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石门心学在日本的先行研究者中,石川谦可称第一代研究者。石川谦所著的《石门心学史研究》是梅岩思想研究者的必读书。石川谦认为,梅岩的“由形之心”指明了商人与他人虽然职业不同,但作为人的价值与士农工是平等的,这表明了梅岩思想的独创性与独自。同时“由形之心”的理论主张士农工商各有其道,应诚实履道,其结果是承认了封建的世袭身份制,这是梅岩思想的局限所在。[1]第二代研究者的代表有柴田实、竹中靖一等。柴田实对石门心学的基础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上下两卷的《石田梅岩全集》经柴田实的整理与注释, 1956年由清文堂出版社出版,成为石门心学研究者们必读的基本资料。而竹中靖一的《石门心学的经济思想》一书则从经济史学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石门心学中所包含的经济思想,竹中认为,石门心学经济思想的意义在于使人们常怀感恩报谢的心情去自觉认同自己的“分”,使人们安于职份,在自己职份的基础上知足常乐,因此,感恩的世界是“分”的经济学得以成立的基础。[2]石门心学研究的第一、二代学者,活跃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他们在原始资料中钩沉爬剔,考证研究,但大多受时代、政治及个人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不是过于肯定或夸大梅岩及石门心学思想的作用,便是过于否定或贬低梅岩及石门心学思想的作用[3] 。
石门心学研究的第三代学者活跃在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是日本思想史或经济史研究领域中颇有建树的学者专家。二战的失败,导致战后日本学术界否定日本固有的神道思想,反对传统日本文化的学风,对石门心学也出现了攻击排斥的风潮,由此,第三代研究者呼吁学术界对石门心学思想给予公正的评价。其中,逆井孝仁在“通俗道德的思想构造”[4]等文中,从经济史及经营史的角度对石门心学思想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梅岩在重农抑商的政策下,能够以武士们所信奉的儒学思想,阐述士农工商各自“职分”(职业本份)的具体性与特殊性,在日本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今井淳在“石田梅岩的‘形’与‘心’”[5]一文中,对石田梅岩思想的特异性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梅岩的“形即心”思想一方面要求士农工商应该无私地履行天赋予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对现实身份制也给予了肯定,由此彻底分离了政治秩序与个人内心两个世界,并对后者给予了倾斜,这便是石田梅岩思想的独特所在。而山本真功的“万事随物之法——石田梅岩试论”[6]一文,可以说是有关石门心学思想研究的第四代成果。山本提出了与上述两代研究者不同的观点,即认为应重视石田梅岩“汝不对万物,何以生心”[7] ,即主张心映万物的思想,他认为,梅岩的这种“汝不对万物,何以生心”的思想不仅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还含有变革的契机,带有反体制的倾向,只不过梅岩后来的门人弟子们没有悟出而已。而他的这种论点得到了研究者的肯定。
国外对石门心学思想研究最著名的是美国学者罗伯特·N·贝拉,他的《日本的近代化与宗教伦理》[8] (Tokugawa Religion - The Values of Preindustrial Japan)一书在日本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和好评。[9]贝拉认为,梅岩所强调的忠诚、孝行、无私及献身职业劳动的观念,对日本近代社会产业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中国的石门心学思想研究状况
中国对日本江户时代的思想家及儒学者的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的朱谦之始,继有80年代王守华、卞崇道, 90年代王家骅等,研究硕果累累,但是,对于在江户时代给庶民伦理道德思想以极大影响的石门心学思想的研究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与江户时代其他思想家相比,梅岩的著作很少。除《都鄙问答》与《齐家论》外, 包括《石田先生语录》及《石田先生事迹》等门人弟子后来编辑的著作在内,也不过只是《石田梅岩全集》上下两卷而已。第一手资料的不足使石门心学的存在未能引起中国研究者的重视。第二,梅岩以人的“心之修养”为中心,提倡以“正直”与“俭约”为方法的实践道德论,重视实践,但有关世界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哲学理论相对较少,其有关哲学思想的逻辑也不甚严谨,因此,整体的系统性便显得有些薄弱。而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广为传阅的永田广志的《日本哲学思想史》也认为石门心学是通俗的、低级的理论思想。因此,石门心学思想的研究价值未能引起中国研究者的充分重视。第三,梅岩的弟子多为普通的商家町人或农民,故其著作与讲义涉及日常生活的世俗内容较多。且梅岩死后,石门心学的传播方式及内容发生变化,走向更加世俗的道路,思想性的深度也随之减弱。
随着中国对日本研究的深入, 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有关石门心学思想研究的成果。王家骅的《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与王中田的《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对石田梅岩思想皆有所涉及,前者认为石门心学是通俗的、低级的理论思想,而后者认为石门心学阐述了町人阶层的思想观念,创立了町人伦理道德,其历史功绩和意义相当突出。二者或是赞同永田广志的观点,或是反对,严格说来尚不属石门心学的专门研究。李甦平发表的《中日心学比较——王阳明与石田梅岩的思想比较》(《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3期) ,是中国学界第一篇有关石田梅岩研究的专门论文。