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发生现象学的路径不同，德里达认为发生现象学的路向应采取一种“历史—目的论”的途径。起源的发生就是对历史先天结构的揭示与生成，也就是观念对象的本质构造与发生。但如果仅仅是对先天本质结构的描述，这依旧停留在静态现象学的范围内，发生现象学还要着重追溯这种先天结构的发生。对于德里达而言，“历史”在发生现象学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德里达看来，发生现象学意味着：“历史”突入了现象学，并成为现象学的主题。而这在静态现象学看来是绝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只是对“历史先天结构”的一个静态的描述。一旦“历史”作为现象学的主题，现象学“在研究的区域性限度内便发生了一次大胆的突破，它越过这些限度走向了一种新的彻底性的形态”[1]12，这种“新的彻底性的形态”就是发生现象学。历史现象学只有作为发生现象学，“历史”才能与“发生”结合起来，从而真正成为现象学的主题。发生现象学的“历史”概念指的是“Geschichte”，而不是“Historie”。“Historie”是经验历史的时间和空间，表示经验历史事实的连续性，最终形成历史内容；“Geschichte”最终导致的是“Geschichtlichkeit”（历史性）。“Geschichte”是重新思考一般历史性的问题，换言之，它迫使我们对历史一般的含义进行重新审读和唤醒，对源初的含义重新激活。对于“Geschichte”来说，“在这个词的所有意义上，历史性就是含义”[1]169。现象学的“历史”概念指的正是先验层面的“Geschichte”，而不是经验层面的“Historie”。
一、“历史—目的论”的途径
德里达认为，胡塞尔从静态现象学（现象学的先验结构形式）向发生现象学突围可以采取三个方向：“逻辑途径”、“自我学途径”以及“历史—目的论途径”。
第一个是“逻辑途径”，亦可称之为前谓词经验（Vorpradikativ）的发生。胡塞尔是第一个成功地将知识的可能性问题追溯到“前谓词经验”领域的哲学家。在《经验与判断》中，胡塞尔开宗明义：整个研究“是针对一个起源问题的，通过对谓词判断之起源澄清，这些研究想要促成一般逻辑的谱系学。——因此，任务就在于通过研究其起源的方式对谓词判断的本质作出解释”[2]25。传统的认识论还停留在谓词经验或知性经验之上，因此它并不能真正地回答谓词判断的明见性基础，而要赋予谓词判断以明见性基础，就必须从内在的体验之流即“前谓词经验”中去寻找其隐秘的起源。胡塞尔试图把认识论的奠基问题从判断的明见性或谓词思维的明见性回溯到诸个体对象的经验明见性，即回溯到一切较高等级行为之明见性的发源地。在这种回溯的过程中，他明确地表述和分析了“前谓词经验”概念，并论述了“前谓词经验”在认识论中的重要作用。“判断”概念包括“谓词的”和“前谓词的”两种样式，因此，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前谓词经验”首先意味着一个判断，其意义就体现在对诸如“习性的占有”、“习性的知识”和“习性的认识”等的表述中。通过对“前谓词经验”的回溯，以及对“前谓词经验”的最深的和最初的层次的明察，胡塞尔向我们表明了前谓词经验的领域并不是一个比认识、谓词判断及其积淀物的领域在明见性等级上更差的领域，而恰好是一个具有最终明见性的领域。胡塞尔对“前谓词经验”的回溯虽然也是一种主观的回溯，但却是要回溯到一个比心理学所可能有的任何意义都更彻底意义上的主体，这个主体就是纯粹的经验之流。胡塞尔也称这个主体为“先验主体性”。这是他试图澄清谓词判断或谓词思维之起源的一个必然结论。所以，胡塞尔前谓词经验理论的主要任务是要瓦解和还原主体的真理之文化级次的“一切谓述性沉淀”，向前述谓经验的回溯一直下行到前文化和前历史的体验层面。“目的是为了从最原始的前文化生活出发，去重新把握并‘重新激活’一般谓述作用的突然显现——无论是理论上的或是实践上”[3]298，也就是通过“逻辑谱系学”去追溯逻辑的形式结构在“前谓述经验”的发生。
第二个是“自我学逻辑”的途径，即“先验自我”的发生。由于向前谓词经验的回溯归根结底就是回溯到先验主体性，所以德里达认为第二个途径已经暗含在第一个途径之中了。胡塞尔的“自我”概念肇始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他从笛卡尔那里借用内知觉的自明性，发现在人的整个意识之流中，“我”是唯一不变的东西。胡塞尔通过现象学“悬搁”方法，认为在意识经验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把外在于我们意识的一切客观存在悬置起来存疑，因为它们是不可靠的东西。