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宗教的迅速发展,是当今世界宗教领域的新动向、新特点。日本是世界新兴宗教运动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其发展之快、数量之多、人员之众、影响之广、活跃程度之高,都是首屈一指的。迄今,日本新兴宗教已经受了百余年的历史洗礼,其理念、信条、活动以及宗教信息直接进入社会生活,成为日本当代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际性的宗教事务中凸现出愈来愈引人瞩目的作用。
日本新兴宗教,概指19 世纪中叶至20 世纪后半叶,即德川幕府末期至二战后创建发展起来的教团,可基本梳理为佛教、神道教、基督教以及独立于三教之外的“诸教”四大体系。其共性在于:产生并活跃于社会转型的变动时期;植根于社会的中下层群众;适应了特殊时代大众在思想、心理和精神上的需求;不同程度地脱离了传统宗教的常轨,追求教义和仪礼的创新。
社会是宗教发生的基础,是宗教的载体。日本新兴宗教产生的根源也存在于外部的社会环境,其酿成与萌生、发展与演变,都和日本近现代进程的每一时期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带有深刻的时代印记。如果以1945 年日本战败为分水岭,前期,近代天皇制政府的政治性干预是制约新兴宗教消长的第一要素;战后,社会的经济状况、人们的价值取向与精神欲求则上升为左右新兴宗教兴衰的要因。
本文拟分五个时期,简论新兴宗教与日本社会变迁的应对与调适。
一、幕末维新时期的孕育与生成
幕末维新期是新兴宗教的草创期,正值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过渡、旧体制崩溃和新体制初成的重要转型期,所伴生的社会动荡与分化是新兴宗教萌生的温床。
首先,德川幕府的社会运行体制决定了新兴宗教的始发地在农村,农民是支撑新兴宗教的主体。在森严的等级身份制度的统治下,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他们被禁锢在土地上,没有迁徙的自由,没有足够的食粮,不得享用烟酒糖茶,不得居住超出身份的房屋,而只能以租佃为生,交纳高额的实物地租,承担沉重的赋税和残酷的劳役。对幕府而言,农民等同牛马,只是生产粮食和交纳年贡的“纳税机器”。加之,幕末歉收饥馑的频生,几乎把农民逼到了绝境。
明治维新以后,政治权力从幕府向天皇移让,确立了天皇主
其次,国家基本宗教政策的演变,框定了新兴宗教的生成形态。宗教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由相同信仰者聚集而成的社会力量。它既可能凝聚人心,稳定社会,也可以起到完全相反的作用。因而对于统治集团来说,如何把握、规定宗教的社会定式,便成为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面对佛教已有千余年的发展史、已和日本民族文化交互融摄的现实,德川幕府推出了由佛教统摄百姓信仰的“寺请制度”,授予寺院监管民众的权力,强制每户居民必须成为某一寺院的施主,居民必须持有寺院开具的信仰证明和身份证明,才具备合法身份。这一政策的实施,制约了德川时代佛教的总体走向:一是使佛教御用化,使具有“思想警察威力”的寺院长期充当了为幕府管理户籍的代行机构,沦为借以管束民众的工具,很大程度上造成民众与寺院的隔阂与对立。二是佛教对封建政权的依附,虽然换取了寺院经济和佛教制度的稳定,但也由此失去了自主与自立,学理教义带有明显的僵化和形式主义倾向,游离于民众的精神需求之外。三是佛教长期的特殊地位,使僧侣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滋生出仰仗官府权势的疏懒性情。他们不思进取,轻视教义与戒律的修持,只醉心于僧位僧官的角逐,以至僧风愈益凋敝。特别是大都市僧侣的腐败堕落尤甚，“寺前的大街成了花街柳巷,尼姑往往就是娼妇” [1]。幕府末期,佛教在民众心目中已完全丧失了威信,厌恶和抵触情绪迅速蔓延,构成明治初期“废佛毁释”风潮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出于强化天皇至上权威的需要而改弦更张,确立了神道国教化的基本国策,一手贬抑佛教,一手昂扬神道,推动了酝酿已久的“废佛毁释”思潮走向激化。大批僧侣被强制还俗,大量经卷毁于一旦,许多寺院成为废寺,残存下来的寺院也衰败凋零,佛教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境遇。