李甦平在心学根据、心学范畴等方面对王阳明与石田梅岩的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论述了中日两国心学对各自国家历史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作为中国学界研究石门心学思想的第一篇论文,李甦平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1997年,笔者提交了《石田梅岩与陆象山思想比较研究》博士论文, 1999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笔者对石门心学的始祖石田梅岩与陆王心学的创始人陆象山的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试图从基本思想结构、经济思想及社会功能等方面的比较研究中探讨中日心学的异同及特点。作为深受孟子思想影响的象山与梅岩在世界本体论、心性论和学问观及方法论等方面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二者死后,后人对其思想的发展却大为不同。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象山思想未能走出学术思想的圈子,而石门心学却发展成为现实的社会思想运动。
上述著作和论文虽然对石田梅岩及石门心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在中国学界的影响仍很有限。1998年,罗伯特·N·贝拉的著作由三联书店以《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一名出版,引起了中国学界的注目与好评。如前所述,贝拉认为梅岩思想为日本近代社会产业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而这种积极的评价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反响。
1998年至2002年,笔者所收集到的发表在中国核心刊物上有关论及石门心学的研究论文大概有40余篇。其中专门论及石门心学的有2篇。其余大部分是有关日本儒学、日本文化、日本商业伦理观、日本传统伦理观领域的研究论文,而有关石田梅岩的论述则很少。它们所据的参考资料,大多是前述的永田广志及贝拉等在国内已发表的论文和著作。这些论文的主要观点如下。石门心学思想承认商人利润的正当性,由此表现了经济理性,而强调利润与道德的两立,又表现了对经营理念的重视。这样的江户经济遗产对明治社会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10] 。石田梅岩强调商人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从而激发了商人的自信与自觉,对江户时代的价值观念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梅岩的著作作为日本经营者的经典至今起重要作用[11] 。石田梅岩否定儒学伦理的重义轻利观念,强调商人营利的正当性,构筑了与中国明显不同的价值取向——重契约关系的功利主义道德思想体系[12] 。石田梅岩的思想是日本资本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代表着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追求,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13] ,等等。
作为专门研究的论文,有叶坦的“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哲学研究》1998年第4期)一文与淳于森泠、赵泽洪、李忠荣三人合著的“日本现代职业观念形成的历史渊源——石田梅岩及其心学运动”(《重庆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一文。另外,刘金才的《町人伦理思想研究——日本近代化动因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一书中有关石门心学思想的论述也占重要篇幅。这些研究,对于石田梅岩的商人伦理思想在日本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皆给予很高的评价,具体的分析将在后文展开。
以上对中国有关石门心学思想研究的状况进行了简单的论述。笔者认为,其中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是资料的不足。除部分研究者以外,大部分中国研究者受条件所限,难以接触到石田梅岩的原著《石田梅岩全集》,更谈不上石门心学研究的必读书——石川谦的《石门心学史研究》。因此,主要借助二手资料的研究难免如蜻蜓点水,不能深入系统。其次,因此,部分研究者受语言所限,不能直接阅读日文原著,使自己的研究不得不依靠中文版的二手资料,研究显得滞后。如何能够直接而迅速地了解、利用日本及海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显得尤其重要。
三、有关石门心学思想研究中存在的尚未解决的课题
如上所述,受诸多条件的制约,学术界对石田梅岩及石门心学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还存在以下尚未解决的课题。
第一,在中日心学思想比较领域,尚存在有待解决的研究课题。关于石田梅岩的思想根源,日本学界一直探索至今,中国学界也众说纷纭。将梅岩思想归于朱子学派的研究者,其主要依据是:在《石田先生语录》中多次出现“朱子”、“程子”等人的名字,《石田先生事迹》中还有关于《太极图说》、《近思录》、《性理字义》的记载等,持这种观点的日本研究者有岩内诚一、高桥俊乘等。国内学界李甦平在其论文《中日心学比较——王阳明与石田梅岩的思想比较》与专著《石田梅岩》(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1998)中也认为石田梅岩的思想主要来自朱子学。而将梅岩思想归于阳明学派的研究者认为,阳明学被称为“心学”,梅岩思想也被称为石门“心学”,二者皆是“心学”。中江藤树(1608 - 1648) [14]为日本阳明学派的鼻祖,其《翁问答》是日本近世社会的通俗教化书,石门心学的道话读本则受了《翁问答》的影响;而且,二者思想有许多类似的地方。持上述观点的研究者有大川周明、泷本诚一等。
