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怀疑论的主导力量，语境主义运动已成为“当代认识论中最重要的运动之一”[1]。国内已有学者对语境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德罗斯(Keith DeRose)和刘易斯(David Lewis)的基本思想做了介绍，[2]但是对另外一个代表人物科恩(Stewart Cohen)的思想关注不够。即使有些国内文献[3]提到了科恩，也仅仅把他理解为相关替代论语境主义(relevant alternatives contextualism)的一个代表，完全忽略了他后来思想的转向。在《语境主义、怀疑论和理由的结构》一文中，科恩认识到，语境主义与相关替代知识论的联姻是一个错误，“如果把语境主义与相关替代论机制分离开来，我们能够更清楚地提出语境主义。”[4]在科恩看来，如果结合一种步步为营的(bootstrapping)理由结构，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种更令人满意的反怀疑论的语境主义方案。本文将批判性评价这样一种步步为营的语境主义。
一 科恩对怀疑论问题的诊断
1.演绎闭合论证是最根本的怀疑论论证
语境主义者认为，尽管各种怀疑论论证所依据的怀疑论假设各不相同，但就其论证形式而言，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德罗斯所说的“来自无知的论证”(the argument from ignorance，AI)。令OP为任意一个关于外部世界的普通命题(ordinary proposition)，如我现在坐在电脑前写作或者我有两只手；令SH为任意一个与OP不相容的怀疑论假设(skepticism hypothesis)，如我现在正在做梦、我被一个恶魔所欺骗或者我是一个被电脑输入了经验的缸中之脑(a brain-in-a-vat，BIV)等等，那么，AI可以表示如下：
(1)我不知道～SH。
(2)如果我不知道～SH，那么我不知道OP。
(3)因此，我不知道OP。[5]
由于前提(2)隐含了知识闭合原则(principle of closure about knowledge，CK)，所以AI又被称之为演绎闭合论证。不过，在《怀疑论论证的结构》[6]一文中，布鲁克勒(Anthony Brueckner)对演绎闭合论证的独立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为了证明AI中的前提(1)，我们必须求助于另外一条认知原则：不充分决定性原则(underdetermination principle)；而且，一旦求助于不充分决定性原则，我们就可以构建一个不依赖于闭合原则的怀疑论论证。换言之，在布鲁克勒看来，演绎闭合论证完全是多余的。
科恩在《怀疑论论证的两种形式》中全面系统地反驳了布鲁克勒的基本论点。[7]他认为，为了证明(1)，我们不一定要求助于不充分决定性原则；实际上，存在两种独立的怀疑论论证：演绎闭合论证和不充分决定性论证。这两种论证的适用范围和逻辑强度是有区别的。就适用范围而言，演绎闭合论证既适用于整体(global)怀疑论，也适用于局部(local)怀疑论；而不充分决定性论证只适用于整体怀疑论。就逻辑强度而言，演绎闭合论证比不充分决定性论证更为根本，因为后者的两个前提的合取蕴涵前者的两个前提，但反之不然。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保留非充分决定性论证呢？这主要是基于说服力(cogency)方面的考虑，因为非充分决定性论证具有更大的直觉说服力。既然演绎闭合论证适用范围更广，且在逻辑上比不充分决定性论证更为根本，所以对于科恩而言，反驳怀疑论的关键就在于反驳演绎闭合论证。
2.成功解决怀疑论问题的标准