在悬搁之后，我们从自身的意识现象里寻找一个最终的“剩余物”，即寻找一个完全可靠的支点和基础，在这一基础确定之后，我们再在这个稳固的基础之上超越我们的内在性，去建构外在世界的客观性。实际上“自我”即是胡塞尔的这个剩余物、基础和出发点。可见，“自我”在胡塞尔整个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作为思维者的我的体验流，不论它尚未被把握到什么程度，不论在已逝去的和在前方的体验流领域内未被认知到什么程度，只要我在其现实现前中注视着这个流动的生命，并因此把我自己把握为这个生命的纯主体，我就无条件地和必然地说：我存在着，这个生命存在着，我生存着：cogito（我思着）。”[4]127胡塞尔这里的“自我”绝对不是意识，而是意识之流的统调者，是一种内在性中的先验性。胡塞尔回到先验自我也就是“重新降回到，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我思—被思者这个对子的前层次上去，以便重新捕捉住为自己而在并‘持续不断地将自身当作实存者建构’的那种自我本身之生成”[3]298。返回到“我思—被思者”的前层次上去，就是追溯先验自我的发生。但是，胡塞尔认为，“自我的这种生成性描述”只是一种临时性的限制，它们之所成立是由于现象学只是处于开始阶段的缘故。可见，胡塞尔仅仅把这一途径当作是现象学的一个临时性的入口。
第三个方向是“历史—目的论的途径”，这是最能够体现现象学的先验限度所遭到突破的一条途径，这条途径就是寻求“先天可能性的历史维度以及真理的原初发生”。按照胡塞尔的观点，理性的终极目的从头至尾地贯穿着历史性，并且特别地贯穿着“自我历史的统一体”，理性就是历史中被生产出来的逻各斯。“历史—目的论的途径”就是“对源初含义的重新的激活”，探讨真理（理性的终极目的）在历史中的原初生成。胡塞尔的这一途径是通过对几何学起源的回溯实现的，因为在胡塞尔看来几何学的起源具有一种例证性的意义，在对几何学起源的回溯中寻求观念对象性的原初发生。德里达认为胡塞尔的这条道路“绝非多种道路中的一条”，而是唯一可行的道路。所以，“普遍生成现象学却是有第三途径预示的”[3]299，这第三种途径应当提供了通往一般历史性之本质（edios）的“入口”。“惟独目的论才能打开通向开端的通道”[1]53。
在德里达看来，这条“历史—目的论”的发生现象学道路是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一文所昭示的。所以德里达才花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去翻译胡塞尔的这篇不太为人熟知的短文，并为其配上了长长的引论，引论的篇幅竟然是胡塞尔原文的六倍多。其实，德里达在巴黎高师读本科的时候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文本，并在其第一部著作《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中对胡塞尔在《起源》中所提出的思路做过专门探讨。但是在长长的八年之后，也就是1961年，德里达再一次进入胡塞尔现象学，去深入地研究《几何学的起源》。这篇论文以《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翻译与引论》为题于1962年出版，并于1964年获卡瓦耶奖。德里达颠覆了现象学界关于几何学起源的惯常看法。因为，从日期和主题来看，胡塞尔的《起源》属于围绕《危机》而收集起来的最后一组文献，再加上这篇文章于1954年作为附录Ⅲ收入《胡塞尔全集》第六卷《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愈发加深了人们的这一印象。
德里达改变了人们的这一看法，认为《几何学的起源》具有很大的原创性，只是不那么显而易见。如果说《起源》不同于《危机》，这并不是出于它的新颖描述及其所要阐明的主题，因为《起源》的所有主题在很多别的著作中都已经得到阐明。那么它的原创性是什么？德里达认为，“事实上问题涉及的是（这里还是如此）科学的理念对象的地位——几何学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是通过‘同一物’的同一化行为而进行的生产，是从生活世界的有限的和前科学的感性材料出发通过理念化以及向极限的过渡而对精确性的构造。这里还涉及到理念对象的相互关联和具体的可能性条件：语言、交互主体性以及作为大地和视域的统一性的世界”[1]1。我们可以看出，《起源》所探讨的就是科学的理念对象的构造、发生的问题以及其发生具体的可能性条件。换言之，就是通过“具有例证性意义的”几何学，去探讨真理的原初发生，胡塞尔把这种历史称之为“原历史”或“深层的历史”。
二、原历史：起源的思义
