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苏俄哲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中苏(俄)关系和苏俄自身政治气候的影响。中国对苏俄哲学的热情或冷淡、中国对苏俄哲学的关注点常常不是出于学理上的原因，而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不仅如此，这个国家的哲学似乎一直是以单数的形式存在的，一个时期只有一种值得关注的哲学，对其他哲学流派或思想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全部以反题出现，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衬托那种主流哲学的正确性。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几乎唯苏联马首是瞻，苏联哲学也理所当然地享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可以说，当时的苏联哲学不是被当做许多哲学中的一种哲学来对待，而是哲学的哲学，是一切哲学的指导思想。日丹诺夫1947年批判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的讲话几乎被奉为圣经，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都要服从于这个讲话的精神。于是不仅马克思主义被僵化、教条化、意识形态化了，而且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研究也被迫纳入一个单一的轨道。为了迎合某种需要，一些哲学家和哲学思想被淡化甚至忽略，另一些则被无限抬高，还有一些则遭到有意无意的歪曲。当然，俄罗斯哲学自身也难以逃脱被简单化和歪曲的命运，俄国哲学史被描绘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并最终战胜唯心主义的过程，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被看做比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更伟大更高明的哲学家，那些对西方哲学和世界文明影响甚微的“唯物主义哲学”被赋予了“世界历史意义”。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苏联哲学成了批判的对象，不过，即便如此，苏联哲学仍对中国的哲学研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简单地说就是，它是中国人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窗口，几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甚至西方哲学史的结构、体例和写作方式都打上了很深的苏联哲学的烙印，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出版的西方哲学史或欧洲哲学史著作中，一般都会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哲学结束。不仅如此，中国哲学界还十分重视对苏联出版的哲学史的翻译和引进，由敦尼克、约夫楚克、凯德洛夫、米丁、奥伊则尔曼、奥库洛夫主编的规模浩大的多卷本《哲学史》的中译本从1958年开始就陆续在中国出版。除此之外，分别由奥伊则尔曼和亚历山大洛夫等主编的《哲学史教学大纲》的中译本也于50年代在中国出版。可以说，对苏俄出版的哲学史的引进在中国一直没有中断。1998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贾泽林等人翻译的叶夫格拉弗夫的《苏联哲学史》，不过这大概会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出版的最后一部苏联哲学史。
中国对苏联哲学的真正研究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但在此之前，中国已出版了不少翻译和介绍性的苏联哲学著作，如日丹诺夫的《苏联哲学问题》甚至在1949年以前就被翻译了过来，《哲学研究》编辑部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25辑《苏联哲学资料选辑》，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苏联哲学研究室在70年代出版了《苏修尊儒反华言论摘录》、《沙俄尊孔侵华言论辑录》、《苏修尊孔反华言论续编》以及《苏联哲学资料》等，贾泽林编译的《苏联哲学纪事》也于1979年出版，所有这些，在当时都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但是中国哲学界对苏联哲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贾泽林研究员牵头撰写的《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1986），该书不仅对中国哲学界了解苏联哲学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该书的贡献和特色不仅在于它比较全面和深入地展现了那一时期苏联哲学界的实际状况，而且摆脱了以往甚至以后的教科书中常见的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思想为最高思想，把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作为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的写作套路，哲学被还给了哲学家，哲学家成了真正的主角。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安启念的《苏联哲学70年》（1989）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1994）。