仔细审查怀疑论的演绎闭合论证，我们会发现，该论证的两个前提(1)、(2)和其结论(3)的否命题(4)(即我知道OP)都具有高度的直觉合理性；怀疑论者无非是赋予命题(1)和命题(2)更大的直觉合理性来否认命题(4)。为了避免怀疑论，摩尔主义者采用了一种针锋相对的策略，他赋予命题(1)和命题(4)更大的直觉合理性来否认命题(2)。[8]当然，从逻辑上讲，我们也可以赋予命题(2)和命题(4)更大的直觉合理性来否认命题(1)。但是，既然每一个命题都具有独立的直觉合理性，那么，简单地求助于这三个命题中任何两个命题来否定第三个命题是独断的，因而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反怀疑论方案。
另外一种反怀疑论策略是依据某种知识理论来否定命题(1)或者命题(2)，从而维护命题(4)。诺齐克(Robert Nozick)和德雷茨克(Fred Dretske)是采用这一策略的典型代表。他们分别利用知识追踪论(即虚拟条件知识论)和相关替代知识论来论证(2)和(4)的合理性，并以此证明(1)是错误的，进而否认闭合原则。[9]但问题是，在许多认识论学者看来，闭合原则具有极大的合理性，诺齐克和德雷茨克的知识论得出否认闭合原则的结论正是我们应该拒绝这样一种知识论的理由。
正因如此，以科恩和德罗斯为代表的语境主义者主张把上述三个命题看做一个悖论性的命题集：单独来看，命题集中的每一个命题都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但是合起来看，它们又具有逻辑上的不一致性。在他们看来，任何一种成功的反怀疑论方案都必须解释这一悖论产生的原因，即从两个具有高度合理性的前提出发，我们为什么会得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总之，“我们需要一种保存我们知道各种东西这一强烈直觉的方案来解决这一悖论”，但是，它“必须能够解释怀疑论论证具有的不可否认的吸引力”。[10]
二 科恩对各种反怀疑论方案的批判
如前所述，基于上述标准，摩尔、诺齐克和德雷茨克所提出的反怀疑论方案都是不成功的。除此之外，科恩还重点批判了相关替代论语境主义、克莱因的肯定前件式可错主义和德罗斯的虚拟条件语境主义。
1.对相关替代论语境主义的批判
一般说来，刘易斯[11]和早期的科恩[12]是相关替代论语境主义的典型代表，但在解释怀疑论论证的吸引力时，刘易斯和科恩有很大的差别，科恩主要是批判自己早期的观点。[13]不过在我看来，科恩对克莱因观点的某些批判(参见后文)也适用于刘易斯的语境主义，即它也会具有一种奇怪的理由结构。我在此只描述科恩本人对相关替代论语境主义的批判。
依据德雷茨克的相关替代知识论，S知道p仅当S能够排除p的所有相关替代项。相关替代论语境主义者承认德雷茨克的这一主张，但他们认为相关替代项的范围是依赖于语境的。在日常语境中，SH不是一个相关替代项，S知道OP并不要求S能够排除SH，但在怀疑论语境中，由于提到了SH的可能性，相关替代项的范围被扩展，知识标准要求S必须能够排除这些在日常语境中“被恰当忽略的可能性”。
在科恩那里，有两种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一种是证据(evidential)合理性，另一种是非证据(non-evidential)合理性或内在(intrinsic)合理性。一般说来，我们关于OP的信念具有一定程度的证据合理性，如我们的感觉经验会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我有一只手的信念，而我们关于～SH的信念具有一定程度的非证据合理性，如“否认我是BIV”是非证据性合理的。在知识标准较低的日常语境中，依据“我有一只手”的证据合理性，我就能够知道我有一只手；同时，依据“否认我是BIV”的内在合理性，我也能够知道我不是BIV。但是在怀疑论语境中，由于知识标准的提高，“我有一只手”的证据合理性不足以使我知道我有一只手，“否认我是BIV”的内在合理性也不足以使我知道我不是BIV。因此，在这一语境中，我既不知道我有一只手，也不知道我不是BIV。这样，在每一种语境中，闭合原则都是成立的。闭合原则失效的假象来自于我们没有认识到怀疑论论证会导致语境的转换，从而导致知识标准的提高。当我们相对于不同的标准来评价闭合原则的前件和后件时，自然会发生闭合原则失效的假象。
