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曾这样揭示近代哲学的发展进程——“近代：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1]显然，列宁是把以霍尔巴赫为代表的法国唯物主义当作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形成前的一个必经阶段，并把它看成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逻辑前提的。
如何认识这一逻辑前提的作用呢?一般认为，法国唯物主义为19世纪辩证法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大量思想材料。这种材料，有从正面提供的，也有从反面提供的。所谓从正面提供的，就是一些关于辩证法的猜测；所谓从反面提供的，就是它在发展以机械论为主要特征的近代形而上学的过程中，也暴露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局限性。这种区别有其合理性，是一个必然的分析过程。但分析之后还应有综合，因为法国唯物主义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是一个统一的有机过程。从认识发展史的角度看，正因为法国唯物主义把近代机械论的形而上学发展到其逻辑终点，成为像恩格斯所说的“18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2]，才导致了这个派别中许多辩证法思想的萌芽。普列汉诺夫说得好：“在自然，道德或历史方面，18世纪的‘哲学家们’都以相似的方式，带着同样的缺点，从同样的形而上学观点向辩证法接近。”[3]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剖析这一过程。
一 极端的机械论导致对矛盾对立的猜测
机械论是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和反对神学与经院哲学的斗争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但是，18世纪前的哲学家，几乎都没能把机械论的原则贯彻到底。他们或者认为除按机械原则存在的物质实体之外，还存在着遵循意志自由规律的精神实体；或者保留了最高的精神实体——上帝，来承担“第一推动力”的责任。
与17世纪不同，法国唯物主义把机械论贯彻到底了。从量的方面看，它既不承认有脱离机械运动规律的精神实体，也不承认有机械运动之外的“第一推动力”；在宇宙中，“一切都是依照机械的法则、特性、配合、物质的改变而运行的”[4]。在笛卡尔那里，动物是机器，但是有自由意志的人却不能全部归结于机器；在法国唯物主义这里，人也成了纯粹的机械装置。机械论在量上的完全胜利，就提出了一个质的问题——运动源于何处?它的动力是什么?对于17世纪的哲学家来说，物质世界除非引一个设计者、推动者，它是无法自行运转起来的。现在，法国唯物主义把机械论贯彻到底了，却因此得出了物质自己运动的结论。霍尔巴赫写道：“既然自然是一个巨大的整体，在它之外什么也不能存在，因此自然只能从它本身得到运动。”[5]运动，无非“是一种必然从物质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存在方式”[6]。同时，既然物质都不能超出机械运动的法则，那么运动的源泉也只能是机械的——“物质是由于它自己固有的力而活动”。[7]这里就是近代形而上学机械论的逻辑终点。说运动的源泉是物质“固有的力”(“力”的概念本身就是从力学借用过来的)，这无异是说，物质是因它固有的运动而运动的。这话虽不错，但只是无用的同语反复，只是自身无差别的绝对肯定。然而，在当时，如果不是极端的机械论，就不可能达到物质自己运动的认识，因为那样人们仍然可以到世界外部去寻找非机械的、精神性的外部推动力。法国唯物主义在运动观上，“对它的先驱们的机械论来说有重大突破”[8]，因为它得出了物质自己运动的结论。