佛教从顶峰的跌落以及对精神生活全面控制的崩溃,归根到底是在社会转型期内外双重压力交相作用的结果。由于佛教长期作为德川政权的寄生物而存在,两者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使之在改朝换代时便成为受冲击对象而难逃衰落的命运。尽管佛教的有识之士从这一毁灭性的打击中警醒过来,开始顺应社会变动的先期探索,但在明治政府“扬神抑佛”方针的主导下,加之佛教自身的积弊日深,已很难再现昔日的辉煌。
与佛教沉沦衰败的颓势相对,明治以后的神道教呈明显上扬的态势,不仅从佛教的包容中脱离出来,并最终成为实质性国教。明治政府把神道教当作支持天皇神权以及控制国民精神的统制性宗教意识。一方面人为地把神道教抬高为国教,编造出“神社非宗教”的理论,宣布神社为“国家宗祀”,神职享受官员的待遇,给神社以国家财政的援助;另一方面通过行政手段和教育体系强制推行神道信仰,把敬神和参拜神社列为国民的义务。在国家权力的直接作用下,各地神社全部被统摄到天皇权威之下,神道教这一自然生成的民族宗教逐渐被扭曲为颂扬天皇统治、体现天皇专制意识形态的畸变的“国家宗教”,超然于宗教信仰和一般意义的宗教之上。国家神道体制作为一种宗教性的政治体制君临天下,构成近代天皇制国家权力的宗教基础,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概言之,伴随日本社会的转型以及国家基本宗教政策的调整改变,导致了佛教与神道教相背的发展路向,发生了德川时代佛教的实际国教地位让位于明治时期神道教的根本逆转。究其深层原因,则是统治集团为了保证新政治路线的顺利推行而把宗教作为一个可利用的手段。这一背景亦决定了新兴宗教初创期的现象形态,即早期诞生的新兴教团绝大多数属于神道体系,而佛教体系的新兴宗教只占极少数。
幕末维新期神道界的一个重要动向,是以人为中核的信仰团体即新兴宗教的脱颖而出。其萌生与发展在神道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打破了神道界自古以来神社神道一枝独秀的局面,使之既存形态分解为神社神道和教团神道两大部分。其次,改变了神道教自古以神社为依托的存在模式,首次以远离或脱离神社的教团面貌出现,形成有教祖、教义和独立组织建制的信仰团体,表现出与神社神道在生存状态上的根本差异。再次,在宗教实践上冲破了神道教历来以祭祀为中心的活动方式,注重在大众中传教,为沉寂的神道界增添了几分活力。从这些意义上说,神道新兴宗教的登场,意味着神道教宗教传统的一种变革,颇具个性化的新兴教团也可说是对“定于一尊”的神道教的“反叛”,推动神道教走上派系林立、思想纷繁的近代化发展之路。
由于神道新兴宗教缔造者的出身门第、文化水准、阶级属性以及群众基础不尽相同,教团之间表现出很大的相异性,可粗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素有“民众宗教”之称的新兴宗教,以天理教、金光教为代表。它们发生在德川末期自然经济濒临瓦解的农村,创始者和主体信众来自社会底层,教义以近代民众文化为基础,主要取自丰富的民俗信仰资源,并添加了崭新的民众接济理论,贴近嬗变期中下层民众的情感要求,尤在以农民为主的贫苦大众中发展迅速。
第二类指以灵山信仰为中核的新兴教团,如扶桑教、御岳教、实行教等。这些教团继承强化了以山岳崇拜为支点的民俗传统,忠实贯彻以登山求道为主的修行原则,尤以富士信仰和御岳信仰最具代表性。
第三类是以神理教、神习教、大成教、神道修成派为首的“惟神道系教团”。它们初创于明治初期,辉煌于明治中后期,教理体系未脱离神道神学轨迹,创教者和骨干成员中的儒学者、国学者的比例较高,较之大众文化更侧重对复古神道、国学和儒学的接纳,基本反映了神道界中上层人士对社会及人生的价值判断。
相对神道新兴宗教而言,佛教新兴宗教只有如来教、本门佛立宗、莲门教等个别教团存在。尽管所占的份额很小,但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却是不能抹杀的。产生年代最早的如来教,在新兴宗教发展史上起到了一定的开拓作用。莲门教在短短数十年内便从巅峰期的90 万人很快消失,除国家介入、教团内耗等重要因素外,还折射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尽管讲究巫术的宗教有它存在的依据和基础,但必然的东西不一定是积极的东西。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化和人们理性认知能力的提高,巫术的超自然幻影一定会破灭,以巫术为主的宗教迟早会退出历史舞台。