科恩认为，单就前面所说的成功标准而言，他先前的解释似乎是合理的。它既保存了我们的普通知识和闭合原则，又说明了怀疑论论证的吸引力。但在科恩看来，相关替代论语境主义会导致这样一种观点：我能够对一些偶然事实具有一种先天(priori)知识，特别地，我能够对我不是BIV这一事实具有一种先天知识。因为，按照上面的解释，在日常语境中仅仅基于“否认我是BIV”的非证据合理性我就知道我不是BIV。这表明我能够先天地知道我不是BIV，因而我能够对一些偶然事实具有一种先天知识。正是这一原因导致科恩极力主张把语境主义和相关替代知识论机制分离开来，并进而导向一种步步为营的语境主义。
2.对肯定前件式可错主义的批判
克莱因(Peter Klein)把相关替代知识论与理由的结构结合起来发展了一种反怀疑论方案，科恩称之为肯定前件式可错主义(modus ponens fallibilism，MPF)。
克莱因认为，在证据E、OP和～SH之间存在三种可能的证据路径(evidence path)。令“xRy”意指x是y的一个充足理由，那么这三种证据路径可以表示如下：[14]
(A)在理由链中，OP先在于～SH：…ReRop…R～sh
(B)在理由链中，～SH先在于OP：…ReR～sh…Rop
(C)证据E既足以支持OP，又足以支持～SH：…Re
显然，如果第一证据路径是恰当的，那么，在论证前提(1)中，怀疑论者必须先表明我们的证据不足以使我们知道OP，即在建立AI这个主论证之前，就已经得出了“我不知道OP”的结论，因而回避了问题的实质(beg the question)。如果第三种证据路径是恰当的，那么怀疑论者将必须先独立地论证“我不知道～SH”和“我不知道OP”，因此同样回避了问题的实质。最后，如果第二种证据路径是恰当的，那么怀疑论者将声称，～SH是OP的证据性先决条件(prerequisite)。克莱因认为，怀疑论者的这一声称是错误的。依据一种广为接受的知识论——相关替代知识论，S知道p仅当它能够消除p的所有相关替代项，而且一个替代项是相关的仅当存在某些(即使非常小)支持它的证据。但是，因为不存在支持SH的任何证据，所以S知道OP并不需要排除SH。
总之，克莱因认为，“尽管(怀疑论)论证似乎是强有力的(compelling)，但是，它要么回避了问题的实质，要么包含一个错误的前提。”[15]在克莱因看来，第一种证据路径恰当地描述了OP和～SH之间的证据性关系：～SH不是OP的相关替代项，S知道OP并不需要排除SH这一可能性。因而，基于我的证据，我知道“我有一只手”或“我看见的是一只斑马”这样一些普通命题，进而依据闭合原则，我知道“我不是BIV”或“我看见的不是一只伪装巧妙的骡子”。
科恩认为，克莱因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种认知优先性和理由结构的概念，但是他的反怀疑论方案仍然会面临如下两个问题:
首先，MPF具有一种奇怪的理由结构：我知道～SH的理由与我具有的反对SH的理由无关。例如在斑马案例中，按照MPF，基于这些动物看起来像斑马这一证据，我知道我看见的是一只斑马。而且，我知道我看到的不是一只伪装巧妙的骡子，因为“我看见一只斑马”蕴涵“我看到的不是一只伪装巧妙的骡子”。显然，对于我知道我看到的不是一只伪装巧妙的骡子而言，我具有的反对这些动物是伪装巧妙的骡子的归纳证据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同样我知道我不是BIV也与反对我不是BIV的理由(如“我不是BIV”的非证据合理性)无关。为进一步说明这种理由结构的荒谬性，科恩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假设我在一个地图集上读到这样一个句子：奥尔巴尼是纽约的首府。进一步假设我缺乏足够的证据知道这个句子没有印刷错误。现在，奥尔巴尼是首府蕴含奥尔巴尼是首府这个句子没有印刷错误。那么，基于奥尔巴尼是首府这个句子，我能够推论并且能知道奥尔巴尼是首府吗？并且，因为蕴涵关系，因此我能够知道这个句子没有印刷错误吗？[16]可以肯定的是，我的理由不能以这种方式来建构。但是我们怎样区分这个例子和在怀疑论情形中的MPF的理由结构呢？