然而，只承认事物的自己运动，并不直接就是辩证法的思想。这只是辩证认识的一个必要前提，因为承认不承认运动的源泉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才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分水岭。法国唯物论者中已有人接触到这个问题了。他们注意运动的源泉和动力何在的问题，因为逻辑上一贯的机械论不能靠外部非机械的动力来推动。霍尔巴赫就把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看作是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指出：“看起来是僵死的和没有能力的事物，只要使它们相互作用，它们自己就会运动。”[9]依据辩证法的观点，事物运动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在于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正因为各个事物都有其内部矛盾性，才能产生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霍尔巴赫不懂得事物的内在矛盾性，从而在物质之间相互作用的动因问题上停滞不前了。
但是，相互作用的范畴已经站在了真理的门口。一方面，相互作用范畴的使用，必然促使人们进一步去寻找介入相互作用的某一事物的作用力是怎样来的；另一方面，事物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本身也构成一种矛盾，即：事物与他事物的矛盾，这可以向内部矛盾类推。黑格尔在谈及这个问题时曾说：“推动的力否定地与自身相关，所以它在扬弃其外在性时，它也是在建立；但它只有通过事先建立(前提)，即具有一种与它对立的力，才是如此；这就是说，它只是在自身中具有一个外在性，即只有在被推动的情况下，它才是推动的。换句话说，它只有在它被推动去成为推动的情况下，才是推动的。因此，反过来说，那第一种被推动的力，也只有当它推动另一种力去推动它，即那第一种力时，它才是被推动的。所以两者每一个都从另一个获得了冲击；但那作为能动的、给予冲击的力，就在于它从另一种力获得了冲击：它所获得的冲击是从它本身推动的。”[10]这段活说得虽然迂腐、笨拙，但意思还是可以理解的，即只有把作用力归于自身，才能解释相互作用，我们在法国唯物主义最杰出的人物狄德罗那里，就可以发现这种认识了。
狄德罗在相互作用的背后发现了更深刻的原因。他认为，物质运动的源泉就在于分子的能动性，“每一个元素都因其不同之点而有其天赋的、不变的、永恒的、不可毁灭的特殊的力；……物体内部的这些力对物体以外有作用：从这里便产生出宇宙中的运动或普遍的骚动。”[11]这就是说，分子内涵的、固有的力引起分子从内部向外部的活动，引起其他分子作用于它的活动，正是分子的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整体的运动和普遍的联系，“作用于分子的力是会消耗的，分子内部的力是绝不会消耗的。”[12]不仅如此，狄德罗还把“抵抗作用”和吸引力同样看作“是每一个分子的内部的力”。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个抵抗作用，在运动之前便不能有冲击，在冲击之后便不能有停止了”[13]。狄德罗在这里企图用分子内部活动力的吸引与抵抗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来说明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说明一切事物的运动。当然，狄德罗并未在分子内建立实在的矛盾体，尽管他相信吸引与排斥都是分子内部的“活动力”，但这只是把一个力从两个角度看，而没有把吸引与排斥看作是分子内部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因而他的哲学从根本上讲并未超出机械唯物主义的范畴。但是，就其吸引与抵抗作用的结论看，狄德罗关于对立导致运动的客观辩证法已经比较明显了。这无疑是下启德国古典哲学的。
与法国唯物主义同时代的康德，“用了引力和斥力这两种力来说明大自然的有秩序的发展”[14]。并且，康德还发现了矛盾产生的必然性，但是他却否认矛盾的普遍性，认为矛盾只存在于自我意识中，并非自在之物的属性。谢林在法国唯物主义和康德的启示下，并利用费希特的对立斗争原则，首先提出了矛盾运动学说。在谢林看来，对立的不断产生和不断消除，必定是一切运动的最终根据。但是他并未把矛盾运动的思想贯彻到底，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无差别的绝对同一”，这仍然是形而上学的。黑格尔在谢林的基础上更为精湛地阐述了矛盾运动学说，他说出了在唯心主义范围内能说的一切。他反对关于先有绝对同一，然后才有矛盾对立的观点；断言同一中即潜藏着差别、对立，同一、差别和对立是矛盾发展的不同阶段，“而矛盾则是—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15]。但是，矛盾辩证法学说的前提却潜藏在形而上学的法国唯物主义那里。
