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贝尔特 朱红文译】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哲学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对社会科学有着一种重要的影响。我们只需提及G. H. 米德在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理论领域中的遗产,约翰·杜威在教育理论上的影响,詹姆斯在心理学上的影响,以及皮尔士在当代批判理论中的作用。这仅仅是几个例子,但是,社会科学界对实用主义,尤其是理查德·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就整体而言,理查德·罗蒂的影响主要是在文学理论和政治哲学方面。罗蒂的研究之所以不被社会科学家所采纳的理由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但是,本文主要的目的是探索罗蒂的研究对社会科学,尤其是对社会科学哲学的相关性和重要性。本文从两方面加以论述,首先,我们探索罗蒂对社会科学的哲学和方法论的清晰的反思及其对这一特殊的学科领域的影响。其次,我们对罗蒂的观点的长处和弱点加以评价。虽然我们批评了罗蒂的一些观点,但是,我们认为他的研究为有发展前景的、非表述性的社会科学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罗蒂的社会科学哲学

在《哲学与自然之镜》(英文缩写字母为PMN,以下凡引罗蒂的文献,只注其标题的英文缩写字母,缩写方式见文末参考文献) (1980)中,罗蒂质疑构成认识论之基础的假设,即,对某一具体研究对象的所有贡献都是“可以公度的”。假定可公度性就是认为能够发现一套容许我们在相互冲突的知识主张之间作出判断的规则,认识论者当然可能因为他们强调的基础不同而有所区别。笛卡儿主义者可能认为这种基础存在于心灵之中,那些追随康德的人会把这种基础放在形式之中,而分析哲学家则可能瞄准语言。与此相反,解释学提倡对话,把对话看作是不同看法之间的一种交流。与认识论一样,解释学也希望达成思想的一致,但是,它不假定存在着先于对话的基础。传统的观点认为认识论和解释学涉及的是文化的不同方面:认识论为文化中的重要的、客观的方面提供坚实的基础,而解释学处理的则是其次要的、“非认知的”部分。依据这种观点,认识论和解释学似乎把文化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方面:认识论就是要发现“自然”科学成功的密钥,而解释学的兴趣在于促进构成人文学科的诗情、修辞和想象。罗蒂的观点是,在哲学的类型和研究的领域之间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某些时候,解释学完全可以应用于自然科学,而认识论也可以应用于诗歌写作。这完全取决于话语是正常的还是“反常的”。所谓正常的话语,是指在其中就如何裁定冲突的主张来说存在着一种一致的意见,而在反常的话语所支配的时期内,这种一致是完全不存在的。当我们遭遇后面这种情形时,解释学是我们达成一致意见的最好的希望。而在前面那种情形之下,答案则是认识论(Rorty, PMN: 315 - 22) 。

从上面所介绍的情况来看,不奇怪,罗蒂对揭示科学的“可靠方法”的那些企图表示怀疑,更不用提“那种达到事物本质的真理的可靠方法”。这不是说他不赞成对科学持一种实验的、易错的态度。他对此是表示赞同的,但是,他觉得不可能鉴别和确定代表(或最正确地对待)这种态度的那种方法(Rorty, PP1: 64 - 6) 。采取一种实验的、易错的态度,不是认为当要决定如何描述世界时,经验的证据或“硬的事实”会提供最后的答案。从奎因(Quine)和普特兰( Putnam) (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库恩)那里,罗蒂了解到新的证据与现存的信念之网是融为一体的。当然,新的证据可能最终导致调整这些信念之网,罗蒂实际上是建议研究者根据所需要的新的信念来重新编织信念之网(Rorty, pp1: 66 - 8) 。但是,根据罗蒂所提倡的整体主义形态的实用主义,关键之处是,新的证据并不是简单地施加影响于研究者;有关这些新证据的解释往往是依据已有的理解来作出的。也应该注意到,罗蒂坚持他的谨慎的方针(它对于认识是否需要依据新的洞见来作出概念的调整是有用的)并不是对“一种可靠的方法”的另一种呼吁。

