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维多里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和R.皮珀尔出版社出版的《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书信往来》[1](P299)属于一份重要文献，它洞察了这个世纪两位思想家的哲学关系史，并且通过这一历史透视了这个时代的某些问题。最初我曾按照汉斯·萨尼尔（系雅斯贝尔斯—书信编者）的意见在前面标上了《相遇与疏远》这一标题。后来，我为自己辩解，这样一来读者的目光会凝神专注于个人关系，尽管这种关系的意义更多地关乎对哲学工作的观察。
遗憾的是，值海德格尔访问海德堡之际，他同雅斯贝尔斯所进行的内容丰富的会谈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由于健康原因，雅斯贝尔斯很少旅行。但是，1920年4月第一次在弗莱堡会面，当时卡尔·雅斯贝尔斯携同妻子格尔特鲁德来弗莱堡祝贺胡塞尔61岁生日。随后雅斯贝尔斯访问了海德格尔，在《哲学自传》[2](P93)中，他写道：“我访问了他，在他的僻静的小室里，单独地跟他坐在一起……，目睹了他的工作的强度，对他谈话的强健、简洁方式有了好感。”
同月，海德格尔来访海德堡。他于
这一新苏醒也许就是书信往来第一阶段的主题。时年雅斯贝尔斯37岁，任海德堡大学副教授，海德格尔31岁，任弗莱堡大学编外讲师。
关于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的心理学》[3]，海德格尔写了一篇详尽的评论（曾由哥廷根学者鉴定过），但直到1973年才发表，分别收录于《雅斯贝尔斯在讨论中》[4]、《海德格尔全集》第 9卷[5]，第1-44页。撰写软绵绵的、悦耳动听的评论，这不是海德格尔的本性。因此，这篇评论也十分严厉。从
在
这条弯路涉及到他的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这部作品归属于那托尔卜[6]，他从海德格尔那里恳求得来了这一文本。根据那托尔卜的建议，海德格尔于1923年受聘担任具有教授权利和义务的副教授。
在那个时期的讲座中，海德格尔说明了这一点。此外，这封信的其他段落也说明了这一点：“需要一种对迄今为止的存在论在其希腊哲学之中根源的批判，尤其是需要一种对亚里士多德的批判，他的存在论（这一概念已不合适）一如活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中一样，也坚强地活在康德和黑格尔之中。但是，这一批判需要原则上理解希腊人的具体问题，而这些问题源于他们通达世界之方式的动机和态度，源于他们对象称呼的方式和由此取得了的概念构成的方式。”
对哲学工作的态度表述如下：“要么我们把哲学及其可能性当作原则性的科学研究付诸实践，要么我们大错特错地把自己理解为科学的人，以致在被考虑过的概念和朦胧不清的趋向中唠叨不停，并且为各种需要而奋斗。如果第一个选择受到触动，那么一个人就冒险把自身的全部‘外在’和内在生存孤注一掷，而这种冒险的后果和结局是不可预见的……如果这类意识在青年中未能引起积极的、具体的反响，那么所有关于科学危机的空话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恰恰是空话。如果我们不明白要给青年人做出这类事情——它们本身是形成着的——的榜样，那么我们就没有权利在科学研究中生活。”
这个时期，在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之间形成了这样一种情绪，即结成真正的斗争团体来改变大学的哲学思维。
1923年雅斯贝尔斯获得教授职位以后，海德格尔如能调往海德堡接任副教授，以近邻关系从事共同的哲学思维，那么也许会受到雅斯贝尔斯的欢迎的。
在马堡，海德格尔悉力以赴，从事教学活动。在去往弗莱堡或从弗莱堡归来的路上，他定期访问雅斯贝尔斯。1927年他受聘担任马堡大学教授。1928年作为胡塞尔的后继人任弗莱堡大学教授。
当雅斯贝尔斯寄给他三卷本《哲学》[7]时，他的评价十分谨慎， “因为实际上我尚未细心研读这本书，而对于我而言，还不具备内部讨论的条件……要真实地把握这类著作的原本的创造性特征，我还不能指望自己能做到这一点。”（
关于他的状况，他于
一年后他写道，围绕我的喧哗已过去了，他感到“回到了1927年以前惬意的无名状态。”最后几年他潜心致力于希腊人——他希望给哲学“创造一个基础和空间”。
1933年4月，海德格尔给雅斯贝尔写信说：“我们习惯于一种新的现实，一个时代过去了。一切取决于我们是否为哲学准备适当的投入场所，并促使其发言。”他在新时代看见了哲学思维的一个新的可能性，高等学校的改革同样是这一可能性的部分。雅斯贝尔斯草拟了一份高校改革的提纲，这份提纲后由汉斯·萨尼尔(Hans Saner)发表于《奥地利卡尔·雅斯贝尔斯协会年鉴》（1989年2月，第5-28页）[8](PP.293-331)。
对海德格尔
多年的信任并未受到干扰。雅斯贝尔斯向海德格尔报告了他对柏林的访问，谈到了跟德意志民族圈子和犹太人圈子的接触。对海德格尔寄给他的校长就职演说[9]，雅斯贝尔斯于8月写道：“您估价早期希腊人的重要特征使我再次触及到了崭新而不言而喻的真理。在这方面，您跟尼采意见一致，但区别在于，人们可以希望，您有一天能够从哲学上解释您所说过的东西。借助于此，您的演说拥有了某种可信的实质，我不谈论我所见的风格和缜密，但这篇演讲成为迄今所留下的学院意志的独一无二的文件。我对您的哲学思维的信任（从春季起，从我们当时的交谈起，我就与目俱新地感受到这种信任）并不因为这篇演讲的特色（通过某种令我感到有点勉强的东西，通过某种高亢的警句切合了时代精神）而受到干扰。总而言之，我只是高兴，有人能够这么说，以致他触及到了真正的界限和根源。”