其实在《起源》之前，“历史”就已经出现在胡塞尔的著作当中了，只是没有被明确地提出来。所以，在《危机》时期，当历史本身突入到现象学之中时，一个新的问题空间被打开了，这将使胡塞尔很难停留在他长期以来所规定的区域性的限度内。尽管这条新的走向历史的通道在《危机》自身中得到反复应用，但它从来没有被问题化，至少从未作为其自身被直接地问题化。“历史—目的论”的发生现象学途径只有到了胡塞尔《起源》这一文本当中，才获得了它完全的意义。德里达认为，胡塞尔的《起源》达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构思”。阅读胡塞尔的著作有一个“指导性的双重批判线索”，批判一方面针对某种在科学实践和哲学实践中不负责任的技术主义和客观主义，另一方面针对被经验主义者对事实的崇拜以及因果论者的偏见所蒙蔽的历史主义。第一重批判是《形式的逻辑与先验的逻辑》、《笛卡尔式的沉思》以及《危机》的出发点，第二重批判早在《逻辑研究》、《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以及《观念Ⅰ》中已经出现。从表面上看，胡塞尔的《起源》看起来好像不大符合这种指导性的双重批判线索。其实不然，对历史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揭露从来不具有像在《起源》中所达到的有机统一性，所以《几何学起源》这个文本的独特性就在于，把这两个经过检验的经典的拒斥联合起来，也就是把对历史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批判结合起来，从而导致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构思”，或者说达到了一种全新的思想效果。“一方面揭示出新的历史性的类型和深度，另一方面，相应的，对历史反思的新型手段和独特方向进行规定”。[1]2可见这种“前所未闻的构思”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新的历史性类型，第二个方面是新的历史反思的手段和方向。说到底这种前所未闻的构思就是揭示出了一种全新的“历史性”，即：“观念对象性的历史性”。
“观念对象性的历史性即它们的起源（origin）和传统（tradition）——这个词在含糊的意义上同时包含遗产的传递运动和延承运动——服从异乎寻常的规则：它们既不是经验历史事实的连贯性规则，也不是观念和非历史性的富集性规则。”[1]2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规则呢？“科学的诞生和变化必定可以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直观所通达”。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观念对象性的历史性服从的异乎寻常的规则就是“历史直观”，观念对象的历史性形成有赖于历史直观。胡塞尔认为“现象学是一门关于纯粹现象的科学”；另一句更有方法论含义的说法是，“现象学是限制是在纯粹直观中的……本质研究”。[5]13这里有两个要点：首先，在胡塞尔看来，现象学限制在直观里；第二，它是对于一种本质的研究。这个本质研究如果不加“直观”当然毫无新奇之处，西方传统哲学都是要理解本质，抓住本质，从古希腊开始就是这样。但把“本质”与“直观”结合在一起就不一样了。“本质直观”的方法，如果作深刻意义上的理解，基本上能代表胡塞尔的现象学观。所以这种以“历史直观”为规则的发生现象学在本质上依旧是一种现象学。历史直观意味着：“历史仍然适合于现象变更和本质变更”[1]7。但是几何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本质直观”，而是康德意义上的不含直觉的“观念”，但它一旦建立，则可以“兑现”为“本质直观”，所以胡塞尔对几何学起源研究的历史直观方法依旧是一种本质直观。
发生现象学对“历史”的研究是一种彻底的“思义”，是对含义（sens）意向性的重新激活。胡塞尔在《危机》的导论“欧洲科学目前的状况”中已经意识到“彻底的思义”这一主题。科学从它奠基性的主观行为中脱离出来，但是这种脱离中包含着“客观主义异化”的威胁，这种异化向我们掩盖了奠基性的起源，使起源疏离我们而不可抵达。而彻底的思义就是对这一“奠基性起源”的思义，就是对原初含义的重新激活。胡塞尔认为几何学的起源具有一种例证性的意义，对几何学起源的思义就是对所有科学起源的思义。但是我们所选择的态度和几何学家以及传统的认识论者的态度都不一样，几何学家处理的是一个已经存在着的真理系统，他们在其几何学化的活动中以这一系统为前提或者加以运用，他们处理的是新的公理化的可能性，传统认识论者在某种非历史的视域层面对几何科学或各种各样的几何学的系统结构展开研究。这两种态度都是一种素朴性的态度，这种素朴性的态度仅仅是使每一个规范的几何学工作运转起来的先天明见性的素朴性，并没有进入现象学反思的层次。“几何学没有被引入到它的遭到掩埋的起源的含义之中”[1]4，这两种态度都造成了对起源的遗忘，而发生现象学就是要对几何学的真理系统的原初发生（几何学的起源）进行思义。
