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6)是法国20世纪新认识论的代表人物、科学哲学家，后期转向诗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其本人亦俨然一诗人。巴什拉诗学理论的核心指涉的是诗歌形象及其源起，他一方面提出诗人的想象扎根于物质之中；另一方面，他提出诗人的意识也是形象的渊薮。本文以为，诗歌形象的源起其实统一在其物质想象的理论之内，正是在此意义上，物质想象理论构成其诗学的核心。在巴什拉这里，物质想象对立于形式想象，两者在人类精神迥然不同的轴上展开。令巴什拉惊讶且困惑的是，传统美学在形式因上做足了文章，一俟触及物质因，却总是匆遽一瞥而罕有停驻。①巴什拉物质想象的理论基础在《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1942，以下简称《水与梦》)的序言中已然完成，而《水与梦》、《天空与幻想》(1943)、《土地与意志的遐想》(1949)、《土地与静思的遐想》(1948)则是他理论的实践样本。在他晚年的现象学转向之后的《空间的诗学》(1957)和《梦想的诗学》(1961)中，对主体意识的探索其实也可以视为对物质想象过程中诗人之意识的解释。对此，日内瓦学派代表人物乔治·布莱(Georges Ploulet)曾如此盛赞：“从巴什拉[尔]开始，不可能再谈论意识的非物质性了，很难不通过相迭的形象层来感知意识了。因此，巴什拉[尔]完成的革命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在他之后，意识的世界，随之而来的诗的、文学的世界，都不再是先前那副模样了。他是弗洛伊德之后最伟大的精神生活的探索者”②。
一 巴什拉的物质：物质性与物的深处
巴什拉物质想象理论的基本内容是，物质培育并规定着想象，物质赋予想象以实质、规则和特殊的诗学。巴什拉的此种理论勇气或许源自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原始哲学的启示。在论及泰勒斯、赫拉克里特、恩培多克勒等人的哲学时，巴什拉由衷赞美：“博学的思想总是同某种原始的物质想象有关，安详而持久的睿智深植于实体的恒定中”③。原始哲学无论开辟怎样形而上的领地，却总是能从物质本原中找到它们的始基。从中，巴什拉发现了诗学的灵魂。于是，原始哲学中思想与物质的此种关联在巴什拉的诗学中转译成了想象与物质的关联。原始哲学的理论景象于是成为了物质想象诗学的愿景。
然而，同为物质，水、火、土、气这西方传统哲学和宇宙论意义上的四本原，在巴什拉这里，却不具有同等的意义。在《水与梦》中，巴什拉提出：“泥团是物质性的基本示意图，物质这个概念本身应该说是同泥团这概念密切相联的”④。泥团是水与土的结合。而至于为何泥团竟可以彰示物质性，其原因在于，“外形已被排除、消失、化解。……它使我们的直觉摆脱了对形式的关注”⑤。作为水与土结合的泥团的物质性在于它摆脱了形式而且减弱了我们对形式的关注。因此，在巴什拉处，物质性其实就是非形式，物质之为物质的最终依据在于形式之外，形式之下。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一切容易引起形式联想或具有形式的确定性的物质也就无法成为物质研究的范本了。如四元素中的火与气，较之土与水，更易引起形式化的想象，在《水与梦》中，巴什拉将“大地与天空”对应于物质想象与形式想象。同样，固体物质的外形清晰确定，较易引起人们对形式的而非物质的知觉。在《直观原子论》中，巴什拉如此写道，“怎么能忽略那流动的水、静静的油、粘粘的蜂蜜、面团、泥浆、粘土、粉沫和灰尘呢？这些物质也许最终均趋向于固体化，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具有与固体物质完全相反的某些特性”⑥。水、油、蜂蜜、面团、泥浆、粘土、粉沫和灰尘，这些黏性的、流动的、未定形的物质由于外观的变动不居而不在形式层面获得确切规定，其同样是物质性的示意图。不同于理性主义传统观——在那里，形式是意识性的而先在，而物质是被动而短暂的——在巴什拉这里，具有始源性的不是形式而是物质，巴什拉认为，物质较之形式更为恒久，原因在于“形式会结束，物质不会”⑦，形式会变化，而物质持续；而且物质是形式的始基，“物质是形式的无意识”⑧，物质之中已然潜含了形式的可能性。