二、大正至昭和前期的发展与探索
大正至昭和前期(为了叙述方便,笔者把1925 —1936 年称为昭和前期) 可看作是日本新兴宗教发展的第二阶段。在此期间,新兴宗教从童年成长为青年,总体规模上有了突破性进展,教团数量有了显著增加,存在的根基也随之发生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改变了在民众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初创期曾广泛应用的巫术等非理性因素开始退居后位,并初步形成迄今新兴宗教神、佛、基诸教各系并立的格局。
应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新兴宗教是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多事之秋的社会状况犹如一把双刃剑,既为新兴宗教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也使它们受到政治思想文化专制的打压。
对于新兴宗教而言,来自国家的威胁主要有二:一是近代天皇制国家权力的挤压。以1928 年修改后的《治安维持法》出台为标志,进入了国家对宗教的严控期。被称为“战前的最大恶法”的《治安维持法》和旨在取缔对天皇、皇室、神社不恭敬者的“不敬罪”相并行,成为国家用来判定宗教的正与邪、进行干涉镇压的两大法律依据。二是国家神道体制的专制性。国家神道作为调节和支配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独占一统的宗教体制,严重压制了其他宗教独立的信仰取向,抑制了主体意识的个性发展。在凌驾于宗教信仰之上的国家神道面前,多元发展起来的各个宗教都降之为次位性的、服从性的,而新兴宗教则被看作是“低级宗教”、“类似宗教”、“淫祠宗教”等,带有异端色彩,处在内务省的监控之下,随时有被镇压取缔的危险。据日本《新宗教事典》所载,1920 年至1936 年,发生镇压新兴宗教的主要事件12起,涉及教团11 个。
长期笼罩在强权压迫阴影下的新兴宗教为求得生存空间,不得不屈从俯就天皇制国家权力及作为宗教表征的国家神道。它们忠实贯彻内务省指令,阉割自身传统,修改教义教典,增补符合国家神道的内容,供奉伊势神宫神符,开展颂扬天皇“圣德”的活动,试图以此证明和国体观念的“相适性”及对天皇政治的“有用价值”,从而导致主体教义的迷失。这再次说明宗教和赖以生存的社会间存在着许多内质上的联系,一个宗教的特色取决于它所处的时代特色。而且,即使是同一宗教组织也会随着社会风云的变幻不断改变自己,表现出不同时代下的不同外观。
三、战时体制下的磨难与停滞
1937 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通过极权主义政策,在国内建立起“国防国家体制”即法西斯体制,使自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仅有的一些现代文明被随之扼杀乃至完全泯灭,反映在宗教界,则是对宗教生活进行全面的集权统制。一方面,把国家神道推向极致,声称“惟神之道才是绝对之道,全体国民必须遵奉之,绝不允许有与之相违背或相抵触的说教存在”,要求任何宗教“必须和国体观念相融合,以培育国体观念和皇道精神为己任”。[2]各地神社被拔高到体现“建国大义”、“国体本义”的极端高度,称参拜神社不是信仰问题,而是“无选择余地的国民道德与义务”、“是爱国心和忠诚的表现”,灌输日本民族是“天孙民族”,负有通过实现“大东亚共荣圈”进而统治全世界的“天赋使命”,美化对外扩张是“普及天照大神神德和天皇圣德的民族圣战”。在这一年代,忠君爱国、敬神崇祖、灭私奉公、辅佐皇运等体现天皇与国家“一体至上”的国家主义思想,成为衡量道德的惟一标尺和人生的“第一美德”。国家神道在军事性和侵略性上的发展,暴露了其“极度好战乃过激国家主义、侵略主义之根源”的本质,在国家生活中只存在负面的作用。
另一方面,当局最大限度地扩充了对宗教的制裁权，《宗教团体法》、《治安维持法》及不敬罪成为战时最具威慑力的绞杀新兴宗教的法规,新兴宗教被升级定性为“弊端甚多、孕育危险、妨碍国家治安”,并视同“病原菌”,声称对它们要进行限制、禁止以至取缔,要在“未繁殖期予以根除”。[3]与之相应,当局投入相当的力量监视清查新兴宗教,对那些不肯顺应国策的教团采取“清障”手段。凡认为教理中含有不符合天皇制意识形态因素,或对战争持怀疑、消极态度或有这种趋向的教团,一律予以镇压。据资料统计,1935 年至1940 年间,被逮捕定罪的宗教人士达1480人,1939 年至1942 年有镇压宗教事件159 起,而且绝大多数发生在新兴宗教身上,甚至已得到公认的教团也逃脱不了被查禁的厄运。