按照克莱因的观点，在地图集的例子中，存在某些支持地图集有印刷错误的证据，如地图集有时会出现类似错误的归纳证据。而在怀疑论情形中，不存在任何支持我看见一只伪装巧妙的骡子或我是BIV这种替代项的证据。因而，在地图集的例子中的那些理由不能够具有MPF结构，而怀疑论情形中的理由可以具有MPF结构。不过，在科恩看来，即使克莱因的标准能够解释BIV的情形，但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斑马例子中的理由可以具有MPF结构。因为，人们有时上演各种欺骗，为什么这不能算做支持伪装的骡子这一骗局的“甚至非常小的”的证据呢？假设我们不能把人们有时上演各种欺骗这一普通事实当作支持伪装巧妙的骡子这一假设的归纳证据，那么我们凭什么理由把有时会出现印刷错误当作支持地图集有印刷错误这一假设的归纳证据，并进而认为这一理由不能够具有MPF结构呢？
其次，MPF不能解释怀疑论论证的吸引力。因为，如果基于我的证据我能够知道我看见的是一只斑马，且我能够基于我看见一只斑马而知道我看见的不是一只伪装巧妙的骡子，那么如何来解释我不知道我看见的不是一只伪装巧妙的骡子这一直觉呢？肯定不是我的理由不充分，因为，“我看见的是一只斑马”蕴涵“我看见的不是一只伪装巧妙的骡子”。当然，在科恩看来，我们可以通过把MPF语境主义化来解释怀疑论论证的吸引力。不过，这种语境主义化的MPF仍然会具有那种奇怪的MPF的理由结构。
3.对虚拟条件语境主义的批判
德罗斯认为，知识必须满足诺齐克关于知识标准的第三个条件：如果非p，那么S不相信p。德罗斯把这一条件称之为敏感性条件。依据可能世界的概念，它把敏感性条件重新表述如下：如果人们关于是否为p的信念的真理追踪性质(truth-tracking)扩充到远离实际世界的最邻近的非p世界，那么，在那些最邻近的非p世界中，他不会相信p，他关于p的信念就是敏感的。”[17]问题是我们怎么来确定最邻近的非p世界呢？德罗斯认为，这取决于说话者的会话语境。在我断言我知道我有一只手的日常语境中，知识标准将只要求我关于我有一只手的信念追踪事实到我没有一只手这一最邻近的世界，譬如我在一个偶然事故中失去了双手这样的世界。在这一最邻近的世界中，我不会相信我有一只手，所以我知道我有一只手。同样，在这一世界里，我不是BIV，而且我也相信我不是BIV，所以我也知道我不是BIV。
但是在怀疑论语境中，通过提出我是否知道我不是BIV这一问题，怀疑论者创造了这样一个语境：为了知道任何一个命题p，一个人关于p的信念至少必须追踪事实到我是BIV这一最邻近的世界之中。而在这个世界中，虽然我是BIV，但我不相信我是BIV，所以我不知道我不是BIV。而且，在同一语境中，我的经验信念都不能算做知识，因为我的经验信念都不会追踪事实到那个遥远的世界：在我是BIV这一最邻近的世界里，我所有(或者至少是大多数)的实际经验信念都是错的，但是我仍然相信它们。
显然，德罗斯的虚拟条件语境主义既解释了怀疑论论证的吸引力，也维系了我们的日常知识和闭合原则。不过，在科恩看来，虚拟条件语境主义仍然会面临如下的问题：
首先，虚拟条件语境主义也会面临偶然的先天知识这一问题。因为，按照德罗斯的解释，我关于我不是BIV的知识并不是基于我具有反对我是BIV的经验证据(尽管我不具有这样的经验证据)。仅仅是在我没有一只手的最邻近世界中我仍然坚持相信我不是BIV这一事实担保了我知道我不是BIV。因此，我知道我不是BIV是一种先天知识。其次，虚拟条件语境主义会面临一个更普遍的困难。按照这一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在我知道我有一只手的日常语境中，对于任何的自然法则，我只要坚定地相信它，我就能够知道它。因为，依据敏感性规则，我知道这些自然法则只要求我的信念追踪事实到我没有一只手的最邻近世界，而在这些世界中，这些自然法则是成立的，而且我会相信这些自然法则成立。再次，虚拟条件语境主义最终会导致否认闭合原则的结果。为说明这一问题，科恩提出了如下思想实验：一次抽奖活动预定在下午六点进行。通常情况下，不进行抽奖活动是罕见的，尤其抽奖活动不在下午六点进行是很罕见的。但是发行彩票的人串通了某些目击抽奖过程的记者来选定彩票。他们计划不进行抽奖而只是简单地宣布某个同谋者的一张彩票中奖。但是他们知道有一位记者谨小慎微而且非常诚实。所以计划宣布(因为某种不可避免的原因)抽奖活动在下午五点进行——那位诚实的记者不可能参加的一个时间。