与《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相比，《苏联哲学70年》的篇幅虽不大，但涉及的历史时段却更长，从1917年一直写到1987年，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苏联哲学简史。该书试图把苏联哲学的形成与演化放在苏联社会的发展中考察，从而揭示苏联哲学的发展规律，并且对其70年的历史提出合理的解释。《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的影响则超出了哲学界，该书在俄罗斯文化史的大背景中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社会哲学思想进行了视角独特、思路清晰的研究，对于理解俄罗斯历史、俄罗斯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苏联哲学研究比较兴旺的时期，初步形成了一个规模虽不大，却比较稳定的高质量研究群体，人员既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也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著名高校的。而且从1985年开始，每两年召开一次苏联哲学研讨会，迄今已经举办了11届（只有2003年中断过一次），其中一半以上的会议有来自俄罗斯或西方的学者参加。这一时期集中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除去上面已经提到的著作外，还有马积华的《前苏联社会哲学若干问题透视：1980—1989》（1993），李尚德的《苏联社会哲学研究》（1994）和《评价与正义——斯大林哲学体系研究》，马立实主编的《苏联哲学家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问题》(1985)等。在苏联哲学的研究中，翻译始终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苏联时期许多重要的哲学家及其著作正是通过翻译逐渐为中国的读者所熟悉，凯德洛夫、柯普宁、伊里因科夫、康斯坦丁诺夫、伊利切夫、弗罗洛夫以及其他人的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对于推动中国学术界对苏联哲学的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俄罗斯哲学在中国
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哲学对俄罗斯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苏联哲学，特别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那么从90年代以来，研究重心逐渐转移到俄罗斯传统哲学，特别是宗教哲学。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成就体现在翻译上，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弗兰克、洛斯基、布尔加科夫等哲学家以前鲜为人知的著作被大量翻译过来，许多出版社都相继出版了俄罗斯宗教哲学丛书，俄罗斯白银时代甚至一度成为整个出版界的一个亮点和热点。
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别尔嘉耶夫，正是他的《俄罗斯思想》、《人的奴役与自由》以及自传《自我认识》在中国掀起了俄罗斯白银时代热，而他本人也成了俄罗斯白银时代乃至整个俄罗斯精神的象征。不过，历史地看，中国人对别尔嘉耶夫思想的翻译和了解并非始于20世纪90年代。早在1936年和1937年，他的两本著作《基督教和阶级战争》与《时代的末期》（即《新的中世纪》）就被纳入吴耀宗主编的“青年丛书”，由上海青年协会书局翻译出版。在40年代，潘光旦也曾将别尔嘉耶夫的《人的奴役与自由》的一部分译成中文。[1]1948年，在得知别尔嘉耶夫去世之后，潘光旦还专门写了一篇悼文，刊登在当时的报纸上。[2]另外，巴金对于别尔嘉耶夫应该也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在巴金捐给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图书中就包括1944年出版的英文版《人的奴役与自由》，在该书的封面上有巴金的藏书章。此外，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唐君毅在其1958年于香港出版的《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一书中，也高度评价了别尔嘉耶夫的思想，认为别尔嘉耶夫“宜推为现代西方以宗教思想与人文思想结合之思想家之首座”。此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先后翻译出版了别尔嘉耶夫的一些著作，包括：《人在现代世界中的命运》、《人的奴役与自由》、《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在80年代翻译出版的苏联专家编写的《哲学史》第六卷中，别尔嘉耶夫等作为资产阶级和“旧教授”的代表，他们的思想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该书宣称：“在别尔嘉耶夫、卡尔萨文、弗兰克以及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其他哲学卫士的观点中，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是同疯狂的反民主主义和反共主义交织在一起的。”但是，别尔嘉耶夫真正引起中国读者的广泛关注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则是90年代中期以后。从1994年的《人的奴役与自由》开始到2004年的10年时间里，仅在大陆别尔嘉耶夫的译著就出版了大约有15种，其中有的还有多个译本，如《自我认识》、《人的奴役与自由》；有的则多次重印或再版，如《俄罗斯思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学术界对俄罗斯思想传统和东正教精神过于陌生，加上有的译者俄文水平非常有限，甚至翻译态度不够严肃，在别尔嘉耶夫著作的引介中，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翻译质量问题。
