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几年来,在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方面,出现了十分可喜而又令人鼓舞的局面,虽然说不上硕果累累,然而同我国历史上前两期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相比较,取得的成绩是昭然若揭的。
其一,从17 世纪开始的约一百余年的伊斯兰教“译经”活动。这期间我们诞生了一批光彩夺目,完全可以与中国历史著名哲人学者彪炳光辉的回族思想家、宗教学家,如王岱舆、张中、马注、伍遵契、刘智等。他们的编译和著述作品,小而言之,让中国穆斯林从语言上(汉文) 更贴近更感性了解和领悟经文和教义;大而言之,是将中国的伊斯兰教提高到可以与儒释道三家并列的地位,使中国一部分以汉族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真正认识到“回教”实是一门精深学问。然而,我们不应该不看到先贤们的筚路蓝缕,孤身问险,在他们的主张中常常带有一种悲壮愤懑的气质。“生无同志,业无同事”，“人无毁谤,必其德犹未优!”(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卷七) 在教内,他们的用心良苦,无人知晓,甚至被视为异端;在教外,不仅一批腐儒、酸儒以不识不知为恃为荣,信口雌黄,糟蹋作践。甚至一些名儒,博学温雅贤达方正如顾炎武、纪晓岚者也往往口吐不恭不敬之言,令人扼腕悲叹万千。在一个汉族人口占绝对多数,儒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主体的国家里,作为少数民族信仰的宗教——伊斯兰教以及他们的文化、思想所遭遇的情况,真是一言难尽。这就是历史的现实。
其二,20 世纪初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同科学和民主的主题逐渐接近。这同国际和国内环境有关系。在国际上,伊斯兰现代主义发端于19 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这是一股以宗教改革为基本内容的现代社会思潮。在国外一些接受西方教育影响的穆斯林知识分子提出了宗教教义和宗教制度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主张,对我国亦有所影响。在国内,封建专制的末代王朝清政府被推翻,共和制度诞生。五四运动的爆发,民主和科学走进了中国。1906 年,北京的王宽阿洪赴麦加朝觐,顺道考察了中近东各伊斯兰教国家的教育和文化制度,大有感触。翌年归国后,在北京牛街礼拜寺后院创办了“京师公立清真学堂”及“回民师范学堂”,开创我国伊斯兰教新式教育先河。其后由于教内外人士对伊斯兰教研究的重视,出现了新式的伊斯兰教书籍和刊物、一些以研究和介绍为宗旨的伊斯兰教团体,还诞生了若干全国性的伊斯兰教组织。虽然也有达浦生、王静斋、哈德成诸先贤继其后,作了不少事情,然而“近代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顾颉刚语) 并没能善始善终。究其原因诸多,有时代的因素,也有我们自己的原因。但总算让我们认识到:世界在变,宗教亦不能一成不变。宗教若不与时代的命运相吻合,宗教自己亦无法生存。
从1978 年至今的20 余年,是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研究的最好时期。一是研究队伍广泛而庞大,老中青三代,东西南北中,浩浩荡荡。不断出现新面孔,而原先一些回族的社会科学者,特别是老学者、老专家,把他们的注意力和精力也投入到回族和伊斯兰教的研究中来。我们的研究水平和素养很快有了较大提高。二是研究的范围如此宽泛,举凡社会所有,无不尽在研究题目中。论文的质量,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局内外人士的评价亦不相同,虽不能同蒙古学、西藏学研究等量齐观(参加的人数并不亚于前两学科) ,但考虑到起步维艰,人们还是能够理解。
在这个阶段诸项研究中,有一项研究特别值得我们赞叹,这就是关于中国伊斯兰教史的教派研究,特别是甘宁青西北地区教派和门宦的研究成果特别引人注目。说具体些,这项研究是由勉维霖《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官制度史略》和杨怀中《回族史论稿》中的《甘宁青回族中的苏非派》诸篇论文构成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承志又将其《心灵史》奉献大家。使我们从理性到感性,从直觉到真觉,从具象到实象对中国回族及其思想文化形态、宗教哲学有一番大彻大悟。让我们真正感悟到追求人主合一的中国自己的苏非。不管是虎夫耶、库不林耶主张的道乘教乘并重,还是嘎德林耶主张的先道乘后教乘,抑或是哲赫忍耶主张的先教乘后道乘。这种既重视内心的觉悟又重视宗教的礼仪,就是我们中国伊斯兰教自己的创造的独特的苏非认识。过去读到释家“见性成佛”的禅,儒家“吾心宇宙”的理,总感到中国伊斯兰教仿佛还缺点什么,感谢勉、马、杨、张四位的劳作弥补这个空白。我们回族自己的宗教有着自己的智慧。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长久以来内部没有发生分裂,无论回回、撒拉、东乡诸伊斯兰教民族几乎统统都是格底目(老教) ,独立的教坊,互不隶属、相互尊重、各行其是。不久,新派的出现,门宦的产生,是中国封建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政权和教权走向合一的结果。对门宦研究的愈深入,愈是使我们感到宗教在分裂,以及分裂给我们带来的痛苦、不幸和失败。这是教训。 今后,我认为我们的研究还应该在合作方面多做些工作,这就是应该加强对伊斯兰教的学派研究。