二 极端的感觉经验论导致对经验和理性综合的倾向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者，他既受到经验论的影响，也受唯理论的影响。他既看到了前者的局限性和缺点，也看到了后者的局限性和缺点，并且企图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克服这些局限性和缺点。在笔者看来，作为洛克继承者的法国唯物主义，在逻辑上也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前提之一。
我们认为，经验论在19世纪也走到了其进程的逻辑终点。但把经验论推到极端的有唯物和唯心两条道路。在英国，贝克莱把我们的感觉和感觉对象混为一谈，把一切事物郎归结为感觉；休谟则把感觉经验看作是人们认识的最后界限。在法国，通过伏尔泰和孔狄亚克，爱尔维修取消了洛克的“反省”经验，把一切精神能力都归结为感觉能力，把全部认识活动都归结为感觉活动。他指出：“精神的全部活动，就在于我们具有一种可以觉察到各种对象之间的相似或相异之处、相符合或相违背之处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无非就是肉体感受性(the Physical Sensibilily)本身，因此一切都归结到感觉。”[16]虽然不像爱尔维修这样极端，拉美特利和霍尔巴赫也有类似的观点。拉美特利说，“我们愈加深入地考察一切理智能力本身，就愈加坚定地相信这些能力都一齐包括在感觉能力之中”，因此，“感官就是我的哲学家”[17]。多么令人瞠目的结论!人们很容易提出这样的訾议：如果感官就是哲学家，那么鸡鸭猫狗之类不也成了哲学家吗?因为“禽兽也和人一样有感觉的能力”[18]。法国唯物主义这种极端感觉论的观点，同休谟的学说虽有唯物与唯心之分，但在否认理性思维的存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这里就是经验论的逻辑终点。如果说休漠是以否认理性认识的可能性来把经验论发展到其终点，那么法国唯物主义则是以把理性思维看成是一种特殊的感觉能力而把经验论贯彻到底的。
法国唯物主义把理性认识看作是感性的，这是片面的感觉论。然而，就在这一片面性的基础上，他们却力图把过去人们认为是截然不同的理性与感性统一起来，这就启迪了以调和经验论与唯理论为己任的康德哲学。不仅如此，在这种片面统一的基础上，法国唯物论者也接触到了一些关于感性与理性的辩证统—的问题。他们对感性和理性的现实差别不能熟视无睹，即使他们否认这一差别的质的意义，他们也要分析这种差别的根源及其关系。同时由于他们以二者的绝对统一为前提，因而没有把二者看成是外在对立的顾虑，这就引出了某些辩证的微光。
霍尔巴赫就看到了思维与感觉的区别，并试图区分认识的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他认为，只有感性还不行，唯有“理性使我们认识事物的真正本性，推知我们期待它们发生的结果”[19]。狄德罗则进一步把历史上的哲学分为两类：“实践哲学”和“理性哲学”，他认为二者都有其片面性。实践哲学是盲目的，它“蒙着眼睛”，“永远在摸索前进”[20]，并不知晓自己的工作会产生什么结果，或不会产生什么结果；反之，理性哲学是空的，它“倾向于停留在它自身之中”[21]。简言之，“理智有它的偏见；感觉有它的不定性”[22]。同时，狄德罗也看到了它们各自的长处，——实践哲学家是收集材料的辛勤工匠，而这些材料总是哲学家的真正财富；理性哲学家则是建立体系的天才建筑师，他们的体系虽然不断坍塌，但他们的塑像却在废墟中永远屹立，并为后人留下一些有价值的思想方法。正因为两者各有长短，可以互相补充，所以狄德罗既反对片面抬高理性作用的唯理论，也对过分夸大感觉作用的经验论表示不满。他认为，在认识过程中，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克服双方的片面性，正确地认识世界。狄德罗既认识到理性依赖于感性，同时也意识到感性认识有待于深化、发展到理性认识。他指出，认识的全部过程，可以“归结到从感觉回到思考，又从思考回到感觉”[23]。在此，狄德罗的认识论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辩证的特征，因为在我们看来，“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24]。
