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
对世界文化的分类，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把世界文化分为四个体系。季羡林说：“在世界上延续时间长，没有中断过，真正形成独立体系的文化只有四个——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希腊、罗马开始的西欧文化体系。” [1]
有人认为现在世界上有七种或八种文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说：“当代的主要文明可以列举如下：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可能存在的）。” [2]他使用的“文明”一词，实际上与“文化”一词含义并无差别。李慎之说：“亨廷顿把“文明”定义为“文化的实体”，在行文中常把文明与文化混用，这倒无悖于通行的概念。1926年，
文化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概括、总结和提高。人类的历史也就是人类文化的发展史。文化的发展与各民族生活所处的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品德等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宗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人类历史上主要的文化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与各民族的主要宗教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宗教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因此，把世界文化归纳为三大体系或三种发展倾向，更为恰当。即：欧美基督教文化体系，亚洲儒释文化体系，中东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简言之，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和中东文化。
欧美基督教文化体系，即“西方文化”的历史根源，应该从古代希腊罗马时代说起。泰利斯（Thales，约公元前624-约前547年）、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前580—约前500年）、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年-前399年）、柏拉图（Platon，前427年—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年）等一大批古代希腊贤者哲人的思想和著作，为“西方文化”奠定了基础。基督教原来不是“西方的宗教”，而是“东方的宗教”，它的诞生地是巴勒斯坦，基督教早期的宗教故事，也都发生在巴勒斯坦地区，它是这一地区诞生的三大一神论天启宗教之一。公元前后，罗马人统治西亚地区，起初，他们也不信仰基督教，而且还用暴力镇压，他们施用的最残酷的刑罚就是钉十字架，竖一个十字架，将“罪人”的手脚钉在十字架上，让他流血直到死亡。耶稣就是被钉十字架处死的。罗马人也迫害犹太教徒，他们先烧毁了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后来又把他们赶出巴勒斯坦地区，流落到世界各地。这是发生在公元一、二世纪的事，但是到了后来，罗马人开始信仰基督教，停止了迫害。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公元274-337年）是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罗马帝国皇帝，公元四世纪以后，基督教更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巴勒斯坦地区的伯利恒是耶稣诞生的地方，拿撒勒是圣母玛利亚的家乡和耶稣少年生活成长的地方，耶路撒冷是耶稣受难的地方，这些地方本来都应该成为基督教的圣地，然而基督教的活动中心却转到了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罗马城去了，那里豪华的教堂成为基督教的宗教活动中心和朝拜的圣地，一直保持到今天。在以后的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基督教的思想和文化与古代希腊罗马的思想和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西方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的最大特点是宗教文化的世俗化，和世俗文化的物质化。基督教转到欧洲后，主张“三位一体论”，淡化了天启宗教一神论的严肃性和神秘性。这样做，减少了宗教对个人思想的束缚，有助于文化和艺术的创新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助长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纵欲主义思潮的泛滥。这一切都表现在西方文化和艺术之中。