在执行他的反对可靠方法的神话的过程中,罗蒂在托马斯·库恩的著作中找到了灵感。罗蒂对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直赞不绝口。他认为库恩不只是一个科学史家,也是一个哲学家,这主要是因为库恩设法让我们以一种新颖的方式来思考科学和科学活动。依据库恩的新的观点,自然科学家并不拥有接近现实或真理的特权(Rorty, PSH: 175 - 8) 。这样,逻辑和修辞之间的柏拉图式的区分被削弱了,因为科学革命并不遵循某些中性的、普遍的运算法则;随着每一次革命,相关性和真理性的标准也将被调整。不过,罗蒂并不是无限制地钦慕库恩,他花了一些时间评价库恩的批评者的正确性。他得出来的是一个平平稳稳的结论。一方面,罗蒂认为,库恩与其批评者之间的争论的核心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之上,即,科学中论辩的形式是否与有关“实践的”或“审美的”问题的争论方式不同。他指出,库恩的论述意味着并不存在这种区别,罗蒂自己也这么认为(Rorty, PMN: 322- 33) 。另一方面,与库恩的批评者一样,罗蒂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更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段落“保持距离”,在那些段落中,科学家被描绘为在科学革命之后就以不同的方式来认识世界。这是不幸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绝大多数评论者都没有意识到那本书的总的论点的重要性(Rorty, PMN: 324 - 6)。

库恩的著作本身就导致一种范式的转变;它使某些问题成为多余。我们不再痴迷于像“哪种方法更符合科学的本质?”这样的问题,或者稍微有些变化的问题,如“我们怎样才能把社会科学置于一种科学的基础上?”一些人试图回答第一个问题,认为科学可以使我们作出准确的预见,的确,我们现在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命名“科学”的。但是,我们不要把它目前的意义与某些假定的本质混为一谈。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作出成功的预见的能力已经成为裁定科学研究的更重要的标准(Rorty, PSH:178 - 80) 。对同一个问题的稍微更有说服力但仍然有缺陷的答案:把科学活动与其他活动区别开来的是,在科学的活动中有关知识的主张依赖于非强制性的探索者对谁取得了成功谁失败了这个问题上的一致的意见。不过,库恩说明,有关成功研究的标准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有时并不存在一个清晰而单一的标准。我们也知道,成功标准的数目越多,那么,有关什么是重要的标准的清晰性就越低,有关什么算是成功的意见的一致性也就越低。解决的方案在于重新界定我们的文化。这不是依据客观的自然科学与有缺陷的人文科学之间的等级来安排文化,而是强调依据从非一致到一致的幅度来描述文化。自然科学通常处在这一幅度表中的一致性的一侧,但是,在革命时期它们转向另一侧。不是任何学科都能始终被归类为一致的或非一致的:与今天比较, 17世纪的哲学和物理学非常缺乏一致性,而同时期的文学批评则恰恰是另一种情形(Rorty, PSH: 178 - 81)。

罗蒂对库恩的解读对社会科学有着重要的影响。自从启蒙运动以来,尤其是自康德以来,自然科学的实践被认为是获取可靠的知识的一种模式,是应该由我们文化的其余部分加以效仿的对象(Rorty, PMN: 322 - 3) 。从J. S. 穆勒到波普,科学哲学家都试图揭示自然科学成功的关键:构成科学活动之基础,并把自然科学与其他知识获取形式区分开来,以及确保科学不断进步的方法。他们要求社会科学遵循使得自然科学取得如此重要进展的相同的方法论方针,或者,如果在社会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本体论,那么,社会科学则遵循仍然要确保取得同样是“客观的”知识的不同的方法论方针。如果罗蒂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在自然科学中不存在中性的运算法则,那么,在社会科学中追逐一种相似的理想看起来是一种拙劣的想法。如果罗蒂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库恩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不存在构成所有成功的科学活动之基础,并把它们与其他相对来说不重要的活动区别开来的单一的、统一的方法,那么,社会科学家是否使用“正确的”方法以及是否足够科学这样的问题,就不那么紧迫了。罗蒂自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使用“库恩化”的概念来指这样一个过程,即,人们逐渐接受并不存在任何走向成功的单一方法,以及判断好的研究的标准是随时间而变化的观念。这在社会科学中,也正像在哲学中一样,已经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Rorty, PSH: 180 - 2) 。