可以说,战时法西斯统治是对近代新兴宗教运动的一种束缚、摧残乃至扼杀。一方面以其强制性和惟一性剥夺了新兴宗教的自主权利,造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局面;另一方面又以强化的“皇权意识”和“皇道精神”腐蚀、桎梏宗教,导致新兴宗教的异化,使之在一条服务于战时政治的非宗教轨道上运行。如果说,新兴宗教在幕末维新期呈现过勃勃向上的活力,在大正至昭和前期还有所发展的话,那么在战时,新兴宗教则发生了体制性的结构性的变化。它们面对咄咄逼人的法西斯统治,丧失了主张维护宗教自由的勇气与手段,被完全置于国体论和天皇绝对权威的支配之下。除极个别教团外,几乎所有新兴宗教都陷入了“谷底期”。造成这一态势的根本原因在于:“为了维护建立在非合理性基础上的天皇制政权的权威,而绝不允许有歧义教理的宗教团体存在。” [4]
四、战后时期的崛起与壮大
1945 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宣告了近代天皇制、法西斯军国主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同时也宣告了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彻底破产。伴随新的社会体制的诞生,新兴宗教日益展示出应对社会变迁的潜能,在社会条件、政治条件、思想条件和新兴宗教自身条件的相互作用下,逐渐成为日本宗教舞台上引人注目的风云角色。从整体而言,战后新兴宗教基本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至60 年代,可看作是新兴宗教复兴与竞相发展时期。一方是战时屡受压制的新兴教团很快走出低谷而渐入佳境,它们呼吸着信仰自由的新鲜空气,检讨变异的教理,重新寻找自我存在的价值,顺利转入全方位的发展阶段;另一方是新成立的教团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到1951 年,新兴宗教已从1947 年的207 个增加到702 个,经过择优汰劣的自然筛选,现不少教团已是号称数十万乃至百万人之众的庞大教团。
宗教发展的动力,不在于它自身的神圣光环,而是宗教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运动变化的结果。战后,日本新兴宗教之所以能在短期内迅速崛起,其要因是:
第一,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宣告了日本神化历史的终结和天皇制神话的破产。通过民主改革,很大程度上销蚀了“皇权神化”的意识,否定了天皇主权的原则,废弃了压制宗教的国家神道体制。新宪法和新宗教法规的实施,不仅为民主思想深入人心的“第二次文明开化”开启了大门,也营造出日本历史上最佳的“宗教市场”氛围,个人有选择或放弃宗教信仰的自由,宗教团体也得以在自主、自律的轨道上竞相发展。新兴宗教的勃兴正是对这一社会转型和新时代环境的回应。
第二,战后初期正是日本社会秩序失序的时代,特别是支撑人们非理性生活的精神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原来坚信的东西被击成齑粉,热中的东西化为乌有,根深蒂固的认知方式及价值观、道德观也被撕扯得支离破碎。面对灰暗的时局,人们深深感到人之命运被现实所蹂躏和被政治所主宰的绝望,而陷入难以排解的惘然无措、困惑彷徨的痛苦之中。当人们感到无所适从或缺乏心理支持的时候,往往会在精神需求上表现出“饥不择食”的倾向,而诉诸自我否定的非理性东西。新兴宗教用己所长,不仅成为人们对抗巨大精神冲击波的庇护所,也为人们在绝望中寻求新的信念提供了方便,满足了不同社会成员对自我新价值的探索愿望。
第三,战后日本社会的巨变,引发了传统宗教界从经济到体制乃至灵魂上的剧烈阵痛,所伴生的信仰危机则表明其亲和力的弱化及宗教威望的低落。尤其是神道教,由于国家神道的解体,使神社一下子失去皇权的保护和国家财力的支持,而降至民间的一个普通宗教。这种突变,无疑是一个最强劲的冲击波,不仅加速神社经济下跌到冰点,同时也把昔日人为的、强制性的对神社的崇拜与依附冲刷得荡然无存,反映出旧有政治体制的瓦解所引发的依附旧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失势。尽管这是暂时性的,但对于长期以来一直依靠神、佛二教维持社会秩序的日本来说,却意味着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以及旧价值观念崩溃所造成的精神空白。新兴宗教则利用这一空间,发挥应对社会变动以及契合人们心态的能力,实现了与之相应的突破。