中国的儒家不是宗教，儒家学说和思想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虽然在中国和外国都有人愿意称它为“儒教”或“孔教”，甚至也有人说，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也是“先知”，他传播的是“实证宗教”（Positivism），与一神论的“天启宗教”（Inspiration）相对应的。他们这样说，可能是他们看到孔子的学说，在规范社会秩序、纯洁人的伦理道德和品行等方面，发挥了与宗教相同的效果。但是，孔子不宣传宗教，而主张研究历史，研究社会，研究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寻找出它们的规律和解决办法。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 [5]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6]孔子认为生的道理还没有弄清楚，如何明白死是怎么一回事？活人的事还照顾不过来，哪还有心思去管死后的事？对那些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事情，孔子主张“敬而远之！”对于虚无缥渺的事情，也不必探索的太认真了。所以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 [7]也就是说，对于天地之间，东西南北四方之内的事情，孔子要仔细研究，但不随意评议和下结论；对于这六合之外的事情，孔子的态度是保留，不置可否，更不需要去深究它是有还是无。孔子重视教育，重视道德，重视政治。也就是说，他关注的是“六合之内”的事情，是与“人”有关系的事情。关于“六合之外”的事情，实际上是由“道家学说”和“佛教教义”来补充的。道家讲“道”说“理”，论“阴阳”述“五行”，是为了阐明造化的原理，是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后来的人，把“道家”变为“道教”，主张炼丹修仙，履行画符、斋醮，带有迷信色彩，一些宗教功课也与佛教雷同。佛教讲“禅”说“法”，是为了“普渡众生”脱离这人世的“苦海”，到达“极乐世界”的“彼岸”。还有它的“天上、人间、地下”的“三界说”，“轮回转世”和“善恶有报”等诸多说教，是典型的“神学”和“来世哲学”。道家的思想和佛教的说教，在历史上为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所接受，与儒家学说合在一起，形成了大多数中国人能理解和接受的“创世”、“现世”和“来世”的宗教观和神学哲学。三者结合在一起，彼此之间的联系虽然显得十分松散，但还算完整，对信仰者的要求也不十分严格，非常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民情。中国人遇到麻烦事情，才想起来去烧香拜佛，事情过去了，也就算了，所以，才有“临事抱佛脚”和“无事不登三宝殿”之说。儒家思想和佛教道教文化相结合，在亚洲形成了极为深刻而又极为广泛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界线。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最大特点是文化与宗教紧密结合在一起。阿拉伯历史也很悠久，早在公元前十三世纪，阿拉伯半岛西南部也门地区，就出现了氏族社会和国家，建于公元前七世纪的也门马里卜水坝，就是当时该地区高度文明的一个明证。伊斯兰教的出现相对来说比较晚，穆罕默德（公元570-632年）开始传播伊斯兰教是公元610年，公元622年是伊斯兰教历的纪元。公元七、八世纪，阿拉伯人对外武力扩张，占领了西亚北非广大地区，之后用了一百年到两百年时间，推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在邻近阿拉伯半岛的地区，或者阿拉伯部落迁移比较多的地区，实现了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阿拉伯世界，这主要是依靠阿拉伯本民族的努力实现的。在离开阿拉伯半岛较远的地区，或者阿拉伯人部落迁移较少的地区，仅实现了伊斯兰化，没有实现阿拉伯化。而在实现伊斯兰化方面，除了阿拉伯民族的努力之外，非阿拉伯民族发挥的作用更大，这些非阿拉伯民族在信仰了伊斯兰教以后，又积极传播伊斯兰教，如波斯人、突厥人、鞑靼人等，使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国家大大增加，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伊斯兰世界。所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既包括了阿拉伯民族的思想和文化。也包括了信仰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民族的思想和文化，他们既用本民族语言创作，也使用阿拉伯语创作，他们创作的成就在世界伊斯兰文化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所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总和和提高，内容相当丰富，涉及方面也非常广泛，不仅仅是宗教信仰和人文思想方面，而且也包括医学、数学、天文学、化学、建筑学等自然科学学科。
二、中国文化与阿拉伯文化
中国文化与阿拉伯文化的特点可归纳如下：
第一，二者都是一个伟大民族的主体文化，并哺育和培养了一个伟大的民族。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它以汉族文化为主体，也包括了中华民族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涵盖了广袤的中华大地。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中国文化始终是凝聚各民族团结一致的巨大动力。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以阿拉伯民族文化为主体，也包括了各穆斯林民族的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也是号召各民族穆斯林团结战斗的旗帜，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二者都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全方位文化。