其实，巴什拉对物质的理解以及朝向黏质的、流动的物的肯定性目光中是留有古代哲学的印迹的，从泰勒斯、赫拉克里特等人的哲学表达中，我们常可遭遇类似的见解。⑨不过，巴什拉同样也受到古代物活论的影响，⑩在那里，物质神秘而富活力，巴什拉则更明确物质具有属己的力量，物质深处蕴含的个体性使得物质纵然在最小的片块中仍然是一个整体，而无论其外在形式如何改变，物质依然是其自身。
然而，对于物质，巴什拉感兴趣的是它的深处。这是因为对于物质而言，物质本然地在深处成为自身，而形式和外观最易变化或摧毁。虽然物质在相对固化状态之下必有外观且似乎借以自我呈现，但思维要想探得究竟，就不可唯停泊于此。进一步讲，只有深处才是本质的渊薮，本质并不轻易或恒常彰显于外观。巴什拉如此探究事物，个中因素也是因为他的科学哲学家的身份，在他看来，自然科学从来都是从容而确信地从事着深度的研究，它们迅速穿戳浮面表象，在此层面其应该是艺术和哲学的“他山之石”。
而哲学家，在巴什拉眼里，欲学会滞留在“现象层面”，禁止人们思考“自在之物”；在艺术中，大多数绘画与事物的外形打交道，似无关乎事物内里的本质。在审美静观中，对物的无功利凝视看似可以直观物的原貌，然而，按照巴什拉的看法，这种凝视无非是对表象的观照，无法进入未定形的、流动的、沉默的物质的内部。巴什拉是与从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现象学大异其趣的，他在古老的炼金术中也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同盟：炼金术师不信任物质如其表象所是，期待从一种物质中戏剧性地产生出另一种更为本质的物质来。而在精神世界中，似乎唯有诗歌具有科学家所拥有的深度感。与哲学家在物质面前的向来的缄默不同，在巴什拉看来，诗歌可以打探“自在之物”，人的精神实可以透入物质之中。
二 透入物的深处：体力劳动者的双手与诗人的物质想象
在巴什拉的认识论中，表面和外形是认识活动的最大障碍，而视觉活动的对象是表面和外形，既然如此，与视觉相关的活动在巴什拉这里成为了某种可疑的东西。而体力劳动者通过双手的活动给予巴什拉极好的启示。巴什拉大胆提出，深透物质，需要双手的介入。“手帮助我们了解物质的内在深处”(11)，手使我们获得接触实物本然的兴奋感。在此，体力劳动者的活动成为透入物质深处的典范性活动(不过，对于全面理解物，巴什拉也指出必须通过形式意向、富有活力的意向和物质意向，以从力量、抗力和物质上把握之(12))。
体力劳动者通过揉捏、粉碎、挤压而透入物质深处，在揉面者、铁匠的双手之中，沉默的物质完成了自己的告白。然而，哲学家的双手尤其是存在主义者的双手，是不可与体力劳动者的双手相提并论的。他说，在萨特的《恶心》中，主人公洛根丁只要稍微碰到海滩上的卵石就会感到一种真正的“微微的恶心”：“一种手里的恶心”，巴什拉说，“于这双手，人们尚未及时给予一项客观工作”(13)。他说，洛根丁在物质形象的世界中病倒了，也就是说他在同物的实体建立有效关系上失败了。(14)洛根丁的双手因此是被动的双手。面对让存在主义者感到恶心的事物，劳动者却不会感到焦虑，反而是调动起他的建设和创造的热情。这里，劳动者的双手是因劳动的遐想而充满生气的手。劳动者把一种坚定的生成强加给滑溜的物质，在紧握、捏揉、敲打、焊接此种主动、积极状态中，他与物质建立了深层的联系，并通过被改造的物质和自己付出的劳动，获得对宇宙的直觉。因此，劳动直达物质；而洛根丁却与物质实体相互隔离。在萨特那里，黏质的、未定形的东西令人厌恶。巴什拉指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萨特注意到的只是现象世界，就其表象而言，泥团之类的黏性物质令人难以把握。然而，这种黏性的、无形式的物质内部包含着“自己的梦”，包含着深沉的本质。因此在此意义上，劳动者不是现象的沉迷者，他用双手了解物质，透入物的深处。在此意义上，其“深刻”实不亚于哲学家。