第四,随着旧体制、旧观念的解体和破除,新体制、新观念的移植确立,对新兴宗教的评估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大众传媒的善意报道和客观介绍直线上升,不带偏见和倾向性的学术信息大量增加,理论界对新兴宗教社会功能的评价越来越实际,战前遗留下来的“新兴宗教= 邪教”的观念受到极大的冲击而日渐淡化,认为新兴宗教应和传统宗教享有同一权利、两者互补而不冲突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或认同。
五、当代新新宗教的勃兴
70 年代以后,原来的新兴宗教步入了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综合实力没有大幅升降。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更新的宗教团体,教名标新立异,教义光怪陆离,教祖声望日隆,教众趋之若骛,日本宗教学界统称为“新新宗教”,并相对幕末维新和战后两个时期的宗教热潮,概之为“第三次宗教热”。它的兴隆,表明信教人数没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减少,宗教的盛行和社会的经济水平、人们的知识结构之间,也不是此消彼长的简单关系,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现象。
一般来说,社会的动荡和人生价值取向的迷失而导致宗教热情的膨胀,是宗教的一个发展规律。具体到新新宗教在当代的兴隆,日本社会为之提供了两大主要条件:
一是神秘主义思想的回潮。当人类对许多自然现象不能解释或对许多社会现实无能为力的时候,超自然、超人类的东西就会成为人们心中的神话。70 年代以来存在于日本社会中一股不大不小的大众神秘主义文化思潮,就是这种不可知论的一个写照。不论是影视书刊等大众传媒,还是人们的消费意识与消费行为,都对命运学、心灵现象、占卜、符咒、超能力等表现出极大兴趣,相关出版物畅销不衰,影视收视率也居高不下。与神秘主义思潮相对应,则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口比率从过去的递减转为增势。许多人崇尚命运,把前途和未来归结于神秘力的必然驱使,求助所谓预测未来命运的载体。据日本有关部门调查,青少年中相信神佛灵魂、符咒驱魔、天国世界、讲究吉凶的比例逐年递增,到90 年代中期,这一比例达到50 % —60 %。从1999 年开始,一种叫“天国护照”的东西在青少年中流行开来。虽然其初衷是鼓励他们通过行善来实现人生愿望,却以“升天国”为许诺,正是利用了青少年的这种心态而成为一个现代时髦。
神秘主义在新新宗教的教义和教法上有双向的发展,以肯定人的灵性存在作为教义的主体,以开发提升人的灵能作为教法的力点,非理性的灵术侧面突出。几乎所有教主都利用人们崇尚权威的心理来神化自己,自称具有神赐能力的资质;重视产生神秘体验和奇迹的灵术,实施以教主和灵能者为媒介的灵能救济,灵修学已成为新新宗教研习的一个重点,盛行在恍惚朦胧状态下开发灵能与神通力的神秘行为。对此,有些日本学者把新新宗教称作“术的宗教”,言简意赅地道出新新宗教的共性。可见,新新宗教倡导的神秘主义修行投合了当代人们的这种心理和精神需求,两者有着某种同构的东西。
二是现代社会精神危机使然。新新宗教发生在日本当代的富足社会,长期困扰人们的“贫、病、争”三要素已退居后位,单纯的生存需要已成为历史,人们的生活意识、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都发生了巨变。在这一前提下,人们关注的问题开始从物质转变到人的本身,导致了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即从生存型、以物质需要为主向发展型、以精神需求为主的结构转变。但是正如日本学者所言,现今的日本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精神异常匮乏的“带引号的富足社会”,就是说,日益丰裕的物质生活和日见低落的精神境界存在着巨大落差。当人们面对隐藏在物质繁荣背后的诸多问题、矛盾与痛苦时,当人们面临选择或缺少作出抉择依据的参考架构时,很容易表现出人文素质的降低和心理素质的脆弱,而出现逃避现实的倾向,从而为新新宗教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人员。
