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德格尔与亚洲思想的关联，在国际学界，主要有三类论著：一是思想史的研究。这类论著回溯亚洲经典在海德格尔哲学的形成及其发展中所占据的地位，阐述海德格尔思想对当代亚洲哲学家，特别是西田几多郎、九鬼周造等日本哲学家的影响。二是比较哲学的研究。这类论著勾勒海德格尔与亚洲哲学家，例如，老子、庄子、道元、西谷启治等的相似之处，以阐发其思想的深意。三是跨文化哲学的研究。这类论著探讨海德格尔哲学对跨文化哲学在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方面的重要意义。这些著作大部分都承认海德格尔哲学与东方思想之间的亲和性。令学人们所迷惑不解的是，海德格尔本人对东西方哲学的关系的看法，除了屈指可数、一笔带过的提及以外，总是三缄其口。本文所关注的是尚不为人所知的一个方面，即，在20世纪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海德格尔曾经数次论及西方哲学启始与古代亚洲思想的关系。
这些言论主要发表在1988年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的第42卷，题名《谢林：论人类自由之本质》；1980年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的第39卷，题名《荷尔德林的诗歌〈德意志〉和〈莱茵河〉》；1983年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的第13卷，题名《来自思想的经验：1910—1976》中的《通向语言之途》一文；2000年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的第75卷，题名《关于荷尔德林—希腊之旅》中的希腊旅行札记《行憩驿站》。揭示这些学人们尚未注意到的材料，探讨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启始与古代亚洲思想之关系的观点，有助于把以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置诸历史性的视域，对把握海德格尔对东西方思想传统之关系的看法或许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哲学的启始与神话话语
海德格尔关于哲学的终结及以思代替形上学或者说哲学的提法是一部分学者认为他对传统西方哲学持否定态度的依据。然而，从其思想总体来看，他与传统西方哲学的关系并不是摧毁或者颠覆，而是突破与重建。对传统的批评与解析是其思想的必要的步骤，而不是宗旨。他所谓的思与西方哲学传统具有血肉相联的关系，思只能在西方哲学启始的源头生长出来。在著于1936—1938年间的《哲学文献集》中，海德格尔用第一启始与另一启始的术语清楚地阐发了他所谓的思与西方传统形上学的关系，限于篇幅，在此不详述。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哲学在本质上纯属于西方。在1966—1967年所讲授的赫拉克利特研讨课中，他说，“哲学究其本源具有西方性［abendlindisch］。哲学一词涵括了西方世界的整个历史。”① 而在1956年所出版的《什么是哲学》中，他称，所谓“西方／欧洲哲学”是一具有绝对真值的套言。这个术语并不意味着除了西方或欧洲哲学之外，尚有其他不同的哲学形态，如东方哲学、亚洲哲学或者中国哲学。究其起源，哲学一词为希腊语ψιλοσοψια。这个希腊词，海德格尔说，是西方历史文明的“出生证明”②。依其本性，哲学必然地出现在希腊；存在必然地首先向希腊人显身，西方历史及哲学由此展开。这一历史事件，海德格尔称为“启始”(Anfang)。“启始”一词与“开始”(Beginn)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开始”多与日常的时间意义相关联，而“启始”则特指具有本真时间或历史意义的事件发生。
在1936年讲授谢林的《论人类自由之本质》，论及恶、罪与基督教的角色等问题时，海德格尔把西方哲学的启始与克服亚细亚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
在哲学领域中，我们不能用跳跃的方式回到希腊哲学，正如我们不能用命令的方式消除基督教进入西方的历史。唯一的可能性是转化历史，即，真正地把历史的隐密的必然性揭示出来，这种必然性既不可知，也不可更改。真正的转化即是创造性的本质。因为西方哲学的伟大启始，也不是从虚无之中创造出来的。它成其为伟大，是因为它必须克服其最大的对手，这个对手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是神话话语(das Mythische)，从特别意义上来说是亚细亚。［西方哲学在启始之际］必须把其对手置于存在的真理之构置之中，它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③。
