’一样，也是其现代价值的体现啊！”

这段话中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刘先生认为儒学属于“上个历史时期的东西”，但从没说过儒学没有现代价值。即使在吴先生引用的刘先生的话中也认为儒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来说有可取的养分。如果刘先生没有否定儒学有现代价值（虽然他和吴先生对于儒学现代价值的肯定程度有很大不同），那么吴先生的反驳不但没有任何意义，而且犯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错误，即把“儒学没有现代价值”的观点强加给刘先生。第二，吴先生在此用“两头赢”的论证办法来反驳刘先生，他认为，儒学只要对现代化有阻力就证明儒学有现代价值。或者说，按吴先生的逻辑，只有证明了儒学对于现代化既没有阻力也没有推力，才能证明儒学没有现代价值。可是，在今天学界讨论儒学和现代化关系的语境下，这一问题能证明吗？这样的论辩方式又有何意义？可见，吴先生对刘先生的反驳存在基本的逻辑问题。

而从刘先生的文章中可以清晰看出，他所谓的“上一个历史时期”指的是中国传统社会（这一社会形态的名称可以有不同说法，比如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等），这完全可以从他的其他文章中得到证明。刘泽华的观点可阐释为，儒学正是具有这一社会形态赋予的本质规定因而在总体上具有前现代的特点，并因此具有对现代社会的异质性和不适应性。应该说，这是社会形态学说关于思想文化性质的基本认定。因此，刘先生理解的历史与现代的界限并不难划分：上一个历史时期是二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今天的历史时期当然就是一百余年的中国近现代。正是因为没有理清刘先生的基本观点，吴先生把“所有历史的东西都没有现代价值了”归为刘先生的观点，更用不恰当的归谬法推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卢梭人民主权论、洛克自由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都没有现代价值”的荒唐结论。

笔者认为，在史实的层面上，刘先生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文化把握的宏观框架基本可以成立（虽然对此框架还可有其他视角上的解读）。本文在此强调的是，我们完全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但我们的批评必须建立在准确把握对方思想、严格按照逻辑论述的基础上，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无论批评的对象是对是错，批评都是成立不了的。

狭隘的儒学复兴不可取

除梁、吴二先生，最近批评刘先生国学观的还有韩星先生等人。这些批评者的批评用语可以说比较激烈和严厉。韩星认为刘先生“先入的理论预设在作怪，甚至有可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和基本思想缺乏深刻的体悟与全面的把握，以致形成了以偏概全的王权主义的覆盖”。（韩星《对于刘泽华〈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２１日）因篇幅所限，在此不展开与韩先生的讨论。

笔者赞成梁涛的一个观点，对待国学的立场、态度、方法是关涉到国学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目前的国学讨论确实到了必须在立场、态度层面上探讨问题才可能解决某些重大分歧的时候。就我国学术界来说，目前大部分人对待国学都坚持辩证的“二分法”，这是一个共识性的基本立场。基于这一立场，大部分人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但是，再进一步，学者们对其中精华和糟粕所占比例、包含内容的判断不同，因而形成“基本肯定/基本否定”或“肯定较多/否定较多”两种态度。显而易见，梁、吴、韩属前一种态度，刘先生（还有张分田先生、李宪堂先生）属于后一种态度。也正因此，梁、吴批评刘（张）先生未坚持辩证的“二分法”显然没有“打到痛处”——因为辩证的“二分法”是大家都承认的立场前提。实际上，批评的正确进路应该是在史实层面上对传统文化精华和糟粕的把握和测度上，用实证研究和测度来反驳刘先生的实证研究和测度。

与此相关还有一个更为值得重视的问题，当前学术界肯定国学、赞赏国学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其中涌现出一种不容忽视的狭隘儒学复兴思潮。其基本特点有二：一是倾向于将国学和儒学等量齐观。或者说得更明确一些，将儒学国学化和将国学儒学化，对国学中其他内容视而不见或“缩微化”。二是将儒学视为“不容一丝碰撞”的意识形态。如果有人对于儒学有些批评或意见分歧，便通过多渠道、运用多种方式进行“攻伐”。一些“攻伐”的言辞相当过激甚至无理，这清晰展示出一些非理性情绪。值得注意的是，这股思潮还具有明确的现实抱负和实现这一抱负的行动设计。实际上，刘先生关于国学的思考主要针对的就是当前这股狭隘的儒学复兴思潮，而梁、吴、韩等先生对刘先生的批评就具有这种思潮的一些色彩。可以说，只有看清了这股狭隘儒学复兴思潮的存在，才能更好地理解当前这场争论的意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