学派和教派不同。旧时代,教派使我们分,学派使我们合。旧时代教派让我们大打出手,坏人乘隙而入,让我们尝尽苦头。学派则让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氛围下,如何既保持我们的独立性,又无可避免地受到异质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当然,不同教派使伊斯兰文化呈多样性,也是历史之必然。
学派的伊始来源于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经堂教育亦源自于阿拉伯早期的伊斯兰教育。中国经堂教育的创始人胡登洲(1522 - 1597) ,精通儒伊两经,是经汉两通的大学者。他把中世纪的伊斯兰教国家的清真寺为校舍的办学形式与我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相结合,创办经堂学校,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制度。胡登洲创办的经堂教育制度,授徒百余人,人才辈出,宛如群星,顺应了伊斯兰教发展需要。百余年后,经堂教育因内容和教学的特点不同,在我国不同的地域出现了宗旨同一、风格各异的伊斯兰教学派。
陕西学派,以胡登洲及其初传弟子为代表,注重学问的精而专,主攻认主学,采用阿拉伯文课本,强调伊斯兰教的哲学研究,以宋儒的正心诚意之学,尽性穷理之道贯通伊斯兰教辩证法学,在西北地区和河南、安徽很有影响。
山东学派,以胡登洲的五传弟子常志美、李永寿为代表,注重学问的博而熟,主攻《古兰经》的注疏,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并重,主张循序渐进,特别擅长苏非学派,并将苏非的克己、修炼与中国的禅宗思想结合。在我国华北、东北地区很有影响,常志美的弟子舍蕴善著有《醒迷录》、米万济著有《教款微论》,在海外、中近东、南亚都曾流传。
金陵学派,以江苏南京和苏州为中心的学派,王岱舆、张中、伍遵契、刘智是代表人物,以汉文译经,以儒家思想诠释经典。影响所及在西北有西道堂汉学派,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儒学昌隆地区很有影响,还团结了一批汉族儒士,在明末清初伊斯兰教日趋衰微情况下,找出了一条立足图存和发展求进的道路,功不可没。
此外还有云南学派,以马德新、马联元为代表。兰州学派,以周老爷为代表。河州学派,以马万福(果园哈吉) 为代表,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伊斯兰教学派,作用不同,特点各异。然而总的宗旨是异中求同,大同小异。在中国伊斯兰教发展过程中,让伊斯兰教义同中国的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思想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儒诠经。在宗教教义上,是不儒化而化儒;在宗教伦理上,是可儒化但不离教。重视伦理道德,强调人际关系,发扬两世吉庆观念,既是一场护教宣传的运动,又是一次伊斯兰教图强扎根的奋斗,成为我国伊斯兰教历史上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启蒙运动。
研究一下我国的伊斯兰教学派活动有好处,它能使分散在各地的穆斯林合作起来,发展下去,真正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真正符合社会主义大时代的中国伊斯兰教。我希望有勉、马、杨、张诸先贤已开辟出的道路,有更多后继者跟上去,从教派到学派,一步一步探求下去,让伊斯兰教在我们的手中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我的意见并不一定成熟,但我想我们的国家有着八百余万回族穆斯林,还有着全国近二千万各族人民的穆斯林,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中东、北非、中亚、东南亚某些国家那样建立自己的学派,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中国体系的中国穆斯林学派。我期待着。
（原载《回族研究》2000年第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