在此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海德格尔之前的西方哲学家对古希腊哲学的诞生与古代亚细亚文明的关系的看法，以为确切理解海德格尔的言论提供适当的语境。在18世纪之际，希腊哲学从非西方思想获得过不可否认的决定性影响这一事实广为人知。1738年，主教威廉·瓦伯顿在总结当时流行的学术观点时写道：“希腊人的智慧与学识直接地从埃及引进，关于这一点希腊人众口一词，这成为(西方)古代一项最无可怀疑的事实。”④ 他指的是毕达哥拉斯在埃及学习，并第一个把哲学带到希腊的事实。当时出版的哲学史大多纳入对非希腊文明遗产的记叙。例如，舒伯特出版于1742年的《哲学史》就包括了迦勒底、波斯、腓力基、阿拉伯、犹太、印度、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塞西亚等古代文明。⑤ 从黑格尔开始，古代亚细亚文明受到贬抑。黑格尔把毕达哥拉斯从埃及和印度把哲学带到希腊之说归结为以前的学者未能有效地区别宗教与哲学所导致的结果。哲学纯粹地起源于希腊的观念逐渐成为西方哲学家的共识。⑥
海德格尔在上述引文中表示，人们不可能在字面意义上回到原初的希腊哲学，也不可能抹去基督教对西方哲学的历史性影响。问题的关键在于创造性的转化，在于揭示历史的必然性。海德格尔把亚细亚文明视为神话话语的典型代表。由于海德格尔在论及古希腊哲学时予以神话思维相当大程度的重视，在这段话中，他所谓的克服以亚细亚文明为典型代表的神话话语一时令人费解。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海德格尔所说的神话思维与神话话语(das Mythische)作一辨析。
在《什么召唤思想？》中，海德格尔说早期希腊思想家是在同一层意思上使用神话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只是当二者都不能保持其启始性的本质之时，才开始分离成为具有相反意义的概念⑦。海德格尔所瞩目的神话思维只是与“存在的真理之构置”有关的神话思维。这种神话思维必须与逻辑思维相分离、意思相反的神话话语绝对地区分开来。神话话语是非本真的神话思维。海德格尔关于西方哲学与神话话语的关系与他对非理性因素的另外一种：“无”的态度不无相似之处。众所周知，在《关于语言的对话》一文中，海德格尔似乎把日本知识分子描绘为自己的知音，因为他们立刻就领会了他的《什么是形上学？》一文中“无”的意旨⑧。然而，海德格尔为何作这样的描述，如何理解这样的描述，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笔者将在另作中详尽阐明。此处只举海德格尔在《哲学文献集》中的一个段落为例：
然而，对存在者之形而上学的弃绝，即，对形而上学的弃绝，如何在成为可能的同时并不俯就于“无”的侵蚀？
此在是存在之真理的奠基活动。
人越少地是存在者，越少地坚持自身之为存在者，那么他就离存在越近。(这不是佛教！而是佛教的反面)⑨
海德格尔在此处所讲的“无”，与他在《什么是形上学？》等著述中所讲的“无”有根本区别。后者中所讲的无，要言之，是存在本身的同义词，是存在之真理的奠基，其性质相当于上文所说的本真的神话思维。而此处的“无”，则是虚无主义的代表，其性质相当于上文所说的本真的神话话语。十分明显，海德格尔认为他的思想构筑的核心在于追寻存在的真理，弃绝形而上学中的存在者，其目的在于临近真理，这与虚无主义丝毫没有关系。“无”在这里被当作佛教的同义词。海德格尔强调，他的中心思路与佛教非但毫无共同之处，而恰恰是佛教的反面。海德格尔的这段话对许多断言他的思想与佛教思想具有亲缘关系的学者可能造成震惊。这当在另文详论。笔者在此处引用此话的用意是，在海德格尔思想的深处，西方哲学与常常以非理性词汇(诸如神话，空无)来表述的亚洲思想具有本质性的区别这样的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这一点也表现在他把神话话语，把古代亚细亚描述为西方哲学启始“最大的对手”。
海德格尔的这种做法与黑格尔把埃及和印度文明视为宗教而非哲学有相似之处。把亚细亚传统视为神话、信仰、民族精神、世界观，并因此把它与以寻求存在的开启为中心的希腊哲学相对立起来，否认亚细亚传统对西方哲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其思想背景是从笛卡尔以降的理性主义哲学强调哲学依据理性，不假他求。尽管海德格尔的思想系统与话语方式与笛卡尔等哲学家相比更为复杂多变，细腻曲折，但在强调西方哲学以理性，以逻辑思维为基础这方面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以说海德格尔提供了一种包括了他所谓的本真的神话思维的更加宽广的逻辑理性思维。尽管海德格尔严厉批评传统形而上学，但他并不主张完全抛弃传统。相反，本真哲学的开启在根本上依赖于传统哲学。哲学的新纪元只能从同根同源的传统中从新开启。哲学的唯一主题是存在。正是存在的主题使得哲学区别于其他思想传统。