另一位同样重要且出生年代更早的哲学家是索洛维约夫。索洛维约夫被誉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父，俄罗斯白银时代象征主义的兴起和宗教哲学的复兴都与他的影响分不开，但是中国对索洛维约夫的译介起步很晚。索洛维约夫的第一部中文译著《爱的意义》直到1996年才由三联书店出版。而零星的译文出现得要早些，《哲学译丛》（后改为《世界哲学》）1990年第3期选登了部分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作品，包括索洛维约夫的《哲学的历史性事业》、别尔嘉耶夫的《人、微观宇宙和宏观宇宙》和洛谢夫的《人》三篇文章，而且在附录中，还对所选的三位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做了简单介绍。《哲学译丛》1991年第4期再次组织了俄国宗教哲学专栏，选译了四位俄国宗教哲学家文章，分别是：索洛维约夫的《神人类讲座》，舍斯托夫的《只有一位哲学家认为有上帝吗》，别尔嘉耶夫的《我的末世论哲学》和弗兰克的《哲学与宗教》。此外，刘小枫主编、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三卷本《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1991）选译了索洛维约夫的三篇文章，分别取自《生命的精神基础》、《善的证明》和《爱的意义》，其中第一篇译自俄文，后两篇则是从英文转译。对于索洛维约夫在中国的命运来说，1990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度，除去以上所提及的《哲学译丛》的译文外，索洛维约夫的名字在这一年还同时出现在多家出版物上：商务印书馆于该年出版的古留加著、贾泽林等译的《谢林传》，在“结束语”中用了不小的篇幅介绍索洛维约夫的生平和思想；董友在该年出版的《基督教文化评论》第Ⅰ辑对索洛维约夫的思想和影响进行了全面介绍；黑龙江大学的金亚娜教授在《读书》第7期和《国外社会科学》第10期分别撰文对索洛维约夫的生平和思想做了概括性介绍。索洛维约夫到达中国的时间虽然比较晚，但是却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收获了果实，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徐凤林1995年在台湾出版的思想传记《索洛维约夫》。索洛维约夫在中国的俄罗斯哲学研究中逐渐受到了重视，不仅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神人类讲座》（2000）、《西方哲学的危机》（2000）、《神权政治的历史与未来》（2001）、《俄罗斯与欧洲》（2002）等被翻译出版，而且在索洛维约夫逝世100周年之际，《中华读书报》和《世界哲学》还分别设置专栏，对索洛维约夫的思想进行了集中和系统介绍。但相比而言，索洛维约夫对中国学术界的实际影响，要比别尔嘉耶夫小得多，知名度也远在别尔嘉耶夫之下。在已发表的论文中，关于索洛维约夫的要比别尔嘉耶夫的少很多。这也许并非因为别尔嘉耶夫比索洛维约夫的思想更加深刻或重要，而是因为别尔嘉耶夫散文式的写作风格更容易让中国读者接近。不过，这种重“别”轻“索”的状况正在得到改变。2006年同时出现了两篇以索洛维约夫为题的博士论文，2007年仍有以索洛维约夫的哲学为博士论文题目的。
如果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计算在内，就笔者所见，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最早翻译过来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的作品是1963年发表于《哲学译丛》的舍斯托夫的《纪念伟大哲学家爱德曼·胡塞尔》。舍斯托夫去世前不久撰写的这篇论文不仅让部分中国读者走进胡塞尔，而且甚至改变了一些中国学者对哲学的看法。[3]正是这篇文章激发了不少中国学者对舍斯托夫的兴趣。在中国尚未兴起“俄罗斯白银时代”热之前，在别尔嘉耶夫的名字还鲜为人知的时候，舍斯托夫的《在约伯的天平上》已于1989年由三联书店翻译出版并多次重印。此后，他的《旷野呼告：克尔凯郭尔与存在哲学》、《悲剧的哲学：陀斯妥耶夫斯基与尼采》、《开端与终结》、《无根据颂》、《雅典与耶路撒冷》、《钥匙的统治》等也先后翻译出版。
在此，我们还应提到巴赫金，在那些受到压制而又未被流放的思想家中，巴赫金是最富世界声誉的，中国对他的著作的翻译也较早、较多。不过，推动巴赫金走向中国读者的主要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1998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据说巴赫金在世界上的第一个全集。在此之前，他的《弗洛伊德主义批判》（1987）、《文艺学的形式主义方法》（1989）、《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92）等均已出版。不仅如此，有关巴赫金的传记和专著也有多本，如美国克拉克和霍奎斯特合著的《米哈伊尔·巴赫金》、刘康的《对话的喧声》、董小英的《再登巴比伦塔》、张开炎的《开放人格——巴赫金》、俄罗斯孔金娜的《巴赫金传》、夏忠宪的《俄国狂欢化诗学研究》、法国托多罗夫的《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程正民的《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王建刚的《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日本北冈诚司的《巴赫金：对话与狂欢》、英国琼斯的《巴赫金之后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曾军的《接受的复调：中国的巴赫金接受史研究》、梅兰的《巴赫金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研究》、沈华柱的《对话的妙语：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研究》；而以巴赫金为题的博士论文则有10余篇。