当然，狄德罗并未完全摆脱他的英国先辈们的唯名论倾向，不懂得理性认识是一种科学的抽象。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抽象”，或者“所有的抽象都不过是一个没有观念的记号”[25]。这表明，狄德罗并不理解理性认识的本质，因此不能从根本上克服经验论的片面性。不过，他试图把感性和理性结合起来的这种方向，却成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出发点。如果说莱布尼茨是站在唯理论的立场上开始显露出使唯理论和经验论结合的苗头，那么，狄德罗就是站在经验论的立场上，在莱布尼茨的启迪下，开始表现出命名感性和理性联姻的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说，康德哲学就是这种趋势的继续。
康德所面临的任务，就在于把感性的东西和理性的东西彼此结合起来。他指出：“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只有当它们联合起来时才能产生知识。”[26]他企图解决知性概念如何与感性直观相结合的问题，但却把感性和知性的差别绝对化，并强调知性“是一自我保持、自我满足的统一体，并不依靠来自外部的材料加以发展”[27]。这样就不可能有从感性上升到知性的过渡，知性概念和感性杂多的结合就始终是外在的、机械的。黑格尔循着使感性和理性结合的方向继续前进，他不是把感性和理性只看作两个外在联结的东西，而是在绝对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把二者看作对立的统一。在他看来，理性认识的过程，是理性对感性的否定过程。但是，这种否定并不是对感性材料的简单抛弃，而是“扬弃”，即通过对感性材料的表面现象的否定，而获得并保留深藏于现象后面的本质。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进行抽象的思维不应被看作是感性材料简单地被放在一边，从而材料的实在性并未遭到伤损；进行抽象的思维倒不如说是作为简单现象那样的感性材料之扬弃和被归结为只在概念中显现的本质的东西。”[28]
三 范畴间的尖锐对立导致范畴间的初步互相过渡
近代的形而上学哲学家，总是恪守这样一个原则，即：“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因而他们也总是把范畴解释成一成本变的、僵死的规定。除思维与存在的外在对立之外,“形而上学所陷入的另一种对立，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对立。还有什么能比这两个逻辑范畴更尖锐地相互矛盾呢?”[29]另外，形而上学者认为，自由是人们主观意志的属性，而自然界则由盲目的必然性绝对地统治着，二者是根本不相容的。范畴的这种外在对立表现了近代形而上学哲学的二元论性质，即自然和精神是两个不同的系列。法国唯物主义不能容忍这种二元论的倾向，他们试图论证二者之间的统一性问题。
在论证中，法国唯物主义者采取的是把一方归结到另一方的简单方式。他们“力图用根本否认偶然性的办法来对付偶然性”[30]。认为在整个宇宙中，“没有偶然，没有属于意外的事物”[31]。一切现象都是必然的。偶然只不过是人们幻想出来的一个字眼，以便掩饰人们对某些原因的无知，因此，必须“消灭偶然”[32]。同时，支配物理世界的必然性，也支配着精神世界，所以，“人的一生没有一刻是自由的”[33]。人在这个世界中到处都处在缧绁之中，一切思虑和行动都不可避免地服从于注定的命运。
可见，法国唯物主义并未克服范畴之间的形而上学的对立，反而是把这一对立推到了最极端的形态，即以一个范畴的绝对充实性来取消对方存在的权利，使其成为子虚乌有，这就是绝对充实与零的对立。然而，零的辩证法是奇妙的，它使法国唯物主义中出现了一些对立范畴互相设立、互相转化的趋势。正如恩格斯所说的：“18世纪并没有克服那种自古以来就有并和历史一同发展起来的巨大对立，即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而是使这两个对立面发展到顶点并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以致消灭这种对立成为必不可兔的事。”[34]为什么说消灭这种对立成为不可避免的呢?首先，法国唯物主义毕竟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实现”了对立范畴的统一，这种抽象的统一点就成为范畴辩证发展的一个现实的逻辑起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就会打破这个抽象点的僵死性，而使它运动变化起来；其次，法国唯物主义终究提出了使对立范畴统一的要求，这就为后来的哲学提出了有待解决的问题，问题的提出在哲学发展史中是非常重要的；最后，由于把范畴间的形而上学对立发展到“顶点”，以致因强调此方就完全否定彼方，然而双方在理论中是互相依赖的，失去一方就不可避免地殃及另一方，这就会造成一系列理论危机。为了从窘境中脱身，法国唯物主义就在不自觉中接触到范畴的辩证关系。按狄德罗的话说就是，“要动摇一个假设，有时只要把它推到它所能达到的极端地步就行了”[35]。