当海德格尔说，“哲学不是从神话中产生的，它仅只是通过思而产生，从思中产生”⑩，显然，他所指的是与上述讲授谢林的《论人类自由之本质》时所说的神话话语。在他看来，哲学起源于思，伴随着西方哲学启始的是对神话话语的克服。尽管把“对手置于存在的真理之构置之中”的说法似乎暗示着其对手——神话话语——仍然在存在的构置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结合海德格尔将哲学与神话根本性地区分开来的做法，结合下文中论及征服亚细亚的引文来看，亚细亚是被作为一种阻碍而被征服。它并没有在其征服者西方哲学中留下任何痕迹。海德格尔并没有赋予两者以一种黑格尔式的内在的层递式有机发展之关系。相反，两者之关系是外在的。伯纳斯哥尼认为，海德格尔所谓的神话有两种不同的意思：一种意思有助于他拓宽哲学的意蕴，另一种则使他把神话与哲学区分开来，这一区分使他可以否认非希腊起源的哲学形态(11)。他的这一区分与笔者所谓的本真和非本真的神话思维相近。但在什么程度上海德格尔视为本真的神话思维可以拓宽哲学的意蕴，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加以深究。
根据海德格尔，尽管西方哲学在启始之际面临着亚细亚式的神话思维，但是，它完成了从根本上绝对地征服其对手的历史性任务。这一历史性事件的完成，其中包涵着尚未完全揭示的必然性。
二、命运与命定
在1934至1935年讲授荷尔德林的诗歌《德意志》和《莱茵河》两首诗篇的研讨课中，海德格尔两次提及早期希腊哲学与亚洲思想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他的第一次以荷尔德林诗歌为主题的课程。在一次讲演中，海德格尔谈及黑格尔的思想是对赫拉克利特的原发性构思的创新的发挥；如同黑格尔一样，荷尔德林、尼采和埃克哈特也都受过赫拉克利特思想的威力的深刻影响。在这样的语境中，海德格尔提及“遭遇”亚细亚的历史事件。他写道：
赫拉克利特之名并不是远古之际的希腊哲学的代名词，正如它不是“每个人的人性”的历史的公式。它是西方——德意志的历史性此在［Dasein］的原发性力量［Urmacht］之名，特别是在它与亚细亚的第一次遭遇［Auseinandersetzung］之中。(12)
海德格尔想强调的是，以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并不是昨日黄花。反之，赫拉克利特之名代表着西方历史的原发性、创新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与亚细亚的遭遇中愈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处，海德格尔将“西方”与“德意志”并举。这可能是受到荷尔德林的影响。在其诗篇中，荷尔德林把德意志视为西方的精神内核(13)。德文词“Auseinandersetzung”不易找到确切的中文翻译，它既含有“对话”、“交谈”等意思，也含有“争斗”、“竞争”等意思(14)。从其词根来看，放置(－setzung)，相互(－einander)，分离(aus－)等与上一节中从讲授谢林的《论人类自由之本质》研讨课所引文中“把其对手置于存在的真理之构置之中”的表述不无沟通之处。在此姑且译为“遭遇”。
在以上引文之后，海德格尔接着说，当今的西方民族无法从赫拉克利特思想的原发性力量中退避；与赫拉克利特思想的对话不等于当代观念与往昔观念的肤浅比较，不是无用的学术游戏，而是一种真诚的必要的质问。只有这种质问才能开启历史性的精神空间。数页之后，当解说荷尔德林所谓的命定(Schicksal)不能等同于命运(Fatum，或Fatalitt)之时，海德格尔再次提到亚细亚：
这种亚细亚的命定观，我们可以说，已在荷尔德林的创造性思想中得到克服。而就其性质而言来说为无可重复的对亚细亚的第一次克服，则是由希腊民族所完成的。事实上，这
此处有必要解释一下海德格尔的术语命定与命运。他对这两个词之间的差异的强调不是没有深意的。在其哲学著作中，海德格尔常常运用“Schicksal”和“Geschick”这两个词语来指称命定。这两个德文词在词源上都与“schicken”有关。这个词有“发送、安排、安置、准备”等意思。在《存在与时间》中，“Schicksal”指个人自己所选择的命运；而“Geschick”则指由个人命运所构成的集体命运。在《存在与时间》之后，海德格尔常把这两个词当作同义词使用，例如，德意志民族的“Schicksal”，西方的“Schicksal”，以及某一个体的“Geschick”(16)。在其后期论著中，“Geschick”逐渐成为更为重要的关键词。例如，在写于1953年的《关于技术的问题》中，在论及技术的本质时，海德格尔说，技术是揭蔽的命定(Geschick der Entbergung)，是存在赠送给人们的一种神圣的祝福，而不是Schicksal，后面这个词意味着“不可更改之路径的无可避免性”(17)。从这个解释，以及以下对命运的解说来看，我们可以说，后期的海德格尔把“Schicksal”当作与命运的同义词，而在三十年代，“Schicksal”则被当作与命运相反的命定。
