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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甦平】韩国三教和合的现代价值

自公元一世纪起,中国的儒教、佛教和道教陆续传人朝鲜半岛,并与当地的传统文化、社会习俗相结合,发展、演变为韩民族的儒释道三教。这一发展、演变的过程,凸显了韩国三教的基本特点,这就是“三教和合”。所谓“三教和合”是指韩国的儒释道三教是以互相融合的面貌呈现出来的。这一特点贯穿韩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而韩国精神即主体性、主体意识、主体价值也就融汇在这三教和合之中。

花郎道亦称风流道,是新罗时代的核心与精华,是新罗精神的凝聚体。崔致远在《莺郎碑序》中说:“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花郎道吸收了儒教的“忠孝”思想、道教的“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原则,佛教的“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训条,在自然领悟基础上,将儒释道三教融合,使儒教不仅仅是一种伦理价值、佛教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戒律、道教不仅仅是一种处世之道,而是三教互渗、互济、互补。其结果,形成了“风流信仰”。所谓“风流信仰”,是指人在与自然的和谐、融合之中,体悟到人类的生命智慧根源于无限的自然之中,并力倡将大自然的生命搏动转变为人间化的运动,也就是把大自然的无限生命力运用到人间社会。由此凸显了人的主体作用、主体价值,确立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作用。新罗时代的花郎和郎徒,从个人到集团、从集团到国家,都自觉地坚持了这种主体精神。凭借着这种主体精神,新罗统一了三国,并使统一时期的新罗不断强盛。在这种主体精神的感召下,新罗的年少有为之士,个个内感勃勃之锐气,外欲发奋之有为。

高丽时代是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的时代,儒教为里(是统治层面),佛教和道教为表(是精神层面),构成了三教的表里和合。这种形式的三教和合集中反映在高丽太祖的《十训要》中。《十训要》是太宗为使后代君王避免安逸和情欲,严守纲纪,早晚必须反省的十条训戒。《十训要》将佛教和道教的精神信仰,融汇在儒教的齐家治国之中;试图在佛教和道教的宗教仪式下,达到儒教理家治国的目的。儒释道三教表里和合成为高丽王朝的一种思维定势。但太祖仍然强调“殊方异土,人性各异,不必苟同”(《十训要》第四训条),突出高丽的自主性。

性理学是朝鲜时代的国学,也是朝鲜时代儒释道三教体用和合的基本表现形式。这种形式的三教和合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朝鲜时代性理学者以儒为体、佛道为用的三教体用和合。如朝鲜性理学大师李退溪以儒为体、为本,但在修身养性方面却以道教为用。《活人心方》是道人涵虚子关于道教养生的一部著作,退溪对此表示了极大兴趣并身体力行。与退溪并称为双璧的另一位性理学者李栗谷,幼读佛书,精心注释其弟子研究《老子道德经》的著作《醇言》,最终形成以《大学》和《中庸》“诚”的思想为体,融合佛道的栗谷学。其二是朝鲜时代的僧侣们在佛教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为佛教的生存而提出的儒释道三教会通论。不管是性理学者的三教融合还是僧侣的三教会通,都强调本民族文化的特性、主体性。

朝鲜末年,封建专制统治面临崩溃,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无视历史的发展,在其军国主义政策下,肆意蹂躏朝鲜半岛。在这民族危难之际,崔济愚为坚挺民族主体意识创立了东学。东学第二、第三代领导人也都围绕着凸显人的主体性和民族主体精神这一价值主题而布道。东学包含了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吾道乃儒佛仙合一”,“儒之伦理,佛之觉性,仙之养气,乃人性自然之察赋,天道固有之部分”。东学的三教和合导致了“惟人最灵”,张扬了人的主体性。在此基础上,二代教主提出“事人如天”、三代教主提出“人乃天”,成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建设自主的独立国家的民主理念。这种民主理念亦反映在“三一”运动的((独立宣言书》中,“吾等此宣言:我朝鲜为独立国,朝鲜人为自主民”。正是靠着这种民族主体精神,朝鲜半岛迎来了1945年的光复胜利。东学对民族主体意识的强调,在韩国近代史上,成为主张民族自主、国家富强的指导思想。所以,与其说东学是一种哲学思想,不如说它是那个时代民族凝聚力的象征。

韩国三教和合孕育出的主体意识体现为三种精神。这就是:

民族凝聚的精神。

主体意识对一个民族而言,是民族魂;对一个国家而言,是国魂。当民族魂和国魂挺立起来时,就可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可以所向无敌、稳操胜券。所以,主体意识是民族的凝聚力量。在朝鲜王朝末年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韩国把高举民族主体性作为一门学问—民族哲学来看待。正是在这种民族凝聚精神的指导下,朝鲜半岛于1945年挣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枷锁,获得了解放。也正是在这种民族凝聚精神的感召下,对峙了五十年的朝鲜半岛,终于得以“相逢一笑泯恩仇”。

坚韧挺拔的精神。

坚韧挺拔是指百折不挠、不屈向上的一种“韧性”。这种“韧性”的内力就是主体意识。主体意识崇尚自立和自强,在困难和挫折面前,自立和自强便会化为一种勇于克服困难,不畏挫折的“韧性”。这种“韧性”使韩国从东亚经济危机中坚挺起来。1997年的东亚经济危机像一场始料不及的骤风狂袭韩国经济。刹那间,公司倒闭、工人失业、汇率狂泻,世人对“韩国经济”、“韩国奇迹”提出了质疑。但是,仅仅一年半的时间,韩国经济就恢复了元气。韩国之所以能以最快的速度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所凭借的正是韩国人不屈不挠、永远向上的“韧性”。这就意味着使韩国能够战胜金融危机,并进人体制更加完备、经济更加发达社会的指导精神,正是这种坚韧挺拔的精神。如1998114,《高丽亚那》杂志社组织韩国学者就金融危机研讨韩国人的价值观。与会学者认为:朝鲜王朝的士大夫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体意识。这一传统影响着现代韩国人。所以,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一旦唤起历史使命感,韩国人是非常积极的。最能给韩国人鼓气的口号是“诸位,让我们成为世界的榜样,让历史记住我们!(《高丽亚那》1998年春季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对韩国人的这种主体意识也倍加赞赏。他说:“面对危机,韩国从上到下体现了一种‘共赴国难’的精神,甚至民众,包括家庭主妇可以捐献出两千万美元的黄金。从数量上看,虽属杯水车薪,但这种精神是很了不得的”(《十年机缘待儒学》85)

包容开放的精神。

所谓包容开放是指摄人、吸取、引进,但其母体是主体意识。这就是说,以主体意识为基础,才能够科学地、有效地接受对方的长处和优势,为我所用;以主体意识为核心,才能够将外部的东西合理地、有机地融人自我肌体,转化成以我为本的一种新生物。韩国正是凭借着这种包容开放的精神,积极吸取外国先进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才使其得以在亚洲脱颖而出。

在韩国三教和合基础上形成的主体意识,不仅在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了其历史价值,而且在现代韩国社会仍具有突出价值的原因,是因为主体意识是一种忧患感。当一个民族具备了民族忧患感时,就会“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忧患感会使人产生一种强大的驱动力,逼你拼搏,催你奋进。还因为主体意识是一种责任心。当一个民族具备了民族责任心时,就标示着这个民族的自尊心、荣誉感的确立。在民族的是非荣辱面前,就要担一份道义,尽一份责任。所以,树立了这种“主体意识”,就可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就可以促进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前进。

 

(原载《现代哲学》2000年第4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