罗蒂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方法论之争(Methodenstreit) ,讨论那场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路径之间的斗争。罗蒂对那场发生在19世纪末期的辩论的重构,与一直以来所呈现的状况是很接近的。首先,有那样一些人,他们认为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应该模仿自然科学。这实际上意味着支持价值中性的口令: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价值观念不应该干预他们的研究。因此,他们应当把目标确定为完全以叙述性的术语来描述社会,这样,才能推论出预见性的概括。其次,有那样一些人,他们认为社会的性质不同于自然,由于这种差异,精神科学( Geisteswissenschaften) 需要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所采纳的方法。社会的本体论特征要求采用“解释性的”( hermeneutic)方法,这种方法并不要求做到价值中性。近些年来,依据“说明”与“理解”的术语来重新表述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路径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是,在罗蒂看来,两种方法和路径之间的关系虽有改善,但是,这种改善的作用并不大。它们之间仍然会在正确方法的选择上进行你来我往的辩论(Rorty, CP:195 - 6) 。

这就是罗蒂不同意论辩双方的地方。在他看来,双方对论辩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因为实际上论辩与方法无关。关于方法的论辩,可能需要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这是论辩中所不曾有的。如果认为关于社会的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解读”有着同一目标,那可能是荒谬的;它们明显干着不同的事情。到底哪一种立场和路径更可取,这取决于我们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如果我们的目标是预见和控制,那么,自然主义的方法是可行的;如果我们想把人作为伦理的个体来对待,那么,的确,我们所要求的可能就是反自然主义的方法(Rorty, CP: 196 - 7) 。两种路径,自然主义的与反自然主义的,都犯了同一个错误:完成一个目标就可以进一步完成另一个目标。自然主义者认为,预见和控制有助于做出伦理判断;而反自然主义者则相信以一种道德和恰当的方式对待人,有助于操纵和预见。按照罗蒂的观点,双方都是错误的。这两种需要之间并无内在的联系,一个并不包含通向另一个的密码,所以,在没有具体说明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的条件下,辩论到底是说明的方法还是预见的方法更合适,这是愚蠢的(Rorty, CP: 197 - 8; PP1: 78 - 92) 。

有些作者提倡一种由解释学所激发的社会科学,强调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本体论差异。他们认为,社会领域受意义的支配,而自然则不存在这种情况,这些本体论的差异是非常明显而巨大的,因此,它们在方法论上也有着清晰的区别。罗蒂反对这种推理方式。他的论证的要点是,不可能发明一种只适用于社会而不能被同时有效地用于处理自然界的词汇,解释性的方法一直被成功地使用在自然科学中(Rorty, CP: 198 - 20) 。举例来说,虽然可以像解释学所做的那样令人信服地说,我们是通过考察它们与其他人或人工制品的关系来了解人或文化信息的,但是,似乎同样可以说我们是通过研究与其他化石之间的关系来认识某一令人困惑的化石的。在古生物学这门学科成为“正常化的”学科之前,它所使用的正是这种解释性的方法。在过去,自然科学的研究者经常依赖于“解释性的”方法,借助于这种方法和专业语汇,把新的对象与更熟悉的对象联系起来,从而使新的对象成为可以理解的。只是在后来,当某门学科进入常规科学的状态的时候,自然科学家才放弃这些强调整体分析的解释性的方法。解释学的假定,即,某人自己的语汇最适合于理解他或她自己是什么样子,这是一种广泛流行的谬论的另一个版本,即,科学所采纳的语汇应当与宇宙使用来说明自身的语汇相同。与查尔斯·泰罗(Charles Taylor)以及其他的解释学著作者不同,我们不得不承认,人们的解释可能是如此之荒谬,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许必须被解雇。这不是说询问人们行动的动机是不明智的。我们应该询问他们,这不是去发现某些“真实的意义”,而只是因为人们可能提供一种合适的语汇,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与我们自己设计一种语汇相比,询问他们可能会节省时间(Rorty, CP: 200 - 3) 。