如果校长就职演说事后遭到如此激烈的批评，那么读一读同时代人的批评性反应并非多余的。
人们一再断言，随着1933年的到来，两人的关系归于破裂。这不对。1935年雅斯贝尔斯寄给海德格尔《理性与生存》[10]。7月，海德格尔为此表示感谢，并说道，他试着把握《哲学》三卷，但是尚不能进行恰当的讨论。他写道：“我衷心地感谢您的问候，这种问候令我十分高兴，因为我几近彻底孤独。”
针对雅斯贝尔斯丰富多彩的创作，他对比了他自己的境况： “在我这里这是——为了谈到此事——一个十分艰难之键；自从几个月来，我把32—33年冬季（休假学期）中断了的工作重新连接起来；但这是一种软弱无力的口吃，此外两根柱子——同出身的信仰和校长职务的失败的争论——对想要实际地克服的东西而言也恰好够了。”（
海德格尔也给雅斯贝尔斯寄去了他译自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中的第一合唱诗译文……
一年后，他收到了雅斯贝尔斯的一封简短的感谢信；雅斯贝尔斯也给海德格尔寄去了他的《尼采》一书[11]。海德格尔为此表示感谢，并告诉了他的罗马之旅，同时寄给他《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12](PP.1065-1078)的报告文本。关于他自己的工作，他写道：“期间我又置身于日常工作中——总是限于解释；此次仅涉及谢林的自由论，正如我在15年前致力于亚里士多德一样。在练习康德的美学判断力批判中，我缓慢地接近事业，并且惊异又惊异……在我的写字台上‘雅斯贝尔斯的’信封越来越‘厚了’。此外，便是孤独。”（
关于这封信，海德格尔没有收到答复。这样，通信就中断了下来，此后整整13年后才得以重新开始通信。在雅斯贝尔斯的遗稿中，可找到那些发表于通信版的令人难忘的书信草稿。从中援引一段：“在这个时代中，您对哲学的态度也就是我对哲学的态度；您的估价——尼采、荷尔德林——使我们接近。尽管我沉默不语，但您会理解和赞同的。我的心灵变哑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如您自己写的一样，我不是超然冷默地与哲学为伍，而是要……可是我的话中止了。但是，在寂静的效应中（只要它被允许），我们能够发现我们。”（
海德格尔给雅斯贝尔斯寄去了《柏拉图的真理学说》[15]以及带有“致以衷心的问候”题词的《荷尔德林的赞美诗〈如当节日的时候……〉》的解释[14](P32)。雅斯贝尔斯的
1949年6月海德格尔从罗伯特·海斯 (Robert Heiss)那里得知，雅斯贝尔斯曾给他写过信。接着，海德格尔为这件事感谢雅斯贝尔斯，尽管他未曾收到信。“我跟您的关系形成于 20年代我们的生涯之始，尽管通过所有错误和纷乱，历经一时的情绪不佳，但我对您的关系一如从前。自从我们在空间上得以靠近些以来，我却越发痛苦地感到距离。”（
雅斯贝尔斯的答复同样充满了希望： “使我非常高兴的是，您向我倾谈了我们的关系在重要之处一如从前。但愿这仍然有结果！”（
第一封信海德格尔没有收到，但雅斯贝尔斯有此信的副本，现在他把它寄给了海德格尔，并说道（整封信必须另加讨论）：“在我这方面，请允许我说，我并没有指责您，因为在这一世界翻转中，您的态度主要不在于道德讨论的平面上。1933年以来的无穷无尽的悲痛以及我的德国人的心灵所日益忍受的当下境况，不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而是悄悄地把我们分离开来。在我充满尊敬和生命威胁的岁月里，非同寻常的东西，即某种完全不同于单纯政治的东西在我们之间秘而不宣、一言不发。”
再援引一段：“如果我们之间不会发生特殊情况，那么黑暗将留下一个前提，尽管这个前提并不妨碍在哲学思维中，也许还在我们之间你一言我一语争论起来。”这封信如此结束：“一如从遥远的过去我问候您，超越时代之深渊，抓住某种曾经是而又不会是虚无的东西。”（
引自海德格尔的复信：“年复一年我都确信这一点，即我们思维的生存中心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发生动摇。但是，我发现没有对话之路。自从 34年春季起，即当我成为反对派，从内心深处摆脱了大学事业时，我甚至觉得这条路更困难了；因为越来越不知所措。”
人们一再声称，海德格尔并不关心民族社会主义时期所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情。在这封信中，他写道：“……探讨德国的灾难及其同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的联系将贯穿我们的余生。”（
海德格尔愿意做某种对话——但后来没有来得及做这件事情。显然，雅斯贝尔斯想望海德格尔的某种公开的认罪。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在他的讲座中，如此清楚地批判了生物学的、种族主义的世界观，并且他的思想如此跟每一个世界观立场保持距离，以致他无须认为，战后这种世界观会再次重复。
在此，无法逐一讨论最初的频繁通信，我仅限于援引
这篇评语会有助于引起读者对一本基本读物的深思，但它不能代替这本读物，并且必定是挂一漏万、残缺不全的。
（原载《现代哲学》2007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