同样喜爱泥团之物的是诗人。同体力劳动者一样，诗人并不惧怕流动、无定形之物，因为不确定性、厚重的物质性正可以唤起诗人的梦想。“在孤寂中，只要我们在手中有一块面团就足以让我们开始梦想”。(15)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在思考他诗歌天赋的来源的时候，总是追溯到他对泥泞、沼泽、泥炭以及同类湿软之物孩子般的迷恋。巴什拉这样描述诗人的想象活动：“目光为它们命名，双手熟悉它们。一种充满朝气的喜悦在触摸，揉捏并抚慰着它们”(16)。如同体力劳动者在揉制、焊接和粉碎中透入物质深处，诗人通过想象活动深入物的本原。按照巴什拉观点，人类的精神想象包括形式想象和物质想象，形式想象无助于透入物质世界，而诗人的物质想象却抵达了物的本质。
这是因为，形式想象驻留于事物外观的视觉层面的联想活动，“在新生事物面前发生了飞跃；它嬉戏于色彩缤纷的、五花八门及意料之外的事情当中”(17)，这种想象活动在发生的那一刻即逃离引发想象的物质而投向与物质实体无关的去处；这种想象在喜悦向往之处下功夫，受美的愉悦表象的诱惑，朝着形式和色彩、多样化和变化的方向展开。形式想象抛弃了实体的内在性和容量，抛弃了深度，沉浸于虚浮的表面，因而不足以将物质内部各种杂乱的特征连贯起来。
而物质想象，它是直抵事物内部而扎根在物质实体之中的想象活动，不过多停留在表象世界。它“深挖存在的本质；它欲在存在中既找到原初的东西，也要找到永恒的东西”(18)。物质想象始终在物质中寻找牢固的恒定性，在实体因中汲取着力量。物质想象将想象维系在物质之中，缓慢地扎进物质世界而透入物的深处。物质想象是物质力量的表达。物质想象并不汲汲于美的表象，而是尽全力在显露的形象后面找到隐藏着的形象，同时排除着会消亡的形式、虚浮的形象和表层的变幻。如此，物质想象深入了物质的底部。当然，物质想象之中并非不包含形式，恰恰是形式深入于实质之中而变得内在了。就人对水的想象而言，如若只是自动地顺从于水波的幻影带来的闲情和遐想，那么，水的本质依然隐匿。只有当诗人埃德加·坡感到水之沉重，当莎士比亚让死去的奥菲利亚漂浮在水面，水的物质想象才算诞生。因为水之沉重和其带来死亡的幻想，触及了水之深度的本质，是在水之实体之中展开的想象。又比如当法国诗人米绍说，“我把苹果放在桌子上，然后进入苹果内部。这里是多么寂静啊”；抑或当诗人在白色牛奶中看见隐藏的黑色——因为黑色乃是内密性的语码，而牛奶内里稠密结实。这样巴什拉毫不费力地成了诗歌中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理论辩护者。象征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离奇的、脱离表面关联的喻象在他看来是物质内部奥秘的适当形象。不过，巴什拉对想象的此种深描并非独步，其实“物质想象”非常接近于早在19世纪的英国美学家罗斯金所说的“洞察性想象”(imagination penetrative)(19)。而且，通过物质想象的理论，巴什拉重新阐释了传统的审美静观，使得静观一词更可靠地描述审美活动的真相，也使得他的理论部分置身于传统美学的框架之中。他指出，人在观看的同时，被静观的自然也在帮助着人的静观。“在被静观的自然与静观的自然之间，其关系是狭窄而相互的。想象的自然实现着原生的自然和所生的自然的统一”(20)。实际上，被静观的自然以“主动视觉”的方式参与了静观的活动。如此，静观也就不单纯是人指向物的一般的视觉或沉思的活动，静观之中已然深嵌了物质想象。
由于物的深处较其表象更为恒定，通过那抵达物之深处的物质想象而结成的诗歌的形象将形象的客观性纳入自身，围绕物质本原的所谓诗学忠实的体系由此形成。想象的忠实伴随着想象的单一，于是同样的意象在我们的历史中反复出现。荣格以“集体无意识”解释之，巴什拉的原型却是源于自然物质深处强加给我们意识的力量。(21)因为想象并非任意主观，而是沿着物质世界本有的某个斜坡运动。“想象力受到的限制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就连最具人工特征的形象也具备一种定律”(22)。由此，诗歌形象之中自然地嵌有了物的恒定形象，诗歌形象间自然地就拥有了物的显现，仿佛是对它们的忠实记录。