新新宗教聚集着许多青年人,甚至一些高科技领域工作者也加入其中,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颇具示范作用,往往成为低知识层面群体的心理支持。这些年轻人虽然没有经受过父辈的苦难,但品尝到今日社会的喧嚣和泡沫经济的苦果。强调优胜劣汰、个人成就的激烈竞争,更使他们感到命运的不可捉摸以及社会巨大机械力对人之命运的制约,恐惧、不安、苦闷、孤独、迷茫等风险意识日益成为精神负荷。他们希望得到依靠自己力量得不到的东西,希望实现在社会中实现不了的自身价值,渴望找到一个能保护自己或能给予心理缺蚀补偿的团体。于是,新新宗教的非理性的东西或所标榜的关怀鼓励功能,在社会的反衬下更显出内聚力,吸引人们把信教作为调节理想、人生和现实矛盾的一个途径,反映出当代一些日本青年的深层心理病态。
从整体来看,新新宗教处于良性的发展态势,大多数教团能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一定的协调功能和平衡机制的作用。但不容否认,其内混杂着少数反主导文化、反人性、逆人类文明进步潮流而动的邪教组织。它们极力培植教主绝对至上的观念,大搞单向的盲目的教祖崇拜,利用支离破碎的迷信骗敛钱财,编造异端邪说蛊惑人心,实施近似恐怖的垂直领导和精神控制,乃至动用禁闭、暗杀等手段。奥姆真理教、法之华三法行、真理之友教会等就是极端事例,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已经引起日本政府的高度警觉,对其组织采取了严密的监控措施,对其首恶分子处以极刑,并制定了惩治一切不法宗教团体的新法规,拉开了全面封杀邪恶宗教组织的序幕。
最后,综观新兴宗教和日本近现代进程的关系,似可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日本新兴宗教不是飘忽于日本现实之外的世外王国,其产生与发展也不是偶然的、突发的,而是社会结构全方位变动使然,换言之,是和社会动荡的相遇与回应。新兴宗教发生成熟在日本传统社会解体、近现代进程主导着社会转型的时期,卷入了每个历史嬗变阶段,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经历了兴衰沉浮,而且其发展前景还将受到日本社会环境变化的制约与影响。
第二,在日本这样一个人种和语言单一、地理位置孤立的国度里,却具有多种宗教多元存在、新创教团层出不穷的显著特征。若追根寻源的话,它存在于日本文化的传统中。日本文化既有两千余年吸收中国文化经验的积累,也有通过明治维新和战后民主改革培植起来的开放意识,造就了日本人包容诸多文化模式的深层心态特征。尤其在社会结构与文化体系日益开放、价值观念日趋多维的现代社会,人们对宗教的认知,更容易从心理到行为采取宽容随和的态度,客观上为新兴宗教的发展打造出适宜的人文气候。
第三,日本新兴宗教作为近代民众思想运动的一环,扎根于本土文化,是其生长点之一。新兴宗教具有适应性与灵活性强的特点。它以社会上广泛存在的文化形态为素材,从中汲取有用的东西,发掘被忽略的成分,在继承与更张的过程中使教理体系日臻完整成型。因此,人们在新兴宗教群体中很难找到教义教法纯粹的组织,几乎都表现为主体教义和其他多种要素的融合。可以说,具有悠久历史的日本本土文化为之提供了广博而丰富的营养源,而新兴宗教又是日本社会生活多样化、文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曲折反映。第四,日本新兴宗教是作为民众的自发运动而发生发展的,无论是在祸乱不止的岁月,还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慨叹人生的无常和企图到宗教中寻找出路的观念,会有很大市场。新兴宗教举着现世救济、民众救济的大旗,用“新的观念”解释世界与社会,把普通百姓对最佳生存环境、物质状态和精神境界的向往一并吸纳到教义中来,因而对不同社会成员的多方需求起到一定的代偿作用。而且,由于新兴宗教的教理质朴自然,教化手段生动活泼,修行方式平易简单,很容易使社会各色人等在参透人生的探索中找到自己命运的归宿,这正是日本新兴宗教内在优势之一。
（原载《日本学刊》2002年第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