事实上，法国唯物主义在把范畴间的形而上学推到逻辑终点的同时，也对范畴间的关系作了一些辩证的说明，这特别表现在狄德罗身上。狄德罗说：“一切精神事物都有中间和两极之分。”[36]作为思维形式的范畴，当然也有两极之分，而且两极之间有中间部分作为中介和由此及彼的桥梁，这样对立范畴的相互过渡和转化就有了可能性。
狄德罗在《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中，有意识地使读者集中注意到他所属的哲学学派在必然和偶然、必然和自由等范畴上的弱点。一方面，他使享有“哲学家”称号的主人翁雅克执意强调必然性，说什么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事情，“正像表链的链环，一环套一环”[37]，现在和未来都是被过去决定了的，任何意外都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他又故意引入偶然性因素，使雅克处于滑稽可笑的地步，从而含蓄地批评了他的同伴们否认偶然性存在的学说。这是从法国唯物主义内部对其形而上学观点的否定。如果说其他法国唯物论者还停留在必然范畴的僵死性中的话，那么狄德罗则借助于“悖论方法”开始瓦解了形而上学框架。
另外，狄德罗还在许多著作特别是《拉摩的侄儿》中，着重考察以往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一些概念，如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高贵与卑贱、正义与非正义等等；并证实，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权力和财富的现实本质，或者它们的规定概念善与恶，或者，善的意识和恶的意识、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统统没有真理性；毋宁是，所有这些环节都互相颠倒，每一环节都是它自己的对方。”[38]这就是说，范畴的对立和转化不仅是人们的主观意识，而且也反映着自然和社会的现实本质。这些客观矛盾的猜测，甚至在其他“哲学家们”那里也可以找得到。爱尔维修说：“任何人，如果我们比较他一生的某些行为，都会显得具有各种互相冲突的美德和罪过。”[39]霍尔巴赫也指出：不仅“快乐和痛苦往往只是一纸之隔”[40]，而且“善与恶同样都是壳，然而它们都出自于事物的本性”，“坚持只看见自然中的善，和愿意只看到恶，是同样没有意义的。”[41]这说明，矛盾是现实存在着的，它是不能随意消除的。
但是自觉地把概念和对象都了解为矛盾的，在法国唯物论者中，大概只有狄德罗一人。他从“分裂意识”引导出来的悖论，在逻辑方面是后来康德的二律背反形成和认识的最初阶段、开始阶段。对狄德罗悖论分析的结果必然导致二律背反，而我们在悖论中不仅可以看到康德二律背反逻辑状态的萌芽，而且还可以找到后来在黑格尔那里形成的逻辑思想运动的萌芽。这就使我们能够描绘出一条从法国唯物主义走向康德和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哲学辩证发展的道路。
综上所述，法国唯物主义正团为把近代形而上学发展到了逻辑终点，物极必反，才导致了由形而上学向辩证思维转化的趋势，从而为德国古典哲学提供了逻辑前提。这个逻辑前提的存在，从理论上说，既有可能性，也有必然性。
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同属于人类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二者之间存在着同一性，这就使它们之间具有了互相过渡的可能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肯定的东西的真理本身也同样包含着否定的东西，即也包含着那种就其为可舍弃的东西而言应该被称之为虚假的东西。正在消失的东西本身勿宁应该被视为本质的东西，而不应该视之为从真实的东西上割除下来而弃置于另外我们根本不知其为何处的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同样，也不应该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视为是在另外一边静止不动的、僵死的肯定的东西。”[42]
