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离楼上》云：“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者，实也。朱舜水以此实学作为人之本、修学之旨、治世之道，而德贯天人、学极经世、真希世人也。舜水一生特色，以“实”字标宗，故本文以“实学”为题，阐述朱舜水的实学思想及其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一
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兴，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学者称舜
他一生经历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 睨绝仕途，抱志经世
朱舜水最初跟随同乡李契玄求学，后来又随吏部左侍郎朱永佑及东阁大学士兼吏户工三部尚书张肯堂、礼部尚书吴钟峦研究古学，尤擅长《诗》、《书》。因为他天资聪明，学业颇有成就。三十九岁时，他就从南京松江府儒学生考取恩贡生。考官吴钟峦对他特别赏识，称为开国以来“文武全才第一名”[2]。但朱舜水不把治学及第作为仕途晋升的阶梯，他认为“士惟在有为耳，不在官职之大小崇卑也”[3]。他立经济之志，企图用所学的知识造福于社会。但见“国事日非，世道日坏”，他感时伤事，决定弃绝仕进，隐居田园。他说：“仆幼学之时，固有用行之志。逮夫弱冠不偶，彼时时事大非，既有退耕之心。”[4] 封建社会的衰败以及官僚制度的腐朽，使他逐渐产生了推出科举考试的想法。他四十岁时已下决心不去作官，但是无奈仕宦门第的家庭惜他器度不凡、可以大用，于是每逢考试，他不得不参加，却“徒作游戏了事而已”[5]。舜水会对妻子讲：“我若第一进士，作一县令，初年必逮系；次年三年，百姓诵德，上官称誉，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获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浅衷激烈，不能隐忍含弘，故绝忠志于上进耳。”[6] 这表明他对于明末的科举制度已深恶痛绝。认为“明朝以制义举士，初时功令犹严，后来数十年间，大失祖宗设科本旨。主司以时文得官，典试以时文取士，竞标新艳，何取渊源。父之训子，师之教弟，猎采词华，埋头咕吡，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穹年皓首，惟以剽窃为工，辍取青紫为志，谁复知读书之义哉！既而不知读书，则奔競门开，廉耻道丧官以钱得，政以贿成，岂复识忠君爱国，出治临民！”[7] 这是朱舜水对明末追逐利禄，热衷仕宦的科举风气的斥责。事实上，明末的科举制度已经变成争夺功名利禄的工具，光宗耀祖的进身之阶。“以八股为文章，非文章也。志在利禄，不过借此干进。彼尚知任意礼智为何物？不过钩深棘远，图中试官已耳，非真学问也。”[8] 朱舜水对这样的科举制，睥睨文学游戏，不是真学问。他不求功名利禄，而热衷于关心社会民生。舜水经常对人讲：“世俗之人以加官进禄为悦，贤人君子以得行言其为悦。言行，道自行也。盖世俗之情，智周一身及其子孙。官高则身荣，禄后则为子孙数世之利，其願如是止矣。大人君子包天下以为量。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唯恐民生之不遂。至于一身之荣瘁，禄食之厚薄，则漠不关心，故惟以得行其道为悦。”[9] 这就是朱舜水的治学目的——以经世致用为治学根本，以至忧国忧民忧天下。这种立志济世的践行之学就是诚。用《大学》的话来解释则是：济世以修身为本，修身以诚意为要。
（二） 奋鳞东海，乞师复明
朱舜水作为明清嬗代之际的一位爱国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气节和情操。为了匡复明室，驱逐满清，他曾三赴安南（越南）、五渡日本、奔走于厦门、舟山之间，效申包胥借兵复楚之举，向日本乞师复。耿耿忠心，一腔至诚。
弘光隆武元年（1645年）五月，清兵攻陷南京，福王出走，方国安、马士英、阮大铖投降清军。福王败亡后，明室产生了两个领导力量，即唐王（朱聿键）政权和鲁王（朱以海）政权。不久，清兵攻取福建，杀了唐王。此时，鲁王率领部下进占南澳岛，然后攻取了舟山群岛。这时候，朱舜水曾几次往返于日本与舟山之间。他之所以屡次去日本，是想借日本援兵资助舟山守将、兵部左侍郎王翊，以恢复中原。鲁王监国五年、清顺治七年（1650年），朱舜水以五十一岁高龄又一次漂浮东海去日本，不料被清兵发现。清军白刃合围，逼迫他髡发投降，但他谈笑自若、毫不惧怕，誓死不降，表现出了明末志士忠贞不渝、视死如归的情操。同舟刘文高等人被他的义烈感动，驾舟将他送回舟山。