对于物之显现，西方现代美学家也颇有关注，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认为自然物的显现形态最终应归于沉默与谜质，在同巴什拉一样希图回归到苏格拉底之前的海德格尔那儿，物是在剥离了感官经验之后的意识中显现的。而巴什拉认为物质直接就在诗歌的想象物之中，在诗人的经验世界中直接就有着物的丰富、多样的深痕，物直接地言说而不沉默，物拥有自己的主体性。其实关于物的显现，中国古典诗学亦有反映但多兼顾人物之间的相互往返，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物兴》中就有“目既往还，心亦吐纳”的说法，纵然周全，然而目中之物自身的深度在理论上却是悬置了起来，物的深处似乎因为人心的过于殷勤的介入而封锁了。
三 人的深处：“面团我思”及其他
如果说，巴什拉在《水与梦》中完成的物质想象理论侧重的是诗歌形象中物的决定性和客观性的一面，那么，在诗人这边，物质形象如何在意识中最终完成？诗人的意识如何向物敞开？作为意识主体的诗人如何屈从于物的影响？本文认为，巴什拉在他后来《梦想的诗学》和《空间的诗学》中，对诗人的特殊意识做出了特别解释，其旨在于“在个体意识之中考察诗歌形象的发端”(23)，这也可以视为是对物质想象理论的拓展或补充。
在《梦想的诗学》中，巴什拉借用了笛卡尔的“我思”(cogito)建立了以遐想为基础的新的“我思”。这种新的“我思”也被巴什拉称为“面团我思”或“揉面者我思”。巴什拉明确地说，“在光芒四射的形象中心生活的梦想者心灵中，‘可伊托’(即‘我思’)得到了确定”(24)，而在“美好形象的随波逐流”中，新的“我思”无从安顿。在深感形象的光芒四射过程中正是物质想象的过程，新的“我思”在物质想象过程中得以确立。
当诗人开始梦想，诗人的自我意识依然牢固不移？巴什拉对梦想与夜梦的比较触及了这一问题。巴什拉指出，夜梦是没有主体的，夜梦中的意识是“一个正在减弱的意识，入睡的意识，漫想的意识，不再是一个意识。”(25)因而，夜梦者已没有“我思”，夜里的梦是在“劫持我们的存在”(26)；而在诗人的梦想中，即便梦景依稀，仍然继续存有着意识的微光。诗人的“我思”在梦想的过程中从未离开。
然而，诗人的“我思”又不同于笛卡尔式的思想者的“我思”。思想者的“我思”以锋利、专注、骄傲的观照使我脱离世界，而“对世界梦想的人并不把世界视为物”(27)，诗人的意识与世界并无明确的界隔，因为诗人的意识本身渗透了物质，诗人保持着与物的亲密性。在诗人的物质想象中，世界向梦想者渗入了它们的存在，“多亏了果实，梦想者的全部存在都变圆了。多亏了花朵，梦想者的全部存在舒展了”(28)。诗人在意识中模仿着世界，与世界打成一片，“思想和他的滑行目标融合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它有可能作为思想而消失，作为物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淹没于物质之中。”(29)约瑟夫·祁雅理这样描述巴什拉式的意识对世界的观照：“不能通过理智来了解存在，只能通过想象所培育出来的变动的感觉去了解存在，这种感觉经常在存在与非存在的边缘活动，并从下意识和非存在中产生一种对存在的了解，这种了解还没有经过理智的加工，还在后面拖着物质性的影子和深根”(30)。拖着物质性深根的意识与物质世界紧紧缠绕，在存在与非存在之间变动地活动。思想者的意识以极度的光照将物质的影子驱逐得干干净净，从而只留下了纯粹的精神，物质世界的存在则荡然无存，因此锐利目光的穿透无助于透入物的深处，唯有拖着物质深根的意识才是诗人抵达物质的谦逊的“我思”。这种与物质世界缠绕的“我思”中包含了物的形象，在物质与意识的相遇过程中，物质塑造了意识。于是，对应于物的不确定性、流动性、未定形性，与物同行的“我思”也具有了变幻、伸缩的可塑性形态，“和对物的无限深入对应的是精神的无限可塑性”(31)。或许这种泥团般的、流动的可塑的精神正是巴什拉从手工劳动的过程中获得的启示。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这种新的“我思”被唤做了“面团我思”或“揉面者我思”。