中国文化萌芽于殷商时代（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成熟于周朝（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56年）。记载孔子（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前）言行的《论语》，和经过孔子整理、编辑的《诗》、《书》、《春秋》、以及《易》、《礼》等，成为中国儒家思想学说的基础和经典著作。这些著作概括和总结了中国古代氏族社会几千年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成果，为后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巩固，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所以，才有了“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阿拉伯文化也可以追溯到久远的过去，早在公元前13世纪，就在阿拉伯半岛出现了氏族社会马因国家，在它之后是赛伯邑国家和希木叶尔国家，这些国家都有高度的文明。在《圣经》中就有关于赛伯邑（示巴）女王会见所罗门（苏莱曼）国王的盛大场面，豪华的宫殿，艳丽的服饰，互赠礼物的珍贵……展示了当时阿拉伯半岛的高度文明。
公元五至七世纪，是阿拉伯文化发展的第一高峰。在这个时期，阿拉伯语言、诗歌、演说词和卜辞等，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尤其是诗歌，它的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格律严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形成阿拉伯诗歌的典范和传统。这些诗歌抒发了游牧民族青年男女的真挚爱情，描绘了浩瀚沙漠皓月当空的美丽景色，反映了部落社会的真实生活和许多历史事件，也抒发了人们的思想感情，人生哲学和对宇宙的最初认识。这些诗歌也是我们了解和研究阿拉伯古代社会的重要资料。
《古兰经》是这一时期阿拉伯散文发展的最高典范，也是第一部用阿拉伯文写成的散文著作，阿拉伯民族也随着《古兰经》的诞生，而产生了最后定型的文字——阿拉伯文。《古兰经》问世后，不仅在传播宗教方向的作用是巨大的，而且在传播阿拉伯语言和伊斯兰文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同样不可磨灭的。《古兰经》的内容不仅包括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和基本信仰，还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法律等方面规章制度的基本原则，还有许多故事、传说和谚语等。《古兰经》文字优美、风格活泼，通俗易懂，它不是诗歌，但却是带韵的，诵读起来音韵铿锵和谐，易于背诵和记忆。
第三，二者都带有地域文化的特点
中国文化主要发源于黄河和长江流域，在古代，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于农业生产，中国先民很早就在这里定居，从事农业生产。随着农业生产和农业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中国古代文化，因此，中国文化是农业文化，河流文化，经过许多人许多年经验教训的积累和总结，中国古代文化是成熟的，完整的。再看中国在世界地理上的位置，它处于大洲之隅，周围是大海、高山和浩瀚的沙漠，与外界处于半隔离状态。中国这样的地理位置既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和意识的形成，同时也会导致苟安和闭关思想的产生。
中国自古就以农立国，至今不变，这是由中国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农业依靠的是气候、温度、土壤、水利等诸多自然因素，加上人类的辛勤劳动，这些条件在中国完全具备。在中国，只要“风调雨顺”，就能“国泰民安”，这也是几千年来，历代当权者祈天盼望的太平盛世景象。中国物产丰富，人民勤劳，生产自给有余，不需要对外扩张和抢掠，几千年来，中国人只有防范外患之心，没有攻城掠地之意。反对侵略，反对抢掠，是中国人的主导思想和基本认识，这种思想认识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和平主导思想和基本认识。中国城墙很多，都是为了防御，就是一个例子。维护和平，追求和平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最根本的性质。
中国是农耕社会，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人口居住集中，凝聚力强。二是人口增长较快。所以社会群体之间的接触和碰撞的频率较高，社会成型较快，经验较丰富。虽然有些古代文明国家如埃及和巴比伦，考古发现它们的年代早于中华古代文明，但是他们的人口较少，居住空间有限，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远远没有中国的丰富。加上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很早就十分重视记载国家的重要活动和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且要求史官的记录准确、客观、公正，不受当朝权威的干扰和影响，这几乎成为一个“定制”，因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典籍，它们既是中国历史的见证，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总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经、史、子、集”主要就是讲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文化实际上又是“史官文化”和“历史文化”。