罗蒂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持强烈批判的立场,这在最近的两个出版物中表现尤其明显(Rorty, PP3: 228- 46; PSH: 201 - 9) 。罗蒂认识到马克思激发了许多重要的政治运动,而这些运动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但是,他对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第一个批评依赖于实用主义的历史观。他悲叹马克思主义体现在19世纪的时代精神( Zeigeist)之中,尤其是其揭示社会进化的铁的规律的努力及其准宗教的信念,即,有关历史形态的知识将赋予人们以预见历史的能力。罗蒂对以下这种观点持高度批判的态度,即,过去把握着通向一种更好的未来的神秘之钥,历史的规律正像它们在过去已经发挥的作用一样永远有效。在这一语境中,罗蒂明显受到了实用主义历史观的影响,这种历史观是与G. .H. 米德所说的“无法改变未来的偶然性”的观点相伴随的。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杜威和米德提出了他们的实用主义的历史概念,这种观点与关于历史的任何来世论的观点是正相反对的。实用主义的历史观包含“突现的未来”和“新颖性”的概念,这意味着它反对黑格尔式的“世界历史”的企图。同样,罗蒂感到从这些包揽一切的历史理论那里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罗蒂的第二个批评虽然与实用主义的世界观仍然是一致的,但是,似乎受惠于波普和福山( Fukuyama) 。关于克思主义的这一批判主要集中于其经验的驳斥上;它有哲学的和实践的成分。哲学的成分表现为,罗蒂对马克思的预言的不可反驳的性质感到很恐惧。同波普一样,罗蒂确信一种似乎包揽一切的理论最终无法作出适当的说明。但是,罗蒂更关注实践的维度。漠视经验的观察可能是不负责任的,在实践上,马克思主义导致产生各种各样令人不愉快的政权制度。像波普和柏林(以及,当然,也像杜威)一样,罗蒂相信这些极权主义的国家不能被作为仅仅是失常的、不幸的历史灾难来打发,而是表明理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福山正确地指出,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以下这种信念的彻底破灭,即,一种中央计划的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设想的(至少在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中) ,是一种可行的模式。当然,实用主义并不需要精心打造理论的构架来抵制马克思主义。历史已经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效,这是放弃它们的一个充足的理由(Rorty, PP3: 228 - 43) 。

罗蒂并没有说《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论著是陈旧的文献,能够抛弃不管。我们仍然应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我们完全应该这么做。我们仍然应该给我们的学生讲马克思;因为在他的著作中有许多真知灼见。他非常敏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可能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和异化。他说明了宗教以及其他意识形态是如何成功地设法掩盖当代社会大量的不平等现象,并因此企图把不合理的东西证明是正当的。他的著作引导人们行动和追求不同的值得追求的目标,而这种追求使得社会中的更平等和正义的事物得以产生。因此,马克思在当代知识分子中是一位关键的人物,他的著作,尽管有各种误用,但是,已经帮助我们朝着更好的目标来塑造社会(Rorty, PSH: 201 - 7) 。因此,问题不是是否去读他的著作,而是怎样去读他的著作,尤其是如何根据我们今天的经验来读这些著作。要追问的不是真的马克思是谁,而是哪个马克思与今天有关。罗蒂提出了两个建议。第一,我们不应该把《共产党宣言》看作是对历史过程的一种忠实的描述,而是应该看作对走向一个更人道的社会这种希望的一种庄重的表达。不要把马克思作为据称已经发现了打开通向我们的历史和命运之钥的人物来对待,而是要从他的著作中析取乌托邦的因素和博爱。第二,罗蒂描述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伴随着这样一种趋向,即,把过去和未来作为非连续的东西来对待——设想既不是现在的,也不是一直存在着的东西。关于现代性的这种观点,的确是美国实用主义中的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个主题在米德的《19 世纪的思想运动》和《关于现在的哲学》中得到了清晰的阐述。罗蒂指出,从这一视角看,《共产党宣言》有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代表着这种新的希望哲学。它是以下这种认识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未来没有被终结,而是由人们来塑造的,人们不能逃避把未来塑造得比过去更为公正和平等的责任。另一方面,这本书也包含某些过时的有关历史的观念,似乎未来在某些方面是由过去所决定的,似乎人们的能动作用相对于历史的铁律来说是毫无意义的(Rorty,PP3: 239 - 43; PSH: 208 - 9) 。