我们认为，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必须经过孤立、割裂和静止的方法。在感性认识中，感性材料逐一由感官传入大脑，然后才形成知觉和印象；在理性认识中，也必须先将感性材料分解为一个一个的要素或方面，然后才能加以综合和归纳，由抽象的同一达到具体的同一。因此任何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都包含着“形而上学的”环节，辩证思维并不是把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完全抛弃，而是加以辩证的综合、改造和补充。并且，若没有那些环节、因素和片断，辩证思维就失去了内容，成了一个僵死的整体，因而也就失去了辩证性。黑格尔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不可分解性，安于孤立和封闭状态的自我保持性，这无宁是一个缺点，由于这个缺点，“整体”就不能把另一个方面作为自己的对立面综合起来；正是由于人们害怕丧失整体而保护它，不让它受到知性分析，它才继续处于局限状态，不能向无所不包的统一发展，始终仅停留在整体的外在方面，停留在对整体的直观猜测上，这正是古代哲学的弱点。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兴起，正是为了克服古代哲学的这一缺陷，因此，“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重大的历史根据的”[43]。
黑格尔是辩证思维的奠基者，但他并不绝对地排斥形而上学的思维，而是把后者当作辩证思维的环节或准备。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学的方法相当于思维的知性阶段，而辩证思维则相当于思维的理念阶段。他指出：“注重抽象理智的启蒙派”，在思维过程中仅仅“凭借它的形式的抽象”。“其主要特点，在于以抽象的有限的知性规定去把握理性的对象，并将抽象的同一性认作最高原则。”“这种形而上学未能达到具体的同一性，而只是固执着抽象的同一性”[44]。这里所谓的抽象，并不是说它不涉及具体内容，而是说它只是对事物进行孤立的、片面的、外在的规定，既不懂得事物的内在联系，更不懂得事物之间的对立和相互转化，“不知道，那无差别的东西就是绝对分裂着自己的东西。”[45]
形而上学的知性认识虽然有局限性，但在黑格尔看来，它仍有存在的权利，这表现在：第一，用知性概念来认识有限事物还是有用的，它可以把握有限事物的性质。黑格尔说：“无疑地，对有限事物必须用有限的名言以称谓之，这正是知性施展其功能的处所。”[46]第二，知性思维是达到“思辨理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在思辨的哲学里，知性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Moment)或环节，但这个环节却是不能老停滞不前进的‘阶段’。”[47]形而上学或知性作为阶段存在的根据，就是思维有确定性的一面。
“在哲学里，最紧要的，就是对每一思想都必须充分准确地把握住，而决不容许有空泛和不确定之处。”[48]这里所说的，就是要有确定的知性规定，这种确定性显然是有限的和片面的，但是为了达到全面的辩证的规定，就必须经过这些有限的和片面的规定。辩证思维具有确定的内容、其流动性是确定的事物的转化，而不是倏忽即逝、不可捉摸的东西。哲学若没有丝毫的确定性，就会流于相对主义，这就走到了形而上学思维的另一极端或片面而远离了真理。因此，在黑格尔看来，“被规定的和抽象的概念是条件，或不如说是理性的本质的环节。”[49]
法国唯物主义是启蒙运动的最高峰，它同样片面地固执着抽象同一和“非此即彼”的知性规定，当它遇到两个相反的论断时，便片面地肯定一个，而否定另一个，形而上学地割裂对立面之间的联系，使二者永远达不到真正的统一，然而，正像我们所指出的，在思维过程中，抽象同一是达到具体同一的一个必要环节；同样地，在哲学史中，形而上学也是达到近代辩证法的—个必要环节，就像黑格尔所指出的：“一如在思想的逻辑系统里，每一思想的形态有它独自有效准的地位，并且通过进一步向前的发展而被贬降为附从的环节，同样每一个哲学在全部过程里是一特殊的发展阶段，有它一定的地位，在这地位上有它的真实意义和价值。”[50]法国唯物主义对德国古典哲学来说，正是这样一个“有真实意义和价值”的逻辑环节。就此，普列汉诺夫说道：“法国唯物主义者们的形而上学方法和德国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低等数学和高等数学之间的关系。”