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宗教态度如何,或者说上帝观如何,是理解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甚至是他的整个批判哲学体系中关键的一环。但遗憾的是,对康德在该批判中的宗教态度,历来就是一个争议较多的问题,可以说是异见纷呈。但综合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康德对宗教本身是持肯定的态度,康德试图通过限制理性来维护信仰;而另一种则认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宗教是持否定态度,康德是杀害上帝的刽子手。从总体上说,我倾向于认同第一种观点。后面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的观点。海涅在其《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就指出:“到这里为止,康德扮演了一个铁面无私的哲学家,他袭击了天国,杀死了全部守备部队,这个世界的最高主宰未经证明便倒在血泊中了,现在再也无所谓大慈大悲了,无所谓天父的恩典了,无所谓今生受苦来世善了,灵魂不死已经到了弥留的瞬间……于是康德就根据这些理论,在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作了区分,并用实践的理性,就象用一根魔杖一般使得那个被理论的理性杀死了的自然神论的尸体复活了”。 [1]海涅的话很容易给人这样一种理解,康德在第一批判中充当了杀害上帝的刽子手,在第二批判中又充当了拯救上帝的英雄。国内有些学者、专家就借用了海涅的话语作出这一种理解,但这种理解可以说是对康德完整的哲学体系的一种断章取义式的曲解。这种理解由于没有理解好康德所要批判的是什么样的神学,以及康德为何要对其批判,因而难以把握康德宗教观的精神实质,或至少对康德宗教观的理解是粗糙的。
笔者以为,认为康德是从否定传统神学到否定神学一般,在理解上至少存在着两个误区:其一,忽略了康德的哲学体系与休谟哲学体系的不同;其二,注意到了康德哲学体系中各批判的独立性,而忽略了各批判的相关性,缺乏把康德的批判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据此,笔者认为在第一批判中康德批判传统神学并没有因而否定神学一般,正如康德自己所说:“我今主张‘凡欲以任何纯然思辨的方法在神学使用理性’之一切企图,皆完全无效,就其性质言,亦实空无实际,且理性在自然研究中使用之原理,绝不引达任何神学。” [2]但是,康德并没有从否定传统神学到否定神学一般,且认为神学不需要基础,而是认为,“最高存在者就理性之纯然思辨的使用而言,虽永为一纯然理想,但为一毫无瑕疵之理想,即为完成‘人类全部知识’之概念。此种概念之客观的实在性固不能为纯然思辨的理性证明之,但亦不能由思辨理性否定之。” [3]康德只是说我们不能认识上帝,但并没有说我们不能思维上帝。康德用意无非在于清除宗教的不合理基础,以便使宗教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成为可能。康德的确在第一批判中对神学进行了批判,但他所批判的并不是神学的一般,而是神学的特殊形式,即传统神学。传统神学独断地认为,我们的思辨理性能够证明上帝存在,宣称人有一条正当的途径可以获得关于上帝的知识,特别是关于上帝存在的知识,鼓吹知识是信仰的有效手段,理性的确证有利于信仰等观点。把知识混同于信仰,使知识为信仰服务,也即是设定人可以用理性来正面表述神的种种属性,这是传统神学的独断论。这种神学的独断论,一方面让知识为信仰服务,使知识失去了固有的自由精神,使科学为神学服务;另一方面,又使神学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这样貌似坚固,但其实是把神学建立在不恰当的基础之上。它使人们狂妄地认为人类的知识能够证明上帝,人类的思辨理性可以有一条通往上帝的知识途径,它使神学在失去其固有的光环的同时,也失掉了其应有的道德依据。这种神学必然受到来自神学内部和哲学的攻击。来自哲学方面,对这种传统神学最为有力的攻击,应该算是休谟。休谟从他的经验论立场出发,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觉经验,但关于感觉经验又是来自何方时,他则认为感觉来源是一个不可知的“X”,是超验的,是人们经验所无法认知的。因为依据彻底经验论原则,一切知识都必须以感官知觉为依据,凡不能诉诸印象的东西都是不可知的,要知道感官知觉的来源,只能凭借经验,但我们的心灵又只是知觉到一个个的感觉印象,却没有感觉来源的印象。面对这个问题,无论是事实上还是理论上,感觉经验都不能超越于自身之外去解决自身的来源问题。因而,在休谟看来,任何关于物质、自我和上帝的知识都是一种虚妄的知识,是一种独断论。出于这种见解,休谟对传统神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休谟的彻底经验主义和精辟的论证惊醒了还对神学独断论有点迷恋的康德。康德在其《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为此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4]