Fatum一词来源于拉丁语(其义为“表示、使某事得知”)，原指神祇的谕令。在以上引文之后，海德格尔命运描述为“愚钝而不安”，“缺乏意志、无知”，“在闭锁自身的存在整体之内四处追逐、滚动”(18)。在他看来，命运局限于存在整体的内在性之中，是一种永不停息的盲目的力量。在它那里没有自由意志的位置，没有存在揭蔽的可能性。
在此我们参考一下黑格尔对命运的描述，尽管黑格尔把命运当作希腊宗教的一个特征，而没有归于亚细亚。在其宗教哲学讲演录中，黑格尔把命运说成是“缺乏任何规定性的冷漠的必然性”(19)。命运代表着抽象、盲目、不可知、没有目的和智慧的力量。它是人们借用外在必要性来解释历史生活现象的一种形式。由此，人们与世界的关系是外在的。黑格尔写道：
在面临命运之时，人们只是靠自我否弃的方式来获得自由——由此，尽管命运从外在征服了他们，但却没有从内在征服他们。由于外在的存在与他们的目的不相符合，他们放弃了所有的目的——这是一种抽象的自由。绝对宗教的观点则是，即便是不幸也会带来某种使否定又一次转化为肯定之绝对的内容，然而，希腊精神尚无绝对的内容来对抗这种外在的必然性。(20)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命运缺乏内在的规定性，厄运与人们的关系也是外在的。在面临厄运之际诉诸命运的人们通过摒弃自己的目的和力量来试图获得自由。这样，尽管他们在外在形式上受制于命运，但由于他们摒弃了一切目的，他们没有什么与世界相冲突，从而获得了一种内在的自由。黑格尔说这是抽象的自由，而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抽象的东西是不可理喻的。希腊宗教是一种有限的宗教，而在绝对宗教那里，厄运不是一种外在的、冰冷的存在，而是具有内在规定性，与人们的关系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对黑格尔来说，只有具备明确的内在规定性，即理性的东西才是可以理解的。由于不幸具有特定的内容，它可以转化为肯定的事物。
和黑格尔一样，海德格尔把命运视为是一种盲目的力量。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黑格尔似乎认为这种低一级的命运观经过特定的辩证发展能够转化为高一级，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厄运的观点，并由此获得真正的自由；而海德格尔则未考虑过命定与命运是否有内在关联，对他来说，两者是绝对地不同。命定是从哲学启始之际从存在那里发送而来的，是特定的本真的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lich)的规律，也即上一节从讲授谢林的《论人类自由之本质》研讨课所引文中谈到的“历史的隐密的必然性”。对海德格尔来说，当今西方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即在于聆听存在的召唤，把握命定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而是真理和本质的揭蔽。它在哲学原初希腊民族对亚细亚的克服的历史事件中已经体现出来。通过对亚细亚的克服，非理性的神话话语和命运观完全消融在“存在的真理之构置”之中，希腊民族得到了全方位的繁荣和发展。哲学启始之际的源初思想家如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威力生动地体现在与亚细亚的遭遇之中，荷尔德林在其思想威力影响下，也克服了亚细亚的命运观。
在作于1937年的《通向语言之途》中，海德格尔再一次提及早期希腊与亚细亚的遭遇。在这篇文章中，他探讨德国民族与法国民族的精神亲缘关联。根据他的观点，这两个民族不仅只是地理意义上，而且是精神和思想意义上的邻居。他们是西方(Abendland)在历史和文化形成时的核心组成因素，共同承担着拯救西方的历史性使命。因此，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十分有必要。在当今时代，西方面临着急剧的、与传统相背离的变化，只有通过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创造性交谈，通过他们的毗邻式相遇，才能发掘出真理的本质，才能使西方真正获得属于自身的本质(21)。在此语境中，海德格尔论及希腊与亚细亚的遭遇。
当我们思考西方“文化”所可能具有的伟大和其所定立的标准时，我们立刻会回想起早期希腊的历史世界。同时，我们也同样自然地会忘记，希腊民族并不是通过封闭在他们的“空间”而成其为伟大。只是通过与最为陌生，最为困难的因素——亚细亚——的最为激烈、但又最有创造性的遭遇，这个民族才在短暂的历史时期成长，成就其历史性的独特与伟大。(22)