阿拉伯文化发源于阿拉伯半岛的腹地，气候炎热，终年干旱少雨，没有常年的河流，只有在沙漠旷野深处的绿洲，可供放牧，不适合农业生产，所以阿拉伯文化具有明显的沙漠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特点，这就是自由和开放。公元七世纪以后，阿拉伯国家扩展到西亚北非的广大地区，处于世界各大洲的中心地带，是世界东西和南北交通的必经之地。这时阿拉伯民族居住的国土，已经不再是沙漠旷野中的几片绿洲，而是幅员辽阔的版图。在这里地中有海，海中有地，东西方向很长，南北方向较窄，形成一个世界走廊，整个地形呈开放状态。在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上，曾出现过中央集权形式的哈里发帝国王朝，但当时，对边远地区，也常常是鞭长莫及。七世纪伊斯兰教出现以后，周围的文化如希腊文化、古埃及文化、波斯文化和印度文化，被引进到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多元文化在这里汇合交融，促成了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繁荣辉煌，体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但是，地域跨度太大，各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发展往往也不平衡，容易导致诸多矛盾的产生。地形的完全开放，有利于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但也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古以来，西亚北非地区就是历史上各军事强国群雄逐鹿的场所。
关于—神论宗教为什么会出现在沙漠游牧民族中间，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公元1332-1406年）有一段很好的分析。他说：“这是因为游牧民（贝都因人）生性野蛮，是彼此最难驾御的民族。他们粗鲁、自尊心很强，有很大的抱负和强烈的权力欲望，所以他们之间的志趣爱好，很难取得一致。只有当他们中间出现的先知，来领导管理他们的时候，他们那种骄傲自大的态度和争权夺利的欲望才会消失，变得容易接受领导和彼此团结一致。因为宗教就是要消除野蛮不开化状态，克服骄傲自大的性格，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妒嫉和竞争状态。如果先知来自他们民族内部，由他以真主的命令行事，来教育他们，指导他们，就能去掉他们身上的种种恶劣品行，取而代之的是种种优秀品行，就能把他们联合起来，伸张正义。而当他们团结起来，占据了优势和权力之后，他们就会成为接受真理、接受指导最容易和最快的民族，因为他们天性纯洁，朴实无邪，没有歪曲的心理。虽然他们曾经是生性野蛮，容易造成对他人的伤害，但同时他们也容易接受好的品质教育，使这些品质成为自己的品行，再没有过去那些恶习劣行。” [8]
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是尊重天性和顺其自然的宗教。它教人以和平和善意待人，人要诚信，要宽容……等。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充分体现了这种和平精神和思想。
第四，二者都是统一文化。
中国文化是经过长期积累的，农业人口聚居群体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农业生产的持续性保证了文化长期稳定的发展，中国较早地就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和统一的国家，也较早地产生了统一的文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家也出现过动乱和分裂的现象，相对来说，这些现象都是暂时的，统一的政权和社会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占了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统一的社会促进了统一文化的发展，统一文化又巩固和加强了国家社会的统一。文化的统一性不是单一性，而是整体性，趋向性，反对分裂，反对背离。横观世界各国，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在这么多人口的社会里，在历史上能够保持这样长期稳定的统一国家，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例子。中国国家的统一和文化的统一是一致的，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人文思想一贯以人为本，人以道德为本，道德以诚信为本。所以，中国文化很注意培养个人的道德品质，只有个人修养良好，品行端正，才能去要求别人，管理别人，经过一步步的修养锻炼，最后达到治理国家，治理天下。
阿拉伯文化也是统一文化，是由文化的宗教性质决定的。阿拉伯人统一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统一的语言——阿拉伯语，即《古兰经》的语言，成为阿拉伯统一文化的主要特征。阿拉伯人文思想以宗教为主，以信仰为本，伊斯兰教关于“创世、现世、后世”的基本教义，是穆斯林的最高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宗教信仰和教义告诉他们，“现世”是短暂的，是过渡的；而“来世”才是“永恒的”。伊斯兰教是“两世”宗教，因此追求“后世”，也不放弃“现世”，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一生追求的目标。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的统一，凝聚了阿拉伯人的主要思想感情，所以有些阿拉伯学者认为，阿拉伯的统一性首先体现在文化统一性，而不是阿拉伯国家和社会的统一政治领导。这也符合阿拉伯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从历史上来说，阿拉伯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的时间要长于“统一”的状态，但是永远是“分”而不“裂”，就是因为宗教、语言等文化因素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第五，二者都是韧性文化。