休谟的启示把康德导向了对思辨理性的乐观主义的质疑,使其重新审视传统的形而上学,而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审视必然要包括对传统神学的重新审视,或者说康德对传统神学的批判将构成其对传统形而上学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沿着休谟所指出的,康德意识到关于上帝存在的知识的荒谬,人不可能有关于上帝存在的知识;但康德并没有因此而否定上帝的存在,这是康德不同于休谟的地方,也是理解康德宗教观所要注意的地方。康德指出:“我根本不赞成他的结论。他之所以达成那样的结论,纯粹由于他没有从问题的全面着眼,而仅仅采取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5]即仅仅采取经验主义的方面,从纯粹的经验主义立场出发,必然带着普遍的怀疑主义。这正如英国哲学家海姆就休谟的经验论所说的,“休谟的观点实际上是从经验论原理出发到其结论,并没有附带任何认识自然或上帝的内在活动的要求。他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经验主义归谬法的结果。” [6]这种普遍的怀疑主义虽然对独断论的批判不乏是一个有力的武器,但由于其普遍的怀疑必然带来对知识的根基、对道德与信仰的怀疑与否定,这是康德所不允许的。针对传统神学所存在的问题与休谟的片面性,康德试图在宗教问题上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神学的独断论,又有别于休谟的怀疑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为此康德规定了自己的任务,既要批判独断论,又必须批判怀疑主义。怀特·F. C 在《康德第一批判与其先验演绎》的导言中就指出:“康德给自己设置了这么几项任务:检查人类心灵的运作和它所能建立的知识范围;回击休谟的怀疑论,描述并说明形而上学的本质和先验逻辑的本质,为科学的根本原则和一般合理性寻求确证;捍卫道德与宗教。而首要任务是探究形而上学。” [7]
康德要完成这样的哲学任务,在哲学方法上,别无他途,只能另辟新径。由此,康德便在哲学上掀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这场革命其实就是形而上学方法的革命,或者更为直接地说就是思维方法的革命。[8]这种思维方法一改过去哲学的思维方法。以往哲学的思维方法是主体符合客体的思维方法,认为知识的形成就是主体正确反映客体的过程;康德一改传统哲学思维方法,不是让主体围绕着客体旋转,而是反过来让客体围绕主体而转,知识的形成就是一个主体统摄客体的过程,这就是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康德把他这一“革命”浓缩成为他的先天综合判断,认为先天综合判断是科学知识的条件问题,是判定科学知识的标准,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通过先天综合判断表现出来。在康德看来,科学知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先天的普遍必然性认识,一是后天的感觉经验,即“先天形式”与后天经验。科学知识的形成就是一个先天形式统摄后天经验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康德是继承了休谟又超过了休谟。这也表现在他对传统神学的批判上。他认为,上帝是一个不可经验的对象,我们不可能有一个上帝的直观。因此,我们不可能有关于上帝的任何知识,包括关于上帝存在的知识。基于这种认识,他在第一批判的先验中辩证指出,运用纯粹思辨理性去证明上帝的存在是虚妄的,站不住脚的。为此,他专门批判了这种企图。在康德看来,企图用纯粹思辨理性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只有3 种可能途径,即关于上帝存在的自然神学证明、宇宙论证明和本体论证明。其中自然神学证明以宇宙论证明为基础,而宇宙论证明则以本体论证明为基础。依次顺推,关于上帝存在的唯一可能的证明就是从理性的纯粹概念出发的本体论证明,或者说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是以思辨理性证明上帝存在的关键。因此,假如能揭示本体论证明的逻辑缺陷,就动摇了关于上帝存在的所有思辨理性证明。因此,康德着力批驳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他除了继续发挥历史上批判本体论证明的传统论据,坚持不能把逻辑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必然性混为一谈以外,就是运用他的先天综合判断,认为上帝是否存在乃是综合判断且必须依靠综合判断,而不能只依靠对上帝概念的先天分析来推导上帝的存在。但我们关于上帝存在不可能有任何经验。本体论证明的错误就在于把属于经验的综合判断的存在的问题当成了能够依赖于先天分析判断与实在存在无关的问题。康德对这些证明一一批判,他在击破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以后,又一鼓作气地击破了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与自然目的论证明。这里不再赘述。[9]