然而，在最后一分钟，几位同谋者胆怯，因而取消了这一计划。他们按照预定在下午六点进行抽奖。[18]假设我在第二天早上读报纸，因而相信抽奖活动在下午六点进行。按照德罗斯的观点，我知道抽奖活动在下午六点进行(假定不考虑导致抽奖活动不在下午六点进行的其他因素)。因为在那些抽奖活动不在下午六点进行(例如在下午五点进行)的最邻近世界中，我不会相信抽奖活动在下午六点进行，而是相信抽奖活动在下午五点进行，因为我对抽奖活动时间的信念来自于报纸的报道，而报纸会报道抽奖活动在下午五点进行。既然我知道抽奖活动在下午六点进行，按照闭合原则，我就应该知道在某时有一场抽奖活动。但是，按照德罗斯的观点，在这一案例中，我并不知道在某时有一场抽奖活动。因为，我知道在某时有一场抽奖活动要求我的信念追踪事实到在某时没有一场抽奖活动这一最邻近的世界中，而在这一世界中，我会相信抽奖活动在下午五点进行，因为报纸会这样报道。而且，在这里，没有发生知识标准的转换，因为抽奖活动不在下午六点进行这一最邻近的世界正好就是在某时没有一场抽奖活动这一最邻近的世界。因此，在这里，我们不能把闭合原则的失败归咎于知识标准的提高，而应该看做是一种对闭合原则的实质性违背。
三 步步为营的语境主义
1.语境主义的基本立场
和其他的语境主义者一样，科恩认为，像“S知道P”这种形式的知识归赋语句的成真条件(truth-conditions)随着(归赋者)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即知识标准具有语境敏感性(context-sensitivity)。需要指出的是，在语境主义者那里，语境是指说话者的环境特征，包括说话者意欲(speaker intentions)、听者的期望(listener expectations)、对话的预设(presuppositions of the conversation)和凸显关系(salience relations)等等。
按照科恩的观点，尽管认知理由的强度是固定不变的，但由于知识标准发生了改变，从而会导致知识归赋的真值发生改变。在日常语境中，知识标准较低。相对于这种较为宽松的知识标准，我具有足够好的认知理由，因而我知道各种日常命题。然而，当我们面临怀疑论论证时，错误可能性被凸显，因而提高了知识标准。相对于这种严格的知识标准，我不具有足够好的认知理由，因而我不知道各种日常命题。
由此观之，无论在日常语境还是在怀疑论语境中，即相对于一个固定的语境(因而相对于一个固定的标准)而言，闭合原则都是成立的。闭合原则失效的假象来自于我们相对于不同的标准来评价原理的前件和后件。当我们说我们不知道～SH时，我们采用的知识标准比当我们在各种日常语境中说我们知道OP时采用的标准更为严格。因此，怀疑论悖论来,自于我们对语境转换的不敏感性。以BIV的思想实验为例，在我们没有考虑BIV这种可能性之前，即在我断言我知道我有一只手的日常语境中，知识标准较为宽松，我相信我有一只手的理由足以使我知道我有一只手。由于“我有一只手”蕴涵“我不是BIV”，所以我相信我不是BIV的理由至少不弱于我相信我有一只手的理由。因而，相对于同样的标准，我也知道我不是BIV。但是，当怀疑论者提到我有可能是BIV时，知识标准就提高了。相对于这种更为严格的知识标准，我相信我有一只手的理由不足以使我知道我有一只手,同样，我相信我不是BIV的理由也不足以使我知道我不是BIV。所以依据语境主义的观点，怀疑论悖论产生的原因是我们未能注意到语境的转变。这样，从语境主义的基本立场来看，它既维护了我们知道各种日常命题的直觉，又保存了闭合原则，并且说明了怀疑论论证的吸引力。
以上所述只是语境主义的基本策略，但在具体说明知识标准如何设定以及认知理由的概念时，不同的语境主义差别甚大。在众多的认识论语境主义中，最具影响的语境主义就是前面提到的虚拟条件语境主义和相关替代论语境主义。但是，正如科恩所批判的，这两种语境主义都是有问题的。既然如此，那么科恩如何来解决怀疑论悖论呢？
2.步步为营的理由结构