罗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与他所持有的“美国左派”的可行的议程表是一致的。罗蒂认为,美国左派在20世纪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改革主义的左派”,从60年代以后是“新左派”。前一个范畴是指像约翰·杜威之类的开明的自由主义者,而后一个范畴是指像C. 赖特·米尔斯和克里斯托弗·拉希之类的由马克思主义所激发的知识分子(Rorty, AC: 1 - 72) 。就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保留态度而言,毫不足怪他对改革主义的左派抱同情的态度。在罗蒂看来,杜威以及这一派别的其他代表人物表现出宽容,赞成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而新左派的绝大多数成员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和教条主义的。新左派无视前辈所创造的丰富的政治和知识成果,因而他们不承认美国文化中的激进的潜(Rorty, PP1: 76 - 7) 。取而代之,他们提倡一种自暴自弃的文化和“机械的自由主义”:美国被刻画为全世界不公正和不平等的根源。罗蒂竭力想表现得不低估新左派的成就。他估计,如果不是新左派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如果不是人们的示威和集会表示抗议和反对,越南战争可能会拉得长得多(Rorty,AC: 65 - 8) 。新左派还有许多其他的成就。但是,相对于美国的由“杜威式的、实用主义的参与性的左派”所构成的传统来说,新左派的失败是很明显的,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它永远不能吸引更广泛的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因此,也完全不足奇怪新左派在“文化左派”那里达到顶点,这种思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奇怪的混合,渗透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系之中。文化左派的成员利用了许多法国理论家,尤其是雅克·德里达和米歇尔·福科的研究,把他们自己看作一种新的进步力量,看作一次即将来临的政治文化革命的先锋。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产生政治上的振动,绝大多数左派文学和文化批评家仅仅充当看客而已。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全无任何社会或政治意义的完全是自我指涉的话语。他们的著作的抽象程度达到了荒谬的程度,在一个狭小的学术圈子里有意义,根本上没有政治远见,没有希望(Rorty,AC: 75 - 107) 。因此,罗蒂对文化左派比对新左派更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

二、批评

要不对罗蒂清晰地表达在《成就我们的国家》以及相关著作中的社会和政治观点表示同情是很困难的。谁会拒绝罗蒂的这样的理想,即,一个“协作性的联邦……保证个人自由,以及机会平等”(Rorty, AC: 8)又有谁会拒绝他的“抵抗可避免的悲剧”的恳求(Rorty, PP3: 229) ? 不过,

即使对那些同情新实用主义哲学的人来说,稍微仔细一点的考察就会发现他的观点是有欠缺的。惠特曼(Whitman)关于美国社会的浪漫主义想象其模糊出人意料,杜威的这种纲领也不是特别清晰的,而罗蒂似乎也没有给这些模糊的政治议程带来多少变化。罗蒂没有具体说明这些实用主义的思想怎样为关于社会的批判解释提供基础,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实用主义的议程,而忽略J. S. 穆勒以及其他进步的自由主义者的老于世故的理论。罗蒂没有说清楚对美国人来说,一种进步的议程为什么要浸淫在美国的思想传统之中,为什么这种议程需要展现一种自觉爱国的态度。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的世界中,要形成一种进步的政治纲领,如果仅仅局限在狭隘的民族议程之内,那似乎是不合时宜的。罗蒂可能是正确的,我们需要对我们自己感到自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积极而有建设性的政治行动者,强调对一种集体性实体的忠诚是达到个人自尊的必要条件,这也同样可能是合理的。但是,为什么这种实体应当是一个国家这仍然是不清楚的(尤其是一个国家的公民的祖先来源于许多其他国家,并对他们自己的国家仍然感到骄傲) 。

同样成问题的是他的这种观点,即,新左派在青睐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上犯了致命的错误。新左派的某些部分轻率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极权主义的、非民主的特征,但是,仅仅是少数人这样,就整体而言,新左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痴迷在知识上有合理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提出了敏锐的经济和社会学的分析,这是实用主义对时代的任何贡献都无法相比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为政治行动所提供的知识结构和激发力量也是很关键的。的确,没有杜威和G. H. 米德的贡献,哲学、教育科学、社会心理学和微观社会学的状态可能要落后得多,但是,他们对现代社会运动方式的理论洞察都无法去与马克思的贡献相比。与心理分析相结合,新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想象力的和敏锐的分析,这可以在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埃里希·弗罗姆的研究中可以零零星星地看到。他们的著作曾经给政治行动提供了能量。他们的思想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新颖性和说服力,但是,这应该不会贬损它们的价值。罗蒂认为,只有当一种新的元叙事出现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词汇才有可能被一种包含如“贪婪”、“自私”和“憎恨”这一类概念的非理论词汇所取代(Rorty, PP3: 234 - 5) ,但是,很难看出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收获。罗蒂关于马克思的知识是有限的,他自己在《哲学与社会希望》一书中承认这一点(Rorty, PSH: 210 -11) 。罗蒂把马克思的思想仅仅简化为纲要性的和预言性的《共产党宣言》,他的文章“失败的预言,美丽的希望”就是这种令人遗憾的倾向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同卡尔·波普一样,罗蒂把马克思的思想简化为历史主义与极权主义的一种令人恐怖的结盟。也与卡尔·波普一样,他低估马克思主义的深邃与广度,没有恰当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给分析社会并最终改变社会提供了一个多么有效的框架。至少波普是在一种引起强烈争论的背景下写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小册子的。而罗蒂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气候中写这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论性文章的,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胜利,这就使得他的阅读缺乏敏锐变得更令人吃惊了。