关于上帝存在的理性证明在康德的进攻下土崩瓦解,康德给传统的理性神学以最为致命的一击。也许海涅正是在这一点上说康德扮演了一个铁面无私的哲学家,“杀死了上帝的所有卫戍部队,使上帝未经证明地倒在血泊之中。”但海涅有一点说错了,上帝并没有未经证明地倒在血泊中,康德所杀死的也并不是上帝的“忠心”的“守备部队”,而是一群“自以为是、无视上帝伟大的”的“守备部队”。海涅所指的“守备部队”——传统神学赖以建立的知识基础,对上帝是大为不敬的。这些“守备部队”一部分自以为长期受上帝的恩宠,便滋生傲慢之心,感觉不出上帝的伟大,而正在图谋反叛;而另一部分却自以为上帝需要保护,自己有能力保护上帝。“守备部队”的这种行径最终将会导致上帝的伟大被削弱,导致人们对上帝的怀疑,导致信仰的缺失。所以,假如海涅认为康德杀死了“守备部队”的话那上帝并没有“倒在血泊之中”,倒在血泊中的却是“守备部队”。只有杀死原来的守备部队——知识基础,上帝才能再度进驻人的心灵,或更确切的说,是人的心灵才能再度占有上帝,康德才能给上帝配备新的部队;只有清除传统神学的知识基础,康德才能为神学构建新的基础。鉴于康德对传统神学的批判,有人试图把康德的宗教观纳入“否定神学”的传统之中,因否定神学认为神是不能够被概念化的思想方式从肯定的意义上加以正面论证的,不能以任何适用于有限物的谓词来形容上帝。[10] “否定神学”主张对神的最好表达是否定的表达,即不对他做出规定,认为理性知识只能告诉人们神不是什么,不能告诉人们神是什么。从康德对传统神学的批判与“否定神学”的特点来看,康德对传统神学的批判的确与“否定神学”相近,但康德对传统神学的批判明显地高于“否定神学”,因康德对传统神学的批判并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破中有立,是要在批判中清除宗教的不合理的基础,以便为宗教奠定新的基础。
康德之所以要进行这一工作,在于他看到了当时的宗教赖以建立的基础并不稳固,把宗教建构在思辨理性之上,无异于把大厦建立在沙滩之上。但当时的理性神学家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危险。文艺复兴以来的两三百年间,使人们确信了思辨理性的力量,特别是在17 、18 世纪,由于自然科学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尤其是牛顿经典力学所导致的那一场科学革命,使人们滋生了一种理性的乐观主义精神,使人们深信科学、理性的力量,深信思辨理性可以伸展至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但理性的胜利也带来了理性的狂妄。在宗教领域的表现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思辨理性来论证上帝存在,并把宗教建筑在知识的基础之上;一是利用纯粹理性来批驳上帝。二者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实质都是迷信思辨理性的力量,以为思辨理性有能力审视宗教。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所要进行的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对思辨理性的能力进行批判,他在第一批判的第二版序言中就指出:“如果我不同时打掉思辨理性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妄自尊大,我就根本不可能承认上帝、自由和不朽,以便使我的理性有一个必要的实践应用……因此,我曾不得不抛弃知识,以便让信仰有个地盘;形而上学的独断论,即形而上学那种不对纯粹理性进行批判就盲目前进的偏见,乃是一切不信仰的真正源泉,不信仰是违反道德的,在任何时候都是极其独断的。” [11]康德通过对思辨理性的批判,通过区分“为我之物”与“自在之物”,现象界与本体界,最终清除了宗教的知识论基础,而这一工作主要是在第一批判中完成的。当我们把视角仅仅放在第一批判去理解康德的宗教哲学,而又无视康德在第一批判中的序言的一系列表白,认为康德是反宗教的,也许可以理解。因为康德在第一批判中对宗教的理性批判,还仅仅是他关于宗教合理性思考的第一步工作。或许有人会结合康德的第二批判和《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来理解康德在第一批判中的宗教态度,认为即使康德批判了宗教的知识论基础,限制了思辨理性对宗教的侵犯,但他还不是把宗教奠定在人的理性之上,即实践理性之上。假如这样批驳的话,那笔者也承认这一点,康德的确还是想把宗教奠定在人的理性之上,因经过启蒙运动洗礼后的康德,已深信并不是上帝需要人,而是人需要上帝,只不过这个需要并不是建立在思辨理性的需要之上(比如在洛克、莱布尼茨那里,就是把上帝建立在人的思辨理性需要之上的典型) ,而是建立在人的道德需要之上。“道德不可避免地导向宗教”。[12]不过,假如有人真的这么理解的话,反倒支持了我的观点,因我的立论之一就是不能单凭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对待传统神学的态度就断定康德是杀害上帝的刽子手,要对他进行判定还有待看康德接下来的工作, [13]毕竟要客观地理解部分离不开对整体的把握。
（原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