在这段引文中，海德格尔把亚细亚描述为“最为陌生，最为困难的因素”。这种描述与上述的“命运”，“神话话语”等有相同之处，甚至语气更为强烈。
三、希腊之旅
在六十年代，海德格尔再一次提到与亚细亚的关系。1962年，他生平第一次踏上前往希腊——哲学启始之地的旅途。在准备行程之时，海德格尔拒绝参考某位作家所写的具有导游作用的畅销书。他辩解说：这本书“把希腊因素与罗马与希伯来因素混合在一起。其之所以畅销显然在于这种混合。而希腊之旅的准备在于祛除所有类似的前见，并使自己向在那里的东西敞开——用希腊式的表述来说，即，那所揭蔽的，在光之中显现的”(23)。海德格尔把这次旅行的札记整理成一本题为《行憩驿站》(Aufenthalte)的小书，其中记录了他对隐藏在简朴原初之中的不可竭尽的启始之泉的追寻与沉思。这本书直到1989出版之前很少有人曾读到。当航船驶近罗德岛之际，海德格尔写道：
与亚细亚的遭遇对希腊民族(Dasein)来说是一种有成效的必然性。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这是对欧洲及自称为西方世界的国度(westliche Welt)的命定(Schicksal)将是如何所作的宣判。
随着天空和大海的蓝色不断地变化，［我］不禁想到，我们称为东方的是否可能是光芒和启明的“升起”，是否，反之，它只是历史上制造出来的和人为地延续的光芒在以貌似启示的虚假希望来诱惑着［我们］。(24)
海德格尔讲求没有与其他因素相混合的纯粹的希腊性，同时，又试图解说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与亚细亚的遭遇描述为“有成效的必然性”，并把它视为对现代世界格局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这是因为，伴随着克服亚细亚的是哲学的启始，这一启始决定了西方世界的命定。把东方与光芒、启明及火相联系，与常见的成语“来自东方之光”(ex oriente lux)相关。这个成语出现在不计其数的著作和论文的题目，甚至是学会的名称之中。德国学者莱因哈德·梅依关于海德格尔与东亚思想的名著的书名即是《来自东方之光：东亚思想对于海德格尔著作的影响》(25)。
关于火的意象，海德格尔所阐释的荷尔德林的诗歌中常常抒写火和光芒。例如，在《犹如时值假日……》一诗中，荷尔德林有如下诗句：“诗人的心灵中燃起了一把火”，“因而大地的儿子饮下了天堂之火／而未受到伤害”，等等(26)。海德格尔在其阐释中把哲学启始的基本词“生成”与火相联系。他把“生成”描述为澄明之光的升起，而光则从属于火，它为所有的在场提供了开启与明朗。光在闪耀中把所有进入澄明的在场燃烧起来。因此，也可以说火即是开启，即是启明与闪耀的光芒，即是在开启中在场与隐匿的一切(27)。可见，海德格尔在某种意义上赋予火以形上学的重要性，以火来阐明其哲学的核心概念“澄明”、“开启”、“在场”，等等。
海德格尔在上面《行憩驿站》的引文中暗示，所谓的“东方之光”“只是历史上制造出来的和人为地延续的光芒”。我们可以说，类似于本真的神话和非本真的神话，他区分开本真的火和非本真的火。本真的火即是澄明与开启。非本真的火是虚假的光芒。希腊民族超越了非本真的火，而获得真正属于他们的本真的火。在这段引文中，海德格尔把“欧洲”与“自称为西方世界的国度”区别开，其用意大概可以如此解释：对于他来说，欧洲一词更多地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指示西方的精神传统，而西方世界则指技术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现代世界。
四、结论
本文的目的是，介绍和评论散见于《海德格尔全集》第13卷、第39卷、第42卷和第75卷中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启始与古代亚洲思想的关系的言论。希望这些材料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海德格尔眼中，西方哲学与古代亚洲文明具有截然不同的差异。古代亚洲文明是神话话语的同义词，崇尚缺乏意志、盲目的命运，是“最为陌生、最为困难的因素”。在六十年代，他甚至质问，所谓的“东方之光”，是否是历史上人为造出来的。西方哲学之所以启始，正是通过战胜这个“最大的对手”，克服其命运观，而成就自身的历史性的独特与伟大。《海德格尔全集》各卷的顺序和题目都是海德格尔在世之际亲自安排的，因而其中发表的文字具有很强的可靠性。本文针对海德格尔本人的正式发表在其全集的有关著述而作具体的专题讨论，希望能收到抛砖引玉之效。至于海德格尔对在当代语境中西方哲学与亚洲思想的关系的看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尚待进一步的详细研究。
（原载《基督教文化学刊》2007秋。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