尽管有这些缺陷,但是,罗蒂的哲学应该说有更多积极的方面。如果做某些修正,他的新实用主义的洞见能够为社会科学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首先,他的新实用主义有助于说明“方法论自然主义”的局限性。说到方法论的自然主义,我们是指科学哲学的一种特殊路径,它探索构成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者之基础的方法论原理(或“发现的逻辑”) 。方法论自然主义是很不同的许多社会科学哲学所共享的一个概念,这种种哲学包括迪尔凯姆的“科学理性主义”和波普的证伪主义,以及更新的批判实在论的浪潮。方法论自然主义者致力于揭示这种统一的方法论,并把它应用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他们可能会试图通过推理来发现科学探索的本质,并且认为正是这一本质使得科学探索不同于、并优于其他研究形式;他们也会试图通过研究自然科学的历史来推导科学家所采纳并曾经使他们获得成功的方法。或者,他们也会把两种策略结合起来,强调科学的本质体现在自然科学的实践中。不过,如果我们看到历史上不断出现的相反的证据,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那种所谓确保科学获得成功的不变的方法论方针似乎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了。实用主义者,如罗蒂,认为不存在“据以形成进行理论选择的法则的非历史性元语汇”( Rorty, PP1:48) ,这也许是对的,因为发现这种元语汇的任何尝试至今都显然是不成功的(Rorty, PP1: 67 - 9; PSH: 175 -89) 。如果我们注意到方法论自然主义者步履蹒跚,踉踉跄跄,虚弱得注定要倒下去,那么,不能取得成功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这种指导方针太严格,那么,危险仍然存在,因为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科学活动,它们被证明是成功的,但是却背离这些规范。而如果这些方针太模糊,那么,又难以评估这些方针到底是否能有它们所声称的那种积极的效果。逻辑实证主义的方针是前一种情形的例子,而批判实在论的处方则属于后面的情形。更重要的是,不只是说有一种同样的规则构成范围广泛的众多学科的基础这一点是可疑的(比如说,古生物学和天体物理学有那种共同的东西吗?) ,同一种方法在不同的时间点上也可能有不同的结果。没有理由认为迄今为止在某一具体领域一直成功的某种做法将来仍然是成功的。同样,迄今为止被证明取得了某些经验上的成功的某种方法论策略,为什么就有理由被推荐用于未来,这仍然是不清楚的。这似乎是把被认为是理想的东西与一直是成功的东西混为一谈。没有任何依据认为不存在其他更令人满意的策略。

其次,实用主义认为知识是一种行动方式,像其他行动一样,这种行动给世界带来变革,这一观点有重要的价值。詹姆斯正确地界定“实用主义的方法……是现存的实在可能借以得到改变的诸多路径的一种指示”( 1907:45)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实用主义的视角特别重视可能构成社会研究之基础的认知旨趣的多样性。它认为方法论的策略至少部分地依赖于研究的目标,研究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指导着研究,这种观点类似于尼采拒绝接受所谓独立于利益和需要的真理概念(Rorty, PP2: 1 - 6) 。如果我们把实用主义的立场与另一种观点放在一起来比较,那么,就能更加明了实用主义立场的特点,这另一种观点目前被说成是取代方法论自然主义的一种选择。受解释学的哲学方案、社会现象学或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有些社会科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关于社会的本体论(及其与自然领域的不同)使得一种不同的解释性的方法成为必要(例如, Giddens, 1976, 1984) 。在这些社会科学家看来,与自然领域不同,社会是由不同层面的符号所构成的一种复合体,要拆开这些符号,研究者就有必要熟悉社会实践所参与的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和语义场。获得这种亲近的关系,就是去得到构成这些游戏或语义场的社会规则和假定的知识。这些作者设想社会研究的目标就是使用允许对社会实在进行尽可能精确刻画的概念,而解释性的方法被认为对社会绘图法的精巧技术来说是根本性的。我们可以暂且不管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主张是否如这些社会学家所强调的那样包含在他们从中获得灵感的哲学中,或者与这种哲学一致。我们这里想要指出的是,从新实用主义的视角来看,这些反自然主义者犯了“本体论的错误”,即,他们有一个错误的假定:只要有了本体论就足以解决方法论的争端。从新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本体论的断言从来都不够,因为方法论的选择至少部分地依赖于到底要实现什么。认为社会有着某种固有的东西,这种东西使得某种单一的探索方法成为必要,这样一种观点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这就等于说是做出这样一个荒谬的断言:某一单一的方法能够满足于所有认识的旨趣(参见Baert, 2002) 。