次年，五十二岁的朱舜水又去日本，以后又由日本到安南。当他正要从安南返回舟山时，舟山和四明山寨都被清兵攻陷了。鲁王走避厦门，舜水的最好师友王翊、朱永佑、吴钟峦等人，也都先后为国殉节。尤以王翊死事惨烈，足以表现名族气节。据全谢山《诘埼亭集•王公墓碑》记载：王翊，字完勳，浙江慈溪人，徒居余姚。监国二年，他聚兵结寨以屯，蔓延四明八百里，其实颇大。舜水个王翊深相缔结，两人经常密商恢复明室的方策。由此，舜水视王翊平生唯一知友。监国六年，清顺治八年（1651年）七月，王翊在清军围寨数月后，顽强抵抗，最终被清军所执。他被擒后，在狱中每日从容束幘，掠鬓修容。临死前写绝命诗云：“平生中愤血，飞溅于群卤”。书毕，引笔掷向清帅面孔，仰天大笑：“我要叫你们见识见识汉官的威仪”。清军因怀恨他的积年顽强，许多人集合起来，用乱箭将他射死。但他至死也挺立胸膛，面不改色，壮烈牺牲。王翊殉节那天，正好是旧历中秋节。消息传来，舜水大为悲痛。他说：“中秋为知友王侍郎完节日，残遇柴市，烈倍文山。仆至其时，备怀伤感，终身逐废此令节。”[10] 还说：“十五日为知友王侍郎殉忠之日，此日不喜接见一客，亦不至于谈笑。”[11] 舜水对亡友的真挚缅怀，表示了他对大明王朝的赤胆精诚和抗清复明的决心。
急于早日回国尽忠报效的朱舜水，终于在永利十一年、清顺治十四年（1675年）正月，等来了日本船，准备乘船渡海归国。但不料在二月遭安南供役之难，被压五十余日，与死为邻。是年舜水已五十八岁，为铭记这段年老之难，他逐日记有日记，并取“庶人召之役则往役”之义，名所记曰《安南供役记事》。
安南之难的历史经过是：朱舜水滞留于安南时，恰逢安南国王需要识字的人供书记之役，有人推荐他，府吏便把他捉到官府，面试作诗写字。舜水不肯作诗，只写到：“朱之瑜，浙江余姚人，南直松江籍。因中国折柱缺维，天倾日丧，不甘矱发从掳，逃避贵邦，至今一十二年。弃捐坟墓妻子，虏氛未减，国族难贵。溃耄忧焚，作诗无取。所供是实。”[12] 府吏把他拘囚起来，严密监视。数日后，安南国王在外营砂召见他，舜水不肯下拜异邦国王，激怒了国王和文武大臣。第二天又召见他，这次满朝文武大臣尽集，另有数千人持刀环立，一派杀气腾腾。面对这些，舜水毫无惧色，徐徐步入。差官命他拜，舜水不拜；又写一“拜”字命他拜，舜水于“拜”字上添一“不”字，仍不肯拜；最后差官牵袖按令他拜，他挥而脱之还是不肯下拜。国王大怒，一定要杀他。同行的人也都劝他拜。舜水却说，前天从会安来的时候，已经同亲友作过死别了。今日我为遵守明朝理解而死，毫无遗憾。我死后，如何收尸，乞题曰“明徴君朱某之墓”。安南国王天天派人在舜水寓所附件杀人，先枭其首，再将其骨头剁碎、抛撒满地，招致鸟鸢犬豕竞来就食，以此恐吓他。但舜水绝不被威迫所屈，始终不拜。威逼不成，又施利诱。安南王请舜水在安南作官，并以“太公佐周而周王，陈平在汉而汉兴”相诱。舜水坚辞不就，至书安南国王说：“瑜徒以天祸明室，遁逃贵邦，苟全性命，别无他图。如日中华丧乱，逐欲委质于贵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大王不以无礼诛之，而复以此伤义士之志，是犹与于杀之矣。”[13] 忠心赤胆，豁然纸上。安南王仍不甘心，又派人却说舜水，要为他接取家眷，营造府邸。对此，舜水答曰：“去家十三年，绝无婢妾，何有家眷？瑜役毕告归，比不留此，甲第何为？”[14] 铿锵之语，表达了舜水作为大明遗民，定要返回故国的决心。最后，安南王又派人写一“确”字，探问他的意思。朱舜水作《坚确赋》回报安南王，以表自己坚贞的志操。
朱舜水在安南的遭遇，证明了他不愧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生当民族危难之秋，却保持了海外赤子之心。这诚如他自己所说：“仆事事不如人，独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无愧于古圣先贤万分之一。一身亲临之事，固与士子纸上空谈者异也。”[15] 他在安南的遭遇反应了他言行一致、坚贞不屈、精诚无伪、壁立千仞的人品。为此，梁启超称赞他：“先生方正强毅，镇静温厚，诸美德皆一一变现，实全人格之一象征也。”[16]
由于屡受挫折，朱舜水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但他抗清的意志致死不衰，复明的决心始终不变，他继续奔走海上。永利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五月，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郑成功和兵部侍郎张煌言会师北伐。六十岁的朱舜水应郑成功的邀请，参加了这次战役。收复瓜州，攻克镇江，他都是亲临行阵。但这次行动最终遭到了失败。舜水衡量当时的局势，不禁浮起了一个悲壮的观念：声势不可敌，失地不可复，与其在内地做异族的奴隶牛马，不如跳海全节，以保存民族正气。于是，他学鲁仲连不帝秦的精神，东渡日本，留居长崎。
朱舜水定居日本后，每日向南而泣血，背北而切齿。正如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所描述的那样：
海外遗民意不归，老来东望泪频挥，
终身耻事与朝栗，更腾西山赋采薇。
遭逢“阳九之厄”的朱舜水，为恢复明朝的一统江山，冷静地回顾和研讨明亡的历史教训，并在六十二岁时，即明亡后的第十七年，写下了著名的《中原阳九述略》。
朱舜水从六十岁起流寓日本讲学，一直到八十三岁去世为止，前后二十三年时间，早就了无数日本学生，“与日本近代文化极有关系”[17]。
（原载《朱舜水书信展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2年3月。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