笔者认为,欲解明石田梅岩的思想来源,应该从梅岩的自身思想中寻求依据。石田梅岩在思想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各学派、各宗教的思想,当然也受了朱子学派的影响,但并不能说朱子学是梅岩思想的主要来源。虽然石田梅岩后来的门人上河淇水为了将心学运动推广到社会,曾极力宣扬石门心学属于朱子学派,但是梅岩本人生前并没有说自己的思想来源于朱子学。所以,对石门心学思想的深入研究应该建立在多层次、多领域的比较研究之上。中日心学比较研究不仅包括石门心学与阳明心学、石门心学与陆王心学的研究,也包括石门心学与象山心学的研究。通过中日心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以探讨中日心学思想内部的关系。笔者在《石田梅岩与陆象山思想比较研究》一书中对二者的思想构造进行了考察,认为二者在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及认识论方面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通过多层次、多方面的比较研究,能够解明中日心学的异同与相互关系。
第二,对中日两国心学的不同特点、中日心学在各自国家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考察研究尚显不足。陆王心学作为士人阶级的理论,形成初期时风靡一时,但受统治阶级的排斥,一直未能脱出学术思想的范围。虽然后来启迪了一批与正统朱子学相对的提倡“异说”的思想家,影响了近代进步思想家,但它未能对中国前近代社会发展起到更大的作用。与此不同的是,石门心学作为日本近世庶民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下层的农工商阶层提供了简单易行的伦理道德标准,对日本思想史、日本教育史、日本经济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对石门心学在日本前近代社会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的研究,正是中国研究者最关心、涉及最多的一点。中日心学在形成初期具有很多共同点,最终却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中日心学后来的差异是怎样产生的? 其社会功能的不同给社会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第三,对中日经济思想史的比较研究及中日两国前近代商人伦理思想的比较研究,也是未来石门心学研究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中国的商业,到南宋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甚至出现了纸币,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空前活跃,还形成了徽商、晋商等商人集团,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一直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可以称得上阶级的商人阶级,也未能形成石门心学那样的“商人道”思想理论体系。与中国商人相比,日本的商人经过镰仓、室町时代的磨练,到江户时代已颇具经济实力,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有力阶层。然而受日本世袭制与身份制的影响,商人虽然拥有经济地位却没有政治地位。商人阶级亟需在思想理论方面为自己的存在和意义寻求根据,应时代的要求形成了以民众为基础的“商人道”伦理道德思想,并迅速渗透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发展成社会思想运动。通过对日本独特的“商人道”思想及商人阶级的研究,进行中日两国商人阶级的比较研究,可以探讨中日两国的商人与商人伦理思想对两国社会发展产生的作用。
前述叶坦的论文认为,梅岩将儒家学说与经济合理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宗教伦理思想,石门心学是德川时代对于一般大众的道德产生最大影响的思潮之一,作为容易受到西欧化和产业革命影响的都市运动,其对现代化的影响值得研究。淳于森泠等人的论文认为,石田梅岩改变了儒家以职业论卑贱的传统观念,建立了适应社会化生产的职业观念,被视为创造现代日本不可缺少的人物,推及到全国的石门心学运动,对日本工业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刘金才从日本近代化动因新论的角度出发,考察了石田,梅岩等思想家的商人理论对儒家伦理的扬弃,并认为町人伦理思想才是启蒙资本主义思想、促进商业资本发展、催生近代资本主义的最主要驱动力。
可以说,梅岩独特的“商人道”思想不仅为近世日本商人树立了商人伦理道德,对商人的职业道德进行了约束,对日本近世社会商品经济的规范化发展起了某些积极的作用。可贵的是,在当代日本企业界,梅岩的“商人道”思想对一些企业界人士依然具有道德约束力,而企业界人士也不断有论述梅岩经济思想的著述问世。他们普遍认为,梅岩有关经济思想的理论,特别是有关商人诚实取利“彼立我立”的“商人道”思想,及有关商人的“正直”与“俭约”思想至今仍然对日本商界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石门心学史研究》,岩波书店, 1935。
[2]《石门心学的经济思想》,米涅瓦书房, 1968。
[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军国主义与国粹主义的影响,日本学术界出现了一批强调日本固有神道精神、夸大日本固有思想、美化日本固有传统的学者。而二战结束后,在日本学术界又出现了否认日本国粹主义、反对传统的日本文化的学风,也出现了“攻击心学”、“排斥心学”的风潮。
[4][5]古田绍钦、今井淳:《石田梅岩的思想》,鹈鹕社, 1979年。
[6]《武藏大学人文学会杂志》24卷, 1994年。
[7]《都鄙问答》,《石田梅岩全集》上卷, 105页。
[8]RoberN. Beiiah, 1957年,贝拉出版了Tokugawa Religion - The Values of Pre Industrial Japan一书, 1962年,在日本翻译出版。
[9]虽然是日本国外的研究成果,因其影响主要体现在日本,所以本文暂且将此研究归纳在本节。
[10]车维汉:《日本江户经济遗产对明治经济发展的贡献》,《日本学刊》2001年3期。
[11]夏春玉、王杨:《日本江户时代的社会特征与企业经营》,《日本研究》1999年1期。
[12]徐吉鹏:《传统伦理在日本现代化中的命运》,《传统与文明》2001年4期;赵迅:《近代中日宪政追求“同途殊归”原因探析》,《湘潭论坛》2001年5期。
[13]王中田:《日本文化发展的反思》,《日本学刊》2002年2期。
[14]江户时代初期儒学者,倡导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日本阳明学派鼻祖。著作有《孝经启蒙》、《翁问答》等。
（原载《哲学动态》2005年第5期。录入编辑：神秘岛）