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又都是带有极强韧性的文化。
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承受力和同化力，向外传播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渗透力，接受外来文化又有“海纳百川”的包容力和消化力。例如在古代，佛教诞生在印度，在本土佛教没有立住脚，传到中国后，却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佛教文化得到了发扬光大，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的思想和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在很多地方是一致的，还弥补了儒家“不谈神鬼，不谈死”留下的空白。又如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发源发展于欧洲，同样，在本土没有立住脚，却在中国扎下了根，因为它提供的解决贫富不均的办法，在中国行之有效。社会财富如何分配，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两个“永恒主题”之一，几千年来，人类都在探索解决的办法，始终未果。当然，中国吸收外来思想和文化首先是要“中国化”，这一点也是非常成功的，这就是中国文化包容力和同化力的表现。中国没有全国统一的宗教，中国古代社会的原始巫教没有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宗教。因为中国古代文明成熟较早，面临各种问题较多，也较复杂，在实践中先民们摸索到许多经验和方法，形成了一整套学说，这就是早在二千五百多年以前出现的儒家学说，它完全代替了宗教在当时的作用。没有全国性的宗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它是优点，也是缺点。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也是韧性很强的文化，对各种文化有很强的渗透能力，也有很强的包容能力和识别能力。“伊斯兰文化是阿拉伯帝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文化，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兼收并蓄，广泛继承了阿拉伯、波斯、印度、希腊古典文化，把东西文化熔为一炉。伊斯兰文化不是古代文化的机械组合，而是一个新的创造，在这个创造过程中，各种古代文化被融合为一种新文化，以伊斯兰文化出现，这个新文化在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 [9]
三、伊斯兰文化在中国
公元651年，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西域的穆斯林是骑着骆驼或者乘船来到中国的，带来的是西域出产的香料等货物。也就是说，他们是商人，不是军人。到今天，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10个，穆斯林的总人数超过两千万。有人说，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很快，有人说不快，这是一个“相对而论”的问题。10个民族和二千多万，的确是个不小的数字，但对于十三亿人口来说，它所占百分比的数字就很小。伊斯兰教是公元622年正式纪元的，20多年后即公元651年，已传入中国，伊斯兰教在中国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和麦地那的传播几乎是同步的。而伊斯兰教是在公元十二、十三世纪传入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比中国晚了五、六百年，同样也是通过商人传播过去的，而今天印尼的穆斯林人数有一亿多，占印尼全国人口的90%左右，成为全世界穆斯林人数最多的伊斯兰国家。这样比起来，在中国的发展就不算快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陈垣在分析中国回教（伊斯兰教）情况时，认为“回教在中国不传教”，“因不传教，故不惹异教人之嫉视。所有六朝及唐代元代佛道相争之历史，在中国回教史上无有。” [10]