但是对起源的追问并不是对第一批几何学家所发现或表述的“某些定理”进行“历史—哲学”的追问。这种追问所涉及的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史，它对现成的几何学知识内容，特别是对第一批公设、公理和定理等进行盘点。尽管这样一种开端是有价值的，但它充其量也仅仅隶属于心理学或认知的历史。这种追问能告诉我们的实际上也只是真理在历史中介和心理学中介中根深蒂固的事实关系。这种根深蒂固的关系很有可能为描述现象学所抵达，因为这种现象学尊重一切原本性，“可是对起源的含义以及对几何学的真理性而言，它不会告诉我们任何东西”[1]15。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确定事实上哪些是第一批行为和经验，谁是第一批事实上应对几何学的出现负责任的几何学家。德里达不无嘲讽地认为，弄清楚这些只是“迎合了我们对历史的好奇心”。康德和胡塞尔都对这种“思维方式的革命”的事实内容持相同的不关心态度并将其中立化。对“起源的追问或思义”并不是寻找第一批几何学家是谁，康德明确指出，“不问其人为泰勒斯或其他某人”[1]20。
所以对于胡塞尔来讲或者说对发生现象学来说，“头等重要的事情一方面是操作即重新激活本身，因为它能够打开被遮蔽的历史领域，另一方面是这一领域本身的性质，因为它为某种重新激活的行为提供了可能”[1]25。第一方面要求我们为了达到对起源的意识，这同时也是一种本质直观，就必须对这些现成的几何学成果进行还原，这意味着对所有现成性的遗忘。我们所寻求的不是完全成熟意义上的几何学本身，而是处于奠基过程中的几何学。向非经验的起源的回溯，这些是一切先验哲学在面对像数学的历史之类的东西时的必然要求。所以德里达认为“首先必须对事实的历史进行还原，以便尊重观念对象这方面在规范上的独立性并使之显现出来”[1]26。另一方面是这一领域本身的性质，这就需要必须对“观念对象本身的原初历史性进行还原”。通过这种“双重还原”的相互作用，历史性的现象学便显现出来了。这种对原初含义重新激活的历史不是一种事实性的历史，实在世界中的任何感性形象、任何一种心理学的经验、任何一项叙事性内容，它们自身都不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那么具有这种奠基性意义的历史本身在德里达看来，是一种“原历史”，一种“深层的历史”，一种“先天可能性的历史维度”。
三、历史的现象学生成
“原历史”作为“对起源的思义”正式成为现象学的主题，标志着发生现象学的诞生。但是，并不是所有关于“历史”的现象学话语都是发生现象学。换言之，历史现象学① 不能等同于发生现象学。历史现象学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静态现象学层面与发生现象学层面。“现象学的历史学包含着作为意义构成研究的构造现象学和作为意义积淀研究的发生现象学两方面的课题”[6]43。作为静态现象学的历史现象学是对历史先天结构的揭示，是对观念对象的本质构造的描述，运用的依旧是静态现象学描述—分析的方法，这种历史现象学的方法还没有使“起源”的问题成为对象。而作为发生现象学的历史现象学是追溯历史先天结构的发生，或者是观念对象历史构造的发生，而不仅仅停留在现象学静态描述的层面上。
从胡塞尔对“历史”概念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胡塞尔指出：“历史从一开始就无非是原初意义构成和意义积淀之相互并存和相互交织的活的运动。不论什么东西根据经验作为历史事实被想起，或是由历史学家作为过去的事实而表明出来，它们必然具有自己的内在意义的结构”[7]380。所以，历史现象学的研究，应当是对“意义的构成”和“意义的积淀”的研究，是对其内在意义的结构的研究。这里所说的“意义构成”，与胡塞尔理解的“构造现象学”的课题有关，即是说，对它的研究属于静态的、描述的现象学的范围。而“意义积淀”则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发生的、解释的现象学所要探讨的问题。“历史”概念的双重内容决定了历史现象学具有两个层面，但都是对“历史”的本质研究。对于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之间的区别，阿尔麦达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静态现象学从体验流中切出一个横截面，这个横截面显露出（体验）流的垂直结构，而发生现象学则展示了体验流的纵剖面，由此就澄清了体验流或意向性的过程性”。