值得注意的是，《哲学译丛》在1992年第1期组织了巴赫金专栏，这是第一次为一个俄国哲学家设置专栏，可见该刊对巴赫金的重视。专栏除选译了巴赫金的《论行为哲学》和《语言学、语文学和其他人文科学中的文本问题——哲学分析的尝试》外，还有一篇沃尔科娃的介绍文章《文化盛世中的巴赫金》。2007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还召开了“跨文化视界中的巴赫金”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学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他越来越被当做一个哲学家（思想家）而不仅仅是文学家来对待。199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译文集《陀思头耶夫斯基的上帝》。后来东方出版社出版了德国著名学者赖因哈德·劳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系统论述》（1997），劳特虽作为费希特研究专家而闻名，但这本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也具有相当水准。近年来，华夏出版社又出版了罗扎诺夫的《宗教大法官的传说》（2002），中华书局出版了安德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2004），这两本著作虽篇幅都不大，但都不失深刻和精彩，前者的论述相当独到，后者对问题的把握堪称准确。此外，吉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书系。
除去对俄罗斯主要哲学家的译介，中国学者也一如既往地重视对苏俄哲学史的翻译，而且选材的眼光有了重大变化。以往选取的哲学史对俄罗斯的宗教哲学家一笔带过甚至只字不提，而1999年翻译出版的洛斯基的《俄国哲学史》则对俄罗斯宗教哲学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论述，向中国读者呈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俄罗斯哲学画卷。
此外，中国的俄罗斯哲学研究也比较注意跟踪俄罗斯哲学的热点问题，贾泽林在《世界哲学》上组织翻译的有关欧亚主义的专栏（1993年第1期）、有关俄罗斯哲学传统的讨论（1997年第1、2期）可以说明这一点。此外，在索洛维约夫逝世100周年之际，在霍米亚科夫诞辰200周年之际，《世界哲学》杂志还设置了索洛维约夫（2001年第1期）和斯拉夫主义（2005年第5期）的专栏，翻译发表了相关文献。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俄罗斯哲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比较重要和有一定反响的论文有：贾泽林的《20世纪与苏俄哲学》、《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哲学》；安启念的《奥伊则尔曼论历史唯物主义》、《奥伊则尔曼论辩证唯物主义》；马寅卯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索洛维约夫对西方哲学的批判》；徐凤林的《“俄罗斯思想”及其现代境遇》、《论舍斯托夫的自由思想》，等等。《齐齐哈尔师专学报》从1994年到2002年曾连续多期刊载了张百春介绍俄罗斯哲学的系列文章，《浙江学刊》1997年以来也多次组织有关俄罗斯哲学的专栏，成了中国发表俄罗斯哲学研究成果的一个主要阵地。此外，《世界宗教研究》、《东欧中亚研究》、《国外社会科学》、《哲学动态》、《外国哲学》、《博览群书》、《江海学刊》等刊物也有零星地介绍和研究俄罗斯哲学的文章。2006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社会科学辑刊》组织了3期“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专栏；《哲学动态》分2期发表了4篇由徐凤林、马寅卯等中国学者撰写的论俄罗斯哲学特点的文章。此外，弗洛罗夫斯基的名著《俄罗斯神学之路》的中译本（更名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也于同年出版。年底，在北京师范大学还召开了有关俄罗斯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研究俄罗斯思想文化的主要学者都参加了此次会议。2007年是俄罗斯的中国年，与之相配合，俄罗斯《哲学问题》杂志在第5期推出中国年特刊，并先后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发布会。该期杂志全部文章均为中国学者所撰写或者是关于中国问题的。为一个国家举办特刊，这在《哲学问题》60年的历史中是第一次，充分表明了俄罗斯学术界对中国问题以及中国学者对俄罗斯哲学研究的重视。2007年6月，全国第11届俄罗斯哲学研讨会在苏州大学举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哲学问题》杂志主编列克托尔斯基，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斯米尔诺夫和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布洛夫以及中国研究俄罗斯哲学的主要学者贾泽林、安启念、张百春、徐凤林、马寅卯、车玉玲等都出席了会议；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如张一兵、吴晓明、任平等也出席了会议。会议围绕俄罗斯哲学的现状、苏联哲学的评价、俄罗斯哲学的基本特征和问题等展开了深入讨论。此后，《浙江学刊》、《福建省委党校学报》、《苏州大学学报》等杂志都发表了俄罗斯哲学的专栏文章。此外，徐凤林的《索洛维约夫》在做了较多的增补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简体字版，而雷永生的新著《东正教与俄罗斯人道主义》也于2007年出版。