当然,这不是说一种方法论路径的选择可以完全被简化为认识旨趣的问题。罗蒂似乎就犯有这种“工具主义的错误”,他认为方法论的问题不能建立在本体论的基础之上(Rorty, CP: 191 - 210) 。在罗蒂看来,不同的独立的领域之间存在着区别,这样,某一具体的方法就只能用于完成一个特定领域而不是其他领域中的目标。同时,某一具体研究对象的性质使得有些目标不能达到,这也不是不可能的。简而言之,就方法论依赖于我们的目标而言,方法论的确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但是,它仍然是一种有限定的选择,因为有关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本体论局限着能够实现什么以及如何去完成。举例来说,化石的领域,虽然(如前所述)允许使用解释性的方法,但是,这也与社会世界中使用这种方法有明显的不同。罗蒂去证明相反情形的企图是误导性的,这种做法依赖于一个关于解释性方法的弹性的概念。他把解释性方法界定为一种整体论的概念,借助这种方法,我们是把新的对象与其他更熟悉的对象联系起来,从而达到对新的对象作出理解的(Rorty, CP: 198ff) ,但是,这很明显是一个很模糊的描述,它至少同样适合于结构主义。举例来说,虽然也可以把韦伯的解释性理解的概念简单地描述为组成“意义之网”,但是,这种描述实际上是不准确的。韦伯是通过把目标和理性归结于人们的行动来建立具体的概念之网的,希望说明人们为什么做他们所做的事情。在古生物学领域不可能达到这种目标,简单的理由是化石不会像人们那样给他们的环境赋予某种意义。就罗蒂对解释学的反对来说,他当然是对的,行动过程中的有关的人的解释相对于社会科学家的解释来说,并不具有认识论的优先性,但是,泰勒以及解释学的作者正确地回答,他们从来没有这么说过。泰勒对此作了权威性的表述,他写道:“我们在这里探讨的不是主观的意义,而是主体间性的意义。主观的意义能够归入行为主义的政治科学的范畴表之中。主体间性的意义不只是说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在他们的头脑中都有或绝大多数都有某种给定的思想,赞成某一套给定的目标。隐含在这些实践中的意义和规范不只是存在于行动者的心灵之中,而是外在地存在于这些实践自身之中。这些实践不能被看作是一种个体的行动,它们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模式,相互关系的模式。”(1977: 119) 所以,说泰勒把个体的活动的意义看作与有关这些活动的描述是一样的,这是错误的。

第三,也是最后的一个要点。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自然主义者和反自然主义者有着很多共同的东西,因为他们都把指导社会研究的目标过多的现象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或者完全忘记了这个现象的存在。自然主义者认为,合理的社会研究其目标在于说明和尽可能预见外部世界,而上面所讨论的反自然主义者则假定社会探索的目标在于尽可能准确和完全地对社会作出镜式的反映。两者都没有认真考虑可能构成社会研究之基础的其他认识旨趣,尤其是,两者都忽视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自我认识是研究社会领域的一个合理的目标。自我认识这个概念,我们是指这样一个过程,正是通过这个过程,研究本身进入到不同的生活形式之中,而不只是直接提供通向外部世界的路径。这个过程被看作是重新连接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一种机会。谈到这个概念时,我们心目中所想到的接近于汉斯- Georg·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意识的概念,这是他的解释学事业的中心概念,其特征是它的兴趣不是在历史本身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过去”如何使某人不同地表达其自身。正如罗蒂把后分,析哲学理解为教化性的,指向于教化,这种自我指涉的知识形式可能使人们能够思考他们的文化中以前没有加以质疑的东西,挑战有关这种东西的根深蒂固的信念,以及构想不同于现存着的东西的社会和政治理想。虽然伽达默尔和罗蒂两人都主要把自我认识看作是一个哲学的概念,但是,它已经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中,从文化人类学中的批判转向到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的系谱学,显示出是一种富有成果的方法论策略。