一方面，科恩承认先前的某些主张，如我有一只手的信念具有一定程度的证据合理性，而我不是BIV的信念具有一定程度的非证据合理性。另一方面，他否认在日常语境中，仅仅依据“我有一只手”的证据合理性就能够知道我有一只手。在他看来，“我不是BIV”的非证据合理性“是任何经验命题的全部合理性或者证成(justification)的一个组成成分”[19]。因此，“我有一只手”的全部合理性既包括它自身的证据合理性，也包括“我不是BIV”的非证据合理性。这样，在日常语境中，尽管“我有一只手”的证据合理性不足以使我知道我有一只手，但它与“我不是BIV”的非证据合理性的合取足以使我知道我有一只手。既然在这一语境中我知道我有一只手，而“‘我有一只手’蕴涵‘我不是BIV’，所以，在同样的语境中，对于我知道我不是BIV而言，我不是BIV的信念是充分合理的”[20]。在这一语境中，我自然能够知道“我不是BIV”。
但是，在怀疑论语境中，由于提高了知识标准，“我有一只手”的证据合理性与“我不是BIV”的非证据合理性的合取不再足以使我知道我有一只手。既然我不知道我有一只手，我也就失去了知道我不是BIV的基础，因而，我不知道“我不是BIV”。按照这一观点，我不是BIV的非证据合理性在我能够知道我有一只手中发挥了作用。因此，在推理中不存在那种奇怪的MPF结构。而且我关于我不是BIV的知识部分地基于我的经验证据(我有一只手的证据)，因此也不是先天的知识(a priori)。
同时，这种新语境主义的理由结构也不是一种循环结构。因为，在这里，我不是BIV具有一定程度的非证据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与它被我有一只手蕴涵无关。而且，仅仅凭借这一合理性也不足以使我知道我不是BIV。它只有结合我的经验证据才足以使我知道我有一只手，并进而使我知道我不是BIV。因此，在这个推理中，确实存在一种理由的结构，但不是一种循环结构，而是一种步步为营的理由结构。
总之，在科恩看来，这种新的语境主义观点解释了怀疑论论证的吸引力，同时保存了我们日常知识归赋的真，而且它保存了闭合原则但又避免了偶然的先天知识和MPF的理由结构。
四 评价与结论
1.科恩对怀疑论论证结构的错误诊断
如前所述，科恩认为，演绎闭合论证和不充分决定性论证是两种独立的怀疑论论证，而且前者在逻辑上更为根本。但是，科恩对怀疑论论证结构的诊断是有问题的。普里查德的研究表明，科恩对不充分决定性论证蕴涵闭合论证的证明是错误的，因此闭合论证并不是一种更为根本的怀疑论论证[21]。我在《怀疑主义论证的结构》[22]一文中认为，对于整体怀疑论而言，布鲁克勒的观点是成立的，它只需要求助于不充分决定性原理，闭合原则是完全多余的；但对于局部怀疑论而言，怀疑论论证必须求助于闭合原则，而不能求助于不充分决定性原理。如果我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科恩的语境主义(其实包括所有的语境主义)仅仅考虑闭合论证而不考虑不充分决定性论证是不够的。
不充分决定性论题被称之为“迪昂-蒯因论题”，这是一个在当代认识论和科学哲学领域广泛探讨的问题。语境主义能否解决这一问题(更准确地说是能否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甚清楚。但我们可以更宽容一点，暂且把这一问题悬置，而只考虑语境主义是不是一种对闭合论证难题的最好解答。
2.无限制的闭合原则未必是合理的
如前所述，语境主义认为闭合原则具有高度的直觉合理性。事实上，按照语境主义的观点，不论是在低标准的日常语境中，还是在高标准的怀疑论语境中，闭合原则都成立。闭合原则失败的假象在于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在评价这一原理的前件和后件时发生了语境的转换。也就是说，语境主义认为或者至少预设了任何拒绝闭合原则的反怀疑论方案都是不成功的。然而，语境主义的这一观点是有待商榷的。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实性》中对枢轴式命题(hinge proposition)[23]、塞尔对默认点[24]以及德雷茨克对“重量级命题”(heavyweight proposition)的讨论[25]都表明，无限制地接受知识闭合原则是错误的。其实，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否认闭合原则，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我们对知识的扩展似乎必须依赖闭合原则。但这也给我们造成了一个错觉：如果我们否定闭合原则，那么我们就不能通过推理来扩展我们的知识。实际上，在完全否认闭合原则和完全承认闭合原则之间，我们完全可以提出一种折中的闭合原则：一方面它能避免怀疑论问题；另一方面又能以推理的方式来扩展我们的知识。下面我以布洛梅-提曼的修订的模态闭合(revised modal closure)原则来说明这样一种可能性。布洛梅-提曼修订的模态闭合原则可以表达如下：[26]