[51]高等数学超越了低等数学，但它包含有低等数学的内容，并且是从后者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同样，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也超越了法国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但它包含有形而上学哲学中所形成的内容，并且是在形而上学的土壤之中萌发的。法国唯物主义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成了逝去的环节，不是因为它被抛弃了，而是因为它们被吸收到后来的哲学里面了。譬如，德国古典哲学并不因为法国唯物主义强调必然性就否认这一概念，而是给它加入了辩证的内容，即：一方面认为必然性本身是通过偶然而体现出来的，同时又认为自由正是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上的。
从法国唯物主义向德国古典哲学的转化和过渡，不仅有其可能性，也有其必然性。黑格尔就知性思维向思辨理性过渡的必然性问题作过研究。他认为，对辩证的理性来说，“其基础须在对知性的规定必然互相冲突这一觉察里去寻找”[52]。在黑格尔看来，知性规定是有限的，凡是有限的就是矛盾的，抽象的知性反思为了做出知性规定，就必须超出具体事物的直接性。对认识来说，这一步是必要的，否则，就做不出初步的概括和规定，但是，为了认识事物的内在本质，又必须进一步超出知性规定，使被知性分离了的事物再从思想中联系起来。既要分离，又要联系，这本身就是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必然使认识超出知性阶段，而上升到理性阶段，因为“矛盾正是对知性的局限性的超越和这种局限性的消解”[53]。
然而，知性向思辨理性的过渡，是在知性反思的成熟阶段才显示出其必然的趋势来；而在初始阶段，诸知性规定之间存在着的不适应性或差异性，还未进入直接对立的状态。黑格尔指出：“知性诚然通过抽象普遍性形式，给予它们这样一个姑且说是有的坚硬，为它们在质的领域和反思领域里所不具有的；但是知性通过这一单纯化，同时使它们有了精神并磨砺它们，以致它们恰恰是在这一顶点上才获得消解自己并过渡为它们的对立物的那种能力。任何事物所能达到的最高成熟状态或阶段，就是它在其中开始没落的那种状态或阶段。”[54]法国唯物主义恰好处在知性或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发展的顶峰阶段，在这里，形而上学内部的诸原则、范畴和规定之间的冲突成熟了，从互相差异和不适应转化为尖锐的对立；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唯物主义必然表现出试图解决自己体系内部的矛盾的尝试，从而体现出由形而上学向辩证法过渡的趋势。因而，法国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体系内部的某些规定，就不再表现为辩证的东西的反面，而是表现为辩证法的萌芽和低级形式。狄德罗的“分裂意识”就集中体现了这种过渡形式。由于法国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出现了某些辩证思维的萌芽，这就必然进一步加剧体系内部诸因素的尖锐对立，并导致体系的解体，从而为辩证思维的形成开辟道路。因此我们说，法国唯物主义的功绩，不在于以朦胧的形式猜测到了多少辩证法的思想因素，而在于它把形而上学发展到了顶点，从而使其超出了自己的界限而结束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生命力。
黑格尔曾指出：“反驳一个原则就是揭露它的缺陷，但它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仅只是共相或本原或开端。如果反驳得彻底，则这个反驳一定是从原则自身里发展出来的，而不是根据外来的反面主张或意见编造出来的。所以真正说来，对一个原则的反驳就是对该原则的发展以及对其缺陷的补足，如果这种反驳不因为它只注意了它自己的行动的否定方面没意识到它的发展和结果的肯定方面从而错认了它自己的话”[55]。德国古典哲学就是以法国唯物主义为其理论起点的，因此它既是对法国唯物主义的肯定，也是对它的否定。通过肯定，实现了德国古典哲学对法国唯物主义的逻辑继承；通过否定，则完成了德国古典哲学以法国唯物主义为前提的质的飞跃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