我们知道，穆斯林每到一个地方，无论是通过武力征服去的也好，还是为了经商贸易去的也好，都会积极宣传伊斯兰教的，为什么“在中国不传教”呢？！这就要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分析。简单的来说，当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已经是一个发达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史称“盛唐”。意识形态也比较成熟，儒家学说已有千年的历史，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主流。佛教在西汉时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得到发展，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它的“因果说”、“轮回说”和“善恶有报说”等教义，也能为中国人所接受。所以，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与沙漠地区游牧民族的部落社会状况完全不同。另外，中国回族的先民从亲身的经历中认识到，孔子学说中的某些方面，与伊斯兰教中的某些教义精神是一致的。当年，赛典赤·瞻思丁（公元1211-1279）执政云南村，在修建清真寺的同时，也修建了孔庙和孔学堂。陈垣说：“云南之有孔子庙，本为回回人瞻思丁所创建。” [11]明末清初穆斯林学者王岱兴（约公元1584-1670年）、刘智（约公元1655-1745年）等人，更是精通“四教”，并用儒家思想来解释伊斯兰教义和苏非派理性主义。所以，陈垣说：“中国回教不攻击儒教。”“回教徒对于孔子，独致尊崇，故能与中国一般儒生不生恶感。从未闻回教有受人攻击。” [12]中国穆斯林学者精通“四教”，著书立说，为的是阐述伊斯兰教义和思想。两种独立的完整的思想文化体系，都有很大的包容力和承受力，但完全“融合”或者“同化”，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些少数民族由于长期接触汉族文化和思想，完全接受了，并逐渐与之融合一起了。这种情况在回族身上没有发生，虽然，回族在中国存在的历史已有千年以上，至今仍然保持着本民族鲜明的文化特色和信仰特色。另外，在伊斯兰历史上，曾有些非穆斯林民族，来到穆斯林国家，他们是征服者，是胜利者，统治了伊斯兰国家一段时间后，放弃了原来的宗教信仰，改奉伊斯兰教。蒙古人建立的伊利汗国就是这样。公元1258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1217-1265年）率领蒙古大军，攻陷巴格达，完全彻底消灭了延续500年之久的阿拉伯阿拔斯哈里发帝国，创建了幅员辽阔的伊利汗国，到了第七代汗合赞（Ghazan，1295-1304年在位）时，却宣布放弃原来的佛教信仰，改信伊斯兰教，“汗位”改为“素丹”，他自己也更名为“马哈茂德”（Muhmud），并下令汗国境内的蒙古人也都这样做，于是有十五万帐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这时距旭烈兀攻陷巴格达还不到50年。所以，陈垣说：“在中世纪时，回教虽被蒙族兵威所征服，而蒙人后裔竟渐次为回教势力所薰陶，其同化力之强，不可思议。” [13]在伊斯兰教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但是，这种情况在中国没有发生，没有听说在中国内地的某个地区或地方，由领导人率领众人集体皈依伊斯兰教的。中国回族先民可能也想过走“上层路线”，说服执政者改奉伊斯兰教，下属广大臣民追随其后。如果这样做，纯属徒劳，因为两者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
中国回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国回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回族使用中国通用的汉语言和汉文字，回族崇尚中国传统文化，富有爱国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中国回族实际上是直接受到两种思想和两种文化的影响和教育。中国回族先民在融会贯通伊斯兰思想和儒家思想方面，有许多创新和独到之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理论和观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树立了不同思想和文化之间交流和对话的典范。
我们说，伊斯兰教是在公元651年传入中国的，只是为了给这一历史事件，在时间上的一个界定，因为这一年是唐永徽二年，有了阿拉伯人到中国朝贡的最早官方记录，而且也是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出现以后不久。白寿彝说：“大食朝贡使之最早记录是永徽二年，就是普通所认为回教传入中国的一年。其实，大食朝贡使到中国来，是一件事；回教传入中国，是又一件事。我们说，回教传入中国，与大食商人或大食朝贡使有相当关系是可以的。但要一定说回教传入中国，与某次朝贡使有关，是不可以的。并且，大食朝贡使虽于永徽二年始来，但在这一年以前，谁也不敢说，没有回教人到中国来过啊！” [14]
在伊斯兰教出现以前，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很早就有了来往。公元前139年和公元前119年，西汉张骞（卒于公元前114年）两次出使西域，到了中亚和西亚许多国家，并听说有一个叫“条支”的国家，在西边更远的地方。两百年后，到了公元97年，西域都护使班超（公元32-102年）曾派大将甘英出使大秦，到了条支。“条支”是当时的“塞琉古王国”，也称“叙利亚王国”，也就是现在西亚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具体的来说，“条支”是一个城市的名字，是指当时塞琉古王国的都城安条克（Antiochia又译安提俄克）即现在土耳其南部城市安塔基亚（Antakya），位于叙利亚的北边，在阿西河（奥伦特河）的左岸，是一座山城。安条克在公元前308年，为塞琉古一世（Seleukou I，公元前355年-公元前280年）所建。它位于地中海东岸，是当时重要的商业城市和海陆交通枢纽。这里也是陆上丝绸之路西部的一个终端和中转站。从这里，出海可达地中海南北沿岸各国和欧洲沿大西洋海岸国家；而经陆路北上，可达土耳其和欧洲内陆国家。塞琉古王国极盛时期版图很大，西起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东至伊朗高原东部的广大地区。后来国势日衰，东部（大夏）和中部（安息）先后独立，仅剩下西部叙利亚地区。又持续了很长时间，这里便是中国史籍中通常所称的“条支国”。