令人欣喜的是，进入21世纪以后，俄罗斯哲学（非苏联哲学）领域在大陆多年没有学术专著出版的情况得到了改变。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有安启念的《俄罗斯向何处去》（2003）、张百春的《俄罗斯东正教神学》（2001）、徐凤林的《俄罗斯宗教哲学》（2006）。《俄罗斯向何处去》对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哲学进行了跟踪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出版的唯一一本对俄罗斯哲学进行全景式研究的重要著作；《俄罗斯东正教神学》以人物为线索，对19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正教神学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是中国学者完成的第一部俄罗斯东正教神学著作；《俄罗斯宗教哲学》是徐凤林多年心血的结晶，该书对俄罗斯19～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宗教哲学家和思想主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评述，内容涉及宗教文化问题、人性问题、自由问题、真理问题、道德问题，充分体现了俄罗斯文化和哲学思维的独特风格。此外，夏银平博士2005年出版了她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俄国民粹主义再认识》一书。
应当指出的是，贾泽林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曾先后主持完成了《八十年代的苏联哲学》、《苏联哲学的演变》、《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哲学》三部重要的著作，如果再加上早年出版的《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本来可以构成一个俄罗斯哲学研究的完整序列，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后来的三部著作至今未能正式出版。
这里还应提到几本并不专治俄罗斯哲学甚至是非哲学专业的学者写的著作。首先是研习宗教学多年的乐峰先生的《东正教史》，该书于1999年第一次出版，2005年又出版了修订本。其史料丰富，对于中国读者了解和掌握东正教的基本知识有着积极意义。其次是俄国史专业的戴桂菊女士的《俄国东正教会改革（1861—1917）》，这部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堪称中国近年来俄罗斯问题研究领域的佳作。同样是历史学出身的白晓红博士的著作《俄国斯拉夫主义》也值得一读。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刘小枫博士，他对中国俄罗斯哲学出版和研究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个领域近年来的出版物中，有很大一部分与他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比较容易让人忽略的是上面提到的《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在这部1991年就出版的由他主编的三卷本文集中，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的文章占据了较多篇幅。另外，他研究舍斯托夫的论文《从绝望哲学到圣经哲学》以及关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长文《圣灵降临的叙事》引起了相当范围的关注。可以说，他既是俄罗斯宗教哲学著作出版的推动者，又是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研究者。
三、存在的问题
总体上看，中国学者对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在20世纪的整个90年代，研究性成果很少，就著作而言，只有徐凤林在台湾出版的两本思想传记《索洛维约夫》和《费奥多洛夫》。而在90年代之前，对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翻译和介绍也非常有限，可见俄罗斯宗教哲学在国内的确没有受到充分重视。有人甚至因此指责中国的俄罗斯哲学研究“贫乏而且畸形”。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国内不仅对俄罗斯宗教哲学，而且对整个宗教哲学的研究远不像今天这样兴盛；特别是考虑到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回归即使在苏联也只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那么我们也许就会更加宽容和历史地看待中国俄罗斯哲学研究的实际状况。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甚至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是以苏联为参照，对俄罗斯哲学本身的研究就更难跳出苏联的视野和框架。当然，如果我们的苏俄哲学研究能有一种西方的或世界的视野，俄罗斯宗教哲学或许就会更早地引起我们的关注。毕竟，许多西方学者，如乔治·克莱恩（George L.Kline）、詹姆斯·比灵顿（James H.Billington）、弗雷德里克·科普列斯顿（Frederick Copleston）、詹姆斯·斯坎兰（James P.Scanlan）、瓦利茨基（Andrzej Walicki）、赫尔穆特·达姆（Helmut Dahm）、乔治·杨（George M.Young,Jr）等在俄罗斯宗教哲学的译介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但事易时移，中国的俄罗斯哲学研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的出版物中看出来。