[8]7所以，静态现象学是对意识的横向本质结构（横意向性）的研究，而发生现象学是对观念的起源、时间、发生、历史的要素这些意识纵向本质结构（纵意向性）的研究。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把现象学的历史学与事实性的历史学区别开来。在《危机》中，胡塞尔指出：“一切关于事实的历史学都始终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它们总是素朴地直接从事实进行推论，却从不将这种推论整体所依据的一般意义基础当作主题，也从不研究意义基础所固有的强有力的结构先天。只有揭示出处在我们的当下之中、而后是处于每个过去或将来的历史的当下本身之中的一般结构，并且总的说来，只有对我们生活于其中、我们整个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具体历史时间的揭示，就其整个本质一般结构方面的揭示——只有这样一种揭示，才使真正的理解的历史学、明晰的、在本真意义上的科学历史学成为可能。这是具体的历史先天，它包纳了所有那些在已经历史地生成和正在生成之中的存在者，或者说，它包纳了所有那些在其本质存在中作为传统和传承者的存在者。”[7]380这段论述表明：现象学研究的历史绝不是“事实的历史学”，而是研究“意义基础所固有的先天结构”，也就是历史的一般结构。但如果现象学历史研究是对意义基础的本质结构展开的研究，这只是静态现象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但是胡塞尔不仅要描述意义的原初构造，而且还要进一步追溯这种原初构造的发生。德里达认为，这种研究是胡塞尔在《起源》中做出的。这是理解胡塞尔后期历史哲学或历史现象学的最重要的关节点。
相对于胡塞尔现象学发展的三个时期，“历史”概念在胡塞尔的思想中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现象学心理学阶段、静态现象学阶段与发生现象学阶段。根据上文的论述，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楚地把“历史”的静态现象学阶段与发生现象学阶段区别开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历史”的现象学心理学阶段与静态现象学阶段、发生现象学阶段区别开，尤其是把“历史”的现象学心理学阶段与发生心理学阶段区别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争论的焦点。
胡塞尔的第一部著作是1891年出版的《算术哲学》，最后一部是1936年出版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几何学的起源》作为其附录）。这两部著作：第一部著作讨论算术的起源以及算术概念的发生。“胡塞尔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算术哲学》已经可以题名为《算术的起源》了。”[1]4最后一部著作，讨论欧洲历史发展中的科学危机现象，初看起来并无直接的联系。但保罗·利科认为，“促使胡塞尔踏入历史的真正动因是危机意识”，“精神有可能患病，历史是为处于危险的以及处于可能丧失的境地中的精神而存在的”[9]800。正是欧洲科学的危机促使胡塞尔去研究几何的起源问题。这两部著作，它的一端是算术观念的起源，另一端是几何学观念的起源，虽然都是在探讨起源的问题，却有着本质的不同。一个是现象学心理学阶段的历史，另一个是发生现象学阶段的历史。“像《起源》一样，这本书（指《算术哲学》）已经涉及到这一问题，即通过向感知结构以及具体的主观行为的回返而重新激活算术的观念统一性的原初含义，尽管这本书具有一种人们常常恰当地强调其独特性的心理学主义的倾向”[1]4。
胡塞尔对算术观念起源的研究，最终完成的是《算术哲学》，并因此而导向《逻辑研究》。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算术哲学》的思想进行了反省与批判，归根到底就是因为《算术哲学》中历史或发生的心理学主义倾向。换言之，这种批判也就是静态现象学（先验现象学）的历史研究对心理学现象学历史研究的批判。“胡塞尔思想首先清楚地表达出对心理主义的反抗，这种反抗一直是他晚期全部先验哲学的前提。与此相应，从一开始便同样遭到抛弃的是一门历史哲学，这种哲学把历史理解为生成和发展。”[9]802所抛弃的这门历史哲学正是心理学主义的历史哲学，或者说是现象学心理学阶段的历史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保罗·利科指出：“先验现象学是对历史考察方法的抵制”。《逻辑研究》中的“逻辑主义”和《观念Ⅰ》中的“本质还原”表明这样一种对“历史”的入侵的最终胜利。现象学的先验问题没有明显的历史意图，历史被先验现象学排斥在外。所以，把这两个阶段区分开来不是一件费力的事情，因为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已经非常清晰地、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复杂的问题在于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的区分，即：心理学现象学阶段的历史研究与发生现象学阶段的历史研究之间的区分，更确切地说，就是算术的起源和几何学的起源之间的区分。