公元前64年，塞琉古王国最后被罗马人彻底摧毁，这里成了罗马帝国的叙利亚行省。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这里是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一个行省。公元640年，阿拉伯人打败了拜占庭人，这里成了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版图。所以，公元97年，甘英到达“条支”的时候，那时这里已是罗马帝国的版图了。也就是说，甘英到了大秦国（罗马帝国）。他“临海欲渡”的“海”是“地中海”，也称“西海”。因为“海水广大……英闻之乃止”，就是说，他没有乘船渡地中海，到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去。这些情况与与中国史籍中的记载也是基本一致的。《后汉书·西域传》说：“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史记·大宛传》说：“条支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杜环的《经行记》中也说：“拂菻国，在苫国西，隔山数千里。亦曰大秦。……胜兵约有百万，常与大食相御。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萨突厥。”“拂菻国”指西亚地中海沿岸地区，即古代称为腓尼基的地方，当时属于罗马帝国。“拂菻”可能是“腓尼基”（Phoenicia）的讹音。“苫国”指的是叙利亚地区。“苫”（Shan）即“Shām”也，现在大马士革仍称“Shām”。后来，唐宋史籍上称的“大食国”指的也是这个地方，另外加上阿拉伯半岛（al-Jazirah）。所以，杜环在《经行记》中说：“大食国，又曰亚俱罗”。“大食”一词是由“条支”（Antiochia安条克）一词演变过来的，“亚俱罗”一词是“半岛”的阿拉伯语发音“al-Jazirah”演变过来的。当时阿拉伯哈里发帝国是阿拉伯人冲出“半岛”占领了西亚广大地区后建立起来的。“半岛”是他们的“本土”，而“阿拉伯”一词的本意是“游牧民”，与现在常用的“贝都因人”一词同义，当时他们是不用的。
这也就是说，早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前的数百年，中国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就有了许多来往，彼此并不陌生，所以穆罕默德先知说：“要寻求知识，哪怕它远在中国！”。唐宋时期，也就是公元七世纪至十二世纪，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使节和旅行家等，沿着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从陆地和海上进入了中国的西北部和沿海沿江城市。他们在长安、开封、广州、泉州、扬州、杭州等城市落居，史书称他们为“蕃客”，也就是“外国侨民”。后来，他们久居不归，许多人与当地人通婚，娶妻生子，他们的后代被称为“土生蕃客”，也就是“具有中国籍的原外国侨民”，他们可以算做是中国穆斯林的先民。他们居住的地方，都有清真寺，以清真寺为中心，形成穆斯林居住小区，称为“蕃坊”。他们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并一代一代传下去。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伊斯兰教传入了中国，并扎下了根。这一时期来华的穆斯林都比较富有，有一定的宗教和文化知识，思想品德修养较高，热爱科学文化知识，这种传统一代代传下来，至今仍可看到这种遗风。当时他们接触到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就学习它，掌握它。这种思想文化方面的交流融和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中进行的，但也是很有成效的。在唐朝中期以后，在中国的史书中，就有了一些颇有名气的穆斯林文人学士的记载。陈黯在《华心》一文中载：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卢钧为岭南节度使时，曾推荐大食国（阿拉伯）人李彦昇于朝，宣宗令礼部策试其才。次年，授进士及第。“今彦昇也，来从海外，能以道祈知于帅（卢钧），帅故异而荐之。” [15]。可见李彦昇是一位从海外来华的穆斯林后裔，他努力学习汉文化，成为“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的“中国化”了的知识分子，经过严格的考试，成为“以进士第名显”的中国回族先民的一个知识型典范。李珣（约公元855-930年）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穆斯林词人，祖籍波斯，先祖来华贸易（药材、香料）而定居，从唐帝姓改姓李，“安史之乱”时迁居蜀，曾举秀才，但未从仕。他著有《海药本草》，宋代唐慎徽的《证类本草》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曾加引用。李珣善写小词，题材广泛，风格朴实，富有劳动和生活情趣。所以《历代词人考略》中说：“李秀才词，新疏之笔，下开北宋人之体格。”存词54首，收于《花间集》和《唐五代词》。李珣之妹李舜弦，是中国第一位穆斯林女诗人，五代十国时，前蜀第二主王衍在位时（公元919-925年）选入宫中，立为昭仪。现存《随驾游青城》、《蜀宫应制》和《钓鱼不得》三首，收入《全唐诗》中。她的诗情景交融，富有联想。所作七绝《钓鱼不得》即蕴含哲理：
尽日池边钓锦鳞，
菱荷香里暗消魂。
依稀纵有寻香饵，
知是金钓不肯吞。
从同时代的非穆斯林的中国文人的作品中，也可看到这些先民的活动情况。杜甫（公元712-770年）在《解闷》十二首其二中写道：
商胡离别下扬州，
忆上西陵故驿楼。
为问淮南米贵贱，
老夫乘兴欲东游。