“面团我思”重在描述的是诗人意识中物向人的流动，而这种“我思”实则也构成了人朝向物的精神进展，对象在精神进展中亦向自身无限透入。正如乔治·布莱所解释，“自我在物或物的形象中流动，其结果是，如果说从物的方面对由思想开始的这种深入运动没有任何阻力的话，那么，思想对于这种流动、它自身在对象中的流动也没有任何阻力”(32)，物质的显现离不开意识自身的形态，唯有无限的精神才能发现无限的存在，换言之，物的深度唯有在人的深处中才有彰显的可能。梦想者的“我思”是这样的“我思”：我梦想，故世界像我梦想那样存在。(33)诗的心理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灵魂深度的心理学。如此，物的深处被暗转为人的深处，巴什拉寻求物质元素客观性的立场也暗转为对人的趋向无限及人心中特殊的普遍性的肯定。巴什拉的晚年现象学转向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他以现象学的方式察看形象的起源，注意到形象的主观性的一面，即形象的产生无法脱离诗人朝向物的意向。朝向物的深处的形象唯有在富有深度的心灵中得以诞生。正是心灵深处对存在之回响将存在的深度赋予了我们。(34)在物质与人的精神(毋宁说是灵魂(35))的同构之中，人和物的相互流动无阻碍，且使得彼此向各自的深处透入。
“我们是一些深刻的存在。我们隐蔽在表层下，在表象下，在面具下，我们不仅是向别人隐藏，我们也向我们自己隐藏，……我们深感下降到我们自己身心中决定着另一种考核，另一种沉思，……我们下降到我们自己奥秘中”(36)。巴什拉如是说。按照巴什拉在《梦想的诗学》中的观点，我们的深处其实蛰居着安尼玛，即无意识，即心灵中阴性、深沉的部分。我们的深处蕴藏了秘密而永恒的幸福。(37)如此，巴什拉式的栖居不在“林中地”，而在以鸟巢、贝壳为原型的可以安放人内心深处的空间之中。
巴什拉信任土地，但是他的土与水相合而成泥团，唯有借着双手的触摸而得以领悟，因而不是超越和沉思的对象。这样，巴什拉不是形而上学家。在他这里，物质不是精神欲去超越的对象，其邀请精神同行并汲取其中能量，而精神亦因此开阔并丰富了自身。巴什拉对物质力量的信任于今日已然置身“非物质社会”(38)的我们带来的近乎福音：通过物质或大自然，现时代的人或许可以获得精神的疗救。当物质的力量向我们涌动而来，我们原本是可以获得简单而厚实的在世之幸福的。亲近巴什拉，我们猛然感觉到树木沉静的目光，河流默默地承载自身的厚度，石头还未从自己的梦中醒来，而我们无法不对存在发出大的赞美了。诚如巴什拉道出，对存在的最后我思实乃是“赞美”我思。
“同物品在一起不会有深梦。要深深地做梦就必须同物质在一起。”(38)物品充斥的我们的后工业时代，在技术、媒介、远程通讯和其他消费形式的裹挟之下，经过复制、加工、再现，物质蜷缩于人为的功能和非己的形式之中，在媒介之间似现实隐，原初的物质离我们远去。本雅明的技术的蓝花之乡中并不见真实的花朵，倒是“经验的贫乏”(本雅明)成为现代人生存的实相，这是因为，没有物质，我们就不会有梦想；没有梦想，我们的体验缺失深度；缺失深度的体验没法增加生存的光泽。或许正缘乎此，在当今的艺术和设计领域，才会有如此突显的对物质的怀念。人类早期的艺术家研究材料而从不热衷于显示材料，原因或许是人们与物质世界的原初联系从未割断，而梦想与世界本体保持接连的如今的艺术家们对画布上材料的显现则近乎执著。当今的设计界也试图通过表征或暗示原初的物质景象，将物质的香甜气息重新归还给现代人。诚然，现代人需要回到物质本原那里去，去它的深处之梦想。
国内当代艺术的一部分亦通过种种手法极力揭显物质，其或是将物质直接搬移进艺术画面之中而自我宣告，或是通过不同物的不和谐的共存而令观众在惊讶中知觉到物本身，或是以此物为材料而塑造彼物从而在物质的冲突中让物成为关注(这些原本是设计师该去完成之事)。遗憾的是，艺术家尚未向我们揭显物的奥秘，原因在于他们尚未对物进行适当的想象，物在艺术中的精神显现是片断化的(而巴什拉说道，物无论经过怎样的分割而依然是其自身)，物向深处延续的声音也总是戛然而止。物止于物本身，物的诗学付诸阙如。故而，巴什拉对当代艺术的启发或许在于，艺术家在成为艺术家之前首先应该成为诗人并对存在做出自我回响，从而艺术地从事物质想象的劳作。
自然，巴什拉在法国智识阶层的影响从未消散。譬如，萨特在论及诗人弗朗西斯·蓬热(Francis Ponge)时曾说，“在物的中心，我们远离了理论”，这句话曾被西方学者认为是巴什拉教导的回声。(40)而我们也可以说，在巴什拉理论的中心，我们发现自己在接近原初之物。
（原载《哲学动态》2009年7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