自我指涉的知识概念与《造就我们的国家》以及《哲学与社会希望》中的一些说法是非常一致的。这两本书主要是为了分析人文科学的现状,在其中,罗蒂揭露了通常在“理论”或“批判理论”的名目下所从事的没有实际意义和不断重复的学术的弊端。这些反思不只是与文学系有关,因为“理论”也在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以相似的方式被使用和误用。研究基金的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构成罗蒂所说的问题的部分原因,因为在这种制度中,研究者从一开始就被要求提交一个被认为“指导”该研究的理论框架。所谓“指导”很不幸经常意味着一种片面看待事物的方式,以这种方式理解社会,这样就强化了推动着该研究的那种假设。研究者被鼓励去使用与著名理论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公认的框架。无论理论是拉康的(Lacanian)或者是由安东尼·吉登斯所激发的,无论研究的对象是当代法国的电影院还是逐渐缩小的福利国家,没有说出来的假定是:一项研究的成功与已经表明可以应用的框架毋庸置疑是一致的。人文科学中的研究应该促进我们的想象能力,开辟新的未来,然而,这种“由理论所激发的研究”所发挥的作用正好相反:它无视新的经验。不管这种研究表现得是多么伤风败俗或者是多么先锋、前卫,它最终在知识上是完全保守的,这种研究本身不是去学习某些新的东西,而是强化那种先入之见。

罗蒂是对的,他相信,打破僵局的一条可能的道路存在于实用主义之中,但是,说这种方案意味着完全摒弃理论则很明显是错误的(Rorty, AC: 91) 。即使我们真的要摒弃理论,也可能做不到,因为正如罗蒂等实用主义者所指出的,我们的假设是任何知识的先决条件。因此,比较好的是意识到我们所使用的是什么理论,而不是否定不能被否定的东西:那种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对我来说,一致而连贯的实用主义的答案最好地体现在如下这种观点之中:研究者的天职是尽可能保持心灵的开放,这样,他们的假设和期望才能受到他们所从事的研究的影响。因此,成功不再是由一种理论被表明“适合”资料的程度、不同的理论成分被表明会如何容易组合到具体的经验中去的程度来测量的。取而代之的是,成功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作出格式塔转换的能力,这种能力应当被看作是成功的一个标志。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尼采在说明他提出研究历史的系谱学方法背后的基本原理时就已经提出过这一伽达默尔式的观点。尼采问他那个时候的历史学家,如果所收集到的资料怎么都不会影响现在,如果它们不能给我们以任何鼓舞,那么,我们从早到晚钻在故纸堆里有什么意义呢? 可以想象罗蒂自己对一种对话性和教化性哲学的要求(Rorty, PMN: 357 - 94) ,系谱学面对过去是为了帮助创造一个距离来正视我们现在的假设,是为了帮助人们构想不同于目前的状况的未来。福柯恰当地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关于现在的历史学”,之所以要面对不熟悉的过去是要开拓一条进入熟悉的现在的通路, 或者是为了改变所熟悉的现在(Baert, PP2:173) 。罗蒂批评福柯是“从与当代社会的问题有许多光年的距离的观点”来写作的,罗蒂实际上没有认识到关于现在的历史与杜威的观点之间的一致性,杜威认为语言和知识,而不是表述的行为,允许人们增加人类可能性的范围。系谱性历史学与罗蒂的格言是完全一致的,这个格言是:关于研究的反表述主义的观点应该“积极面对其他现实的和可能的文化,让这种开放性成为其自我形象的核心”(Rorty, PP1: 2) 。依靠关于现在的历史来帮助人们审视自身,准确地说就是要实现这样一种杜威式的理想:扩展人们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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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一期。录入编辑：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