唐太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诗人杜甫流寓四川之夔州，身滞西陲，心系中原，当他看到一伙“商胡”聚会饯别，有人要顺江而下去扬州时，杜老东归之心油然而生，便向“商胡”打听江南人民的生活状况，柴米油盐贵贱如何，于是就写下了这首诗。杜甫在夔州居住不到两年，创作却十分丰富，成诗四百余篇，占杜诗全部的七分之二强。从回族史角度来看，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回族的先民——商胡，在唐代的商业活动情况，他们的足迹已遍及大江上下，离难中的杜甫，向商胡打听东南社会情况，足见商胡在当时商业活动的范围和程度。
到了宋代，回族先民的“华化”趋势加速，除了诗人，还出现了穆斯林的画家、医药学家、科技学家等。
米芾（公元1051-1107年）和米友仁（1074-1153年）父子，祖上也是来自西域的穆斯林。米芾是北宋书画家，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等。家世居太原，后迁湖北襄阳，定居江苏镇江。宋徽宗召为书画学博士，曾官礼部员外郎。能诗文，善书画，精鉴别。行、草书得力于王献之，用笔俊迈，有“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之评。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山水画从董源演变而来，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人称“米点山水”。自称“信笔作之，多以烟云掩映树石，意似便已”。突破了勾廓加皴的传统技法，开创独特风格。画史上有“米家山”、“米氏云山”和“米派”之称。亦作梅松兰菊等花卉画，晚年并画人物。存世书法有《苕溪诗》、《蜀素》、《虹县诗》、《向太后挽词》等。著有《书史》、《画史》、《宝章待访录》及《山林集》等。
米友仁是南宋书画家，一名尹仁，米芾长子，人称“小米”。早年即以书画知名，1122年，应选入宫掌书学，南渡后，官至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宋高宗曾命他鉴定法书。善行书。在山水画上，发展了其父米芾的技法，用水墨横点写烟峦云树，运笔草草，不失其真，自称“墨戏”。对后来山水画中的笔墨纵放很有影响。存世画迹《潇湘奇观》、《云山得意》等图。
有诗集流传于世的宋代穆斯林诗人有蒲寿宬，先世为中亚穆斯林，先居广州，后迁徙至福建泉州。寿宬自幼学习诗文，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任广东梅州知州，为政清廉，有诗赞曰：“曾氏井泉千古冽，蒲侯心地一般清”。所以，蒲寿宬又有“心泉”之号。他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学，擅长五言、七言、律诗、绝句等多种诗文。著有诗集《心泉学诗稿》4卷，收入《四库全书》中，总计222题288首。题材广泛，诗风质朴清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今观其诗，颇有冲淡闲适之致，在宋元之际犹属雅音。”蒲寿宬诗作达到很高的造诣，可见其“华化”之深刻。他曾作《示儿》一诗劝儿读书：
种谷一岁事，读书一生期；
方春不下种，竟岁堂馁饥。
少年不向学，终身成愚痴；
饥犹一家愁，愚被众人欺。
彼苍会吾父，尔辈得令师；
欲速成揠苦，计日如耕籽。
程文国有式，体制须及时；
弱冠无所闻，出语人见嗤。
尔劳我则恤，我忧尔奚知；
中夜不惶寐，作此劝学诗。
元朝时，来中国的西域穆斯林，比唐宋时期，不知多了多少倍。因为，这时候的中国和中亚、西亚等许多国家，都在蒙古帝国的同一个体系内，来往很方便。而且蒙古人是“先西征，后南下”的，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在1219-1260年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西征，并于1258年，彻底摧毁了阿拉伯阿拔斯哈里发帝国，势力一直扩张到地中海东岸。然后将版图内的中亚和西亚的穆斯林，一批批征兵入伍，编入“探马赤军”，参加蒙古军队征服和统一中国的战争，总的人数有几十万之多。主要是军士，也有工匠艺人，学者和宗教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他们到中国后，战时应征入伍作战，平时屯田耕牧。他们驻防的地方以西北陕、甘、宁为主，也有迁往中原，西南和东南地区的，“元时回回遍天下”指的就是这种情景。中国统一以后，他们便在驻地定居下来，发展自己的事业和专长，也开始接触汉文化，大体上，从第二代、第三代开始，也就是元朝中期后，就有许多回族知识分子，用熟练的汉语从事文化工作和文学创作，出现了许多著名人物，有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有文人和诗人，例如：
赛典赤·瞻思丁（公元1211—1279年）原籍中亚布哈拉人，是“圣裔”（穆罕默德先知的后代）。随蒙古军队东迁至中国后，先后任北方各地的军事和行政长官，政绩显著。公元1274年，到云南出任第一任行政长官，他积极改革行政体制，理顺上下级关系；又积极发展农业，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修建道路桥梁，促进物资交流；修建学校，发展教育；修建清真寺，传播伊斯兰教；也修建孔子庙、明伦堂，宣扬儒学；他对云南地区各少数民族，采取“疏导”和“团结”的政策，秉公处理各种案件，使之和睦相处。所以，他还是中国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积极交流者，也是民族和谐团结的促进者。
元明以来，中国回族人物辈出，白寿彝主编的《回族人物志》（四卷），收集的中国历史上回族知名人士近千人。他们都是两种文化的传承者和交流者，并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为不同体系的思想文化交流树立了典范。
（来源：《东方哲学思想与文化精神》，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