(RMC)((Kxt[p]∧Kxt[(p→q)])∧┐(┐Q∩ E≡))→◇(Kxt[q])在这里，Q表示所有┐q世界的集合，E表示所有被我们的经验和记忆消除的世界的集合，(┐ Q ∩ E≡)表示┐Q和E的交集恒为空集。依据RMC，x在时刻t能够知道q，当(1)x在时刻t知道p；(2)x在时刻t知道p蕴涵q；(3)所有┐q世界的集合与所有被我们的经验和记忆消除的世界的集合没有交集。
这一原则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它既允许我们在好的场合(in the good cases)通过演绎推理来扩展我们的知识，又避免了在坏的场合(in the bad cases)得出怀疑论的结论。
(1)(RMC)能够说明经验知识的扩展问题。例如，如果我知道树上的动物是知更鸟,我也知道它是知更鸟蕴涵它不是松鸦，而且，如果这只动物是松鸦，那么我会有不同的感觉经验：知更鸟胸部的羽毛略带红色，而松鸦没有。因为我已经看到树上的那只动物胸部的羽毛略带红色，我的感觉经验消除了这只动物是松鸦所在的邻近世界，依据(RMC)，我能够知道这只动物不是松鸦。(2)(RMC)也能够说明在数学和逻辑学中的知识扩展。因为数学的和逻辑的真理是必然的，不存在和这些真理相反的可能性，所以不存在我们的经验和记忆不能够消除的相反的可能性。因此，所有从知识恰当演绎出来的命题都是知识。
但是，依据(RMC)，我们不能由“我知道OP”推论出“我知道～SH”。因为E与SH的世界没有交集，即我的经验证据不能够消除SH的世界。因此，(RMC)不仅可以使德雷茨克和诺齐克的反闭合原则的直觉和我们能够通过演绎扩展知识的直觉协调一致，而且同时防止了怀疑论论证。
3.步步为营的语境主义不能清楚地说明知识标准变换的动力学机制
先前的语境主义对知识标准变换的动力学机制的阐明是比较清楚的。例如，依据相关替代知识论，说话者对怀疑论假设的提及会扩展相关替代项的范围，知识标准要求认知主体必须能够排除这些被提到的怀疑论假设。虚拟条件语境主义则认为，说话者对怀疑论假设的提及会扩展最邻近的可能世界的范围，知识标准要求认知主体的信念追踪事实到更加遥远的可能世界，如怀疑论假设成立的那些可能世界。然而，步步为营的语境主义只是独断地说，在日常语境中，知识的标准比较低，在这一标准下，我关于我有一只手的信念是充分合理的；而在怀疑论语境中，知识的标准非常高，以至于我关于我有一只手的信念不具有充分合理性。因此，步步为营的语境主义对知识标准变换的动力学机制的说明是比较模糊的。
其实，科恩自己也承认这一点：“现在我的确没有一种一般理论来准确地说明语境是如何决定(知识)标准的。”[27]不过，这并不会对语境主义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因为，“即使对于那些毫无争议地认为其运用依赖于语境敏感标准的谓词，如平坦的，也很难准确地说出其标准是如何设定的。”[28 ]正因如此，科恩说：“现在我不是要提出一种关于这类谓词的语义理论，而只是主张把知识谓词看做是这类谓词。”[29]
不过在我看来，科恩的反驳未必恰当。一方面，科恩的新语境主义付出的代价太高，原来的语境主义(相关替代论语境主义和虚拟条件语境主义)能够清楚地说明知识标准变换的动力学机制，而它反而不能；另一方面，正如斯坦利(Jason Stanley)在批判语境主义的语言基础时所表明的，[30]“知道”和“平坦的”这两类谓词之间的类比是不恰当的，因为后者是可分级的(gradable)，而前者不能。
（原载《哲学动态》2008年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