到了《危机》时期，事情似乎发生了变化，尽管《起源》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算术哲学》的回归。但是，经过先验现象学洗礼之后的发生现象学对历史的研究已经完全不同于现象学心理学时期的历史研究。“‘起源’概念只是后来在思想的真正意义上的先验阶段才重新出现。在这里他不再称之为原因的历史发生学，而是称之为奠基性。”[9]803发生现象学对历史的研究首先是一种先验现象学意义上的研究，其次又超越了静态现象学层面上的描述性研究。胡塞尔通过追溯具有例证性意义的几何学的起源，试图揭示科学的“发生性奠基”。“就特定的本质科学（指几何学）的意向历史而言，对它的可能性条件的思义将会例证性地为我们揭示出科学一般的历史性的条件和含义，并进而揭示出作为所有含义一般和客观性一般之最终视域的普遍历史性的条件和含义。”[1]12这是胡塞尔追溯几何学起源的目的，也是其整个发生现象学“历史”研究的目的。
不过，德里达认为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胡塞尔对两者的处理采取了同样的方案。“在1887年至1891年间，对算术的起源的描述采用的是一种心理学的生成术语。在经过五十年的沉思之后，《起源》在现象学的历史学这一框架内重新提出同样的方案。”[1]5在德里达看来，《几何学的起源》依旧延续了《算数哲学》中心理学生成的术语，而这种心理学的发生最终表现为一种目的论。德里达之所以如此诟病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研究，就是因为他抓住了胡塞尔发生现象学中的“目的论”思想。其实胡塞尔对自己的“目的论”思想并不讳言，在《危机》中曾明确表示，“我们所必须实行的，并且已经规定了我们的预备性提示之风格的这种考察方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历史考察。我们所需要的是理解哲学的、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历史发展中的目的论，同时使我们明确地意识到，我们自己是这种目的论的承担者，我们通过我们个人的意图参与实现这种目的论。我们试图认出并理解支配着一切历史的目标设定，和这些目标设定的相互对立而又彼此配合的种种变化的统一性。”[10]88就在维也纳演讲开始时，胡塞尔便已经确定了主导性的方向：历史哲学和目的论同等重要。
德里达抓住胡塞尔的“目的论”思想大做文章，并把目的论和心理学主义联系起来。在德里达看来，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本质就在于“telos”，也就是说胡塞尔的现象学依旧是一种目的论，正因为如此发生现象学的第三条道路才被称之为“历史—目的论”的途径。这种终极的目的是历史性的最具决定性的结构性先验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将终极目的当作某种静止了的、被规定了的价值。“终极目的就是历史真正诞生及一般变成之意义的具体的可能性。因此结构上说，这种终极目的就是作为源头和变成的生成本身。”[3]303生成与终极目的的统一性，使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成为一种先验的意志论。“目的”相对于“本质”而言，具有一种优先地位，“优先地位”概念在这里表示的是目的对本质的预先干预，现象学所描述的一般本质自我的意向性变化是被目的所限定的。正是在这意义上，“支配着全部先验现象学的明确目的论从根本上讲只是一种先验的意志论”。[11]42或者干脆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就是最吸引人的、最微妙的，但又是最使混合蒙暗不清的一致：先验心理主义。”[11]14基于这样的判断，德里达就彻底解构了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
（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