不过，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许多重要著作仍然有待翻译，许多重要人物仍然有待介绍。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索洛维约夫是中国哲学界最为关注的几个人物，对他们的引介都已具有相当规模，这也大体上能反映他们在俄罗斯哲学史上的地位。但另外一些哲学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罗扎诺夫、特鲁别茨科伊、诺夫哥拉德采夫、伊万诺夫、布尔加科夫、弗罗连斯基、伊林、施佩特、洛谢夫等同样很重要的哲学家的著作翻译和介绍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而且，迄今为止，研究性的成果还很少。
第二，研究视野有待拓展。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俄罗斯宗教哲学成了唯一热点，对斯拉夫主义、民粹主义、虚无主义等这些曾在俄国思想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思潮或流派虽然也偶有涉猎，但关注力度明显不够，而19世纪以前的俄罗斯哲学基本上处于一种无人问津的局面。
第三，研究深度不够。在已出版的著作中，宏观、鸟瞰式研究居多，微观、深入具体的研究偏少。
第四，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严重不足。俄罗斯哲学在其诞生和发展过程中曾深受西方哲学特别是法国启蒙运动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也深刻地影响过西方哲学，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尼采的影响，托尔斯泰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舍斯托夫对胡塞尔的影响。此外，索洛维约夫与马克斯·舍勒的比较研究，别尔嘉耶夫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的交往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话题，但基本上被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再如，令雷蒙·阿隆、梅洛-庞蒂、雅克·拉康、安德列·布勒东、乔治·巴塔耶这些名声显赫的哲学家拜倒在门下的俄裔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1908～1968），几乎完全没有进入俄罗斯哲学研究者的视野，实际上，科耶夫不仅开辟了黑格尔哲学研究的新气象，而且被认为“在思想上统治了一代人”。
第五，孤立于中国当代哲学的讨论之外。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俄罗斯哲学沦为看客。众所周知，苏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中，苏联哲学基本上被排除在外；而在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苏俄哲学的研究者也很少介入，大家似乎对这样一个事实无动于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在莫斯科工作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他的一些重要著述如《青年黑格尔》、《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理性的毁灭》等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中国的俄罗斯哲学研究不仅缺席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而且在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中，俄罗斯哲学的研究者也未能做出应有的贡献。而在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中，俄罗斯哲学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参照系，因为俄罗斯哲学一度面临着与中国哲学同样的困境，但遗憾的是，这里依然看不到俄罗斯哲学的踪影，其他像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普遍主义等等的讨论也是如此。在中国的哲学研究中，俄罗斯哲学处于严重边缘化的地位，它似乎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人几乎意识不到俄罗斯哲学的存在，从事俄罗斯哲学的人也很少关心西方哲学的进展。俄罗斯哲学这种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逐渐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哲学正在日益切断与西方哲学传统的联系，把自己变成一个孤岛。
【注释】
[1]《潘光旦文集》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335~341页。标题为《人格的无双》，原载《周论》第2卷第19期，1948年11月19日。
[2]《潘光旦文集》第10卷，第262~266页。
[3]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25~26页。（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原载：《中国哲学年鉴》，2008年。录入编辑：中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